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这个经常与“德意志”联系在一些的名词，要比“德意志”出现得久远的多。它的意思是指“令人生畏的好战之士”，而这一点在德意志的躯体中埋藏得很深很久，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一再表现出令人惊悚的特质。
第一节 恺撒，你自己选择吧！
在公元前9年，古希腊人波息和尼乌斯在《历史》这本书中第一次使用了日耳曼这个词。但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个“最著名的罗马人”——恺撒在《高卢战记》中的记载。
公元前58年的一天清晨，在莱茵河以西数英里的山野，也就是今天德国的米卢斯，两支风格迥异的马队正面相逢。一支军队身着标准的古罗马战衣，举着标有SPQR的鹰盾；而另一支则戴着兽皮帽，穿着兽皮衣，打着一面绘有某种动物头像的粗糙旗帜。在其后各有一支数万人的大军遥遥相望。
当双方相隔数百米停下来时，各自的统帅跃马上前，其中一位不久之后威震天下，他的名字甚至被用来作为后世欧洲许多君主的荣誉称号——恺撒。
而另一位则湮没无闻，只存在于古旧文籍的故纸堆中，他叫阿里欧维斯图斯，日耳曼的一个酋长，他率领自己的部落南下高卢，感受到威胁的恺撒统领罗马大军来与条顿人谈判，希望用武力和封赏约束这个北方民族前进的马蹄。
当恺撒说完一番居高临下的劝谕，阿里欧维斯图斯非常愤怒地在马鞍上回答，根据恺撒的记录，他的讲话“不正面的回答要求，而是更多的强调自己的功绩”，认为自己的南下是受邀请而来，是出于善意，与罗马无关。
阿里欧维斯图斯用威胁的口吻说：“感谢罗马人对我的友谊，但如果这种友谊影响了我的权益，那我必须抛弃它。简单地说，如果你让我安安稳稳地行使权力，我将尽力帮助你赢得一切想赢得的战争，如果你继续留在这块属于我的土地上，我将马上认为你是我的敌人。恺撒，你自己选择吧！”
正当双方唇枪舌战之时，一名军官向恺撒报告，条顿人开始向罗马军团投掷石块，发射弓箭，恺撒立即后撒。两天后，恺撒应邀再次派出两名军官谈判，却被投入监狱。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罗马与条顿撞击出一片片血花，两支外来的军队在后来被称为德国的大地上打上红色的烙印。
在这场大战中，八万条顿人战死，阿里欧维斯图斯只身逃匿，不知所终。
而在之后的数十年间，罗马人不断攻击日尔曼人，并在北海到莱茵河上游，设立了50座城堡的罗马帝国边境防线，后来成为著名的国界墙。
说实话，日尔曼人在历史舞台上的这次演出实在没多少英雄气概，远称不上精彩。阿里欧维斯图斯在谈判时突然进攻，感觉恫吓无效后又要求谈判，谈判使者到达后却被关起来，最后，八万条顿战士的鲜血化为恺撒笔下光荣的战绩和此后罗马对这一地区长期的占领。
在这场公元前58年的战争中出现的反复无常的伎俩，在此后的历史上也多次出现，甚至2000多年后，还有日尔曼后裔在更大的舞台上使用，居然还屡屡奏效，实在令人惋惜20世纪某些政治领袖的智慧。
当然对德意志来说，他们更愿意记住的名字决不是阿里欧维斯图斯，而是海尔曼。
在这场大战后60多年，又一场大战爆发，这场战争对日耳曼人来说，带有一种解放的性质。而战争的主角，一方是罗马军团司令瓦卢斯，一方是日耳曼贵族海尔曼。
第二节 瓦卢斯，把我的军团还给我！
公元7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任命瓦卢斯为罗马驻日耳曼尼亚军队的总司令。瓦卢斯像对待奴隶一样向日尔曼人榨取钱财，挥舞着皮鞭发号施令，而且染上了罗马贵族的通病：骄奢淫逸。他很快就使自己的军营武备松懈，妓女成群结队，淫乱不堪。而这一切落入了日耳曼贵族海尔曼眼中。
海尔曼对罗马的强大，那是着实佩服，他参加罗马军队，成为日尔曼辅助军的首领，替罗马人在巴尔干打仗，他精通拉丁语，获得罗马公民权，有了一个罗马名字，但他的内心仍然属于日尔曼，俨然日尔曼版的“身在曹营心在汉”。
罗马新任指挥官瓦卢斯的所作所为使海尔曼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他暗中联络日尔曼各部，做好战争准备，另一方面却以罗马人的面目与瓦卢斯周旋，颇得瓦卢斯的好感。
秋季的一天，瓦卢斯接到报告，说是北方的日尔曼人造反了，他一怒之下领军出征，由于他对地形不熟，便向那位“好罗马人”海尔曼咨询，但他没想到，一切都是他所信赖的这位海尔曼所策划的。两万多罗马军团士兵踏上了前往条顿堡森林的不归路。
条顿堡森林位于今天德国西北部奥斯纳布吕克附近，道路崎岖难行。公元7年的这一天，罗马大军就在这森林小道上艰难跋涉，当罗马士兵们一心一意对付脚下难行的道路时，却不知死神狰狞的目光已经盯上了他们。
突然，一声雄壮的号角响起，疲惫的罗马军团茫然四顾，无数尖啸的箭头组成死神的巨浪汹涌而来，吞噬着罗马士兵的生命。久经战阵的罗马士兵迅速竖起盾牌，企图组成罗马军团常用的鱼鱗阵迎敌，但是森林限制了他们发挥才干的空间，他们只能在箭雨中向着前方攻击前进，不断前进，不断有人倒下，敌人似乎无处不在。
在一处峡谷前，罗马人被海尔曼事先砍倒的大树挡住去路。好不容易打开一条小道，只能容单人通过，马车只能舍弃，罗马士兵于是到马车取自己的贵重物品，队形一时变得混乱。一直冷眼旁观的海尔曼知道时机已到，下令总突击，亲自带队冲锋，一时间，吼声连天，伏兵四起。
海尔曼手持双手重剑，运用在罗马军团训练出的格斗技巧，冲入罗马军团，所到之处，人仰马翻，金属交错的巨响，刀锋入体的悲呜，临死前的呻吟，将条顿森林搅成了修罗场。
被钱财压弯了腰的罗马士兵像小树苗一样被成排砍倒，许多人握着金银死去，蔚蓝的眸子不甘地仰望着森林，眼前的惨象使绝望的瓦卢斯意识到自己无法逃脱，这位花花公子式的统帅总算没有羞辱“罗马人的尊严”，因为他至少知道应该怎么清帐，他自杀了。罗马军团也因此彻底崩溃。
日尔曼人四下追杀，罗马人几乎全部被屠杀，连投降的机会都没有，仅有的一些俘虏，军官被作为献给神的祭品，士兵变成了奴隶，只有不足百人生还。在森林大道两边的树上，挂着两万多个头颅。直到今天，德国地图上还有诸如“杀戮之谷”、“白骨之道”这样的地名来记载当年那场血腥的战斗。
1875年，一座巨大的海尔曼雕像出现在条顿森林，当时德意志刚刚统一，但德国皇帝威廉却认为真正的开国之战不是击败奥地利人、俘虏法国国王等一系列现代大战，而是2000年前的这场条顿森林之战。因为此战后，罗马军团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罗马人被赶过莱茵河，日耳曼人赢得了独立，并因此而被称为条顿人，避免了像希腊、迦太基、埃及那样被罗马同化的命运，而且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称之为开国之战并不为过。
当这场大败传到罗马宫廷的时候，奥古斯都皇帝以头撞墙，几个月不理发刮须，他喊出了西方军事史上的一句名言：瓦卢斯，把我的军团还给我！
而日耳曼士兵的骁勇与残酷也因此为人所关注。
第三节 日耳曼公社所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古代日尔曼人时，把当时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称之为“日耳曼公社所有制”，或者叫“马尔克”公社制。这是一种战争与民主相结合的社会制度。
在公社里，所有的男人都是战士，只有先成为战士，才能成为公民。战场是天堂，勇士是上帝，集会的内容是检阅军队，统治只体现在战争的命令中。
和平时期，他们要么去狩猎，要么围坐在火炉边，他们对耕种土地不屑一顾，因为那样做实在是太软弱了，干这种事的应该是老幼妇孺。而真正的男人，也就是真正的战士，应该在战场上斩杀敌人，掠夺财物，然后满载而归，让妻儿老小看看自己的收获和新添的伤疤，
而他的母亲和妻子也以此为荣，毫不畏惧地数他身上的伤口。如果他战死了，他的遗体将被火化，亲人的哭泣片刻即止，但悲悼之情却经久不衰。
好勇斗狠的尚武传统不仅体现在对外的征战上，在内部也是如此。最常见的是血亲复仇，任何一个人被杀，他的男亲属必然要为死者复仇，也因此，在日尔曼部落内部也经常存在世仇，血腥的杀戮非常普遍。复仇和战争，使日尔曼人好战的特性深藏于血液。为准备战争，日尔曼人在和平时期经常举行比武大会，有时是真刀真枪的砍杀，参与者伤亡不论，有的战败者甚至会以此为奇耻大辱而饮剑自尽。
这是一个极度崇拜英雄的民族，日耳曼战士的领袖往往就是最英勇的战士，在战场上总是身先士卒，在他还没有成为君主前，战士们就在古老的栎树林中发誓效忠，这些誓言具有可怕的约束力，他的生杀大权被认为是上帝赋予的，领袖既是司令又是法官。
因此，日耳曼战士总是无条件地服从领袖的命令，领袖的命令得到毫不迟疑的执行，哪怕是叛变，哪怕是屠杀手无寸铁的妇孺，没人认为这是可耻的，相反，如果不按领袖的命令去做，那才是奇耻大辱。一切归功于领袖，如果领袖战死，那么不应该有一个战士从战场上活着归来。这是原始的道德观，它代替了一切法律。
与此相辅相成的另一面是，领袖们为了享受这种上帝般的权威，往往不喜欢自己的头顶上也出现一个必须效忠的对象，因此他们总是无情地打击那些可能成为自己上司的同事。而日耳曼的开国英雄、德意志的解放者海尔曼就死于这种内部斗争。
就在海尔曼与罗马大军死战之时，他的表弟，另一个日耳曼贵族却向罗马人告密，并把海尔曼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女儿从海尔曼的营帐中绑架走，交给罗马人当人质。海尔曼就这样被自己的亲族诱入了死亡的陷阱，被亲族杀死。而他的表弟却得到了罗马的赏识。
在罗马人庆祝胜利的集会上，表弟和罗马贵族一起坐在观礼台上，而他的女儿、他英雄表兄的遗孀却身穿囚服、戴着脚镣手铐，怀中还抱着在狱中出生的德意志“解放者”的儿子。
在此后的历史上，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德意志的亲王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借助外国势力的力量来打击自己的兄弟，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兄弟成为自己的上司，而其他民族经常凭借这一点取得对德意志的胜利。
从大多数情况来看，德意志人在战场上死战不休的卓越表现足以使他们赢得任何战争，但自己人的背信弃义却足以使一切努力化为乌有，成就他人的荣誉。
第四节 仰问苍天：何处是我的归宿？
从公元四世纪开始，日耳曼人开始了又一次大迁徙，他们突破了国界墙的限制，一路向罗马腹地推进，引起整个欧洲乃至北非的骚动。而这一行动发端于中国。
公元前一世纪，也就是恺撒与条顿人作战之前，在中国汉朝皇帝刘彻的命令下，卫青、霍去病等大将率大军挺进万里翰海，横扫匈奴王庭，给予匈奴沉重打击，一解百年来匈奴袭掠的边患，面对“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复仇大军，匈奴退避三舍，西迁中亚。
到公元四世纪，一支匈奴大军再次向西迁移，公元375年，匈奴人在黑海击败日耳曼哥特人的部落联盟。哥特人一部投降，另一部则一路南下西迁，于公元410年占领并破坏了罗马。
这一切仿佛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引起了整个西亚欧洲民族布局的大调整，随着民族大迁徙而来的是整个欧洲民族大融合。
在日耳曼尼亚，也就是今天的德国等地，一些日耳曼部落融合成巨大的部落联盟，并与部分凯尔特－罗马居民和斯拉夫人构成了后来德意志人或德意志民族的种族基础。也就是说，跟其他民族一样，德意志民族也经历了民族大融合，因此，后世纳粹人种学家所极力鼓吹的“日耳曼血统论”，特别是他们一再强调的日耳曼—德意志血统的“纯粹”，实属“神话”。
不过，就在这漫长的迁徒中，德意志民族的不安定感却日益在灵魂深处漫延，即使他们行遍欧洲，收获胜利，但不安全的感觉却依然迫使他们一再向南，似乎始终有一种力量让他们寻找归宿，似乎南部草原不仅有肥沃的土地，也对他们的精神力产生神秘的吸引力，似乎远方的世界一定有着未知的快乐。
也许就是这种对远方的好奇和向往，使他们也接受了远方的基督教，一头扎进了宗教的怀抱。当一位被视为蛮族和异教徒的日耳曼部落首领带领三千部人集体受礼的时候开始，一双无形但威力无穷的手就开始操纵条顿的心灵。日尔曼自愿服从教会力量，拥有强大力量的勇士就这样部分放弃他们的权力，使德意志的道路变得更加诡谲难测。
当然，条顿勇士也因此获得了心灵的皈依，不安全的感觉得到了宗教的慰藉，同时也为他们的暴力披上了美丽的外衣。正如第一位接受教皇油礼的法兰克国王丕平，曾说：“我不以任何人的名义，而只是以圣彼得的名义外出去作战，因此我的罪孽也许可以得到宽恕。”也就是说，他有权用宗教的名义从事任何烧杀劫掠的勾当，而不必担心上帝的制裁。
为了得到上帝的认可，矮子（身材短小）丕平两度出兵攻打威胁教皇的伦巴底人，并把从拉文那到罗马的土地送给教皇，史称“丕平献土”，这奠定了后来教皇国的基础。
一位德国作家对丕平作了精准的评论：“这是典型的日耳曼的自我利益和虚无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丕平就是用这种充满感情的歉意来为他的“政变”辩解；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日耳曼人的心里话，为他们的暴行冠以美丽的词藻。告诉条顿人一个神圣的目的，让他们望一眼挂在刀剑上面的救世主像，他们将立即感到自己成了圣·米歇尔（《圣经中庇护以色列人的大天使》）。即使在掠夺别的民族时，他也相信自己的使命是崇高的，从此丕平成了一千年以来德国德高望重的征服者。甚至今天的德国人还在利用上帝、荣誉或国家的名义，从事他们的口蜜腹剑的活动。”
当然，在这其中，非常令人难忘的就是涂油礼。
附文1——关于涂油礼
涂油礼是基督教中极为神圣的一种仪式。曾经被作为信徒入教的基本宗教仪礼。后来，变为一种赋予少数人以特殊政治身份和权力的典礼。在教界，它成为教皇、主教的圣职就任礼，以显示上帝对其宗教神权的授予。而在世俗领域，它的神圣性体现在，这一仪式在国王的登基仪式上必须举行，而且只有国王才能进行，显示其统治权为上帝所授。在《旧约全书》中，曾载有最早的先知撒母耳让希伯来人的大卫涂油为王以取代另一国王扫罗。因此，涂油礼是上帝通过其代表将统治权授予一个新王的主要象征之一。在封建割据时期，王权衰落，各地的贵族首领即使在权力、财富及威望上超过国王时，是可以举行一些诸如接受手杖，甚至加冕的仪式，但绝对不敢举行这种涂油礼。因为它意味着上帝的意志。
国王的登基仪式一般应该由选举、宣誓、涂油、加冕等4项内容相成。选举不是今天公开性的民主选举，而是神的选举。宣誓仪式体现了国王的神性，更体现了国王与贵族的口头契约。然后是给准国王涂上榄橄油，接受涂油的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正式的国王，因为上帝已经认可。只不过还要履行加冕的仪式。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国王穿上他的洁白的紧身短衣，从贵族及主教手中接过宝剑、指环、权杖，最后是王冠。许多时候加冕是国王与王后一起进行的，当他们两人分别戴上王冠和后冠之后，仪式才告结束。
自丕平的先例之后，教皇为皇帝（或国王）涂油和加冕便成定规。教会和世俗贵族都承认，涂油礼是摹仿《旧约》中犹太国王的范例，加冕则解释为使皇帝成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这种仪式使权力和地位不管是因继承、选举还是篡夺，都因而打上合法的标志，富有神圣的意味。
然而，有趣的是，即使对这样一个仪式，国王们和教皇们的解释也很不相同，带有浓浓的权力之争的味道。
国王们认为，通过涂油礼和加冕礼，他直接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和特许，成了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被称为“主的涂油者”。从此，他已经是“基督的映像”。特别是《圣经》中关于涂油的神圣性的讲述，给国王们涂上了一层神圣性的金粉，关于“不要动我涂油礼”之类的话，被引申为国王不可接触，甚至臣民将手放在国王手中也可以被认为是犯了渎圣罪。
而教皇则认为涂油礼和加冕礼都是由教皇主持的，教皇充当了上帝与国王之间的中介，是教廷把皇冠放在日尔曼皇帝的头上，从而创造了新的帝国，使皇权具有了合法性。只有通过这种神圣的仪式，皇帝才能成为“罗马教会的特殊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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