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10月18日，瓦特堡。象征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的黑红金三色旗帜飘扬，来自德国15所大学的500多名大学生协会的会员在旗帜下汇集，耶拿大学的学生亨利希·里曼愤慨地致词：“莱比锡大会战过去已四个年头，德意志人民曾表达过的美好希望一一破灭，现时所发生的一切与我们所期待的完全是南辕北辙。”对这些参加过反法战争，只承认一个祖国——德意志，并把争取民族统一和政治自由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大学生们来说，现实的一切让他们感到锥心的疼痛。
第一节 不在德意志各邦人民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不可能有统一的德国。
1815年反法战争胜利后，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废墟上站起来的是松散的“德意志邦联”，由38个邦国组成，由普鲁士和奥地利共同支配，德意志依然分裂。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反法战争的胜利只是让德意志报了一箭之仇，因为欧洲大国的利益之争使他们更愿意看到一个保持均势和平衡的欧洲，而不愿意再看到哪个国家诞生一位拿破仑。但是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就在这一年，在萨克森，一个小男孩出生了，他虽然不是拿破仑，但他对德意志和欧洲的影响并不逊于拿破仑，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俾斯麦。
当然，在那个年代，欧洲的大国，俄国、英国还有战败的法国都不愿意一个强大的德国出现在欧洲的中部。比如新的欧洲霸主——俄国就把分裂德意志作为扩张政策的支点，因为一旦德意志成为统一国家，俄国就失去了向西争霸欧洲的道路。而奥地利，这个曾经享有德意志皇帝称号的国家，也不愿意看到统一。这一点以它的首相梅特涅的观点最为明确，他说：德意志民族的提法“纯系一种神话”，“德意志”不过是一种地理概念。
整个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是梅特涅的时代。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希望恢复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王朝，镇压任何革命和自由主义运动，并且保持一种“欧洲均势”，他认为这才能保证欧洲的持久和平。此外，奥地利的统治中心在德意志东部，是靠着封建时代的传统维系着对整个德意志的影响力，只有使德意志保持分裂，各邦国互相制衡，奥地利才能继续成为德意志的主导邦。
因此对他而言，德意志的统一无疑是一场革命，会引发一系列欧洲革命，颠覆封建王朝，而且会使欧洲失去战略平衡，更重要的是，这将使奥地利失去对德意志的“控制”，虽然这种控制看起来十分虚弱。
梅特涅的理念代表着当时德意志各邦国统治集团的一种普遍心理，他们害怕新鲜的春风吹到自己的领地，而这无疑同当时德意志要求统一的呼声格格不入。他们尤其痛恨德意志大学生协会，梅特涅禁止大学生协会的报刊，当时的书报检查到了可笑的地步。
比如，在1828年，有人在文章里说柏林的《知识报》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份广告性的刊物，检查官的批复是：“既然这份杂志的命名来自1727年王室，这种诽谤就不能被允许。”
梅特涅召开德意志代表会议通过《卡尔斯巴德决议》，使他获得在所有德意志邦镇压所有民族主义运动的权力。所有的政治组织遭到严格禁止，甚至连黑红金三色旗都不准悬挂。参加过“大学生协会”的成员不淮当医生或律师。三十九名大学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减为三十年有期徒刑。
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对梅特涅的政策双手赞成，他积极配合梅特涅的行动。以至于让施泰因非常厌恶，他发狂似地写道：“没有人会对普鲁士的毁灭感到遗憾；它的消亡将被认为是幸运，这人曾野心勃勃震撼整个欧洲的政权，它对自己或对欧洲国家联盟都没有实行自己的义务。”
在德意志诸侯的联合镇压下，数百名知识界人士被逮捕和监禁，在普鲁士，极度反感《卜尔斯巴德决议》的宪法大臣威廉？洪堡被去职，即使像哈登堡这样的元老重臣也因为与梅特涅的政见不同而被削弱权力。任何发表民族自由言论的人都被视为别有用心，德意志各邦原本火热的统一呼声渐渐变得低沉，原本在反法战争后似乎近在眼前的统一又变得遥远。
但是世间大势，浩浩荡荡，实在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阶层就能阻挡住的。国家形式虽处
于分裂，但经济融合却像坚冰下的细流缓缓汇集。很少有人意识到经济的统一恰恰是思想文化统一的进一步延伸，是政治统一的基础。在1819年有一个德国人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1819年4月，在法兰克福的交易会上，一个被称为“德意志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的组织成立了，一个叫李斯特的经济学家在代表联合会致德意志邦联议会的请愿书上，明确提出来建立关税同盟的建议：“德意志的38条关税和过境税边界线使境内交通陷于瘫痪，它们无异于把一个人的每只手脚捆紧，不使任何一只手脚的血液流到其他手脚上去”，“只有废除内部关税，建立一个全联邦的统一税制，才能恢复国家贸易和民族工业，也有利于劳动阶级。”
在一份报纸上，李斯特直截了当地写道：“不在德意志各邦人民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不可能有统一的德国，不建立共同的重商主义制度，便不可能有独立的德国。”
李斯特和联合会成员在各个邦国四处游说，希望建立一个关税同盟。但是联合会请愿书得到的答案却是轻蔑和训斥，邦联议会不许他们使用“德意志”这三个字，理由是“这世上根本没有德意志的商人，只有巴伐利亚的、萨克森的、符腾姆贝格的和其它地方的商人。”
而且李斯特还引起了梅特涅的注意，他居然把李斯特定义为“最危险的煽动者”，安排最专业的特工监视他。并对他施以种种打击。
由于奥地利对德意志统一的冷淡甚至是反对态度，使他们对这一提议充满敌意。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因为自己的短视，将一个争夺全德控制权并进而实现统一的历史机遇轻轻送到了普鲁士的手上，而自己会被历史大潮踢出局。
李斯特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的看法在一些邦国的当政者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其中最关键的邦国就是普鲁士，普鲁士的一些官员对通过建立全德关税同盟来推动德意志统一的观点深表赞同，普鲁士财政大臣莫茨断言道：“关税的统一必将导致各邦政治制度的统一”。德国著名史学家弗里茨·梅林认为，“加入关税同盟就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开始”。
于是，就在“德意志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成立的同年，普鲁士就悄悄与两个小邦签订第一个关税条约。此后，一些小国纷纷加入关税同盟。
1834年1月1日零点一过，原本在各邦边界焦急等待的成串四轮马车，都像疯了一样满载货物呼啸而过，因为原本进入他国要缴纳的各项税收被取消，利润一下子提高许多，所有的德意志商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奔忙着。
这意味着18个邦、75%的土地、2300万居民开始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德意志巨人身体的75%的血脉可以自由贯通了，而这迅速地推动着德意志经济的统一与发展。
关卡林立、货币和度量衡五花八门的德意志，第一次实现了进出口税和过境税的统一。货币制度简化了，商品流通发达了，资本和劳动力冲毁了割据政治局面的堤坝，在各邦之间顺畅流动。民族工业得到迅猛发展。
这对德意志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幕。百年后欧洲统一大市场在更大规模上重演了这一历史性场面。
当然仅有一条公路作为经济血脉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1835年7月7日，在纽伦堡到菲尔特，一列简单得要命的火车在一条只有6.1公里长的铁路上缓慢地行驶着，因为它是用马匹来作牵引。跑完全程，它花了15分钟。与今天德国发达的铁路网相比，它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爷爷。
这是德意志的第一条铁路，开通于关税同盟成立的一年半之后。虽然最初它很短，也很简易，却以强劲势头迅速向四面八方扩展出去，为关税同盟输送着新鲜的血液。1839年，德意志铁路长度已超过法国。1872年，铁路总里程达到22426公里，超过了英国。
建设德意志铁路系统的发起人，也是李斯特。李斯特认为：“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是连体双胞胎，具有一个思想和一个感官，相互支持，追求同一个伟大目标，把德意志各个部分统一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
以普鲁士为中心的铁路网像遍布巨人全身的血脉，将煤炭、铁等社会营养迅速输送，同时，铁路的建设带动采矿、冶金和机器制造业快速发展。煤、铁等重工业部门的产量每10年增加一倍还多，到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工业已赶上法国；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的机器制造业已经超过英国，位居欧洲之冠。
这一切，成为德意志国家强大和统一的物质基础。
不过，德意志对这位最忠贞的爱国者——李斯特亏欠太多。他为国家统一奔前跑后，可是那些诸侯们并不领情，而且非常忌恨他，他先是被剥夺了蒂宾根大学的教职，接着又判他监禁，逼着他亡命法国、瑞士，远赴美国。后来，他以美国驻莱比锡公使的身份回到德意志，但是在德意志诸侯们的压力下，李斯特只能放弃职位，清贫一生，最后在1846年，自己结束了生命。
但即使如此，他依然是一个最坚贞的爱国者，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对德意志前途命运的思考。
第二节 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建立在铁和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煤和铁上。
【图片：德国工业革命，克虏伯公司，西门子公司】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等先进工业国打着亚当·斯密自由贸易大旗，杀气腾腾涌入德意志经济领域，强烈冲击着脆弱的民族工业。分崩离析中的德意志显得那么虚弱，无力与英法等国争锋于贸易战场。
但是德意志没有被亚当·斯密唬住。李斯特对此洞若观火：斯密提倡的自由贸易，反映的是英国作为先发国的利益；德国需要贸易保护，因为它处在后发的位置上。如果按部就班跟着走，只能永远为英国伐木或者牧羊，成为被掠夺的对象。
对此，他有一个精彩的比方：“当一个人已登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登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爬上来。
为此，1841年，李斯特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幼稚工业保护论”。
李斯特认为：在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后发国应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吸收先发国的生产力。像西班牙、葡萄牙那样“对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在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后发国向先发国推进过程中，应像美、法那样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保护本国工业。在现代化的第三阶段，已成为先发国的强国，应像英国那样“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
幼稚工业保护论影响了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影响了20世纪的日本，使他们都能在保护主义的篱笆后面成长，强大之后又转而推行自由贸易。这一点对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依然有着积极意义。
李斯特还论证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他认为教育与经济就像大脑和双脚的关系一样。在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诸多条件中，决定性的因素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生产性力量”，即教育与科学；但光有教育，没有经济基础，不管创造多少科研成果都只能依赖于别国市场并为他人服务。
后人将李斯特称为“使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统一起来的伟大先驱。”因为，在德意志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李斯特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普鲁士政府对李斯特所言心领神会，在关税同盟内充分实行建立民族市场、实行关税保护的经济政策，完善经济法规，大力扶持民族工业，普鲁士在工业化道路上突飞猛进。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
作为社会的大脑，国家政权的积极干预起到了良好作用。在各邦政府中，普鲁士堪称表率。在工业革命早期，施泰因和哈登堡建立的普鲁士官僚机构，以高效、公平著称，他们利用后发优势，大力学习英法等国先进技术，并成立了技术委员会，对工业革命进行指导和组织；颁布《专利法》和《铁路法》。他们实行高关税，保护民族工业；兴办国有企业，资助私营企业；设立生产奖励基金、派遣优秀人才出国考察，积极推动经济发展。
而德意志对教育的重视也开始显露威力。
1840年，一名青年军官，刚刚因为参与一次斗殴而被监禁。他蹲在牢房冰冷潮湿的地板上，痴迷地捣鼓着小发明。这位年轻人的“地下研究”竟然让他发明了电镀镀银和镀金技术。他就是维尔纳·西门子先生，今天拥有员工43万、业务遍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西门子公司的创办者。
西门子集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于一身，他体现了德国教育战略的巨大成功。19世纪中叶，德意志文盲率降到欧美各国的最低水平，培养出了一大批西门子这样的优秀人才，获得了一系列重大发明，终于完成了从学习新技术到研发新技术的跨越性转变。
一位叫克虏伯的铁匠在1847年第一次用铸钢造出了前镗枪炮，二十年后他已经雇佣上千名工人，到后来他成为德国工业的象征。
如果说铁路是血脉，那么资金就是血液，银行就是血泵——心脏。德国银行一开始就与英美银行不同，它不是作为商业信贷的借贷机构建成的，而是作为对工业提供资金的投资机构而发展起来。它像心脏引导血液一样引导着资金流入工业领域，特别是重工业领域。德国迅速建立起雄厚的工业基础。
十九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像燎原大火一般在德国熊熊燃烧，与英法相比，它来得很晚，但气势汹汹。开发新矿山、建设新工厂、修筑新铁路的投资热潮盛极一时。高耸入云的烟囱，喷出缕缕烟雾；庞大的厂房，发出隆隆的轰鸣。经济学家凯恩斯这样评价道：“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建立在铁和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煤和铁上。”
工业革命的浪潮打破了中世纪田园生活的恬静，德国历史跨进了一个新的时期。
而随着经济力量的扩张，特别是各邦间的经济、文化融合，要求统一的呼声日益强烈，对于德意志资产阶级来说，“只要利润能增加，他们情愿放弃德国式的小邦自由，而日益增长的利润又使他们更强烈地要求德国统一”。
但是，经济要实现真正腾飞还需要政治前提，工业革命把民族统一问题再次提上日程。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领导权究竟由谁来承担？是奥地利还是普鲁士？统一以什么方式完成？是和平还是战争？
19世纪50年代，普鲁士国内市场形成，并通过关税同盟使其它各邦逐渐纳入自己的市场。
到1852年，除奥地利和个别地区外，德意志所有各邦都已加入关税同盟。
统一民族市场的好处在关税同盟中得到了验证。
1850年到1866年，关税同盟地区工业总产量增加了一倍。
1860年，俄国国民生产总值144亿美元，人均178美元；
英国国民生产总值160亿美元，人均558美元；
法国国民生产总值133亿美元，人均365美元；
关税同盟国民生产总值127亿美元，人均354美元；
奥地利国民生产总值99亿美元，人均288美元；
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74亿美元，人均301美元。
通过1860年的这组数据可以看出，不论国民生产总值还是人均，关税同盟都在欧洲前4位，与法国相差无几，仅仅是德意志的分裂掩盖了这一事实。作为后起之秀，它赶超的势头十分强劲。
同时，关税同盟的经济实力也已远远超过奥地利。
奥地利对关税同盟的拒绝，意味着经济统一的主导权落到了普鲁士手中。奥地利经济比普鲁士落后得多，奥地利担心低关税使自己经济垮台。同时，普鲁士也不愿与奥地利分享德意志的经济主导权。所以，奥地利始终没有加入关税同盟。
到19世纪60年代，在整个德意志形成了两个分离的国内市场。
一边是关税同盟地区，普鲁士与各小邦经济“一体化”，并完善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另一边是关税壁垒高筑的奥地利。
1865年，当奥地利最终决定同普鲁士缔结贸易条约时，关税同盟像对待外国一样对待奥地利，奥地利丧失了与德意志的经济共通性。
此时德意志已经在追求统一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了半个多世纪，国家统一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奥地利对德意志各邦的影响更多的来自于传统，而普鲁士则由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普鲁士的肩上。
50年代，针对德意志邦联的分裂状态和奥地利的态度，一位驻邦联议会的普鲁士公使认为：要实现统一必须将奥地利帝国排除出德意志，解散德意志邦联，在普鲁士的领导下获得民族统一。
这位公使后来成为19世纪欧洲政坛的传奇人物，他的名字叫：奥托·冯·俾斯麦。德意志统一的荣耀最终落在了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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