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下乡的运动过去17年了，许多人谈起此事依旧怨气冲天，他们把这场前后持续10年、有200万年轻人卷入的运动称之为“荒谬的错误”，或至少是“蹉跎岁月”。这么说大抵错不到哪儿去，然而我还是不能完全同意。老子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到美国几年后，我对这场运动的愤懑逐渐平息，甚至庆幸我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
在农场我学会了阉猪崽，砌耐用的火炕和打好烧的火墙，用木铲扬场，使镰刀割豆……我并不是说在农场学到的农活把式现在对我还有多大用，但是知道自己会干这些活儿，而且还能干得颇出色，我便打心眼儿里有一种安全感。我不会在评终身职时睡不着觉，我不仅仅会教书，还会做农民和工人的活儿，如果我不能用头脑和笔杆糊口，我还能用肌肉和筋骨养活我和儿子。
北大荒的年头教会我如何在极紧的预算下从容地生活，现在我便不必整天为挣额外的。其实并不一定需要的那部分钱发愁。在很大程度上使我有时间做我最想做的事，如沉溺于文学中，写我现在写的故事。不然的话，生活在没有铁饭碗的外国，恐怕我得力挣更多的钱而从事一份不感兴趣的职业。
当然，在1968年，我不可能看到今天。我感激北大荒有别的原因：我的失眠症不治而愈。到850农场后两个月，只要午休还剩5分钟时间我都可以打个盹，另外9个同屋就挤在我旁边，有人听收音机，有人洗衣服，有人聊天，有人哼小调，有人在磨刀石上磨镰刀……一眨眼的工夫，我便睡着了。没什么值得奇怪的，我用的处方只是大剂量繁重的体力劳动。
北大荒的夏天，白昼奇长。3点钟天就蒙蒙亮了，一般在11点吃午饭（在中国境内，所有地方都使用北京时间，东北11点吃午饭，西北则要到下午两三点），晚上8点过后太阳才落山。麦收季节，我们早上5点就起床了，一星期七天，天天如此。起床后一小时，我们已经在田头了，午饭歇晌的时间很短，为抢时间，通常有人将饭菜送来，我们就在地头上扒拉几口。午饭后接着干，一直于到太阳快下山为止。
晚饭后，如果打谷场有活儿堆着，晚上还得接茬干。我们先得沿打谷场上风一侧点几大堆篝火，然后将湿草扔在火上，弄出许多浓烟，以达到驱赶蚊子的效果。这样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出来干活，几乎要干到半夜。
由于紧张的劳作，我又面临另一个麻烦：入睡是毫无问题了，但早上起床要花极大的毅力。我倒不为这个抱怨，农场里的知青早上起床个个都很困难，我想我正常得很。
我治好了失眠，睡在我边上的一个女青年却得了梦游的怪病。刚开始我们觉得这没什么，只是稍有点儿受惊，因为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讲一个梦游的人把别人的头砍了下来，还念念有词说地里的西瓜熟了。我们对这种病的了解就这么多。这个梦游的女孩会不会也把我们的脑袋砍下来呢？她当然不会。
梦游的女孩姓曹，她从我们嘴里听到自己梦游的事，坐在我们的大床上，好一阵不说话，随后便默默垂泪。看她哭成这样我们都于心不忍，我尤其希望自己能帮她点什么。自从她分到我边上的铺位来，她就对我很友好，像个宽厚的大姊。我喜欢她，信任她，部分原因是她和我都曾住在同一个机关大院，而且她也是一零一中的学生。她不像我的其他同学，从没有咄咄逼人的时候。现在我看得出她很害怕，比我们所有人对这件事都紧张。
农场里没有医生懂得怎么治这种病，领导于是使出旧招：把她调到一个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去。也许他们以为这么一折腾她就会丢下原来的病，像扔掉一件旧衣服一样。但这个方法不顶用，大豆收获季节过后，我们听说她的病情有增无减，于是我们有4个女生跳上一台拖拉机，在一个下雪天匀一天时间去看她。
当我们走进曹的宿舍，只见她一个人向隅而坐，面壁发呆。我们叫她，她一动不动，再叫她，这才慢慢转过身来。不到3个月时间，她瘦得皮包骨，更糟的是，刚开始她似乎不认识我们，过了一会，她突然大声说：“我坦白！我反对毛主席了！我有罪！我该死！我罪该万死！……”
她在胡说些什么？！她一定是精神错乱了，在这儿，她没朋友，没同学，周围都是陌生人，得的又是这么一种病！为什么领导……我们见此情形不知所措，都吓得哭了起来。曹倒是唯一不哭的，她怔怔地望着我们，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非常隔膜，既不高兴也不悲伤。第二天我们回去，赶忙写信告诉她的家人。后来我们听说她父母来把她带去了山东的五七干校。这件事说明并非每个人都能适应北大荒的生活，只有那些体格强硕、精神健全的人才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曹和那些半道上走的毕竟还是少数，坚持下来的人为多。我们主流，就像口号说的，“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我还不够茁壮，我又遇到了新的难题：下乡的最初3个月，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所以很难坚持工作到中午。
从前我在家里一向晚睡晚起，早上基本不吃东西。我来农场后才意识到早餐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如果我早餐不吃上两个大馒头，到了9点钟肚子就咕咕叫了。捱到10点，就像没了油的拖拉机，尽管在大夏天，都会手脚冰凉，虚汗直流。有时我会头晕目眩，喘不过气来。遇上这种情况，我得马上坐下来将头架在双膝上休息一阵，不然我会昏厥过去。
我知道后果，颇为害怕，但是凌晨5点钟强迫自己起床后，真是一点食欲都没有。馒头在嘴里嚼呀嚼，就是咽不下喉咙去。这当口，别人已经狼吞虎咽了两三个大馒头，有的甚至要吃4个。我真是恨自己的身体，这么不可理喻！我发誓要克服这个毛病。改造！我必须把自己改造成一个新人。想贫下中农之所想，爱贫下中农之所爱，这还不够，我必须从精神到肉体学习做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接下去的几个月，我向自己的身体开战，把自己的体力用到极限，再突破极限。当我精疲力尽的时候，就把自己想象成一架独轮车。“小车不倒只管推！”哪位英雄人物说的这句话？的确有点哲理，只要我的骨头没有散架，只要我身上还剩一分力气，只要我还有一口呼吸，我就要赶上别人，决不落后！
于是我干活时不松劲，用足全部力气，同时有一个声音大喊着从我心底冲出：我真希望此刻一跤倒在地上，像一口袋麦子那样落在地上，就这么躺着，永远不再起来！体力劳动的确使人头脑简单，我所有的想法都消失了，只有这个想法盘踞在心中。但这个想法是错的，我不应该纵容自己这么想，这不是鼓劲的好方法。
那么怎样鼓劲才对呢？我对自己说，这是一场考验，是一次审判，是一条火线，如果我能坚持住，我就是胜利者，是英雄，如果我倒下，就什么也不是，是狗屎堆！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二姨说一个人要有志气……村里的农民怎么说来着？“人的力气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力气是用不完的，只会越用越多。”这些话使我看到了希望，我坚持住，果然慢慢越于越有劲，农民的话真是金玉良言。
其他的知青想必也经过类似的艰苦历程，他们不知用的是什么话给自己鼓劲。初到村里，我们4个人凑在一起抬一袋11多斤重的麦子都很吃力，到了第二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单独扛着麦包走了，而且还能走一两块跳板，把麦子扛到卡车上去或倒在谷仓里。
农场的活儿十分累人。有个比喻很形象：一颗汗珠子摔八瓣。于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是32元。“三百二十大毛”，北京青年不无挪揄。我不知别人怎么看这点点辛苦钱，我的感觉是棒极了！我终于自己养活自己，完全独立了。我内心的自豪难以言传。
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按中国传统，我给父母和二姨各寄去10元，剩下的12元交了伙食费。（农场里的知青，不论男女，每人每月交12元，一日三餐在饭堂管饱，吃什么则不论。）父母和二姨收到钱后都给我来信，他们对我的评价比自己的还高。
说到独立，农场的女青年绝对独立过人。男女同工同酬，我们中大多数与男生比在哪方面都不比他们差。男人能做的事，我们一样能做，而且我们还做得更快更好。
农场的活儿要数割大豆来得辛苦。只有在秋雨连绵，机器没法下地收割时，才需要人工出动。我们双脚陷在泥泞里，一把镰刀在手，慢慢往前挪，整条垄割完要挪一两公里长。这种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都走出家门，下田割豆，肩并肩你追我赶地跑这场马拉松。一天下来，割得最快的总是些“铁姑娘”。
开始时，男人试图与我们较劲儿，一段时间下来，他们知道不是对手，只好放弃，作出满不在乎的姿态。有个从上海来的叫老冯的女学生在割豆子上独占鳌头，谁也别想比过她，男人送她一个“橡皮腰”的外号，因为不管田垄有多长，她从不需要直起身子歇口气。她的毅力简直惊人！除了她之外，还有花儿和我们好几个人都是硬手。那些年里，有谁听说过“铁小子”如何如何？在中国，只有“铁姑娘”创造奇迹，叫大伙儿心悦诚服。
年纪大一点的妇女，那些家属，却毫不恋战。她们拖拖拉拉，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男人都烦她们。“这些臭家属没治了！”老职工们说这话时带着明显的轻蔑。当面叫这些女人臭家属的，却正是她们的丈夫和兄弟！
我们第一次听到“臭家属”这个称呼，不免有些吃惊。在中国，若在孩子的小名前加个臭字倒无所谓，往往还表示亲呢；而以此称呼大人，岂止是大不敬，简直可以说是种辱骂。毕竟这些妇女不也是贫下中农么？她们不也是毛主席说的“半边天”么？理论上说，革命也要靠她们出一份力，打江山的也不仅仅是男人……
但慢慢我们耳熟了这个称呼，甚至我们也在背后半开玩笑地管她们叫臭家属，反正也不是我们先这么叫的。一度我觉得这个称呼并不太冤枉她们，她们虽然并不依赖男人，但有些人的确散发着臭味，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好像很久没有梳洗过。离得近一点，你能闻到她们身上的洋葱味、大蒜味、煤油味、小孩的尿味，有些人满回黄牙，早晨张开嘴，宿臭刺鼻。那么我们知青是否就没臭家属那么臭呢？不尽然。我们到了村里几个星期后，身上也开始有一种怪味了。
我们的衣裳尽管新，但也搞得很脏，在村里洗衣服可是件大工程。首先我们得去井台上打水，将水匀在桶里，用扁担挑回去。然后把冰凉的水倒在一个大铁盆里，打了肥皂用手慢慢搓衣服，再将衣服漂洗干净。一次打的水不够，还得再打。洗完后绞干，用绳子晾起来。这个过程每一步都耗时费力，而从地里干活回来，时间和精力都所剩无几。
我们于是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我们发现衣服脏了，便把它们脱了，塞在床下，等后来的干净衣服穿得更脏了，又把先前穿过的衣服比较一下，挑一件看得过眼的再穿几天。这样一轮一轮转了两三个月，期间我们便免除了洗衣的麻烦。
而且这段时间我们谁也没洗过澡。我们完全没概念应该怎么洗澡：村里既没有公共浴室，宿舍又没有盥洗设备。到了10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宿舍的人在衣服缝里突然发现了一个个奇怪的白色的小东西，体积虽小，却有着一个大肚子。它们慢慢爬过，还留下些光亮的小卵。“这是什么玩艺儿呢？”我们不得其解，上上下下挠痒痒。突然有人惊叫一声：“是虱子！”这一说我们头发都倒竖起来，一身鸡皮疙瘩。“真恶心！那怎么办？太可怕了！怎么办？”
最后还是“臭家属”向我们伸出救援之手。“别怕！别怕！我们来帮你们的忙，弄干净就是了，有办法的！”她们来到宿舍，把我们的衣服和被单都拿回自己家，在大锅里用沸水煮了又煮。从此我们学会用大铁盆在众目睽睽的宿舍中轮流洗澡，这也没什么，犯不着害羞。在村里，要想洗澡，唯有如此，别无选择。
“入乡随俗”，我发现北大荒的民俗和北京的真真不一样。比方说，这里的人不喜欢客套。你到一户正吃着晚饭的人家中，他们若邀你一块儿吃，你最好就坐下，抄一双筷子，二话不说，吃。而已要放开肚子吃，让男女主人知道你不跟他们见外，而且喜欢他们的饭菜：让他们知道的方法不是言语，而是行动。这样他们才高兴。
在北京，那是另外一番规矩：如果我到什么人家中，他们正在用餐，我应该道歉，尽快离开。如果我事先接到邀请，那当然可以坐下吃，但在赞扬菜肴的同时，我必须吃得很有分寸。切不可像俄狼一样大嚼大咽，不可将筷子伸过桌子另一边夹菜，不可吃完任何碗碟中的最后一点菜肴……这些在北京的好习惯到了这儿全行不通。
除了吃饭，还有喝酒，喝白酒。如果村里人给我喝酒，我最好别拒绝。当地人几乎个个善饮，喝酒是哥儿们义气的标志，表示一种对人的尊重和信赖。不过若知青不会喝酒，村民也不勉强，白酒在农场是奢侈品，一块钱一瓶，他们决不愿意看到好东西给糟蹋了。
其实知青也不等村民劝饮。几个月下来，我们都喜欢上了白酒，女青年也不例外。也许是气候的原因，这里半年时间极其寒冷，余下时间则潮湿不堪。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农场生活到底不比家中。只是开始几年谁也不想承认，人人都说喜欢北大荒，要在这儿扎根。
白酒不能空腹喝，中国人喝酒时吃很多菜。在这个地区，最好的佐酒菜肴是狗肉。在这之前，我从未碰过狗肉，而在农场，因为没有其它肉供应，村民们只能宰自己的狗来吃。他们请我尝尝时，我没有稍加迟疑，将狗肉蘸在酱油里，就着生大蒜，大口大口吃将起来。往下吞的还有白酒，三杯，四杯。干了干了！酒肉可真是好东西！道理很简单，几个月时间不沾半点荤腥，只吃蒸馒头和见不到油花儿的水煮萝卜，如果有人给我吃耗子肉，没准我也吃得很香。
就这样农场里的生活一天一天改变着我。像花儿和当地女孩一样，我说话山响，笑起来没遮没拦，想唱歌就吼它一嗓子。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每天我们和太阳一同醒来，在地里挥汗劳作，风吹日晒使我们体魄健壮，漫天的雨雪和飞扬的尘土都挡不住我们劳动的步伐，甚至蚊子也都不在话下。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村里的文化生活贫乏，其他知青也有同感。
尤其到了冬日降临时，昼短夜长，下午4点以后，天就黑了，户外滴水成冰。村里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图书馆，没有乒乓球桌，连棋和扑克牌都没有。有的只是马拉松式的政治学习，晚饭后无所事事，当地人家为了省油，早早就吹灯睡觉了。
“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呢？当地贫下中农对我们亲如一家，也许我们可以在晚上表演几段节目来回报他们？”这个主意不错。在北京时我们多少都学了些歌舞，会唱几段革命现代戏。我们决定把节目串起来向村民们做个汇报演出。
文艺晚会成了凉水泉一件空前的大事。演出那天晚上家家户户倾巢而出，将大食堂挤得水泄不通。几个拖拉机手头天早晨开车去场部借来了发电机，在大食堂架起了照明的电灯。许多村民提前一小时就搬了小板凳来，为的是占一个好座儿。
可以想象我们的演出相当蹩脚，有人忘了台词，在台上抓耳挠腮，也有人演到半中间忍俊不禁。逢到这时，台下的观众也一同爆发出善意的哄堂大笑，没人会向老戏迷那样喝倒彩，我们的观众对我们全情支持。孩子们的眼睛睁得滴溜圆，老人和妇女紧张得嘴都合不拢。每一段表演结束后，大伙儿的掌声、叫好声经久不息……
看到这一幕，我突然想到父亲和他的同志们1943年搬上山村舞台的《傲慢与偏见》。现在我才理解他说的演出引起强烈反响的意思。尽管距他演出的年代已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新中国成立了，开展过许多场运动，但是这里的农民仍然生活在文化沙漠里。他们中很多人直到今天晚上才第一次看到真人现场表演。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来改变现状，也许我们也能排一出戏？当然不能排《傲慢与偏见》，要排一出革命的剧目。
我们再聚在一起时，我建议我们排演话剧《年青的一代》，演话剧可比演节目复杂多了，但我的知青伙伴都赞同，于是我们着手挑选演员。
剧中的男主角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叫肖继业，他志愿来到遥远的边疆勘探矿藏。在一次事故中，他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队友，一条腿受了重伤，医生要对他进行截肢手术。当然，英雄人物的肢体怎么能残缺不全呢，最后医生想尽办法保住了他的腿，使他重返边疆。
这个角色，人人都觉得应该由周来担任。周是北京来的知青，长得一表人才，更重要的是他热心而有激情，总是乐意帮助别人。在我们心目中，他就是肖继业的化身。他来演肖继业再合适不过了。
这出戏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叫林育生。他是大学的高班学生，和主角形成对比，他怕边疆的艰苦，毕业后想留在大城市。当然他转变了思想，因为他后来得知他的父母都是革命烈士，最后他也志愿去了边疆。
我们认定这一角色最理想的人选是文，一零一中的高材生，在校时成绩优异。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文本人架一副白框眼镜，看上去颇有书生气。但在那个年代，说一个人有书生气并不是恭维话，这等于说这个人软弱、犹豫、不中用。所以当我们提出由文演这个角色，引得他老大不高兴，“为什么要我来演？在你们心目中我像他么？”他抗议地反问。但是他那些一零一中的哥儿们都为他中选而兴奋，他们最终说服他接受下来。（8个一零一中的男同学住一间房，他们自称“8只快乐的大苍蝇”。）
这个剧中的女主角也很关键。她叫林岚，是林育生的妹妹，一个热情奔放的革命青年。这个角色我有意让花儿来演，但一开始这个主意遭到一些北京青年的质疑。
“什么？让花儿演？你觉得她能成么？她初小都没读完，能记得住那么多的台词吗？”
他们说得不错，花儿12岁她父母就让她辍学在家带弟弟。村里好多女孩有类似的经历，反正不管男孩女孩，很少有读完小学六年级的。离村最近的一所初中在十几公里之外。但我相信花儿能演好这一角色。花儿嘴上不说，我知道她心里别提有多想参加我们的演出。
花儿爱唱爱跳，过去她老在地里模仿不同的人物逗我们乐，一会儿学我们都熟悉的她爷爷的咳嗽，一会儿又学头天隔着打谷场和人骂架的一个肝火甚旺的“臭家属”的腔调。我总觉得她聪明，善于观察，是天生的演员坯子，只是没被发现罢了。
如今有这样天份的女孩该模仿港台歌星挣大钱了。而在1968年，花儿为能在我们的剧中扮演一个角色兴奋不已，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为能让花儿出演，争辩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结合贫农，所以我们的演员阵容里至少要结合进他们中的一位。我还答应亲自辅导花儿。
我于是帮花儿熟悉台词，然后是彩排，接下来就要正式献演了。这是村里的又一桩大事。但开演以后，周和文尽在那儿呆板地背了台词，戏演得了无生气，我在台下于着急。
轮到花儿出场了。她一走上舞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林岚，像一阵春风，一阵急雨。她冲上舞台跑过去质问林育生：“哥哥！你知道吗？肖继业他的腿很快就要被截掉了！”花儿的嗓音变了，大滴的眼泪涌了出来。每个人都被她感动，其他男女演员顿时进入了角色，激情从他们胸中奔涌而出，挥洒自如，即使在我挑剔的眼光看来，话剧演得也相当成功。更重要的是，人人都说花儿功不可没，她简直浑身都是戏。
花儿的成功对我来说意味深长。不是因为我对她的判断胜人一筹，而是我为全体知青感到骄傲，我们的牺牲是有回报的。过去我虽然也是自愿来农场，却总认为农村长大的孩子不如城里的孩子聪明，真是大谬不然！我很高兴证实我原先的看法是错的。
从那一天起我就幻想有朝一日花儿能去北京电影学院或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经过4年科班训练，她会出落成舞台或银幕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我决定教她语文，从教她背一些我记得起来的唐诗开始。
凉水泉的聪明孩子不止花儿一个，另一位老唐夫妇的独生子小唐也是聪明过人。村民告诉我，在小唐4岁时，有一天他父母把他反锁在家，出门下地去了。这种做法在农村很普遍，不像城里的单位，农村没有托儿所。话说这天小唐找到一盒火柴，擦着了火，引燃了棉被，黑烟从炕上腾升起来，很快充满了房间。他想往外逃，可是铁将军把门，他叫救命，没人答应，谁也听不见双层密封窗里的动静。
但小男孩没有慌张，他跑进厨房，在炉子边找到一根拨火棒，然后跑回房间，爬上炕，打碎了一扇窗，又打碎另一扇窗。他这么做与他父母平日的反复告戒背道而驰，于是他逃过一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村里人讲完这件事后总爱加上这么一句。
4年后，同样的灾难发生在老王夫妇的两个男孩身上，两个孩子都窒息而死，一个5岁，一个3岁，我们目睹了这场悲剧。这时小唐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他有时会和其他孩子来我们宿舍玩智力游戏。
“树上有7只鸟，猎人举枪打死1只，树上还剩几只鸟？”
“6只！”“5只！”孩子们七嘴八舌，小唐看看我，会意一笑，好像说他知道其中有诈，然后大声宣布：“一只鸟都没有了！”他当然答对了。
我也有些恶作剧的谜语，比方说：远看像个灯笼，近看尽是窟窿。村里没人猜得出，甚至知青也没人能猜对。小唐一听，立刻就说：“哦？不就是个破灯笼么？把它扔了得了。”人人都笑了起来，恍然大悟。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个早慧的男孩刮目相看。
后来发生的事却令我大失所望：小唐被卷入一宗大案。从一开始，村里教他的老师就不喜欢他，说他骄傲。而其他村民却认为这个老师根本不够格儿，仅因为他是政委的红人儿，才得了这份美差。对小唐问他的各种问题，他答不上来，便恼羞成怒。后来他居然在小唐的作业本里“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把这件事汇报给了赵指导员。赵又反映到了农场总部，很快就在虎林县公安局立案，公安干警奉命进村调查此案。警察甫至，就拘留了小唐，日夜审问，连老唐夫妇也未能幸免，警察怀疑他们是教唆犯。他们当然竭力否认，调查继续进行。而那条反动标语则一直是个谜，没人见过它的庐山真面目。领导似乎觉得只要我们看一眼这条标语，我们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就会立即崩溃。他们对我们可真够信任的！
有道是“打草惊蛇”，“顺藤摸瓜”。时间一天天过去，村里的人越来越紧张：“谁说得准这孩子被这样审讯下去会不会胡说八道？万一他说……”
甚至连知青也有点儿惶惶然，并不是我们不想与贫下中农同呼吸共命运，而是近来我们与赵指导员的关系颇为紧张。我们有点儿担心他会记仇，给我们制造麻烦。
其实，与赵的关系不好，我们也有部分责任。刚来凉水泉，我们对指导员怀有一种过高的期望，这多半又是受了电影和小说的影响。在文学作品中，指导员总是一位对战士体贴人微的老大哥，和煦如春风，他对战士们的喜怒哀乐了如指掌，他及时给他们引导，善意地指出他们的不足。遇到危险，他冲在前面，将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将死的威胁留给自己……总而言之，他是位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加上相貌英俊，身材魁梧。而我们眼前这位赵指导员与之有着云泥之别。
我们初次见到赵时他40出头，身材矮小，肤色蜡黄，一张脸又瘦又长，像一条倭瓜。他有一双小小的老鼠眼，总爱趁人不备从旁边或背后打量别人。我们不单止烦他这些，还有其它：他对人冷漠，不爱理人，整天见不到他的笑脸，一副村里一把手的架式。
也许以外表取人失之公允？有些人天生就不苟言笑。如果赵指导员不来联系群众，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动去接近领导？大概就是带着这个念头，一群北京知青有天去“赵府”登门拜访。
他们一去先在他家门口碰到他妻子，“第一夫人”的脸上也看不到一丝笑容，好像这些知青欠了她很多钱没还。她冷冰冰叫他们进去，自己却出了门不知去向。好一个敬客的主妇！
知青进得门来，只见赵躺在炕上，架起二郎腿，品着他的饭后一支烟，看见有人进屋，也不起身，连眼皮都没抬，只是从鼻子里哼出俩音：“啥事？”
一干人甚是尴尬，他们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留也不是，去也不是。“我们来向您汇报思想……指导员……希望想得到组织上的帮助……”有人结结巴巴地说，别人则站在那儿大眼瞪小眼。
“说——吧。”赵的声音又干又冷，眼睛望着天花板。烟圈从他鼻眼儿里冒出，一圈又一圈，完全没有请知青坐下的意思。
这时北京知青已被这种简慢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根本无心汇报什么思想，他们三言两语就告辞了。回家路上，这帮人默默无语，对这番经历简直难以置信。进了宿舍，他们全都炸开了锅：
“去他妈的赵！他是什么玩艺儿，竟敢这样对待我们！他以为自己是村里的一把手，父母官，就摆这么大的臭架子！中央首长我见得多了，哪个不是客客气气的？真没见过像他这样儿的。”
“就是！他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不过是个小萝卜头！他算什么东西？一个二十四级干部，就差垫底了！我们大院看门儿的都比他高三级，有什么可神气的？”
最后这段话是“8只快乐的大苍蝇”中的一个说的。除了文，其他的7只“大苍蝇”都是高干子弟。不知为什么，单单这句话在凉水泉不胫而走，就像安徒生的童话里小孩子说的：“皇帝什么也没穿。”刚开始还只在知青里传，我们一笑置之。后来不知谁说漏了嘴，在老职工中间也传开了。他们喜孜孜地到处传播这段话，随后声明不是他们编的，是北京的知青说的。终于这话经过赵的亲信传到了赵的耳朵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感到惴惴然的缘由。
我希望赵别把这些话大放在心上。毕竟在这儿他是一把手，大权在握，我们才是小萝卜头。他究竟怎么想的，我无从得知，他的脸总是阴云密布。思想汇报？真无聊！这帮人在一零一中难道还没吃够苦头么？他们真是自找！——赵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让他们大丢面子，也是活该。他们倒恼羞成怒，挖苦赵的级别，这样只怕真把事情异糟。没听老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么？古训总有几分道理在的。现在如果赵秋后算帐，我们都得搭进这些是非中去。看来我们必须谨言慎行，好自为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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