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村上春树作品 > 1Q84:BOOK1(4月-6月) > 正文
少女站起来,走出客厅。门静静地关上。天吾坐在沙发上调整呼吸,重新振作精神。老师一言不发地等着他,摘下黑框眼镜,用一块看着并不干净的手帕擦拭镜片,重新戴好。窗外,一个小小的黑色物体迅速飞过,也许是只鸟儿。也许是谁的灵魂被吹到了世界尽头。
“对不起。”天吾说,“我已经好了。一点事也没有了。请您说下去吧。”
老师点点头,开始说:“那场激烈的枪战之后,分离派公社‘黎明’毁灭了,这是一九八一年的事,距今三年前。在绘里来到这里四年后,发生了这起事件。但‘黎明’的问题暂时和这次的事情无关。
“绘里开始跟我们一起生活时,只有十岁。事先没打任何招呼、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前的绘里,和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绘里完全不一样了。她本来是个少言寡语、和陌生人从不亲近的孩子。但她从小和我很亲近,常和我说话。可是那时的她却处于对谁都无法开口说话的状态。似乎丧失了语言功能。问她话,她也只会点头或摇头。”
老师的语速稍微加快,声音也更加清晰。显然,他是想趁深绘里离席之机把话题向前推进。
“抵达这里的途中她好像经历了千辛万苦。虽然随身带着一点现金和写有我家地址的纸条,但要知道她一直在封闭的环境中长大,话也说不明白。但她还是凭着手中的纸条,换乘好几次火车和汽车,总算到了我家门口。
“一看就知道,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在我家帮忙的女人和阿蓟全力照顾绘里,几天后绘里基本平静下来,于是我给‘先驱’,打电话,说要和深田通话,但他们说深田现在处于不能接听电话的状态。我问那是什么状态,他们不肯告诉我。我说要和他夫人说话,但他们说夫人也不能接听电话。结果我和谁都没能通话。”
“您当时有没有告诉对方,说您把绘里收留在家里了?”
老师摇摇头。“没有。我当时觉得,除非直接告诉深田,否则绘里在我这里的事还是不提为好。当然,在那以后我曾再三尝试和深田联系,用尽了各种手段,但怎么做都一无所获。”
天吾蹙起眉头。“就是说,这七年间一次也没能和她的父母联系上?”
老师点头。“整整七年,毫无音信。”
“绘里的父母在这七年中,就没有打算寻找女儿的下落?”
“是啊。无论怎么想,这都是不能理解的事。因为深田夫妇非常疼爱和珍视绘里。如果绘里得去投奔什么人,去向也只有我这里。他们夫妻俩都和各自的父母断绝了关系,绘里长这么大从没见过两边的祖父母。她能投靠的只有我家。他们也一直教导绘里万一出了什么事就来投奔我。但他们居然连一个字也不跟我联系。这实在无法理解。”
天吾问:“您刚才说,‘先驱’是个开放的公社。”
“没错。‘先驱’自从建立以来,一直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公社运作。但就在绘里出逃前不久,‘先驱’开始逐渐切断和外界的交流。我最初觉察到这个征兆,是在和深田的联络开始出现不便时。深田一向是个下笔勤快的人,时常给我写来长信,把公社内部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心境告诉我。但从某个时刻开始来信断绝了,我给他写信,也没有回音。电话打过去,也不肯转接。就算转接过去了,通话时间也被限制得很短。而且深田的说话方式简直像知道有人在一旁偷听似的,总是冷冰冰的。”
老师在膝头将双手合拢。
“我到‘先驱’去了好多次。我需要和深田商量绘里的事,既然写信打电话都不行,剩下的就只有当面交谈了。但他们不放我进入他们的地盘。在大门处就吃了闭门羹,被毫不留情地赶了回来。无论如何交涉,他们也根本不理睬。‘先驱’的地盘不知何时也被高高的栅墙围绕起来,外人一律不得入内。
“公社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外边的人无从得知。武斗派‘黎明’需要采取秘密策略,那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追求的是武力革命,有些东西不得不讳莫如深。但‘先驱’不过是和平地利用有机耕作法经营农业,从一开始就对外界采取友好的态度,因此当地人对他们很有好感。但如今,这个公社简直像一个要塞。里面的人态度和表情都完全变了。附近的邻居们也和我一样,对‘先驱’的变化深感困惑。一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深田夫妇可能发生不测,我便担忧不已。但在那个时候,除了收养绘里精心抚育,我什么也做不了。就这样,七年时光流逝,一切依然不明不白。”
“甚至连深田是死是活都不清楚吗?”
老师点头说:“没错。毫无线索。我尽量不往坏处想,但深田整整七年没有只字片语的联系,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只能认为他们出什么事了。”说到这里他放低了声音:“也许是被强行拘禁在内部。或者是更严重的事态。”
“更严重的事态?”
“就是说,绝对无法排除最坏的可能性。‘先驱’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和平的农业共同体了。”
“你是说,‘先驱’这个团体开始朝着危险的方向推进了?”
“我觉得是这样。据当地人说,出入‘先驱’的人数和以前相比似乎大幅增加,车辆频繁地进出,以东京牌照的车辆居多。在乡间难得一见的大型高级车也常常见到。公社成员的人数急剧增加,建筑和设施的数量也有所扩充,内容也充实了。他们用便宜的价格积极增购邻近的土地,还添置了卡车、挖掘机和水泥搅拌机之类。农业也一如既往地继续经营,这应当是他们可观的收入来源。‘先驱’品牌的蔬菜越来越广为人知,还向以自然素材为招牌的餐馆直接供货,也和高级超市签订了合同。利润肯定也有所提高。但与之齐头并进,农业以外的某种东西似乎也在进展。光凭贩卖农产品,无论如何也凑不齐那些扩大规模需要的资金。就算‘先驱’内部有什么事情正在进展,从他们那彻底的神秘主义做法来看,只怕那也是难以公之于世的东西。这就是当地人所抱的印象。”
“他们又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了吗?”天吾问。
“肯定不会是政治活动。”老师应声答道,“‘先驱’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另外一条轴线上出现了变化,正因如此,他们才在某个时间点不得不把‘黎明’切割出去。”
“但后来‘先驱’内部发生了某些变故,致使绘里不得不逃离那里。”
“肯定发生了什么事。”老师说,“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故,某种致使她不得不抛弃父母、只身一人出逃的事。但绘里对此绝口不提。”
“会不会是受到严重刺激,或者是受到心灵创伤,以致无法诉诸语言?”
“不。受到强烈刺激、对某种东西感到惊恐、离开父母自己生活而不安等等,这类的感觉全然没有。仅仅是麻木。但绘里还是顺利地适应了在我家的生活,顺利得几乎让人觉得扫兴。”
老师瞟了一眼客厅的门,然后把视线收回天吾的脸上。
“不管在绘里的身上发生了什么,我都不愿硬生生地撬开她的心灵窥探其间。我以为这孩子需要的恐怕是时间,故意什么也不问她。当她沉默不语时,我也假装毫不在意。绘里总是和阿蓟在一起,阿蓟放学回家后,两个人连饭也不好好吃,就钻进房间。两人在里面干什么,我一无所知。也许只有在她们两人之间,某种类似会话的东西才能成立。但我没有多问,而是随她们去。而且除了不说话,她在共同生活上没有任何问题。她是个聪明的孩子,也非常听话。和阿蓟成了彼此唯一的密友。不过这个时期,绘里没有上学。因为你不能把一个一句话都不会说的孩子送到学校里去。”
“老师您和阿蓟以前一直是两个人生活吗?”
“我妻子在十年前去世了。”老师说,然后稍稍顿了一顿,“汽车追尾事故,当场猝死,留下了我们父女俩。远亲中有一位女士就住在附近,家务全由她帮忙打理,她还帮忙照应女儿她们。妻子去世,不论对我还是对阿蓟来说,都是巨大的痛苦。她死得太突然,我们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所以绘里来到我家和我们共同生活,先不管前因后果如何,对我们来说都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哪怕不言不语,只要有她在身边,我们就不可思议地会变得心绪宁静。而且在这七年中,尽管只是一点点地恢复,但绘里毕竟恢复了语言能力。和刚到我家时相比,会话能力显著地提高。在别人看来她说话与众不同十分奇妙,在我们看来却是不小的进步。”
“绘里现在上学吗?”
“不,她不上学。只是在形式上报了个名。要坚持上学实际上不大可能。所以由我,以及到我家来的学生们抽空给她授课,但不过是些零零碎碎的知识,根本谈不上系统的教育。她阅读有困难,所以一有机会就大声读书给她听,还给她买了市面上销售的朗读磁带。这几乎就是她受的全部教育了。但她是个聪明得惊人的孩子。凡是自己决定吸收的东西,就能迅速、深入而有效地吸收。她这种能力超群。但不感兴趣的东西几乎看也不看一眼。其间的差距非常大。”
客厅的门还没有打开。大概烧开水和沏茶很花时间。
“于是绘里对阿蓟讲述了《空气蛹》,对不对?”天吾问。
“刚才我说过,绘里和阿蓟一到晚上就两个人关在房间里,也不知道她们在干些什么。那是她们两个人的秘密。但似乎从某个时刻开始,绘里讲故事成了她们两人交流的重要主题。绘里讲的内容由阿蓟笔记或录音,再用我书房里的文字处理机转换成文章。从这时起,绘里好像慢慢恢复了情感,像皮膜一样笼罩全身的麻木与冷漠消失了,脸上也重新唤回了一些表情,开始接近从前那个绘里。”
“‘恢复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并非全面地,只是部分地恢复。但的确如你所说。恐怕是通过讲述故事,绘里的恢复才得以开始。”
天吾思考片刻,然后改变了话题。
“关于深田夫妇音信断绝一事,您有没有找警察商量过?”
“嗯。我去找了当地的警察。没提绘里的事,只说有个友人在里面,长期联系不上,会不会是遭到拘禁了?但那时他们也帮不上忙。‘先驱’的地盘是私有地,只要没有掌握那里发生了犯罪行为的确凿证据,警察就不能擅自闯入。无论我怎样交涉,警察就是不予理睬。而且以一九七九年为界,进入内部进行搜查事实上不可能了。”
老师仿佛要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频频摇头。
“一九七九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天吾问。
“那一年,‘先驱’获得了宗教法人的认可。”
天吾一时目瞪口呆。“宗教法人?”
“实在令人震惊啊。”老师说,“不知何时,‘先驱’变成了宗教法人‘先驱’,由山梨县知事正式颁布了认可。一旦名称变成宗教法人,警察想进入他们的地盘进行搜查就十分困难了,因为这种行为将威胁宪法保障的信仰自由。而且‘先驱’似乎设置了专人负责法律事务,部署了牢固的防御态势。地方警察根本斗不过它。
“我在警察那里听说了宗教法人的事,也大为震惊,简直如晴天霹雳。起初根本难以置信,亲眼看到了有关文件、亲自确认了相关事实以后,依然很难理解。我和深田是老朋友了,熟知他的性格和为人。我研究文化人类学,和宗教也有不少接触。但他和我不同,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人物,是事事讲究以理服人的家伙,按理说对一切宗教都抱有生理性的厌恶。就算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也绝不会去接受宗教法人认可呀。”
“而且获得宗教法人的认可,应该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倒未必。”老师说,“的确有许多资格审查,还得一一通过政府的复杂手续。不过如果从幕后施加政治压力,消除这些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变得简单。而何为严肃的宗教,何为邪教,其界线划分原本就十分微妙。并没有确凿的定义,全看怎样解释。凡是留有解释余地的地方,常常会产生政治和特权介入的余地。一旦获得宗教法人的认证,就可以享受税赋方面的优惠措施,还可以得到法律的重点保护。”
“总之,‘先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公社,而是变成了宗教团体。并且是个异常封闭的宗教团体。”
“新宗教。更直率地说,就是变成了邪教团体。”
“想不通啊。发生这样巨大的转变,肯定有什么重大的机缘。”
老师望着自己的手背。手背上长着很多蜷曲的灰色汗毛。“你说得对。无疑存在一个导致了巨大转变的契机。我也一直在思考,考虑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丝毫没弄明白。这个契机到底是什么?他们采取彻底的神秘主义,不让外人窥知内部的情况。而且从那以后,‘先驱’的领袖深田的名字再也不在公开场合出现了。”
“然后在三年前发生枪战事件,‘黎明’毁灭了。”天吾说。
老师点头。“而实质上将‘黎明’剥离的‘先驱’却幸存下来,并作为宗教团体稳步发展。”
“就是说,枪战并没有给‘先驱’造成太大的打击。”
“是的。”老师说,“不仅如此,甚至反而等于为他们做了宣传。这是一群肯动脑筋的家伙,把一切都扭转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来。但总的说来,这是绘里从‘先驱’出逃后发生的事。正如刚才所说,应该是和绘里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件。”
这似乎是在要求改换话题。
“《空气蛹》您读过了吗?”天吾问。
“当然。”
“您怎么看?”
“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老师说,“很精彩,而且充满隐喻。但究竟暗示了什么,说老实话,我也不太明白。瞎眼的山羊意味着什么?所谓小小人与空气蛹又意味着什么?”
“您认为这个故事是在暗示绘里在‘先驱’里经历的,或者说目睹的某些具体的事实吗?”
“也许是这样。但究竟哪些是现实,哪些是幻想,很难判断。既像一种神话,似乎又可以解读为巧妙的讽喻。”
“绘里对我说,小小人真的存在。”
老师听了,浮出严峻的神情,过了片刻才说:“就是说,你认为《空气蛹》中描写的故事是真实的事?”
天吾摇头说:“我想说的是,故事的每个细节都描写得非常真实细腻,成了这部小说的一个强项。”
“而且,你打算运用自己的文章或文理来重写这个故事,把它暗示的某种东西转换成更为明确的形态,是这样吗?”
“如果顺利的话。”
“我的专业是文化人类学。”老师说,“虽然我早就不做学者了,其精神却至今依然渗在骨髓中。这门学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把人们拥有的个别意象相对化,从中发现对人类来说具有普遍性的共同项,然后再次将它反馈给个人。通过这么做,人也许能获得一个在自立的同时又隶属于某种东西的位置。你明白我的话吧?”
“我想我明白。”
“恐怕要求你做同样的工作。”
天吾在膝头摊开双手。“好像很困难。”
“但似乎值得一试。”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
老师注视着天吾。此刻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特别的光芒。
“我想知道,在‘先驱’里,绘里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深田夫妇又走过了怎样的命运之路。这七年间,我努力试图揭开真相,却连一丝线索也没抓住。挡在面前的,是个我无力抗争的庞然大物。也许在《空气蛹》中,隐藏着破解谜底的关键。哪怕只有一点可能性,但只要有这种可能,我就情愿一博。至于你是否具备这样的资格,我不知道。但你给了《空气蛹》高度评价,并深深地沉湎其中。这,或许就可以成为一种资格。”
“有一件事我想确认是Yes还是No。”天吾说,“今天我登门拜访就是为了这个。老师,您是否把改写《空气蛹》的许可给了我?”
老师点点头,然后说:“我也想读一读由你改写的《空气蛹》。绘里好像也非常信任你,而这样的对象除了你再没有别人。当然这是说除了阿蓟和我之外。所以,你尽管放手去做,作品就完全托付给你。我的答复是Yes。”
一旦谈话中断,沉默就像注定的命运一般,降临在了这个房间。恰好这时深绘里把茶端了进来,仿佛算好了两人的交谈已经结束。
归途是独自一人。深绘里出去遛狗了。天吾对照电车的发车时间,请他们叫来出租车,赶往二俣尾车站。然后在立川换乘中央线。
在三鹰车站,天吾的对面坐了一对母女。那是一对穿戴得干干净净的母亲和女儿。两人穿的都绝不是昂贵的衣服,也不新,却很干净,收拾得十分精心,该白的地方雪白,熨烫得服服帖帖。女儿大概不是小学二年级就是三年级,眼睛大大的,五官长得很漂亮。母亲身材瘦削,头发束在脑后,带着黑边眼镜,拎一只退了色的厚布手提袋。里面好像装满了东西。她的脸庞长得也很端正,只是眼角旁流露出神经性的疲劳,使她看上去大概比实际年龄显老。还是四月中旬,她却带着把阳伞。阳伞卷得紧巴巴的,像一根干透了的棍子。
两人坐在座位上,始终一声不响。母亲看上去似乎在脑中考虑着什么计划。坐在邻座的女儿无所事事,忽而瞧瞧自己的鞋子,忽而望望地板,忽而看看从车厢顶垂下来的广告,忽而瞅瞅坐在对面的天吾,像对他高大的身材和皱皱的耳朵生出了兴趣。小孩子们常常用这样的目光看着天吾,像看着无害的珍稀动物。这位少女脑袋和身体几乎不动,只有眼睛活泼地转来转去,观察着周围各种事物。
母女俩在荻洼车站下了车。电车刚开始减速,母亲便拿起阳伞,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左手拿阳伞,右手提布手袋。女儿也立刻跟上,飞快地站起来,跟着母亲走下电车。站起来时,她又瞥了一眼天吾的脸。眼睛里蕴含着奇怪的光芒,似乎在要求,又似乎在倾诉。虽然只是微弱的光芒,天吾却能看清楚。这个女孩是在发送信号——他这样觉得。但不用说,就算有信号发送过来,天吾也无能为力。他不了解内情,也没有干预的资格。少女在荻洼车站和母亲一起走下电车,车门关上,天吾坐着不动,朝下一个车站继续前进。少女刚才坐过的座位上,坐着三个初中生,像是刚考完模拟考试结伴回家,开始热闹地大声交谈。但有一会儿,那位少女安静的残像仍留在那里。
那位少女的眼睛,让天吾想起了另一位少女。那是在小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两年间和他同班的女孩。她也长着一双和刚才那位少女一样的大眼睛。她曾用那双眼睛直直地注视着天吾,然后……
那位少女的父母是一个叫“证人会”的宗教团体的信徒。那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宣扬末世论,热心地进行传教活动,对《圣经》上所写的,一一忠实地按照字意实行。比如说完全不赞成输血。如果遭遇车祸身负重伤,生还的可能性便会大大减少。也基本无法接受大手术。但据说坚持这样做,等到世界末日来临时,就可以作为上帝选中的子民幸存下去,能在至福的世界里生活千年。
那位少女像刚才的少女一样,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那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眼睛。五官也很美丽。她的脸上似乎永远蒙着一层不透明的薄膜,那是为了消除自己的存在感。若无必要,她从不在人前开口,也不会把感情表露在脸上。薄薄的嘴唇总是紧紧地抿成一条线。
天吾当初关心这位少女,是因为她每到周末就跟母亲一起去传教。在“证人会”信徒的家庭里,小孩子一学会走路,就被要求和父母一起参与传教活动。从三岁左右开始,主要是跟着母亲步行,挨门挨户地走访人家,发放一种叫《洪水之前》的小册子,传播“证人会”的教义。浅显易懂地向人们解释现在世界上出现了多少灭亡的征兆。他们把上帝称作“尊主”。当然几乎每次都会吃闭门羹,就在他们的鼻子前砰的一下关上大门。因为他们的教义过于褊狭、一厢情愿、远离现实——至少和世界上大部分人认识的现实相差太远。但非常罕见地,偶尔也有人认真地听他们的布道。世上总有一些想找谈话对象的人,不管谈的是什么。而且非常罕见地,其中偶尔也有人去出席他们的集会。为了这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们走街串巷,挨家按响人们的门铃他们就这样不懈地努力,即使成效甚微,也想让世界走向觉醒,这就是他们被赋予的神圣使命。而这使命愈是严峻,门槛愈是高不可攀,赐予他们的至福也就愈是辉煌。
这位少女跟着母亲四处传教。母亲一只手拿着塞满了《洪水之前》的布袋,另一只手常常拿着把阳伞。几步之后跟着这位少女。她总是嘴唇抿成一条直线,面无表情。天吾随着父亲四处去征收NHK的视听费时,曾经几度在路上和这位少女擦肩而过。天吾认出了她,她也认出了天吾。每一次,少女的眼中似乎都有某种东西悄悄地闪亮。他们当然从未交谈过,甚至连一声招呼都没打过。天吾的父亲忙着提高收款业绩,少女的母亲则忙着宣扬注定到来的世界末日。少年和少女只是在星期天的街头,被父母拉着,步履匆匆地交臂而过,在一瞬间交换过视线而已。
全班同学都知道她是“证人会”的信徒。她因为“教义上的理由”不参加圣诞节的活动,也不参加走访神社、佛寺之类的远足或修学旅行。从没参加过运动会,也没唱过校歌和国歌。这样一种只能称为极端的做法,使她在班级里越发孤立。而且,每次吃午饭前,她必须念诵一种特别的祈祷词,而且得清晰地大声念诵,让人人都能听见。自然,周围的孩子都觉得那祈祷令人毛骨悚然。她肯定也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样做,但已被训练得坚信在进食前必须念诵祈祷词,即使没有其他信徒在一旁守着,也不能敷衍了事。“尊主”高高在上,把一切都仔细地看在眼里。
我们在天上的尊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免我们的罪。愿你为我们谦卑的进步赐福。阿门。
记忆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居然还能大致回忆起那祈祷词。愿你的国降临。每当听见这句祷词,小学生天吾就不由得思考:“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度?”那里会不会有NHK?一定不会有。既然没有NHK,就不会有收款。如果是这样,也许那国度早点降临才好。
天吾一次都没和她说过话。虽然在一个班级,天吾却从来没有和她搭话的机会。少女总是远离群体,孤独一人,没有必要就和谁都不说话。看样子不可能特地走到她面前,跟她打招呼。但天吾心里十分同情她。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休息日都不得不跟在父母后面四处挨家按门铃。尽管有传教活动和收款业务的不同,但不由分说地强迫孩子们扮演这种角色,对他们的心灵是何等严重的摧残,天吾深有体会。星期天,孩子们应该和小伙伴在一起尽情地玩耍嬉戏,而不应去威吓人家征收款项,也不应去四处宣扬恐怖的世界末日。那种事——如果真有必要做的话——让大人们去做就行了。
天吾只有过那么一次,由于小小的冲动,曾向那少女伸出援助之手。那是四年级的秋天,在上理科实验课时,和她一个实验台的同学对她恶语相向。因为她弄错了实验步骤。究竟是什么样的错误,他已经没有印象了。当时一位男同学揶揄她,提到她参与“证人会”的传教活动,挨家挨户地散发荒唐的小册子,还叫她“尊主”。这应该说是少见的事。因为大家平时不欺负她也不捉弄她,不如说把她当作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彻底地漠视。但像理科实验这样的协同作业,不可能只把她一个人排除在外。当时那些话骂得相当恶毒。天吾本来是另一个小组的,使用旁边的实验台,但他再也无法置若罔闻。不知为何,他只是觉得不该放任不管。
天吾走过去对她说,要她换到自己的小组来。没有深思熟虑,也没有丝毫犹豫,几乎像条件反射一般,他这么做了。并且仔细地把实验要领说给她听。少女全神贯注地听着天吾说明,仔细地理解,没有再犯相同的错误。在同一个班级的两年间,天吾还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她交谈。天吾成绩好,又长得高大强壮,大家都对他另眼相看。所以没有人因为天吾袒护了她而戏弄他——至少在当时那个场合。但由于袒护了“尊主”,他在班级里的声望似乎在无形中下降了一个级别。恐怕是因为和那位少女有了瓜葛,被认为染上了污垢吧。
但天吾对此毫不介意,因为他深知她是个很普通的女孩儿。如果父母不是“证人会”信徒,她当然会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孩长大成人,被众人接纳,肯定也会有要好的朋友。但只因为父母是“证人会”的信徒,她在学校竟受到像隐形人一般的待遇,谁也不跟她说话,甚至看都不看她一眼。天吾觉得这极不公平。
天吾与少女此后并没有什么交谈。没有交谈的必要,也没有交谈的机会。但每当视线偶然相触,她的脸上就会浮出隐约的紧张。他看得明白。也许天吾在理科实验课上的行为,让她觉得困惑。也许她心生愤怒,觉得他是多管闲事。对此,天吾捉摸不透。他还是个孩子,不会从对方的表情中读出细微的心理变化。
然后有一天,少女握了天吾的手。那是十二月初一个晴朗的下午,窗外能望见高远的天空和雪白笔直的云。在下课后清扫完毕的教室里,偶然只剩下了天吾和她两个,再无别人。她仿佛下了决心,快步穿过教室,来到天吾面前,站在了他身旁。然后毫不犹豫地握住了天吾的手,仰面注视着他(天吾大概比她高十厘米)。天吾吃了一惊,也注视着她,两人视线叠合。天吾在对方的瞳孔中看到了从未见过的透明的深邃。那少女无言地久久紧握着他的手,非常有力,一瞬间都不曾放松。然后她放开了手,裙裾翻飞,小跑着出了教室。
天吾莫名其妙,目瞪口呆地站着不动。他的第一反应是,幸好没人看见。万一被谁看见,天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来。他环顾四周,先是长舒一口气,随后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从三鹰站到荻洼站问坐在对面的母女俩,没准也是“证人会”的信徒,正赶赴例行的星期日传教活动。鼓鼓的布手提袋里,看上去也很像塞满了《洪水之前》小册子。母亲手中的阳伞和少女眼中闪烁的光芒,让天吾想起了同班那位寡言的少女。
不,电车中的两人也许不是什么“证人会”的信徒,只是正赶去上课外班的普通的母女俩,布手提袋里装的也许只是钢琴乐谱、练习书法用的文具。一定是我对各种事物过于敏感了。天吾心想。于是闭上眼睛,缓缓地舒了口气。星期天,时间流逝的方式显得很奇妙,种种景象奇怪地扭曲着。
回到家,简单地做了顿晚饭吃。细想起来,其实午饭也没吃。晚饭后,想起该给小松打个电话,他肯定想知道会见的结果。但这天是星期天,他不上班。天吾不知道小松家里的电话号码。算了,随它去。如果想了解情况,他大概会打电话来的。
时钟的指针转过了十点,正打算上床睡觉时,电话铃响了。他猜测大概是小松,拿起听筒,传来的却是年长的女朋友的声音。
“哎,后天下午我到你那儿去一小会儿行吗?不过没办法待太长时间。”她说。
背后可以听见轻轻的钢琴声。好像她丈夫还没回家。行啊。天吾回答。她来的话,《空气蛹》的改写工作就得暂时中断。但听着她的声音,天吾感觉自己强烈地渴望她的身体。挂断电话后,他走到厨房,把肯塔基波本威士忌倒进玻璃杯里,站在洗碗池前一饮而尽。爬上床,读了几页书,然后昏昏睡去。
天吾这个漫长而奇妙的星期日,就这么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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