百年战争的结果，是使一个似乎日暮西山的王国东山再起，法兰西解决了英国人的问题，但他们离真正统一还有一段距离，因为地方贵族的力量还很强大，而且宗教也成为阻碍这个国家统一的因素。
第一节 教皇特准杀死科里尼
从16世纪早期开始，法国国内的宗教领域兴起了体现新时代精神的革命浪潮。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由于它的宗教教义、教阶制度和各种繁杂的宗教礼仪都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新的宗教。
最早传入法国的新教是路德教。16世纪20年代在法国已有不少路德教徒。但后来法国绝大部分新教徒信奉加尔文教。
加尔文早年曾在法国求学。1533年改宗新教。次年因法国政府迫害而由巴黎避居瑞士。之后在瑞士发动宗教改革，实行政教合一，建立了由长老和执事管理的共和制教会组织。他的著作《基督教原理》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他认为，人是否得到拯救不靠“圣功”，不靠教会；上帝只拯救“选民”，所谓“选民”可以指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
加尔文教也称为“胡格诺派”，它的观点反映了激进资产阶级的要求，深得法国中下层资产阶级的拥护。它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分子，但南部的少数大贵族也参加了胡格诺派，利用加尔文教共和制的组织形式与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相对抗，胡格诺派力量发展很快，到1562年新教徒团体约有2000多个，分布法国各地，其信徒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可能包括大概近一半的法国贵族和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
在法国，教会的统一也就是政治的统一。但是新教一直被作为异端而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自法兰西斯一世起，历代国王都对新教采取镇压政策，尤其从16世纪30年代起，这种迫害愈加残酷。1547年亨利二世时期，在巴黎高等法院专门设立一个法庭，用以迫害新教徒，人称“火焰法庭”。
围绕着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到16世纪中叶形成三大营垒：以大贵族吉斯公爵等人为首的天主教阵营，主要集中于北部、东部；以波旁家族、孔代家族和将军克里尼等人为首的新教阵营，其主要力量集中于西部、西南部；以宫廷首相洛比塔尔为首的一些宫廷贵族和不满于吉斯家族的天主教贵族，被称为“政治家派别”。
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此时已蜕变为封建贵族争权夺利的宗教战争。1562年3月，法国天主教势力领导人物吉斯公爵在一个叫瓦西的村庄停留，他在一所教堂望弥撒，他的随从与新教胡格诺派教徒发生冲突，新教徒以石块还击，一块石头打到吉斯公爵，他的随从杀入新教徒中，造成百余人的伤亡。
新教徒立即进行反抗，孔代率兵占领奥尔良，宗教战争爆发，被称为“胡格诺战争”。双方的血腥厮杀进行了30年，期间酿造了无数的鲜血与亡魂。比如吉斯公爵在1562年占领卢昂后，掠夺整个城市，不分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均遭劫掠杀害。让人们怀疑这场战争真的是所谓的“宗教战争”吗？而王室在皇太后凯萨琳的带领下左右摇摆。
1572年8月22日，新教领袖安东尼之子、那瓦尔王子亨利与公主玛格丽特结婚，大批新教徒奔赴巴黎。8月24日夜（圣巴托罗缪节），在皇太后凯萨琳和国王查理九世的纵容下，吉斯家族的亨利率天主教徒关闭巴黎全城，以教堂钟声为号，开始了对新教徒的大肆屠杀。
他们冲入胡格诺派领袖克里尼的家中，残忍地杀死他后又分尸，在屠杀进行时，皇太后凯萨琳一度下令停止。而吉斯家族的回答是太迟了。于是，屠杀迅速升级，甚至变成一种狂欢。
胡格诺派教徒和家属被人拖到街上杀死，住在卢浮宫的胡格诺贵族和官员被召唤到庭院被一一杀死。随后一切失控，无数谋杀上演，商人杀死竞争对手，长者被意图夺家产的后辈
杀死，变心的男女杀死他们的伴侣，只要说被杀者是胡格诺教徒便可。法律与秩序荡然无存，作奸犯科者肆意妄为。一夜之间有2000～5000新教徒被杀害，史称“圣巴托罗缪惨案”。随后，全国不少城市竞相效尤，大约有2万新教徒死于屠刀之下。
作为天主教一派的支持者，西班牙大使也无法漠视眼前地狱般的景象，他在一份报告中说：“他们正在把新教徒彻底杀光、剥光……即使孩子也不放过，上帝呀，可怜可怜他们吧！”里昂等地的天主教徒斥责屠杀行径，当地士兵拒绝执行屠杀命令。
然而，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良知，宗教蒙蔽了理性，屠杀的消息传到罗马，洛林主教欣喜若狂，赏赐报告者1000银币，而教皇格列哥里十三世召开盛大的感恩弥撒，感谢“这次对于基督子民的恩赐”，他还命令一位画家画一幅大屠杀图，刻上“教皇特准杀死科里尼”的字样。
由于妻子的保护，亨利在被迫宣布放弃新教信仰改信天主教之后得以幸免，但被施以软禁。而国王查理九世在此后的日子里过得并不轻松，他总是看到那些被屠杀的胡格诺教徒，他经常大喊：“溅血啦！残杀啦！我就是听信谗言！上帝啊！饶恕我吧！”不久他便郁郁而终，时年不足24岁。
1574年查理九世死后，王弟亨利继位，称亨利三世，但这位天主教国王与天主教贵族首领吉斯公爵（“圣巴托罗缪之夜”的直接实施者）之间矛盾不断，因而开始对新教徒采取怀柔政策，而那位被软禁的那瓦尔王子亨利借机于1576年逃出巴黎，并否认接受了天主教信仰，重新成为法国新教徒的领袖。
第二节 为了巴黎而做弥撒是值得的
1589年8月1日，亨利三世被刺身亡。这一事件险些造成了法兰西的崩溃，因为这位国王指令由那瓦尔王子亨利继位，成为亨利四世。但天主教派拒不承认这位新教徒国王，三分之二的法国人坚决反对他成为国王。此时的法国已经民生凋敝，人怨沸腾，而内战仍在继续。
虽然身处弱势，但亨利四世仍然坚定地向巴黎进军，他的英勇成为部队的旗帜，在伊里夫大战中，他在头盔上插了一根白羽毛，他对部下说：“……如果你们失去了军旗，就以我头盔上的白羽毛为准——你会发现它永远在荣耀的道路上迈进，我希望我们旗开得胜。”他的英勇使他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一些天主教军中的瑞士兵向他投诚。
随着节节胜利，亨利四世兵围巴黎。而在城里，武装起来的僧侣们手持火枪和十字架，身披护胸甲，在城里游行。1590年6月，高等法院、宫廷高级官吏和城市公民，在教皇特使和西班牙大使面前，对着福音书发誓，决不接受亨利的来临。
而此时亨利四世的军队已经又饿又穷，迫切想到巴黎劫掠，但亨利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理智，他拒绝下令屠杀，他不想由自己的手重演“圣巴托罗缪惨案”。巴黎被围1个月后粮食断绝，人们以马、鼠和草为食，亨利下令允许粮食进入巴黎。
30余年的战争也使亨利意识到新旧教派均不会真正屈服于对方，单方面的胜利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即使在他的部下中，天主教徒也占了很大一部分。于是他放弃了武力攻占巴
黎的计划，而且鉴于法国90%以上的人口信仰天主教，他准备改宗天主教。
这一决定在部下引起大哗，很多人认为这是丑陋的背弃。亨利的回答是：“如果照你们的意见继续战争，法国很快就没有国王了，也没有王国。我希望把和平带给我的臣民，也让我的灵魂得到休息。”
许多新教领袖纷纷离开亨利四世。而亨利四世被两大阵营中无数的人斥为伪君子。但亨利四世仍然下决心改宗旧教。“为了巴黎而做弥撒是值得的”是他的名言。当然也有许多贵族投奔他，认为他的仁慈将团结起已经四分五裂的法国。而人民已经厌倦了战争，盼望着和平的到来。
1593年7月25日，亨利四世在圣德尼大教堂宣布信奉旧教，6天之后，新旧教两派达成为期3个月的休战协定。1594年3月22日，亨利四世进入巴黎，沿途无人阻挡，倒是有无数的民众向他报以欢呼，最后他被抬着穿过人群。
1598年4月，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同时承认新教徒在法国全境的信仰自由，在担任公职方面享有与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利。5月，西班牙同法国议和。30多年的胡格诺战争至此正式结束。
虽然这一敕令遭到天主教方面的极大反对，议会在很长时间拒绝对诏书进行官方登记，按规定如没有登记，则敕令不能成为正式法律。亨利诚恳地对议员们说，这是法国和平重建不可或缺的。他终于说服了议会，并使6位胡格诺教徒成为议员。法国因为他而慢慢忘记了似乎势不两立的仇恨。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亨利本人的宽容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有不少人对他心怀不满，甚至有教士公开说亨利四世早在“圣巴托罗缪惨案”就该被杀，有一些人接连不断地去暗杀他，而亨利却一再表示饶恕这些狂徒。他会跑去看那些讽刺他的闹剧，他乐呵呵的态度使那些讽刺他的人感到没趣，亨利坚决反对报复那些反对他的人：“如果吊死那些曾经著书或布道反抗我的人，就是伐尽了全国的木头，也做不出足够的绞台。”
不过，亨利发现国家重建要比改宗还要艰难。30万家园化为废墟，法国商船久不见于大海，巴黎印染业只及战前的六分之一，穷人栖身于公共墓地，复员的士兵横行乡里，四处劫掠，贵族们不甘心放弃手中的权力，敲诈亨利四世，要求恢复封建领主的特权，一些省甚至成立了自治政府。
形势如此悲惨，以至于一位大法官说：“如果有人沉睡了40年再醒来，那么他无疑会说，他看到的‘不是法兰西，而是法兰西的尸骨’。”
但亨利并没气馁，他任命年轻的苏利公爵掌管经济，苏利得到了亨利的全面支持。他大力发展农牧业，多次通过政府颁布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法令，他的经典名言是：“耕地和牧场是哺育法兰西的双乳，是真正的秘鲁金矿和宝藏。”
亨利取消了农民欠的2000万银币税款，降低人头税。他严禁贵族和军队践踏农田，他说，他希望农民的日子能够变得好一点。他还在巴黎的两处皇宫种植桑树，要求每一主教辖区必须种植1万株桑树。
同时，亨利鼓励制造业和贸易，同英国、西班牙、汉萨同盟签署商贸条约。他们还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用工程招标的方式推进道路和桥梁建设，当时还出现了城际公共马车，由政
府统一定价。亨利四世和苏利的政策取得了极大成就，巨额国债清偿了三分之一。
在行政上，亨利四世将不断争吵的参政院分成国务会议和财政会议等几个分支机构。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他向地方派出“督办官”，负责处理暴力事件，保证税收，清查引起民怨的事件。对于那些不听话的贵族，他一方面用巨资收买，同时也用铁腕镇压，毫不留情地对某些人处以死刑，但这种镇压不是全面性的，而是就事论事。
亨利的政策得到了积极的结果，法国逐渐恢复过来，他也得到了大多数法国人的尊敬，不管他是天主教徒还是胡格诺派。
1610年，亨利四世被一个据说有弑君狂的人弗朗索瓦·拉瓦莱克，在巴黎的打铜街刺杀。
因为亨利四世结束了困扰法国多年的宗教战争，从而化解了法国的社会危机，使秩序得以重建，经济得以恢复，而且民族国家的概念进一步清晰，国家主权进一步集中。亨利可能是少数知道历史和国家需要自己做什么的统治者，他尽力去做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以宽容来化解仇恨，让法兰西重新从宗教狂热中冷静下来，他用行动告诉法国人什么是理性。正如他当年因打算改宗天主教而向新教徒解释自己的信仰时所说：
“那些坚信不移不违背良心的人，就是我的教友，所有勇者和善者所信仰的宗教也就是我的宗教。”
从某种程度来说，关于理性，法国人很久都没有达到亨利四世的高度，类似于“圣巴托罗缪惨案”的那种迷狂与暴力在法兰西还将上演。
尽管这位伟大的国王有着好色如命的名声，但依然不妨碍法国人对他的怀念和尊敬。有人认为亨利四世是“惟一一位仍真正活在法国人民心中的法国国王”，“他是长处和短处兼而有之的法国的化身”。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有他之后的法国国王都遭到非议，只有他仍高居人们心中。
虽然亨利四世死了，但他的荣誉与日俱增，法国人对他的感情也超过了热爱的程度。在路易十五王后去世时，一位主教致悼词，尽管他竭力赞美这位得宠的王后，但仍然不能吸引人，50多名听众离开了教堂，索性去瞻仰亨利四世的坟墓。他们在墓穴周围跪下，流下眼泪。后人慨叹说，这是亨利四世从未有过的真正的荣誉。
第三节 “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标是使王国荣耀”
宗教战争后，人民对旷日持久的战争越来越厌倦。而一些有知识的人们在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这在法兰西民族的大国之路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亨利四世时期的著名法学家让·博丹（1530年～1596年）对此有了深入的看法，他的著作《共和六书》不是人文主义的空想，而是一位历史学家对古今政府的研究，其目的在于确定一个适应现状的政府形式。
国家主权理论是博丹学说的主要核心，他对主权理论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进行指挥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它又是“对公民和臣民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
他在《共和六书》中说：“明智的政府必须充分了解国家的民意民情，然后进行的国家或法律的改变才能产生结果。因为一个联邦的主要基础在于使国家适应民性，所发布的法令
和法规要符合地方、百姓和时代的特性。”
博丹认为，确立一个适应现状的新制度，应包含前朝和外国法律中所有好的条文，而且必须是符合国情的，这个国情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行的，而是眼前这个国家的国情。这是他为了反击把罗马法作为政治理论中一切智慧来源的迷信的言论。
博丹指明了国家掌权者的权限的内容，主要包括立法权以及对外宣战、媾和及缔约权、任免权、最高裁判权、赦免权、要求服从权、铸币及选定度量衡权、征税权和带兵权等等。
尽管博丹的理想政体为君主制而非民主制，但他仍然坚持法制原则，认为君主应依法行事。博丹所保留的对君主的制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三级会议。它定期开会，负责投票决定是否征收新税。三级会议代表三个阶层——僧侣、贵族和平民，开会表决时，每个阶层内部磋商后作为一个整体参加投票。自亨利四世统治下君主制兴旺之后，他们只开过一次会，直到1789年，他们不自觉地担负起摧毁君主制的任务。
但是博丹的学说表明在那个时代，法国人已经开始深入思考国家的意义和政府的功能，亨利四世进一步凝结人心的举措使这个国家的凝聚力日益增强。不过如果说亨利四世是用宽容整合了法兰西的话，那么他的一位强有力的继承者则用铁拳又敲打了一遍，有趣的是这位继承者并非国王。
“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标是使王国荣耀”。
这是一个叫黎世留的人在《政治遗嘱》中所说的话，就是这个人成为法国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红衣主教黎世留。
1610年亨利四世被刺死后，继位的路易十三年仅9岁，国家大权落到母后美第奇家的玛丽手中。
亨利四世的死使法国重新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亨利和苏利好不容易积累的一些盈余很快就被用得差不多了。此时多种根深蒂固的矛盾开始显露：贵族对抗君主政体，中产阶级对抗贵族阶级，天主教徒对抗新教徒，教士对抗国家，年轻的君主对抗母亲，以及法国和国外势力的冲突。
在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有谁可以站出来，安抚黎民、维护安定、打败封建势力、拯救法国的崩溃、提高法国的国力且睥睨欧洲？
黎世留的父亲是亨利四世时皇家大教堂的主持人。他具有世袭的权利，黎世留22岁时，获得主教头衔。按照主教任用的制度，他的年龄还差两岁，但是黎世留自有妙计，他匆匆赶到罗马，谎报岁数，并在教皇面前发表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拉丁文演说，教皇遂赐予职位。事后，黎世留坦承谎言，并要求赦免，教皇无奈，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批示说：“该年轻人日后必将成为一大无赖。”
据说早在1610年，这位主教大人就为自己在政坛的言行立下了规范，这就是所谓的《自用宫廷行止守则及警言》，其中说道：“要让君王关注自己，必须在君王路经之处侍立，但次数不可过多，以免讨嫌；看准风向，不要在君王生气时跟他说话；言语和文字都要十分谨慎，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不要乱发言论，也不要落笔成文，因为有些事一旦出口或落笔，就将无法挽回。”
有人说此文乃是伪造，但说实话，黎世留的所为与这些规则颇为契合。也正是凭着这种小心谨慎，黎世留慢慢走上了法国历史舞台。
1624年，红衣主教黎世留担任了路易十三的首相。贵族出身的黎世留虽然身体病弱，但此时的他终于显露出了性情刚烈的一面，他的铁手腕让世人为之一惊。在18年之中，他是法国的实际统治者。
黎世留是国家至上主义者，他提出了“国家主义”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政策，“为促进国家的福祉，用任何手段均是合法的；国家利益取代了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均势则取代对大一统王国的向往，并假定一国在追求本身的私利之际，无形中对其余各国的安全与进步也会有所贡献”。这一观点后来为欧洲各国所奉行，黎世留也被称为“现代国家制度之父”。
黎世留上台后即着手对付胡格诺教徒的叛乱。当时，胡格诺派和天主教的对立情绪仍很严重，在天主教控制的地区，天主教徒禁止胡格诺教徒举行礼拜，摧毁他们的教会，有时杀死胡格诺教徒，而在胡格诺教徒控制区，他们对天主教徒的打击不逊于对手所为。当路易十三访问坡城时，他发现自己居然找不到一所天主教堂作礼拜。
黎世留虽是红衣大主教，却认为宗教绝不能与国家大事有丝毫牵扯，他主张限制教皇权力，将教会有关俗务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因此在天主教与胡格诺派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但此时的胡格诺教徒凭借军事上的实力，不服国王的管辖，将拉罗舍尔城视为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城市，甚至与法国为敌的任何船只都可以驶入港内。黎世留采取坚决手段，1627年，黎世留随同国王向胡格诺教的要塞拉罗舍尔进攻。
进攻开始不利，随行的国王感到厌烦，先行返回了巴黎，在经过13个月的饥饿和疾病交迫之后，拉罗舍尔在绝望中陷落。黎世留一马当先进入城内，他身后的士兵把面包分给饥饿的老百姓。
此时，半个法国要求彻底铲除胡格诺派，但黎世留的政策却极为宽大，甚至出乎胡格诺派的意外，他不仅没有进行大屠杀，反而准予胡格诺士兵回家，保证所有胡格诺教徒的生命财产安全，在退还侵占天主教的财物后，由国家补贴20万给那些无家可归的胡格诺牧师。
1629年黎世留颁布了《恩典敕令》，剥夺了《南特敕令》给胡格诺派的一切军事和政治特权，根除了他们在法国建立的“国中之国”，使法国进一步得到统一，而且在敕令中明确规定胡格诺派依然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并将全国的陆海军的各种职位都开放给各教人士。
黎世留的政策使整个欧洲都大为惊异，而天主教和胡格诺派的对立也因此不断得到缓解，后来，甚至出现了天主教徒崇拜胡格诺派将领的情形，黎世留说：“从那时，我在任命胡格诺派教徒以各种要职时，宗教的争端从未成为一种障碍。”
这也许是黎世留最大的几件功勋之一，他既通过解除兵权消除了胡格诺派的军事基础，又用信仰自由和人身安全使胡格诺派失去了政治对立的基础，从而解决了王室与胡格诺派之间长期的对立，法国一大隐患渐渐消失，而且胡格诺派在工商业的特长为法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
对另一不稳定因素——封建贵族，黎世留远不如对待胡格诺派那么宽容。此时的贵族仍
然窥视着中央政权，有些势力大的贵族拥兵自重，建立城堡，甚至自行制定法律，强收过路费，成为法国最大的隐患。黎世留认为要想结束这种局面，只有实行中央集权，由国王总揽大权。在今天看来，这种绝对君主制是落后的，但在那个时代，这是从贵族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经之路。
1626年黎世留颁布敕令，命令销毁大贵族的所有城堡，禁止贵族决斗。一些贵族嘲笑他的政策，有人专门跑到他家窗前决斗，而黎世留直接将两人送上了绞刑架。贵族们怀恨在心，拉拢皇太后，试图打击黎世留。但他们在宫廷斗争中败于黎世留之手。
贵族们一看形势不好，干脆起兵叛乱，结果被黎世留大军击败。黎世留将其领袖和数十名贵族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很多人说路易十三和黎世留冷酷无情，黎世留的回答是：“惩罚一个穷凶极恶几与其爵位相等的大官，实在是伸张法治最好的办法。”
法国的封建主义和宗教纷争，促使黎世留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强化中央集权。他把自16世纪以来向地方临时性派遣的钦差大臣变为定制，称为总督。总督由国王直接任免，通常出身低贱，但权力在地方长官之上，监督地方的行政、司法、财政和军事工作，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辖。为便于对地方的控制，黎世留还在全国各地建立驿站。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开始建立出版检查制度，1630年还创立了法国历史上最早的报刊《法兰西报》，作为集权政治的舆论工具。在黎世留执政时期，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和巩固。
在他的铁腕政策下，贵族力量受到极大的打击，在他的时代，贵族们畏惧他的铁腕，虽然心中恨他，却也拿他没办法，而整个法兰西向着统一国家更深地迈进了一步。他以独裁和君主专制制度为代价推进法国的统一和富强。
黎世留继续推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扶植工商业、扩大海外贸易和进行殖民活动。为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黎世留对海军建设甚为重视。
1626年以后，黎世留下令扩建海军，他自任“航海和商业总监”。经过10年努力，法国的大西洋舰队已配备了38艘军舰，其中12艘吨位已达500吨以上，地中海舰队也拥有25艘舰艇。法国海军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海上力量。他还积极扩充陆军，1626年法国还只有12000人的陆军，到1635年陆军人数已达13万，成为欧洲屈指可数的强大武装。
凭借军事力量和自己的狡诈头脑，黎世留开始参与欧洲争霸，在他执政期间，法国在自己的周边扩大了疆土。在外交战线上他最大的成就，就是从仰西班牙鼻息的状态下摆脱出来，破除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围。
黎世留取得的功勋令路易十三说：“你一天做的事比其他人一个星期做得还多。”他的西班牙劲敌奥利瓦雷称他是“基督教世界数千年来最能干的首相”，英国一位政治家说他是“当代最能干的政治家，置之其他时代可能也是如此”。
不过，黎世留只注重国家的富强，却无视百姓疾苦，他执政期间各种捐税成倍增长，一些农民因无法生存而自尽，据说巴黎有四分之一的居民以乞食为生。而黎世留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人民太舒适了，就不可能安守本分，……应当把他们当作骡子，加以重负，安逸会把他们宠坏。”
黎世留的重压统治，激起了各地持续不断的起义，1639年在诺曼底爆发了“赤脚汉”起义，参加起义的农民多达数万人。但在黎世留的镇压下，这些起义都先后失败了。
1642年12月4日，这位权势熏天，不受人民爱戴，却依然令人敬畏的红衣大主教，以死亡结束了属于他的时代。在临终前，听他告解的神父问他是否已饶恕了自己的敌人，黎世留的回答是：我一生中从未曾有过敌人，除非是国家公敌。
在他死后5个月，路易十三也去世了。在此期间，他曾开玩笑似地问自己4岁的儿子：“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回答说：“路易十四。”
路易十三说：“我的孩子，时候还没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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