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从香榭丽舍大道，经过“马利之马”的雕塑，进人协和广场，然后笔直穿过，就会进人杜勒里花园。在它的后面，就进人卢浮宫的范围了。
这个夹在协和广场和卢浮宫之间的花园，是一个比较闲散的地方。它越接近卢浮宫一头，花园就越精雕细琢。最后的一部分，不仅树木的安排和修剪都一丝不苟，而且还安置了一些名家雕塑，我们最喜欢的大概就是马约尔的人体雕塑“地中海”了。卢儿和我们都喜欢马约尔。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你可以遇到几个最精彩的马约尔石雕。他创作的人体雕塑，健康而丰满，恰到九分九的地步，再多一点就会觉得过了。
可是，即使最好的雕塑，也有放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自从见过卢浮宫为背景的“地中海”以后，就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两者的结合更完美的了。它们是一种相互衬托的关系，这一大片规整的绿色与石雕的结合，给了卢浮宫一个非常雅致而响亮的开端。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而卢浮官本身是巴洛克风格的典型，雕塑与建筑结合完美。它质朴而又雍容华贵地展开它的立面，成为这个雕塑和花园在天际下最具装饰效果的背景和屏障。
然而，杜勒里花园是一个长长的矩形。它越靠近协和广场的那遥遥的一头，越显得粗糙。那粗沙砾石铺就的地面，面积似乎太大了一点，灰灰黄黄的一大片，给人一种没有设计过的感觉。幸而在接近卢浮宫的半途上，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水池。水池原本只是普通的水池，可是，池边永远懒懒散散斜在躺椅上的游人，和不断在忙着争夺人们扔下的碎面包的各类水鸟，使得画面骤然生动起来。周围有半圈疏朗围绕的大理石雕塑，精致的大理石像，安置在这片好像未曾经心处理的地面上，就像是什么意外之下被荒芜的遗迹一样。
这个花园确实是个遗迹。我不知道，今天的管理者是否有意让它维持了这种遗迹的感觉，还是只不过是疏于料理。杜勒里花园是一个附属品，它属于已经在1871年毁于火灾的杜勒里宫。在西方的官廷建筑中，花园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二者相互依存。宫廷一毁，花园顿失依靠。当然，也可以慢慢经营，使它独立起来。我倒是有些喜欢今天这里的感觉。一方面，这么闲散松弛一下，进人下一步的卢浮宫，就感觉特别饱满，另一方面，它的遗迹味道，能够提醒我，使我感到杜勒里宫的隐隐存在。
杜勒里宫，那可是法国大革命中，一个叫人心情复杂的地方。
和杜勒里宫名气并列的，应该是一个叫“马奈兹大厅”(Manege)的地方，那个建筑物后来被拿破仑下令拆毁。所以，法国大革命中这两个旗鼓相当的建筑，都无迹可寻了。半荒弃的杜勒里花园，就成了这段历史的一个引子。
马奈兹大厅，就是当“雅各宾”的“巴黎公社”带领民众去抓路易十六的时候，路易十六逃进去的地方。那就是立法议会，也是制宪会议从凡尔赛搬到巴黎以后的所在地。也就是在这个大厅里，国王被抓，议会被解散。占了议会大厅的胜利者，就在这里宜布，废黜君王，取消君主立宪制，法兰西共和国从此诞生。这是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那是1792年8月10日。
巴黎人把这一天的革命，叫作“无套裤汉”的革命。这是因为法国贵族曾经习惯于穿紧身长裤，称为“套裤”。“无套裤汉”革命，就是再也没有贵族精英的参与，而且更指的是底层平民的革命。在此之前。尽管封建制度已经推翻，《人权宣言》已经通过，宪法已经建立，可是前贵族的精英们主导在干的事情。只要这些前贵族的精英们还站在那里，不管他们还穿不穿“套裤”，革命就怎么看都觉着不对劲。
一切多么简单，要什么循序渐进的过程，揪住国王的领子往监狱里一送，“革命”不就“一举成功”了吗？历史无法重演，我们永远不知道另一种走法会经历什么样的历程。我们只知道，历史的进程，与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的文明进步程度有关，与他们的人性觉悟水平有关。
这个进步需要时间。一些被强制省略的过程，常常会在后面的某个时刻，被历史逼着回头重走，甚至可能更加费时费力。我们也无法对法国的历史做什么假设，我们仅仅知道，今天在巴黎下了飞机迎面碰上的，并不是在马奈兹大厅建立的那个法兰西共和国，那个共和国后来被人们称为“第一共和国”，因为在它的后面，又历经颠簸和反复，今天我们看到的，已经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了。
立法机构和宪法，以非法的暴力手段强行废除，此后再出什么状况，都不会令人感到太惊讶了。
随着革命的深人，监狱已经远远不够。西岱岛上的老监狱贡塞榭峄，早已人满为患。幸而巴黎有的是教堂，这些教堂就纷纷被用作监狱。连学校都有挪作监狱的。这时候，人们再回想起当初攻下偌大一个巴士底狱，里面只关了七个囚犯，反而觉得恍如隔世了。不仅监狱拥挤是随意逮捕的结果，而且，新制度许诺给大家的公平审判制度，也不见踪影。相反，司法日渐黑暗。法兰西共和国的诞生和一场民众私刑屠杀几乎同时发生。我们曾经寻访过这样一个教堂行刑处：巴黎圣·谢荷曼教堂(St-Germain-des-PrEs)。
巴黎圣·谢荷曼教堂，是巴黎现存教堂中最古老的一个。它最初在公元542年建造，之后在11世纪有过一次重建。今天在它的花园里，还陈列着这个教堂的一些中世纪的建筑构架。圣·谢荷曼教堂在巴黎的市中心，出来就是一个小小的以石块铺成的圣·谢荷曼广场。我去过那里几次，永远可以遇到一个美丽的小丑，捧着一束花，带着他雪白而温顺的小狗，一脸善良的笑容。他的笑容在经典小丑脸谱的勾画下，夸张起来，显得愈加灿烂，使人想起雨果的《笑面人》。假如向广场纵深走去，只要穿过一条布满艺术品商店的小路，就是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巴黎美术学院。那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将美术形成教育的地方。可是，就在这个今天只可能呼吸到“优雅”的区域，当年曾充满血腥。
圣·谢荷曼教堂的出名，并不仅在于它的古老，还在于法国大革命时期，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在“无套裤汉革命”驱逐了立法机构、扣押了君主立宪制的君主的23天之后，“无套裤汉们”决定要自己执法了。在前线的一场失利之后，激动的民众冲进圣·谢荷曼教堂，自行处决不知因什么原由抓来的、尚未审判确认罪名的各色“反革命”。整整三天，1792年9月2日至9月5日，这样的“民众执法”在巴黎各个“临时监狱”迅速蔓延，无法控制。
圣·谢荷曼教堂的行刑场所之一，是教堂大门口的小广场。所以，教堂大门旁的一个附属小礼拜堂，就曾经是关押刑前受难者的地方。它在一个教堂入口的隐蔽角落，也就很少有人发现它。我们也和大家一样，一进门就被前面的教堂大厅所吸引，径直就穿过了侧面隐蔽着小礼拜堂的过廊，进人大厅了。直到我们在墙上找到一张描述教堂历史的说明，吃力地读到小礼拜堂的故事，才知道有这么个角落。
我们循着教堂的平面图寻找小礼拜堂的位置，发现它就在我们经过的地方，可是却对它毫无印象。我说，一定是给毁了。因为我们读到，整个圣·谢荷曼教堂在这一事件发生的两年之后遭遇大火，三个塔楼有两个被焚毁。现在我们看到的教堂主体都是19世纪修复之后的面貌了。卢儿却不死心，她认真地又看了一遍平面图，然后肯定地说，“它还在。我看到过，我领你们去。”
小礼拜堂真的也被修复了。它的前壁干干净净，只有一个简洁纤细的十字架。里面只有一个志愿导游者。正在轻轻地和一位女士交谈。礼拜堂是那么小。卢儿坐在那一排排空着的椅子之间，静默沉思。我看着她黑色的背影和前面的十字架，形成一幅很感动我的构图，就不由地拿起了照相机。可是，我就是退到最后，把自己贴在后墙上，还是无法把整个构图装进框架去。这是个小空间。可是，就在这小小的空间里，三天中，有百多名的所谓“反革命”。在被私刑处死之前，曾经临时关押在这里。
在靠近角落的后墙上，有一块划出的空位。那位热心的志愿导游向我们解释说，这是留着安放纪念牌的，准备纪念那些在1792年9月屠杀中的死难者。之所以现在还空着，是因为还在等待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以确定死难者的确切人数。他们不想放一块死难数字含糊的纪念牌上去。他们觉得，这对历史不负责，对死去的灵魂也不公正。
至今为止能够确定的，是在圣·谢荷曼教堂屠杀事件中，死去的修道院修士的人数和姓名。修士是以修道院为家的，修士们之间和修女们之间，有着如亲兄弟亲姐妹般的深切关怀和感情。所以，每一次当修道院遭遇历史劫难，只要还有一个幸存者，他就会认真记下死难的兄弟姐妹的姓名和个人资料。因此，法国修士一百多年前在中国创立的修道院，在五十多年前被关闭时的全侧幼参士的个人资料，我们今天在美国还可以看到，虽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修士。
在法国的大教堂的两侧，都有一个个小的空间，安放着一些特殊的纪念。圣·谢荷曼教堂的右侧，就有一个这样的小小纪念圣坛，下端的两侧，镌刻着21个死难修士的姓名。就在圣·谢荷曼，他们的生命终止在这场世界著名的九月屠杀中。
大多数人没有留下姓名。在二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不论历史学家如何努力，不要说寻找死者姓名，就连确定死亡人数，我都很怀疑他们是否还能够做到。更无法知道的、是他们被关在这里的时候，大难将临，是什么样的心情。一切都消失了。那些对亲人的诀别，那些痛苦和战栗，那些默默的坚强，那些软弱的泪水，那些向着屠刀的苦苦哀求，都消失了。
在走出圣·谢荷曼教堂之后，我们去查找了有关九月大屠杀的种种资料。这时我们才发现，虽然受难者的姓名大多不存，虽然没有非常确切的死难者数字，可是，在两百多年前，已经有一些巴黎人，对于记录屠杀、记录受难者，有了很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我们找到近20个屠杀地点的情况，其中至少12个地点的资料，记载了屠杀开始的时刻，杀戮历经的时间，当时的囚禁人数和受难者的人数。今天的学者，根据当时不同来源的记录，列出统计表，标明上下之间的误差。
在我们参观过的贡塞榭峄监狱，民众在1792年9月2日晚上八点开始，共进行了九个小时屠杀，死难者人数在250至350人之间。在屠杀最初开始的亚伯叶(Abbaye)监狱，民众从下午两点开始，攻击刚刚用马车运来的30名教士。他们的罪名是不肯宣哲效忠新政权。他们被毒打，到下午五点，他们被全部杀死。这个监狱的暴行持续了41个小时，在238名囚徒中，死难者在139至179人之间。在三天里，整个巴黎被民众无辜杀害的人数，在1247人至1368人之间。屠杀还逐步蔓延到巴黎之外。
记录，只是出于一种非常单纯的人类感情：这是我的父老兄弟。他们应该和我一样，在这里呼吸自由的空气。他们无辜地被暴力终止了生命。我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一个个面容，记得他们的一个个梦想，我不愿意这些面容和梦想，被暴力彻底抹去。我希望他们的生命继续在我的记录中，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也有活的权利。在任何历经暴力的国家，出现这样的记录，是将来有可能阻止杀戮的一个标志。
在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情况下，九月大屠杀充分释放了人的兽性。大量的女囚徒被强奸，很多受难者备受酷刑，其中一些被肢解。在比斯特(Eicetre),43名17岁至19岁的年轻人，是被家长送到一个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患者，这时全部被私刑处死。玛丽·安托瓦奈特王后的囚室一度也受到民众攻击，没有被攻破。可是，王后的好友、43岁的郎巴勒公主(thePrincessofLamballe)，在遭到毒打和强奸之后，被民众割下她的四肢和头颅。他们用长矛挑着她的头，在王后囚禁的窗下游行。
九月大屠杀震惊了当时的西方世界。一名记录者写道，在他试图走出夏代尔(Chatelet)监狱的时候，他经过了民众在五个小时里就杀死了约220名囚犯的地方。他“一脚就踏人了齐膝的血污中”。英国驻法大使留下的一句话，至今使人心惊，他说：“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啊！”
三年前的革命，是以攻打和摧毁巴士底狱，救出七名囚徒作为开端。三年后革命的深入，共和国的成立，是以变学校、教堂为监狱，私刑屠杀千名无辜囚犯作为标志。做这两件事情的，是相同的巴黎民众。
巴黎新市长，接见并以酒款待了那些“革命”的屠杀者。称为“巴黎公社”的巴黎革命市政府的律师，亲自到屠杀现场“道贺”。革命巨头马拉得意地把屠杀“归功”于自己。另一个革命巨头丹东，则宣称，“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敌人胆战心惊”。
这样的革命思路延续了两百年。在一本中国人写的历史书中，对于九月屠杀，我读到这样的记载：“群众处死了许多监禁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这个自发的革命恐怖手段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对于巩固革命的后方起了巨大作用”。我就是读着这样的历史书长大的。被这样的历史观浇灌着，我是否还能指望自己并不成为一头狼？我又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就在这样的氛围里诞生了。共和国当然也要国会，那就是和法国大革命差不多是同义词的“国民公会”。它在马奈兹大厅里待了七个月，之后。在1793年5月，迁往我们眼前这个半荒芜的花园前面，那个已经消失了的杜勒里宫。
国民公会仍然不是一个单独发展的线索。“雅各宾俱乐部”如一条寻觅猎物的狼犬，紧紧跟在当年的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后面。立法议会中的贵族们假如不是逃得快，早已经被它撕成碎片了。今天，它又跟上了国民公会。所以，成为“猎物”的危险信号，就是那些一次次由于不够激进，而离开“雅各宾俱乐部”的人群的脚步声。
那一批批逃亡的，以及被革命吞食了的人们，曾经在他们当时的认知限度内，尽过他们最大的努力，阻止革命车轮的加速滚动。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身体被碾人轮下，以试图减缓它的速度。可是，他们被碾碎了，车轮依然在滚滚向前。在国民公会，面对前行者的悲惨下场，在死亡的威胁下，终于又站出来新一批的反对者，那就是国民公会伦特派。他们也是激进派，可是，在激进派中间，他们现在又有所醒悟，也显得不够激进了。结果，在国民公会成立仅仅一个月时，由于对是否审判路易十六发生分歧，他们随前人脚步，也离开了“雅各宾俱乐部”。假如过去那些愤而离去或者是被赶出去的人们，在踏出“俱乐部”的一刻，还对自己的前景木然无知的话，我想，吉伦特人对迈出这样一步是凶是吉，大概还是比较清楚的。
路易十六就在马奈兹大厅被判死刑。于1793年1月被送上“自由广场”的断头台。同年10月，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也被送上断头台。今天在巴黎历史博物馆里，还留着两幅小小的油画，分别描绘着这两场法国最著名的死刑场景。在处死王后的画上，一边，有人还在用一个容器接着那股从脖腔里一涌而出的鲜血，另一边，却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用棍棒挑着刚刚割下的王后头颅，兴奋地冲向围观欢呼的人群。
之所以路易十六会在马奈兹大厅被判死刑，是因为投票决定国王生死的都是国民公会的议员。也就是说，是立法议员们在充当司法职能。司法还不是独立的。更不要去说，大厅里挤满了旁听的民众，随意大叫着发表自己的意见。假如说，过去的“俱乐部们”，是在一定的距离内强烈影响着以前的制宪和立法，那么，今天就是闯人立法大厅的民众，在直接地逼迫着立法和司法。议员们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操作着一个国家。他们声嘶力竭地在大厅里吼出自己的意见,否则其他人就根本不会听见。以致于国民公会最后订出了这样的会场规则：只准许四个人同时发言。这是一条困难的规则，我根本想像不出，大会主席是怎样做到执行这条规则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车轮的加速转动是必然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是必然的。国民公会在1793年5月决定搬家，从马奈兹大厅搬到了杜勒里宫，就在今天半荒芜的花园曾经归属的宫廷里。搬家不几天，5月31日，“巴黎上空又响起起义的钟声”，我不知道当时的巴黎人，对于这样频频响起的钟声，是什么感觉。是一致的嗜血的兴奋？还是终有什么人，在那狭小木楼梯上的小房间里，倚在有着木头百叶窗的窗台上，看着街上涌动着的无数手持“家伙”的“无套裤汉”们，为法国忧心如焚。被钟声唤起的民众，踏着杂乱的脚步，来到这个杜勒里花园。砂石在不断地踩踏之下咔咔地痛苦作响。花圃中的花被碾为童粉，大水池把涌动的人潮，分流为左右两股急急的人群的渠流，就是有人被挤人水池，也不会被人们注意到。最后，他们终于扫荡了整个花园，像旋风一般冲进了杜勒里宫。
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强烈要求逮捕被民众判定为不够激进的22名古伦特“反动”议员，并提出一系列自己的主张，强迫议会通过。这些要求被拒绝。于是，接下的两天，在革命三巨头之一的马拉的指挥下，国民自卫军包围国民公会，炮口对准了杜勒里宫。吉伦特议员步了立法议会的贵族议员们的后尘。惟一不同的是，他们都没有逃脱。我们站的地方，正是在当年的杜勒里宫和竖立着断头台的“自由广场”之间。中间只隔了我们脚下这个杜勒里花园。革命的国民公会议员和要掉脑袋的反革命分子之间的距离，也只是如此数步之遥。
现代国家都有这样的立法，就是议员具有立法豁免权。这在欧洲是一个久远的传统。不仅议员在一般情况下不受逮捕，他们在议会内的发言也得到豁免。假如议员在立法讨论中都要以言论获罪，那么，在立法过程中，还有个议员敢讲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可悲的是，就在六个月前，就在这个以激进为主要调子的国民公会，在古伦特派议员亲自参与的投票中，他们和雅各宾派共同废除了议员的豁免权。这使他们今天在工作场所被逮捕之后，又在审判中以他们在国民公会发表的观点获罪。这就是在贡塞榭峄我们看到的那张油画的来历。油画中的吉伦特前议员们正在饮酒狂欢。他们被判处死刑将上断头台。在行刑前一天，他们被关押的贡塞榭峄，容许他们在一起，举行一次最后的晚餐。聚在一起时，他们中间的一个已经先行自杀。可是，躺在一旁的同伴尸体，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情，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或早或晚降临、再晚也不会超过明天的一件似是而非的事情。他们依然在酒醉中笑着，笑出了眼泪。也许，他们在笑话自己废除的法案害了他们自己；也许，他们在嘲笑自己曾经多么愚蠢地以为，断头台永远只有别人才会上去；
也许，他们在笑着问自己，革命怎么就革成了这么一副模样？
在第二天，人们已经看不到他们昨夜狂欢的痕迹。由五辆马车分别载着21名国民公会古伦特议员的囚车，从西岱岛向不远的“自由广场”进发。早已聚集在那里的民众在看到马车之前，已经听到了整齐嚎亮的《马赛曲》的歌声。歌声越来越响，囚车越驶越近。他们最终歌着走下马车，歌着走上断头台。《马赛曲》开始声音减弱，每砍去一个头颅，歌声就微弱一分，直到最后的一次砍刀下落，切断了那最后的半个音符。
革命，又扫除了一个障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之前，由吉伦特人一起参与，在国民公会通过了1793年《人权法》。这是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的第二个人权法案。可是，它几乎就像不曾存在一般。当时和事后，人们都没有再提起它。在当时，雅各宾恐怖时期迅速降临，《人权法》形同虚设，在事后，人们也不好意思再提起它，再夸耀为一个“革命成果”。
因为，投票通过该项法案的人们，就连自己生命的权利，连自己脖子上的脑袋，都没有能够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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