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集 寻道图强（沙俄）
从每年的10月起，俄罗斯开始进入了长达六个月的漫长冬季。1698年10月，莫斯科弥漫着比严寒更加肃杀的恐怖气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1000多名谋反的射击军官兵，被车裂、枭首和绞刑处死。受刑的人们以一种殉道者的姿态面对最残酷的惩罚，他们手中举着蜡烛，大声地唱着赞美诗，在他们脸上表现出来的是愤怒，而不是对死亡的恐惧。
监刑的是沙皇彼得一世，俄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彼得大帝。
射击军为什么要反叛自己的君主呢？这与彼得一世做的一件看上去离经叛道的事情有关。
一年前，沙皇曾匿名前往西欧留学。
荷兰赞丹，今天这里是一处普通的欧洲小镇。三百多年前，这里却是欧洲最大的造船中心之一，这里建造的船只航行在世界的五大洋之上。
1697年8月，赞丹来了一群学习造船的俄国留学生。学生中有一个名为彼得的人，自称是个下士。这个身高两米多的下士，就是俄国的沙皇彼得一世。彼得一世和工匠们住在一起，吃粗茶淡饭，凿木头、造军舰、学驾船，由于手艺出色，他被师傅和工友们推荐为“优秀工匠”。除了荷兰，彼得一世还到了瑞典、普鲁士、奥地利、英国等国家，对周围的一切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
采访：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萨哈洛夫
他在荷兰学习城市建设，在英国学习建筑学，他还获得了相应的证书。他和牛顿有过交往，与他讨论了科学方面的问题。他参观博物馆、音乐厅、各种文化艺术场所。
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大国的君主能像彼得一世这样，远涉重洋去国外吸取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但是，他的这一行动在俄罗斯激起了轩然大波。
采访：中国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张百春
俄罗斯民族就认为，自己的民族很独特、很伟大，自己的民族信仰东正教，也是非常独特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自己有非常独特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很显然他不是拯救自己，也不是拯救周围的国家和民族，而是拯救整个世界。
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与历史上一次特殊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1472年，当时的莫斯科大公迎娶了东罗马帝国的末代公主，此后俄国的统治者们开始以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他们继承了罗马皇帝“双头鹰”的徽章。今天这个徽章被确定为俄罗斯的国徽。
采访：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谢·叶辛
这是我们从拜占庭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那里继承来的，可能它象征着要注视整个世界。
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在克里姆林宫戴上了罗马皇帝使用过的王冠，成为俄国的第一个沙皇，在俄语中“沙皇”的意思就是“恺撒”。
16世纪初，一位俄国东正教的长老上书沙皇称：人类的历史就是三个罗马的历史，前两个罗马已经灭亡了，最终一切信奉基督教的王国将合并到沙皇的统治之下，莫斯科作为第三个罗马将永世长存。
采访：俄罗斯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阿·奥·丘巴利扬
就是说俄罗斯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俄罗斯也可以称为连接欧亚两大文明的桥梁，这也反映在俄罗斯的民族意识形态和它的独特作用上，理解这一点很重要。
在这种唯我独尊的信念支配下，俄国的沙皇们迅速地走上了领土扩张的道路。向东，沙皇俄国越过乌拉尔山侵入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在南方，俄罗斯的军队与波兰和奥斯曼土耳其开战。到彼得一世登基的时候，俄国已经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一的大帝国。
但是，除了广袤的国土，俄国在各方面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西欧国家。
此时，几乎控制了全球贸易的荷兰已经辉煌了近百年；通过海外贸易和掠夺积累了大量财富，并占有广阔市场的英国，正在孕育工业革命；法国在路易十四的强权领导下，已发展为17世纪中叶的欧陆首强。
而当时俄国的经济完全依赖于农业，全国只有几十个手工工场，商业几乎全部把持在外国人手中。教育由东正教会垄断，普通民众知识贫乏。即使在首都莫斯科，一百个人中间识字的也不超过三个。
俄罗斯和西欧的差距，激发了彼得一世留学的愿望。
采访：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祖熙
作为一个君主，是第一次，俄国君主第一次访问欧洲，过去（俄罗斯）都是比较封闭的，他（彼得一世）是感觉到这个国家落后，要使俄罗斯上升到一个强国的地位，不光是要扩大领土，而且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他埋名隐姓，组织一个大的使团去访问。
但是，当彼得一世真正迈出国门时，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臣民在心理上根本无法接受他的举动。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将俄罗斯人在几个世纪中养成的民族优越感打得粉碎。承认自己落后于他人，对任何民族来说可能都是极为痛苦的。
采访：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彼沃沃洛夫
因此就出现了这种说法，那个人不是彼得大帝，他被人替换了。他不是真正的沙皇，真正的沙皇已经被杀了。
1698年7月，正在威尼斯参观兵工厂的彼得一世接到国内密报，四个射击军军团造反了。造反的目的是迎立一位真正的沙皇，杀掉一切不中用的领主和外国人。彼得一世日夜兼程赶回莫斯科。他以最残酷的方式镇压了叛乱，亲手用马刀砍掉了一个士兵的脑袋。
暴乱平定之后，彼得一世发动了一场社会变革。他废除了俄罗斯的传统历法，以欧洲通用的公元纪年取而代之；他按照西欧的语言习惯改革了俄罗斯文字；他命令所有的俄罗斯人剪掉长长的胡子，要想保留胡子就得交重税；他强制推行欧洲的礼仪服饰，要求每一个体面人必须做一套“西装”。
为了“打开一扇通往欧洲的窗户”，1700年9月，彼得一世发动了对瑞典的战争，目的是从瑞典人手中夺取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以便取得和欧洲的直接联系。
俄国动员了十倍于对手的兵力。但是，十万俄军却被八千瑞典士兵轻而易举地击溃了。
采访：俄罗斯历史学家巴甫边科
俄罗斯军队失去了所有的炮兵，军队也失去了指挥官，因为大部分的以雇佣兵为主体的俄罗斯军官都被俘了。俄罗斯军队当时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失去了整个的指挥官阶层。
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成为战败后的彼得一世改革的重点。
陆军完全按照欧洲强国的模式重新编制和训练；海军开始组建；为了满足对装备和后勤物资的迫切需要，大量的工厂在乌拉尔山地区建立起来；军队需要合格的指挥官，彼得一世不仅向欧洲派出了数以千计的留学生，而且先后在俄国设立了数学与海洋学校、炮兵学院、工程学院，这些新式的学校完全按照兵营管理，为了监督学员，彼得下令由退役的士官手持鞭子守在课堂上。
1709年，在被瑞典军队打败了九年之后，俄罗斯军队再次与瑞典军队交锋。这一次他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俘虏了指挥作战的所有瑞典将军。瑞典国王侥幸逃脱之后，带着不到100人流亡土耳其。
战争的结果急剧地改变了俄国在欧洲的地位。法国的一位公爵写道：经常使欧洲北部国家感到害怕的瑞典，即使不说它已经被消灭了，它也是垮掉了，而另外一个迄今默默无闻，除了自己的近邻，从未影响过别国的国家非同小可地崛起了。
1713年，彼得一世做出了一个对俄罗斯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决定，他放弃了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俄罗斯古老都城——莫斯科，在从瑞典手中夺来的涅瓦河口，重新建立了一个崭新的首都——圣彼得堡。
采访：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彼沃沃洛夫
这是一个穿着欧式服装，讲着欧洲语言的城市，同时还生活着很多外国人，彼得大帝希望看到这样的情景，希望看到这样的俄罗斯。好像在他开始书写俄罗斯历史前，俄罗斯历史就不存在。好像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一张白纸，他重新书写了历史，他重新绘制了在他之前的俄罗斯千年历史。我认为这是一场悲剧。
彼得一世不顾一切地推行着他的改革。俄国著名的思想家赫尔岑评论说：在他野兽般的巨掌中有俄罗斯的未来。彼得一世也认为自己的严酷无情正是为了国家的强盛，而且他觉得自己有理由对俄罗斯人形成精神感召。
从19岁开始，彼得一世以下士的身份在军中服役，靠着战功，而不是沙皇的身份获得了海军中将的军衔，在有生之年，他的个人用度从来没有超出一个海军中将的薪俸。他甚至到一个钢铁厂像普通工人那样劳动一天，用挣来的8块钱买了一双新鞋子。
在一次接见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时，彼得伸出右手说：“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
采访：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萨哈洛夫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一切，他希望所有的人也能像他那样，但这是不可能的。这对人来讲是不能承受的，对他的支持者来讲也是不能够承受的，彼得最后是孤独的，人们不能承受彼得残暴、野蛮的要求。
用野蛮方式推动俄国文明进程的彼得一世没有意识到，他的改革正在将俄罗斯人推向忍耐的极限。彼得一世几乎强迫所有的臣民毫无保留地奉献一切。俄罗斯已经没有了自由人，不仅农奴，连贵族也必须从19岁开始一直到死都为政府服役。
他强加给俄国人的压力，甚至连自己的儿子也无法承受。1716年11月，太子阿列克谢叛逃了。彼得一世借助武力强迫太子回国之后，亲自参与了对太子的刑讯，当时在场的一位大臣做了这样的记录：“沙皇严厉地斥责了太子的罪恶阴谋。这时太子以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坚决口吻承认，他想煽起全俄起义的烽火，……他宣称他是古风旧习以及俄罗斯信仰的维护者，而且以此赢得了人民对他的同情和爱戴。”
采访：俄罗斯历史学家巴甫边科
彼得的儿子死因不明。有些人说他没有经受住拷打，所以死掉了，也有流传说他被窒息而死。不管怎样，彼得参与了拷打以及致他死亡的整个过程。
在太子死去的第二天，一位欧洲外交官惊奇地发现，彼得一世照常出席了一系列国务活动，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1725年1月28日，彼得一世去世了。这一年，由他亲自创建的国家科学院正式成立。彼得一世留下了一个空前强大，但在精神上却失去平衡的俄罗斯帝国。他为俄罗斯打开了“面向欧洲的窗户”，将一个守旧的国家推上了改革的道路，但与此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割断了这个民族和自己历史的联系。
也许，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是后发国家都会面临的棘手的历史课题。毕竟，拥有悠久传统的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能割断历史，也不应该迷失自己的文化归属。
彼得大帝死后，俄国在37年间换了6位沙皇。这些沙皇中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和能力肩负起彼得一世开创的事业。帝国的首都重新迁回了莫斯科，彼得一世签署的法令大多数被废除了。俄国回到了彼得一世改革前的状态。
1762年，一位33岁的女皇登上了沙皇的宝座，史称叶卡捷琳娜二世。几乎是在一登基，这位年青的女性就宣称自己是彼得一世的继承者，俄国将重新回到彼得一世开创的道路上。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采访：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左凤荣
我觉得这个首先跟叶卡捷琳娜她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系，因为她是个德国人，她的家庭教师是个法国人，是一个接受西方当时启蒙思想教育的一个人物，所以应该说，叶卡捷琳娜二世从小，她就受过这样的影响，所以她从心里头还是认为西方的东西应该是比俄国先进的。
叶卡捷琳娜二世15岁时远嫁俄国，当她在宫廷舞会上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时，就对婚姻失去了信心。她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写道，“我心中预感到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幸福可言，只有政治雄心激励着我。我内心中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力量，使我一刻也不怀疑我将自然而然地变成俄国女皇。”
作为一个外国人，叶卡捷琳娜如何赢得俄罗斯民心呢？
她首先将自己变成了一个纯正的俄国人。叶卡捷琳娜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放弃了原来的信仰皈依了东正教。为了学好俄语，她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当睡意袭来时，她干脆光着脚站在冰凉的地板上。终于有一天，她晕倒在房间里，御医诊断为严重的肺炎。
叶卡捷琳娜的作为，让俄罗斯人深受感动，当她拖着病体，在皈依仪式上用略带日尔曼口音的俄语背诵了长达50页的祈祷文时，曾经一度反对她的大主教也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
采访：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建华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丈夫，彼得三世，他从小就在德意志长大，他甚至不会说俄语，处处蔑视俄罗斯人，蔑视俄国，而恰恰跟他相比呢，一个真正的日耳曼人，也就是叶卡捷琳娜，恰恰到了俄国之后，非常虔诚地皈依了东正教，认真地学习俄语，而且在俄国人面前，是一幅母仪天下的形象，因此说，她很快地就得到了俄国老百姓的承认。
这位来自德意志的女皇，融入到了俄罗斯的传统之中。她将给俄罗斯带来什么呢？
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俄国的时候，启蒙运动正在风行欧洲大陆。法国的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倡导的民主和法制观念，逐步深入到许多欧洲人的思想中。女皇以一种近乎崇拜的心态看待这些启蒙思想家。她给伏尔泰的信中说：“从17岁起，我能自由地支配我的时间以来，您的著作是我最好的师友。”
采访：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刘文飞
她是在俄国开始普及教育，然后我们也知道，就是俄国的文学，尤其是俄国的女性文学，实际上就是从叶卡捷琳娜开始的，我们如果要是写一部俄国女性文学史的话，那第一位女作家很可能就是叶卡捷琳娜本人，因为她自己出钱办了几个讽刺文学的杂志。所以这个人在文化方面对俄罗斯肯定是有贡献的，一般的人也认为，她是非常开明的一个君主。
为了筹措教育经费，叶卡捷琳娜二世放弃了皇室基金，这笔沙皇的个人经费大约占当时整个俄国国家支出的十三分之一。
斯莫尔尼宫现在是圣彼得堡市政府所在地，十月革命时这里曾经作为革命的指挥中心，它最初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办的斯莫尔尼学院的校舍。斯莫尔尼学院是俄罗斯第一所女子学院。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看来，要使一个国家的公民变得理想而完善，就要依靠每一个人的第一个老师——母亲。
采访：俄罗斯历史学家巴甫边科
1775年，在每一个省会城市都建立了四年制的学校。而在各省的县城里面则建立了两年制的学校，在18世纪末，全国有两万多学生在这些学校里学习。
1767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的第五个年头，她开始推行自己改革中最关键的一步，她要将欧洲的法制引入俄国。她花了两年时间亲笔起草了《法典起草指导书》，这部长达600页的《指导书》中，通篇浮现着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她宣称：“我需要人人遵守法律，但不需要奴役。”也许是时代的变化，叶卡捷琳娜二世试图采用和彼得大帝不同的方式来推进改革。
1767年7月30日，来自全俄罗斯的564名立法委员会代表在克里姆林宫集会，新《法典》的起草工作由此开始。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委员会召开了200多次会议，但是新《法典》仍然没有制定出来。
因为俄罗斯的统治者并不愿意给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奴以法律地位。在当时，农奴是可以像物品一样被买卖的。
采访：俄罗斯历史学家巴甫边科
要么卖单个的人，要么把一个家庭都卖掉，孩子被从父母的手里抢走，总之就像买卖牲口一样。比如说打牌输了，要么就是为了还债，或者就把农民当作行贿品，送给他人。
俄国农奴制的形成和巩固，与俄国劳动力资源稀缺有关。在彼得大帝时期，全国的人口不到1600万，而俄罗斯又拥有广阔的未开发的土地。农民不堪地主剥削时往往会选择逃走。由于人口的大量逃亡，莫斯科在历史上曾两度变为空城。为了维持统治，统治者只能用强迫的方式把农民像奴隶一样束缚在土地上。
标榜自由和人权、一心要改革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又一个路口上再次遭遇到传统和现代的矛盾，确切地说，是遭遇到农奴制和工业化的矛盾。她能不能往前走一步，废除掉农奴制呢？
采访：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
要废除它，不可能。如果要在当时废除它，必定要危及沙皇的统治，危及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的统治基础。
1768年12月，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的情况下，立法委员会宣布无限期休会。叶卡捷琳娜二世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失败了。女皇和彼得大帝一样，没有改变俄国社会的实质。靠君主本人来推动的改革不可能用来推翻自己。所以，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听到法国革命的消息后，她公开指责启蒙思想是“法兰西的瘟疫”。
为了建立帝国，女皇把更多的人变成了农奴。和彼得大帝时代不同的是，女皇给了贵族们更多的自由，因为女皇需要他们的支持。
采访：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萨哈洛夫
贵族也是人，他们也需要自由。叶卡捷琳娜给了他们这些自由，这是俄罗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而这些在彼得时代，是完全被禁止和镇压的。
这位以彼得大帝继承者自居的女皇，和彼得大帝一样，采用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方式，追求俄罗斯的强大。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的34年时间里，俄罗斯帝国从土耳其手中夺得了通往黑海的入海口，三次瓜分波兰，18世纪80年代，叶卡捷琳娜宣布：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上的阿留申群岛归属俄国版图。俄国成为地跨欧、亚、美三洲的超级大帝国，女皇本人则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二个被称为“大帝”的君主。
采访：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彼沃沃洛夫
她有一个大臣，一个非常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叶卡特琳娜死后说过，我不知道这之后的欧洲将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在叶卡特琳娜做女皇，而我作宰相时，我可以说没有俄罗斯的同意，欧洲的大炮不能发射任何一发炮弹。
叶卡捷琳娜二世去世后，席卷了整个欧洲的拿破仑军队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遭遇败绩，俄国为整个欧洲挽回了败势。181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孙子、被祖母寄予厚望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骑着白马进入巴黎，被推举为欧洲神圣同盟的盟主，俄罗斯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
然而，由于农奴制带来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依靠武力扩张来维持大国地位的辉煌，只能是短暂的。
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国和德国也开始了工业化的急行军。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罗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机。1856年俄国和英、法两国间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俄罗斯从主宰欧洲的顶点迅速跌落下来。
采访：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祖熙
这两种制度的斗争，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农奴制度，尽管当时的俄国士兵非常勇敢地作战，但是，武器各方面，技术没法和船坚炮利的英法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采访：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建华
这是一场海战，英国法国使用的是铁甲舰，大口径的作战的炮，那么俄国呢，相当一部分使用的还是木帆船。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军的步枪射程，是俄国步枪的三倍，他们的强大火力给一名28岁的俄国炮兵连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描述道：“……从四面八方传来子弹的呼啸声，炮弹就在不远的地方爆炸，震撼得我们全都感到恐惧。”
这位连长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作家和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俄国人又一次体会到自己同欧洲强国之间的差距。知识界、工商界甚至包括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员，都纷纷起来指责影响工业化进程的封建农奴制度。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下，1860年，在俄罗斯施行了近五个世纪的农奴制被废除了。
农奴制的改革为俄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复活》的开篇所写的那样：“一切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却又刚刚开始。”接下来，俄罗斯强国的道路该如何继续？
从战场返回后的第二年，托尔斯泰就急不可耐地前往欧洲，他希望在那里找到俄罗斯未来的出路。当时的整个欧洲似乎都在进行一场追赶英国的赛跑，工业化、资本主义制度几乎成为富国强兵的唯一秘诀。
但是，托尔斯泰此行看到的不仅是欧洲强国的发达，还有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当时的欧洲各国正在接连爆发工人起义。托尔斯泰失望地发现：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消除社会的贫富差异，没有改变人压迫人的现实，没有给人带来更多的自由。
和托尔斯泰同样困惑的，还有许多一直在探讨国家发展道路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贵族出身还是平民出身，面对在强国之路上几度起伏的俄国，他们开始了新的思考和选择。
采访：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刘文飞
因为我们知道。在俄国文化史中间，或是在俄国思想史中间，实际上是一直有两大相互对立的倾向。我们把它叫做西方派，另一派叫做斯拉夫派。所谓的西方派，就认为呢，西欧的文明，就应该是俄罗斯文明的样板，西欧的一切都是好的，西欧的教育、西欧的社会、西欧的民主，都是我们应该借鉴的，就是走西欧人的路，这就是他们的，西方派的答案。另外一派叫斯拉夫派，这一派就认为，彼得改革之前的所谓的俄国的东西都是很好的，非常宁静，很和谐的村社制度，然而彼得的改革，使俄罗斯出现了一个整个民族的分裂，所以彼得实际上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历史罪人。
正是在争论的过程中，俄国涌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托尔斯泰等一大批思想和文化巨匠。他们的思考，开始跳出简单的传统和现代之争。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俄罗斯民族摆脱了学生的地位，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来观察和思索外部的世界，并且可以毫不羞涩地用自己的语言向整个世界表达自己的观点。
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先进分子中，有的主张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有的要完全按欧洲的模式改造俄国；有的提出刺杀沙皇并付诸了实践；有的则走向农村，去平分土地。别林斯基则表示：“社会主义对于我变成了新的理想”。
在各种思想选择和实践运动中，俄国走进了20世纪。1905年，当俄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终于迫使沙皇成立了国家杜马，同时还任命总理大臣来主持改革。
托尔斯泰并没有在这种变化中看到希望。他给总理大臣写信说，只有“率先站在欧洲各民族的前列，促进人民消灭由来已久的、各民族共同的私有制的不公平现象”，才能让俄国尽快地发展起来。
采访：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泽霖
他最基本的一个思想，就是应该走一个共同的，富裕的道路，农民村社的道路。大家没有私人财产，大家一块儿来走那种，互相一块儿协作，一块儿生活，这么一条道路。
但是，托尔斯泰向往的公平与和谐没有到来。仅仅两年之后，沙皇就解散了国家杜马。一切改革无从谈起，沙皇政府在社会的持续动荡中延续着它最后的时光。在过去近两个世纪中曾经将国家带向强盛、但却始终无法触及君主专制制度本身的沙皇改革走到了尽头，俄罗斯的发展需要新的力量来推动。
1910年10月29日，一生在为俄国寻找出路的托尔斯泰离家出走。
在一个乡村火车站中，他病倒了。八天后，82岁的托尔斯泰带着对俄罗斯未来的深深忧虑去世了。
托尔斯泰和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上都体现出一种理想主义色彩。令人痛苦的历史和现实，使得他们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未来。对于俄罗斯人来说，生活就像一条追寻理想的朝圣之路，他们肩负着强烈的使命感，关注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
也许，正是这一切，使俄罗斯民族的命运具有了一种悲壮的色彩；也恰恰因为这一切，使俄罗斯民族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
和托尔斯泰同时代的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
托尔斯泰去世四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皇俄国陷入战争泥潭，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17年11月7日，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以此为起点，这个占世界陆地面积近五分之一的国家，开始了一次对20世纪的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伟大实践。
第九集 风云新途（苏联）
【序】
1917年11月7日，晚9点40分，伴随着这门大炮发出的一声怒吼，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权——苏维埃政府诞生了！
二十年间，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强国。
从彼得大帝改革开始，历经230多年的努力，俄罗斯民族终于第一次凭借国力而不仅仅是武力，占据了世界的制高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以巨大的牺牲力挽狂澜，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一个曾经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超级大国，苏联在20世纪探索了一条国家发展的新道路。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实践，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
第九集 风云新途
冬天是莫斯科最具风情的季节。1924年1月21日，漫天的风雪席卷着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但这一天的莫斯科城没有风情，有的只是无尽的悲哀。
就在这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数万名工人、农民、士兵排着长队，来向他们的领袖告别。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列宁，已经为这个新生的政权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
来自西伯利亚的狂风怒吼着，如同随风飞舞的雪花，每个吊唁者的脸上都充满了失落和彷徨，苏维埃的明天怎么办？谁来带领大家完成这段未竟的旅途？
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谢·叶辛：
俄罗斯人是非常适应非个性的社会生活，因此我们也就有了社会主义。当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强大。当我们为了一种思想或者围绕着一个人团结起来的时候，你明白我们非常需要英雄，为了这个英雄，我们可以战斗到最后。
俄罗斯是一个崇尚英雄、需要英雄，同时也是英雄辈出的民族。在历史上，政治家的个性气质曾决定性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彼得大帝的改革，拉近了俄国和当时欧洲强国的距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造就了一大批独立思考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而列宁对革命的执著，则使这片土地勇敢地承担起为人类开拓新航道的历史重任。
在列宁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俄国曾经出现过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其中，一个名叫维拉·扎苏里奇的女共产主义者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问道：马克思提出的与大工业、工人阶级紧密联系的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在俄罗斯实现？马克思回答说，应该首先在欧洲发达国家实现。
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信仰者都认同：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应该首先在工业基础发达的英国、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轫，工业基础薄弱的俄罗斯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深刻了解俄国现实的列宁则认为：“如果沙皇制度由于有了13万贵族，这些在自己的地区、各自行使警察权的封建领主，便能维持几个世纪，为什么我们不能依靠拥有13万忠诚的活动分子的党，坚持几十年呢？”。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俄国大革命是不是必要呢？我不知道。但是它却发生了，因为这个国家崩溃了，那就是它为什么发生的原因。它发生了，不是因为列宁计划了，而是因为列宁抓住了提供给他的布尔什维克的机会，来做他想做的事情。
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布尔什维克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决心和信心，人们相信，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将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人民将行使权力，所有人都有工作，再也不受剥削。然而，建立新社会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十月革命四年后，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封锁和包围下生存下来，并刚刚平息了国内叛乱的苏维埃政权，遭遇了一场自下而上，突如其来的风暴。
这是画家弗·塞罗夫创作于1921年的一幅油画，它所反映的内容正是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暴。
1921年春，苏俄发生大面积的灾荒，三千多万老百姓挣扎在饥饿的边缘。由于在刚刚结束的保卫新政权的战争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显现出极大的威力，苏维埃政权决定继续推行对农民余粮的无偿征集政策。然而，这个政策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一些富农甚至借机拿起了武器。连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坚强堡垒——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也支持农民的要求。
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谢·叶辛：
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人们通常会选择那碗粥。你吃饱了那你就会去唱歌，如果你肚子里没食，那你只有沉默。列宁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因为战争以后，要想发展经济，没有其他的路。
外部世界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压力，国内的粮食危机和政治叛乱，促使苏维埃政权采用新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政权，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列宁对党内的同志说：“我们在夺取政权后就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做出判断。”
1921年3月，苏维埃政权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并且首先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变余粮无偿征集为市场买卖。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天新：
就是说呢，要对农民做让步，要允许农民能够个体地经营自己的经济，允许市场的存在，要利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准备条件。
俄罗斯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阿·奥·丘巴利扬：
当然了，这根本就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新政策的主要内容涉及商业、减税、允许小型企业存在，这一切都是试图使经济复活。
在商业领域，新经济政策刚开始实行的是直接用工业品换农业品，但是，俄罗斯大婶们却更习惯于货币交易，不愿意进行物物交换。而且，工业品也迟迟到不了位。
于是，苏维埃政权宣布恢复国内自由贸易，重新建立银行系统。
今天，运营了85年的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然而，八十多年前，这里却很难看到外国人。
当时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充满了恐惧，一心想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不仅拒绝在外交上承认它，而且华盛顿的官员们对请求去苏联的旅游签证的回答竟然是：“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敌视中，苏俄获得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之难是可想而知的。
1921年8月，在莫斯科市民惊异的目光注视下，一位23岁的美国青年走进了克里姆林宫，他的名字叫阿曼德·哈默。
哈默的父亲是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父亲一样，哈默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充满关注，他为苏俄带来了大批急需的医疗设备。
就在这个办公室里，年轻的美国商人怀着极大的热情，倾听列宁畅谈新经济政策，其中最让哈默感兴趣的是工业领域。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天新：
因为我们都知道，（苏联）国内战争打退了外国武装干涉，把外国资本家赶走了，那么现在胜利之后呢，列宁又同意外国资本家回到俄国，来经营一些当时苏联没有力量经营的一些项目。特别像在西伯利亚开发矿产，采伐森林等等。这个做法是非常英明的，非常有远见的。
10月28日，第一份给外国人特许权的合同在这里正式签署，哈默获得了一所石棉矿的特许经营权。同时，在列宁的支持下，哈默成为二、三十年代美苏贸易的核心人物。
他在美国企业界游说，联络了30多家美国大公司，组成美国联合公司，将美国的产品运到苏俄，换取苏俄的物产，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
但是，苏俄并不想单纯从国外进口产品。列宁对哈默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车轮再次转动起来。”
嘎斯车是苏联时代的代表性符号之一。而最早在苏联生产“嘎斯”车的，是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大王亨利·福特。
福特原先把苏维埃看做“势不两立的敌人”，声称除非苏联的意识形态变得适合他的口味，否则他“不会运一个螺帽去那儿”。哈默劝他说：“要是这样，你会有太长的时间没法在那里做生意，那里可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事后证明，福特对这笔与苏联的交易十分满意。
在高尔基市，福特与苏联建立了汽车联合企业，从1932年起，每年有十万辆嘎斯牌客车和卡车下线，在苏联的道路上奔跑。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联经济得到了恢复。列宁对此感到很欣慰，他说：“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而现在，谢天谢地，他居然能够拄着拐杖走动了！”
中国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把市场，实际上就等于把商品、货币、市场机制引进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里面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1923年11月20日，列宁在苏维埃全会上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或什么抽象的幻影，……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这是列宁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
在这张桌子上，历史永远定格在1924年1月22日。列宁每天离开办公室前，都从这里撕下一页日历。但是那天，他已无力撕下这页日历。
苏联人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兄长，一位和蔼的领袖，一个根据实践要求为俄罗斯谋划未来的舵手。
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谢·叶辛：
列宁给了人类一种鲜明的典范，即人类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有可能在他去世之后，俄罗斯走上另外一条繁荣的生活道路。很遗憾，列宁所实施的这种实践活动最后还是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我认为，整个世界失去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机会。
接下来领导苏维埃政权的，是以行事严峻果断为世人熟悉的斯大林。也许纯属巧合，列宁以发源于西伯利亚的大河——勒那河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化名，而他的继任者则以一种硬度很强的金属——“钢”作为自己的姓氏。
正如这两个姓名的文字意义一样：列宁时代，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相当的弹性；而斯大林则以强硬的手段，加快了国家工业化的步伐。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
他们认为这个广大的国家，想要发展，必须集中所有的资源，必须限制资产阶级，限制资本主义体系，控制所有的资源，包括农业资源。
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左凤荣：
斯大林就认为，我的工业化资金只能靠我自己内部来积累，内部来积累呢，那主要当然要来自于农业，所以，他就明确提出一个要贡税论，就是说要农民，除了他要交的粮食，应该交的国家任务之外，在工业品上，他要把工业品的价格定得更高一些，然后这样让农民买东西的时候付出更多的钱，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积累工业化的资金。
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积累工业化资金，意味着此前为保护农民利益而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将被舍弃。斯大林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在斯大林看来，时过境迁，新经济政策不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了，因为苏联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经常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20世纪20年代，西方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各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总值都达到或超过一战前水平的1.5倍。一些欧美经济学家称资本主义已消灭了贫困，空前的繁荣让他们充满信心，并继续封锁苏联经济。
1927年，英国宣布断绝英苏关系，并废止1921年签订的英苏贸易协定。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发起六国外长会议，提出要“和共产国际做斗争”。
孤零零的苏联看起来似乎不堪一击。虽然新经济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直到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八分之一，全国只有不到三万辆拖拉机，99％的耕种要靠畜力和人力来完成。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尤里·茹可夫：
为了保证国家继续发展，必须采取新的、强有力的措施，因此，为了使国家不再成为一个农业国家，为了使国家不再从国外进口小到铅笔、大到飞机等商品，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
这就是为什么要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原因。
而同样庞大的亚洲近邻——中国的境遇，也更加坚定了这个钢铁般的领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志。斯大林说：“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1929年5月，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讨论的内容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剧院里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挂着大幅的苏联地图。报告人每提到一项建设工程，在地图上相应的地点就会亮起一盏小灯。等到报告结束时，苏联地图上已经布满了五颜六色的灯光，一千多个迷人的亮点闪烁着。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尤里·茹可夫：
第一个五年计划，整个的制定过程将近五年，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人们想把所有的各个方面都写进去，这样写的量就非常大，最后又想方设法减少它的内容，然后又增加了内容，最后的结果是通过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容量，足足有三本这么厚的书。
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全面而细致地规划过自己的发展进程，这是苏联人的一个创造。在那个时代，所有的生产、运输、销售都由国家计划安排。国家计划力争精确，在列宁格勒生产的一粒纽扣售价1卢布，那么700公里外莫斯科的价格也是1卢布，而万里之外的海参崴仍然是1卢布。
对于苏联而言，它未来几十年的兴衰都和这种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联系在了一起。
就在苏联人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这一年，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危机爆发了。从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的疯狂下跌开始，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全球，袭击了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这是一个全球的大萧条，之前有很多关于社会公平的考虑，只有少数人像今天这样富有，而大多数人却没有从经济繁荣中获得利益。那时候，美国社会的不公平程度很高，有意思的是我们又回到当时那种不公平的程度，历史惊人的相似。随着经济的崩溃，人们开始知道资本主义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运作，应该有政府的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美发达国家的损失是1700亿美元，而1929年到1933年这次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则到达了2500亿美元，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也充分暴露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
而特立独行的苏联，却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指导下，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时，欧美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开始转向苏联寻找出路。全球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也第一次出现向外移民的倾向，先后有10万美国人申请移居苏联。
中国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
斯大林的公开言论里面，我没看到他说什么要用西方的技术，整个五年计划，或者五年计划以前，用粮食，从农民那里征收的大量的粮食，征收来干什么，就是用来出口，出口换汇，然后用这个去进口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这些设备进口了以后，当时国内不会运用，所以他当时讲技术决定一切的时候，就是说，我现在从国外买进了那么多设备，我这些设备得有人去掌握它。
拖拉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工业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它解放的是最广大的农业生产力。
就在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一个规模宏大的拖拉机厂在斯大林格勒破土动工了。十个月后，工厂建成投产。
这个奇迹般的速度，来自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运作，也来自苏联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利用。
拖拉机厂的建设者，除了苏联人，还有美国人和德国人，先后在这里工作的美国工程师就有730名。斯大林后来告诉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苏联约有三分之二的大型企业是利用美国的技术建成的。1932年时，在苏联重工业部门工作的各国专家约有6800人。
与欧美国家的整体低迷形成鲜明对比的，不仅是苏联的工业化成就，还有苏联人民建设国家的巨大热情。
1935年9月2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这样一则不大的简讯：“中伊尔敏诺的采煤工斯达汉诺夫同志为庆祝国际青年节21周年，创造了风镐劳动的全苏新纪录。在六小时一班的工作时间里，斯达汉诺夫开采了102吨煤，这是矿井一昼夜开采量的10%，挣了200卢布工资。”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开采量，因为它超过了普通定额的13倍！但一周以后，斯达汉诺夫又刷新了自己的纪录，一个工作日采煤175吨。
此后，斯达汉诺夫不再是一名普通矿工的名字，他成为一面旗帜，引领了苏联工业化进程中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技术革新运动。在各行各业，无数个斯达汉诺夫的推动下，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劳动率提高了82%，大大高于原计划的63%。
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俄共中央主席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
俄罗斯在1929年时，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不能生产一辆联合收割机，也不能生产一辆汽车，十年以后，到1941年时，我们已经拥有了最好的技术，这些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这个占世界陆地总面积近五分之一的国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完了欧美国家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路程。
苏联的一枝独秀和它所采取的“计划”方式，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兴趣。20世纪30年代，西方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美国的一名记者从苏联回国后告诉国人：“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一时之间，“计划”成为最时髦的名词。
通过国家力量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其中最成功的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政，通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加入政府干预的手段，美国经济开始复苏。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尤里·茹可夫：
比如说英国的一个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汀，她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作者，在这本书的开始部分，书里的主人公在车厢的过道上讨论俄罗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反映。
在当时，苏联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成功的光芒掩盖了快速工业化背后的问题。
多发一个月的工资，提供一套带电话的技术人员的住房，配备一切必要的沙发家具，一个家庭疗养证，两个电影院里永久的专座，这些就是苏联工业化道路上的精神偶像——斯达汉诺夫获得的物质奖励。但成千上万忘我工作的建设者们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回报，尤其是广大的农民们，每天都不得不去面对严重的物质匮乏。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天新：
斯大林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着一些致命的弱点，首先是经济发展不均衡，重工业、军事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轻工业、农业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特别是农业。第二方面呢就是人民的生活没有能得到重大的改善，没有能够和工业发展同步得到改善，到斯大林逝世的时候，人均的粮食的产量、人均的肉类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时代的水平。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吸取教训，认为任何计划都是危险的，任何长期考虑都是错误的。我认为应该吸取更加微妙的信号。就是说国家和地方政府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
不过，计划经济在当时的成功，使人们不可能像今天一样去反思它的弊端。更何况，当时的苏联，正面临越来越紧迫的战争威胁。
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建立起法西斯专政。就在苏联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1937年，中国已经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日战争，而斯大林一直担忧的战火，最终也不可避免地侵入了这片广袤的土地。
这是莫斯科红场上的无名烈士墓，墓前的这簇火焰已燃烧了几十年，它象征着不屈的鲜血和顽强的灵魂。墓志铭上写道：“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业绩万世永存”。陵墓下面掩埋着数千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红军战士。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1年6月22日凌晨３时，德国军队突袭苏联。一星期内，苏军损失兵力100万人以上，西部工业区全部沦陷。
希特勒微笑着声称要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庆祝的仪式，但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德军不仅被全线扼止，而且开始遭遇反攻。
希特勒不明白，已经失去西部工业基地的苏联，为什么会越战越强？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尤里·茹可夫：
如果我们没有在库茨涅茨克、扎巴洛日等地建立钢铁联合体，如果我们没有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斯大林格勒、哈尔科夫、车里亚宾斯克等地建拖拉机厂，我们就不可能将这些工厂直接建成坦克制造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
由于战争条件呢，采取了一种几乎是24小时工作制，就是机器不歇人休息，轮班倒制度，所以西伯利亚的工业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即使在最艰苦的1942年，苏联飞机产量仍达到两万架以上，比德军几乎超出一倍。
苏联巨大的工业能力压倒了纳粹德国，成为制胜的利剑。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工人们驾驶着刚刚造好的坦克直接出厂，迎战德军。
1945年5月1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顶端。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共损失兵力1000万，占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伤亡人数的73%，苏联以2000万人的牺牲为代价，捍卫了正义，捍卫了和平。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仅此一点，苏联就无愧于一个大国的称谓！
在德军败局已定的1945年2月，当时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三个国家——美国、苏联、英国的首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雅尔塔会晤，一起商谈确立战后的世界格局。
这是世界对苏联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的承认，也是对苏联所承担的大国责任的尊敬。
在20世纪中叶的万里晴空之下，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隔洋相望，共同主导了世界未来几十年的走向。
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闯入了太空，它的身上镌刻着“苏联”的字样。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东方”号飞船，第一次实现了人类进入太空的
梦想。从太空俯瞰地球，是人类文明的高度，也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任时光流逝，这一高度将永载史册。
而能否超越这一高度，将取决于俄罗斯一代代领航者的视野是否足够高远。
这是一本被封存了五十年的书，它的作者是法国文学大师罗曼·罗兰。
1935年，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在苏联他处于鲜花和欢呼之中。后来他写信给斯大林说：“我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整个国家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跟千百种障碍做不断的斗争，在英勇而秩序井然的高潮中，正在建设一个新世界。”
中国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
当时他们到那边去看了以后呢，确实也发现了，苏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当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还有当时的官僚主义的作风，还有广大农民和一般老百姓的贫困生活，还有国内他们，有意识地封锁国外的情况。
在日记中，罗曼·罗兰写道：“目前这些政策包含着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出于对苏联的热爱，罗曼·罗兰决定这本日记五十年后再发表，他不想因为这本书造成对苏联的哪怕一点点伤害，他认为五十年后，苏联一定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1984年，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正式发表了。但是，苏联的领袖们并没有像罗曼·罗兰期待的那样，及时发现和纠正，包括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在内的一些政策弊端，以至于积重难返，丧失了让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机会。
1991年，克里姆林宫的红旗悄然落下，红色的年轮在大国兴起的舞台上刻写了74圈。
苏联的迅速崛起是20世纪引人注目的大事。作为一次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它的经验和教训，都成为人类发展的宝贵财富。因为，对历史的判断，必须用大尺度来衡量，社会变革的完成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
对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言，挫折意味着新的出发。今天，俄罗斯已经走在了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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