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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一生四处漂泊，奔走呼号，居无定所。虽然继父陈昔凡曾置下庞大的家产，但他丝毫不眷恋继承遗产，过行尸走肉般的优裕生活，而是投身
自己钟爱的事业，即便艰难困苦，也在所不辞。自１９１０年与高君曼双双出走后，陈独秀便与原来的家庭基本脱离了联系，主动放弃了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其间，除在北京大学任教等少数时间外，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固定的职业，靠写作拿稿费和版税来维持生活。自担任中共总书记后，起初是不领取津贴的，后来中央虽然每月补贴数额不等的几十元钱，但也往往是解决生活问题而已。大革命失败后，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在上海隐姓埋名，更不可能抛头露面去谋职业。因此，陈独秀一 生都没有什么积蓄，生活比较艰难，晚年更是主要依靠亲朋旧友的接济才能勉强度日。晚景虽然凄凉、穷困，但丝毫不改陈独秀的平生鸿鹄之志，他更不愿意低三下四地投身卖友来换取高官厚禄，这尤足以显现其贫穷不能移的高风亮节。
陈独秀入川后，为躲避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颠沛流离于重庆和江津之间。几年的监狱生活使得早就患有肠胃病的陈独秀身体更加虚弱，还新添了高血压顽症，更使他饱受疾病的折磨。１９４０年２月，国画家阎松圃来看望陈独秀。看到他一副穷困潦倒、贫病交加的样子，阎松圃颇有感慨地说：“你是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陈只得苦笑道：“幸亏有朋友帮忙。”阎松圃的话确实概括地反映了陈独秀当时寄人篱下的落魄窘境。
入川后，本来就没有正常经济来源的陈独秀，生活上更加依赖亲朋旧友的资助。当时，他的收入来源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一是偶尔为报社写稿，得一点稿费，但很不固定。陈的老友汪孟邹曾写信告诉胡适，说陈刚到江津时“日撰文二三篇，归 时事新报 发表，每篇送三四十元”，但以后写得越来越少；二是担任 《时事新报》名誉主笔，每月能象征性领一点津贴，这是由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介绍的；三是“北大同学会”见当年的文科学长陈独秀生活窘迫，经常捐助他一些生活 费；四是新老朋友如蔡元培、邓蟾秋叔侄、 康绥靖公署参议员杨鹏升等人的私人资助，就连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都由杨个人全部赠送；五是大姐家也偶尔给一点帮助，因为其姐夫父子经商，生活较宽裕。
陈独秀始终抱有“无功不受禄”的思想，仍然保持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本色，对待各种馈赠绝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选择地予以接受。他收受别人的赠款遵守几条原则：第一，素昧平生者，概不接受。他曾致信杨鹏升，表示：“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他曾多次接到一不留姓名者寄来的钱，都一再表示一旦知悉，将全部奉还。第二，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僚 （除非以“北大同学会”名义）或共产党的叛徒，即使并非政治拉拢而是出于同情赠送的，也一概坚决拒绝。当年北大学生，此时已有不少出任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一些人不忍心看到昔日老师如今生活困苦，想资助陈改善生活，陈独秀认为是嗟来之食，会玷污他的名声，拒不接受。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任职的罗家伦、傅斯年等亲自送钱给陈，他坚持不接受，让罗、傅两人十分难堪。临走时，陈独秀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①朱家骅也曾汇一张２００元的支票给陈，他毫不犹豫地原封不动寄还，朱又托张国焘转送，陈仍不受，再找郑学稼寄送，陈独秀还是拒绝了。早年曾为共产党员、后叛逃国民党的任卓宣汇寄５０００元给陈，不久就被退回。②第三，绝不曲阿奉迎，丧失做人原则。陈独秀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经同在江津的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报国民党教育部后，教育部长陈立夫答应出版以作为国文教师的参考书。
①郑学稼，《陈独秀晚年的一些事》，《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②任卓宣， 《我与陈独秀先生》，《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 期。
陈立夫在审查书稿后，说：“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开来”，要求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听说后，十分生气地说道：“陈立夫懂得什么？ ‘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字也不能改。”陈可忠见陈独秀坚持不改，怕得罪陈立夫，因而不敢印《小学识字教本》，只好对陈独秀说一直在筹集刻书费用，但前后分两次寄来１００００元预付款，后来也再没有来索要。但陈独秀到临终时，也未动用一分钱，还叮嘱潘兰珍：钱不能用，更不能拿 《小学识字教本》去卖钱。
这里，我们应该提一提接济和帮助晚年陈独秀最多的“北大同学会”和杨鹏升。
“北大同学会”是由当年任教或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社会名流和国民党政府官员组织成立的联谊会，旨在加强与分布于海内外的北大校友的联络。曾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此时桃李遍天下，有的甚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如前面提到的罗家伦、傅斯年、朱家骅等人，想接济晚景凄凉的陈独秀，但又担心陈的犟脾气，弄不好还会挨一顿臭骂，于是纷纷通过“北大同学会”来资助陈独秀，这样一来陈也不好拒绝了。当时，“北大同学会”不仅定期资助陈独秀的生活费３００元，而且还具体委托罗汉照顾陈入川后的生活。罗汉在１９３９年５月的重庆大轰炸中遇难后，该会又委托何之瑜（何资深）照顾陈独秀。罗、何两人尊师如父，悉心照料，假如没有“北大同学会”和他们两人不辞辛劳的照顾，晚年的陈独秀可能会更加凄惨。
陈独秀未曾就读过北京大学，但１９１７年初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担任文科学长，在北大呆了两年，因而对北大很有感情。尤其是在他晚景堪怜时，“北大同学会”并未嫌弃他，反而一再资助和接济他，陈独秀对此心里很是感激不尽，但念及自己乃一介书生，无以为报，因而只能尽其所长，决定将书稿 《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和 《连语类编》赠给北京大学保存，流传至今。
在私人资助中，除邓蟾秋叔侄外，就数杨鹏升最多。杨鹏升，四川人，是陈独秀于１９３７年底在武汉时认识的，当时杨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衔参谋兼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办公署主任。后来，杨鹏升担任 康绥靖公署少将衔参议。他因十分仰慕陈独秀的学识和为人，但又顾及一贯自恃清高、洁身自好的陈独秀的自尊心，因此每次寄钱来时，都主动向陈索要题字、拓碑和为其父写墓志铭等之类的事，并随同寄来信纸信封、宣纸等，使陈独秀觉得是杨本人有求于他，而非无功受禄。陈独秀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因而多次写信，除了感激，就是希望他不要总是寄钱让他感到心里愧疚，难以接受。１９４２年４月，他在回复杨鹏升寄来元时，曾写道：“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复觉惭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前敬提大联，恐未曾寄到，来函云收到者，欲伪造此言以慰我耳。”陈独秀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心理在此信中表露无遗。
１９４１年冬天，陈独秀曾向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借 《武荣碑》时，心有所感地写了一首诗，诗中自比五代十国时期的名僧贯休，描述了他那个时候寄人篱下、几近完全靠他人施舍度日的清苦生活状况，至今读来仍让人感慨不已。
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好友朱蕴山见到此诗后，提了几只鸭子去探望陈独秀，见他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打滚，十分凄惨。朱蕴山劝他不要再搞托派，又劝他不妨去延安，他都未听从。所以陈独秀死后，朱蕴山写了几首诗来纪念他，诗中反映出陈在四川的一些清苦生活情况：
掀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
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虽然晚景凄凉，但陈独秀依然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安贫乐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美德，并没有因为贫病交加而甘于堕落，出卖自己的灵魂，显示了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不屈的铮铮风骨。
２
陈独秀一生轻钱财，重感情，十分珍视亲朋友情，虽因性情急躁，爱憎分明，得罪过不少的人，但了解他的人却无一例外地称赞其不拘小节、不耍阴谋诡计，是极为重感情性情中人。因此，陈独秀一生门生故旧遍布天下。 １９３９年继母谢氏以及１９４０年对陈独秀有知遇之恩的蔡元培和大姐的相继去世，给处于贫病交加中的陈独秀在情感上的打击尤为巨大。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２日，陈独秀的继母谢氏因病在江津病逝，终年７８岁。
陈独秀的祖父人称白胡子爹爹的陈章旭，一生育有四子一女，只有陈独秀父亲陈衍中生有两子两女，因此陈独秀自幼便过继给了叔叔陈昔凡为子。陈昔凡长期在外做官，继母谢氏未曾生育，视陈独秀如己出，关爱有加。陈昔凡死后，陈独秀在外从事革命，全家主要靠她和高晓岚操持。由于屡经陈独秀外出革命而祸及家庭尤其是两个孙子延年、乔年的牺牲，使得她焦虑成疾而导致双目失明。１９３８年６月底，在陈独秀三子陈松年的护送下，谢氏从安庆到武汉，并随陈独秀一起入川。 ８月与陈独秀和潘兰珍一起住在了邓仲纯家。同年冬天谢氏摔了一跤后，便卧床不起。次年３月２２日因医治无效去世。此时，陈独秀身无分文，幸得安徽同乡好友潘赞化、方孝远等及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解囊相助，才办理完谢氏的丧事。
陈独秀安葬了继母谢氏后，久久不能从悲痛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没精打采，经常呆呆地坐着。想到自己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未能为母亲尽一个儿子的孝道，反而多次让继母担惊受怕，继母死后又全赖朋友的帮助才得以入土为安。继母对自己可谓恩重如山，然而，自己却无以为报。想到伤心难忍处，陈独秀便忍不住失声痛哭，心中充满了对死去亲人的愧疚和伤心之情。
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多日足不出户，不见外人。在给好友杨鹏升的信中，陈独秀深沉地表达了他此时悲恸欲绝的心情：
“弟遭丧母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废矣。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
陈独秀当年以反封建礼教著称于世，几十年之后，继母谢氏去世，他也披麻戴孝，遵守中国人传统的“丧制”，以尽孝道，寄托对母亲的怀念和哀思。所以，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又说道：“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应酬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
仅仅一年后，蔡元培的去世，又给刚从丧亲之痛解脱出来的陈独秀以很大的打击。
蔡元培，字孑民，１８６７年生，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辛亥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光复会，在上海创办 《警钟》，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１９１６年１２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使北大一时成为全国新旧思想汇集的中心。他上任仅两周便慧眼识珠，聘请因创办 《新青年》而名声大噪的陈独秀出任中国最高学府 ——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当时，蔡元培、陈独秀与随后进人北大任教的胡适（１８９１年生），一起号称北大的 ３只兔子（因３人年龄彼此正好相差一轮，同属兔，故有此称）。１９３２ 年１０月，陈独秀被捕入狱，蔡元培约集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等八位文化界名人联名致信南京国民党政府，援救陈独秀。陈独秀在监狱期间，蔡元培不仅前去探望，而且送钱物给牢狱中的陈独秀。陈入川后，生活窘困，蔡元培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给予陈独秀力所能及的资助。１９４０年３月５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７３岁。
陈独秀从报纸上得悉蔡元培去世的噩耗后，心情十分悲痛。日，他在给好友台静农教授的信中说“兄与老舍来此小聚即别，未能久谈为怅！……闻蔡先生故耗，心颇悲痛。”几天后，何之瑜来坐，谈到蔡元培的去世时，何建议陈独秀写篇纪念的文章。何走后，陈独秀有些闷闷不乐，潘兰珍以为是陈独秀身体不舒服，急忙问：“为什么不开心？”陈独秀低声说道：“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电援救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蔡先生照顾。蔡先生去世，实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北大的同学建议我写一篇文章悼念他，我不能不写。”潘兰珍没有见过蔡元培，故对此毫无体会。陈独秀与高君曼曾经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３日，在上海一品香饭馆设宴为蔡元培赴法国饯行。弹指一挥间，转眼就是２０年了。
潘兰珍走后，陈独秀沏了杯茶，点上一支烟，慢慢地陷入了沉思。想起过去蔡元培忍受冬天的寒冷，亲自登门拜访，顶住压力聘请他为北大文科学长，几次入狱都出面援救，...一桩桩，一件件，宛如就发生在昨日，蔡先生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至今还在脑海里浮现，历历在目，没齿不忘。虽然他曾对蔡元培听信谣言，解聘他北大文科学长一事耿耿于怀。然而，如今斯人已逝，空留一腔悲痛和伤心而已。
念及至此，陈独秀提笔在杨鹏升寄来的军用信笺上，刷刷地写下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１０个字的题目，然后一蹴而就，写完了２０００多字的纪念文章。在起题赞扬了蔡元培坚持大节和容纳异己这两点优良美德后，陈独秀不惜笔墨用大段文字深切回忆了蔡元培、胡适和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情况。他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最后，还就国粹和道德问题谈了一番感想，认为“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身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这一晚陈独秀久久不能入睡。想起当年北大的三只兔子，最老的一只死了，最小的一只到了国外，中间的这只如今也是风烛残年、苟延残喘了，因而不免又增加了一分烦恼。在４月７日给杨鹏升的信中，陈独秀还说道：“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表达了对死去的蔡元培的无尽追思和此时他的悲痛之情。
文章写好后，陈独秀交给了何之瑜，３月２４日在 《中央日报》全文发表。
蔡元培去世３个月后，陈独秀的大姐也在江津上游 公里的油溪镇因脑溢血去世，终年６９岁。
闻知大姐去世的消息后，陈独秀连夜写了一首《挽大姐》的挽诗，以悼念故去的亲人。他在诗中深情地回忆了兄弟姐妹四人，长兄、二姐早逝，自己最小，大姐对他的亲切关怀的往事。可如今，“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今年春天，大姐生病，自己到油溪镇去看望大姐，临分别时，“姐意愿偕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从此与大姐生死两重天，惟有留下无尽的思念。全诗缠绵悱恻，极尽哀思，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母亲、蔡元培、大姐三位亲人相继辞世，对陈独秀的刺激非常大。常言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过去两个儿子延年、乔年被国民党杀害，陈独秀还能强忍悲痛，如今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落寞和惆怅沉沉地积压心头，使他沉湎于无限的悲痛和巨大的精神打击。或许，陈独秀真是老了。饱受疾病折磨没有压垮陈独秀，但亲友接连去世，却让他有些消极了。１９４１年 ７月，当他听说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等人，在五月五日端午节屈原祭日相聚大醉之事后，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诗兴大发，挥毫写了一首诗送给魏建功。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诗中抒发了陈独秀万念俱灰、悲观忧郁的心情，他一生奔波革命，而大半政治生涯归于失败，如果就这样客死异乡，倒不如西晋皖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那样，醉生梦死在故乡而后快。
３
１９３９年７月，因日军飞机轰炸重庆、成都加剧，江津县城形势更加紧张，加之潘兰珍与邓仲纯的妻子不和，陈独秀决定到离县城约１０公里的鹤山坪帮杨家整理遗书。起初，住在施家大院，后搬入杨家的石墙院居住。陈独秀和潘兰珍住在石墙院左边的一间偏房，作为卧室。对着院子的窗子上有八九根窗格棂，中间一根横档。房屋很高大，但屋顶没有天花板，地面是潮湿的泥地，一到下雨的天气，便满屋漏水。看到陈独秀和潘兰珍住得很拥挤，于是杨家又腾出一间约２０平方米的房子，给陈独秀做书房。室内家具十分简陋，仅有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陈独秀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年时光。
鹤山坪距离江津县城较远，虽然偏僻了点，但还安静。陈独秀在整理杨氏遗书之余，偶尔也帮潘兰珍种种菜，两人倒也相安无事，老夫少妻其乐融融，与邻里关系也还处得不错。但想不到的是，本来就落难于此穷乡僻壤之地，家徒四壁的陈独秀还遭遇了一场颇为蹊跷的被盗事件。
１９４０年８月３日，江津县警察局突然接到鹤山坪所在的五举乡政府的报案，称住石墙院的陈独秀寓所被盗。当时，陈独秀正在江津县城邓仲纯所开的“延年医院”看病，本打算在县城住几天才走，想不到刚离开两天就被盗。听到家中失窃的消息后，陈独秀气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潘兰珍更是不知所措。于是，两人当即决定赶回鹤山坪石墙院。
陈独秀和潘兰珍急匆匆赶到了鹤山坪，推开家门一看，屋里满目狼藉，翻箱倒柜，仅有的一点东西散落一地，装着换洗衣服的皮箱被敲开，值钱的衣服都被拿走。陈独秀多年来写的书稿不翼而飞，一枚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印章也没有了。陈独秀仔细一看，原来窃贼是从卧室南面
的窗子爬进来的，窗门也被敲破，桌上还留下脚印。在失窃的东西中，惟有书稿和印章是陈独秀的心爱之物，也最为感到痛心的。潘兰珍见此情景后，气不打一处来，大骂窃贼狼心狗肺，有眼不识，不去偷富豪之家，竟然还来偷已经是一贫如洗的陈独秀。但气归气，骂归骂，七零八落的东西还得两人去收拾整理。收拾停当后，陈独秀当晚就给好友杨鹏升写信，告知家中失窃一事。“窃去衣物等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 ‘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难出版书之草稿，殊为可惜也！”还抱怨这里“盗风太炽”。
江津县警察局接到报案后，立即派员前往鹤山坪调查，但查来查去，始终未能将盗窃犯抓获，只是将失窃衣物大多归还，而陈独秀最钟爱的印章及呕心沥血写出的书稿却“杳如黄鹤”，无影无踪。当很多好友获悉此事后，纷纷前来安慰陈独秀。他表面上不失幽默风趣地说：“这窃贼也真风雅啊！”但内心里却极为伤心、抑郁，一连七八个月都无心写作，除给杨鹏升写写信之外，就连杨要陈为其父写墓志铭也迟迟未动笔。直到潘兰珍一再提醒，陈独秀才在该年的１０月份写信告诉杨，墓志铭已写好。
该案一直到 １９４１年 １０月才告破，据窃贼交代，当他们打开箱子时，发现是书稿和各类文件时，担心暴露自己，于是便一把火烧了，但印章却始终未能如愿归还陈独秀。这一失窃案有些离奇，疑点也较多，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有关该案发生的原因，长期以来就有两种说法。
一是树大招风，引贼入室。陈独秀入住江津后，虽一贫如洗穷得叮当响，有时甚至揭不开锅，不得不靠典当度日，就连柏文蔚将军赠送的贵重皮袍也进了当铺，房东杨老太太还买过潘兰珍的旗袍等衣物。但是，陈独秀毕竟名气大，就连本县最大的官——县太爷新上任都得去拜访他，而且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如罗家伦、傅斯年、朱家骅、戴笠、胡宗南等人都先后去拜见他，与陈来往的又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富豪名绅。因此，在一般人看来，陈家即便不是家财万贯，也至少是富裕人家，箱子里装的肯定是非金即银。岂料，翻开箱子看时，却都是些破旧的换洗衣服，不值几个钱，让窃贼大失所望。所以，当江津县警察局侦查此案时，衣物大多追了回来。
一说是国民党特务策划了此案。陈独秀曾是国民党政府通缉了多年的共产党要犯，三年前才从南京的监狱中释放出来，他的一举一动自然都是国民党特别关注的。陈独秀入川后，不在重庆住，也不在江津县城住，偏偏要跑到远离县城的鹤山坪来住，隐居山林，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高度警觉。去年，戴笠和胡宗南突然微服造访，表面上是来探视，请他对时局发表看法，实际上却隐含着看陈独秀在做什么的意思。陈独秀住在偏僻的鹤山坪，整天足不出户，闭门写作，又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探望，自然让国民党政府感到极不放心。于是，趁着陈独秀夫妇去县城看病并打算小住几天的时机，蓄意制造了一个家中被盗的假象，借以检查陈的行动和书信。事发后不久，曾为北大学生、时任江津县长的黄鹏基就对其同学龚灿滨说，重庆方面很不放心陈独秀，经常派人来过问陈独秀的行动和了解与陈有交往接触的人，一两个月就要问问。
陈独秀对此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只是不到万一他绝不会轻易说出来。他在给何之瑜的信中，谈到国民党当局曾派密探到何任教的江津九中侦探陈独秀的情况时“他们愿探的三件（一）我们与干部派（指中共——引者注）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三）有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呢？”他嘱咐何之瑜“不必谨慎过度。”
以上两种说法都有成立的可能，只是由于当事人都已过世，该案自然也就成了难以解说的千古之谜，何时能揭开谜底也成了一个疑问。
４
陈独秀早年便患有胃肠病，长期的革命生涯，漂泊各地，生活无规律，使他的胃肠病更加严重。再加上长达五年的监狱生活，使陈独秀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出狱后他又患上了顽症——高血压和心脏病。入川后，主要靠亲朋好友资助接济才能勉强度日的陈独秀，自然也拿不出余钱来治病，使得晚年的陈独秀饱受胃肠病、高血压、心脏病等老年人常见的病痛折磨。
陈独秀离开江津县城住到鹤山坪后，好友邓仲纯隔三差五的就来为陈免费看一次病，或者陈到县城去。有时，陈独秀也到重庆去检查身体，顺便带点药回来吃。１９４０年，北大同学会曾请重庆名医为他诊断，医生检查后说，陈独秀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否则活不了３年。尽管大家都瞒着陈独秀，但他心里还是有数的。当时，他几乎每月都给杨鹏升写信，经常在信中说“两耳轰鸣”、“血压又涨”、“头昏眼花”之类的话，可以想像陈独秀当时遭受病痛的折磨是多么严重。
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５日，好友汪孟邹致函在美国的胡适，向他介绍了陈独秀的近况。信中说：“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高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是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迫，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
同年春天的一天，江津县长罗宗文来拜访陈独秀，听陈说患有心脏病后，告诉他当地有一种说法，玉米缨能治心脏病。陈独秀这天很高兴，还为罗题了一幅唐代诗人杜甫《曲江对酌》中的一首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随后，陈独秀便经常托人从乡里弄些新鲜或者晒干的玉米缨来煎水喝。后来，陈独秀又从当地的老中医那里打听到一民间偏方，蚕豆花泡水喝，可以治疗高血压。他又想方设法找人或自己与潘兰珍去摘些蚕豆花来，晒干了泡水服用。想不到的是，正是蚕豆花最后要了陈独秀的命。
转眼之间，就到了１９４２年，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一年，也是陈独秀走完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年。
年初的时候，陈独秀在向好友杨鹏升抱怨江津的物价太贵，加之天气炎热，对身体不利，因此他曾一度打算去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贵阳生活，但陈独秀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最终未能如愿。
春天的江津，常常是春雨绵绵，浓雾缭绕，空气中透着一股发霉的潮湿气味。入春以来，陈独秀总感觉到胸口憋闷，头昏目眩，偶尔还伴有高烧，一睡下就不想起来。起初他还以为是犯春困了，并没怎么在意，他想尽快完成早已想好的几篇文章。但他每次写起来又感到精力不济，写写停停，而不像以往那样下笔如有神助文如泉涌了。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怕是难得熬过今年了，真是天不济年啊！
５月１０日上午，陈独秀起来的很晚，感觉到头有些昏昏沉沉，于是叫潘兰珍去煎一碗前几天刚摘回来的蚕豆花水喝。喝下蚕豆花水后，他顿时感到腹胀难受，他苦皱着眉头，连叫了几声。以前，他喝蚕豆花水时，可从未有过这种现象。潘兰珍有些急了，把剩下的蚕豆花拿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由于这几天阴雨不断，前些天刚摘回来的蚕豆花浸雨后晾在外边一直未干，竟然长霉了。难怪陈独秀喝了后感到肚子不适。当晚，陈独秀越来越感到腹胀疼痛难忍，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未能入睡。
躺在床上休息了两天后，陈独秀感觉好了一些，便没有再去留意。陈独秀便起身给何之瑜写信，要他到鹤山坪来一趟把他前些日子写的几篇论世界大势的文章带出去寄往报社。
１３日上午，正在重庆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的包惠僧，特地赶到鹤山坪来看望陈独秀。陈独秀出狱后，从南京到武汉就是包惠僧一手安排的。虽然在武汉码头与前来接他的何成浚闹了点不愉快，以至陈独秀责怪包惠僧办事不力。但是，分别几年的老朋友远道而来，陈独秀心中十分高兴，感觉神轻气爽，连忙叫潘兰珍到镇上买了点猪肉来招待包惠僧。中午，潘兰珍炒了四季豆烧肉和几个乡里小菜招待包惠僧。陈独秀谈兴很浓，与包惠僧边吃边聊，丝毫没感觉有什么异常。陈独秀这几天都没吃东西了，腹中自然空空，因而胃口大开，多吃了一碗饭。包惠僧吃过饭后，便与陈握手告别，赶回重庆去了。晚餐时，陈独秀又继续吃四季豆烧肉，还连夸潘兰珍手艺越来越好，菜也做得好吃。潘兰珍看到陈独秀一扫前两天的痛苦状，今天吃了这么多饭，估计陈应该病好了，又听到陈连声夸奖自己，喜出望外。殊不料，陈独秀久病之后暴饮，致使他潜伏的病情急剧恶化。
当晚，陈独秀便感到腹痛如刀绞，夜不能寐。到半夜时分，他吃力地坐起来，哇哇地呕吐不止，把白天吃下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了。吐完后，他稍微感到舒适些，但精神十分疲惫，两眼无神，彻夜不安。深山老林中，缺医少药，陈独秀只好强忍着，他想熬过今晚，明天或许会好些，再叫邓仲纯过来看看，应无大碍。
次日，潘兰珍托人捎信给山下的陈松年，要他尽快请医生来给父亲看病。
医生还未请到，又发生了一件意外。１７日晨，陈独秀起来上厕所，由于头昏眼花，两脚无力，绊了门槛重重地摔了一跤。潘兰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陈独秀扶到床上躺下。此时，陈独秀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浑身颤抖，高烧不退，病情更加恶化。
１８日，陈松年请来江津名医邢叔德为陈独秀把脉治病。邢叔德为陈独秀注射了一针，把完脉后，对陈松年和潘兰珍如实地说道，陈独秀已病人膏肓，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他们尽力照料。
次日，陈松年到镇上去请中医，正好遇上从县城赶来的邓仲纯。一走进卧室，邓仲纯看到陈独秀无力地躺在床上，面色苍白，不禁一阵心酸。想当年在日本留学时，陈独秀是何等的充满活力，如今却形容枯槁，怎不令人寒心。陈独秀睁开眼，见是邓仲纯，便点了点头，张开嘴想说两句话，无奈却从牙缝挤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出来了。邓仲纯连忙给陈独秀打了一针，灌了一些药，陈独秀感觉稍好一些。凭着多年行医的经验，邓仲纯的感觉告诉他，陈独秀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
５
陈独秀病情加重、不省人事后，陈松年立刻告诉了同在江津九中的何之瑜，何立即派人专程赶往重庆，请陈独秀十分信赖的两位名医周纶和曾定天前来鹤山坪。周、曾两人仔细研究了陈独秀的病情后，确认陈独秀病已垂危，实无挽救良方，所以未能前来。但是，为了表示对陈独秀的最后友情，他们又各赠药品，尤其是周纶医生慷慨大方，把他夫人预防血压变化的贵重药品也让来人带给陈独秀，令邓仲纯、陈松年、潘兰珍感动不已。
５月２２日，陈独秀接连三次昏迷，邓仲纯打了强心针，陈独秀才从昏睡中醒来，看到他所信赖的周、曾两位医生均未能前来，心中仅存的一线生还的希望也荡然无存了。他知道，自己在这个是是非非的人世间的时光已经屈指可数，漂泊潦倒的一生也该结束了。但对生的渴望又使他心中涌起万分的酸楚，不禁老泪横流。次日，江津县医院医生邹邦柱、康熙光来了，给陈独秀用肝油通了大便，然而病情仍未好转。
随后几天，陈独秀一直处于昏厥状态，奄奄一息。一天２４小时守在陈独秀病榻前的邓仲纯，清楚地知道该为陈独秀准备后事了，他连忙叫人尽快要何之瑜及陈松年的一家人接到鹤山坪来。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５日上午，从昏迷中醒过来的陈独秀，无力地举起干瘦如柴的手，示意潘兰珍过来，要她叫何之瑜进来。何之瑜明白，这是陈独秀要留下临终遗嘱了。陈独秀睁开浑浊的双眼，断断续续地对何之瑜说道：
“之瑜，你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照顾我多年，其情毕生难忘，现在，我快要……离开了……”
“请先生别这样说，照顾不周之处，还请先生多多包涵。”何之瑜强忍着悲痛说。“之瑜，你是我最可信赖的人。我死后，丧事一切从简，也不要登报。我的书稿由你和松年、抚五（指同乡好友王星拱，北大教授——引者注）等人商量处理。你可记得？”
“学生记在心里了，请先生放心。”
俗话说，鸟之将死，其音也哀；人之将亡，其言也善。此情此景，凄婉动人，何之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随后，陈独秀看着潘兰珍，吃力地对抽噎着的潘兰珍说道：“这十多年，你跟着我，没让你过一天好日子，真难为你了。我死后，一切要自主，生活务自立，不要拿我的名声去卖钱。你还年轻，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人。在南京时监狱里时，有朋友赠给我的五个古陶瓷碗就留给你作纪念了。这些年来别人赠送给的钱该还的要还。”潘兰珍哭着答应了。
陈独秀最后要潘兰珍叫三儿子陈松年进来。此时，陈松年已哭红了眼。陈独秀对儿子说道：“我一生奔波在外，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让你受苦了。你已成家，生活上能自理，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待时局好转了，把我的棺木和你祖母的棺木运回老家埋葬。”陈松年呜咽着点头答应了。
由于感情极度冲动，又说了一大段话，原本就十分虚弱的陈独秀旋即又昏了过去。
次日，包惠僧的夫人夏松云和朋友杨子烈一起来看陈独秀。原来，包惠僧１３日从鹤山坪回去后告诉了妻子，陈独秀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包惠僧与段锡朋等几个北大同学凑了３００元钱准备给陈治病用。夏松云这次来就是专门来看陈独秀，并把钱送过来的。看到夏松云进来，陈独秀说了一声：“谢谢。”隔了一会儿，又对夏说道：“要是惠僧来了多好啊！”说完后，又昏睡过去。夏松云和杨子烈当天下午就赶回了重庆，告诉丈夫，陈独秀想见他一面。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星期三。中午时，包惠僧听妻子说陈独秀临终想见他一面后，急忙从重庆赶到了鹤山坪。刚一进门，陈松年就对包惠僧说：“父亲从上午９点就一直昏睡不醒了。”包要到卧室去，何之瑜叫他暂时不要进去，以免吵醒陈独秀。潘兰珍听到屋外的说话声，从卧室里走出来，拉着包惠僧的手轻手轻脚地走进屋去。邓仲纯轻声告诉包惠僧，已经交替打了强心针和平血压针，也还没有醒过来。
下午，邓仲纯翻了一会儿日文医学书籍，怀疑陈独秀是大脑中枢出血。
晚上，潘兰珍叫包惠僧进卧室来。她一手托起陈独秀的头，一手拉着陈独秀的手，对着陈独秀的耳朵轻声说：“包先生来了！”陈独秀没有任何反应，潘兰珍用手放在陈独秀的鼻孔前，又俯身去听，已没有了呼吸。此时，正好是晚上９点４０分，陈独秀闭上了双眼，享年６３岁。就这样，陈独秀平静地走完了他曲曲折折的一生。
当时，在陈独秀的书桌上，还摆着他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一书， ５月１３日，陈独秀生前写的最后一个字是“抛”。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陈独秀预感到即将离开人世，一生笔耕不辍、留下数以百万计文字的陈独秀就这样抛舍了这个曾经让他爱恨交织的世界，抛舍了令他难以忘怀的亲人和朋友，从此去往再也无须烦恼和忧愁的极乐世界。他，就这样走了……
陈独秀在江津县鹤山坪石墙院度尽人生春秋之后，当年北大学生、知名爱国民主人士许德珩曾作探望纪事诗一首，诗中叙述了陈独秀晚年流落异乡的凄凉景象。
得知陈独秀，养病在江津。
船行到白沙，过此都停轮。
便道去探望，探望此老人。
别已十余年，重见百感中。
今非昔所比，白发老病身。
坐了五年牢，战起得为民。
今往江津市，仆仆感风尘。
无人与往来，邓初①照顾频。
曾谈文字学，对此兴趣真。
拜访二三次，师友已情亲。
狱中有著作，此情实可真。
谁知三年后，客死在江津。
①邓初即邓仲纯 ——引者注。
６
晚景堪怜的陈独秀在战乱中客死异乡，其亲朋好友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更让他们焦虑不安的是丧葬费从何而来。一生四处漂泊的陈独秀，生前除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大量的书稿外，从未留下任何物质财富，这让亲朋好友们犯难了。
陈独秀去世后，《时事新报》、《新民报》和《江津日报》都刊发了他逝世的消息。 １９４２ 年５月２９日出版的《江津日报》第一版报道了陈独秀在江津去世的消息，称陈为“一代杰人”。其他两报也都对陈独秀的一生进行简短的评论，说：“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向宗教宣战，向偶像宣战，
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先驱者。”而对他的晚期则说：“他究竟是一个较有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 ‘身后萧条’的消息。”
正是由于陈独秀晚年生前孤寂、身后萧条，因此死后一大笔医药费和丧葬费无从解决。北大同学会紧急出面，发起募捐，共捐得 ３３０００多元。值得一提的是，捐款人中竟有曾悬赏巨金长期通缉陈独秀的蒋介石 的名字，且捐款数额不菲，为１００００元之巨。陈独秀九泉之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此外，许静仁捐款１５０００元，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捐款２０００元，众多名人如段书贻、王星拱、胡小石、欧阳竞无等人都纷纷慷慨解囊。
陈独秀的丧葬费有了着落，但安葬之地仍然让身为异乡人的陈松年和潘兰珍发愁。正在此时，江津名绅邓蟾秋叔侄站出来帮了他们一把。
邓蟾秋，名鹤年，江津白沙镇人，１８６７年出生在江津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一生经商，积累下巨额财富。为人行侠仗义，关心教育，资助“聚奎中学”发展，在当地有较高声望，尊称为“蟾老”。邓燮康，邓蟾秋之侄， １９２９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１９３２年与叔叔一起创办江津农工银行，后发展为四川商业银行，任总经理。抗战爆发后，流亡江津的许多知名人士包括陈独秀和一些流亡学生都得到过他们叔侄俩的资助。陈独秀到江津后，经邓仲纯介绍认识了邓氏叔侄。１９３７年，邓蟾秋７０大寿 时，陈独秀题写了“大德必寿”、“寿考作仁”两幅篆体条幅以示祝贺。 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生活十分清贫，邓氏叔侄也多次解囊相助，故结下深厚友谊。
陈独秀去世后，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从江津县城赶到鹤山坪吊唁陈独秀，得悉陈独秀死后竟然归葬之地都尚未落实，当即表示愿将自家位于县城大西门外鼎山山麓康庄的一块园地，捐赠给陈独秀作为墓地，并且为表示对陈独秀的尊敬，愿送楠木棺材一副。陈独秀生前为躲避日机轰炸曾到过康庄小住几天，以后每年春秋时节都偕友人来游览。看到这里背依青山，面临滔滔江水，遍地橘林，风景优美，陈独秀不禁心旷神怡，感叹道：“得此佳景，平生足矣！”如今看到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人杰陈独秀竟连安葬之地都没有，邓氏叔侄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这个决定。
邓氏叔侄的慷慨情谊令陈松年、潘兰珍感动不已，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地。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日，是陈独秀出殡的日子。上午，在江津９中礼堂举行陈独秀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除了陈独秀的亲朋好友外，还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以及江津县各界自发而来群众一二百人。追悼会简朴而肃穆，会场内没有花圈，也没有青松翠柏和鲜花，只有陈独秀的遗像静静地摆放在礼堂主席台的一张桌子上，两边挂了几幅挽联。上面写道：
君是降龙伏虎手拈花微笑散诸天
苍茫五十年前事贝叶重翻益惘然
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
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
伊人去兮事迹犹存
一生功过自有评述
简短的追悼会结束后，陈独秀的棺木被抬上等候在江中的一艘木船上，由水路直抵康庄。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后，装着陈独秀遗体的楠木棺材缓缓地放进了早已挖好的墓穴里，众亲朋依次作最后告别，然后众人垒土筑成一座高高的坟墓。墓前竖立着陈独秀生前同乡好友台静农教授用隶书体写的墓碑：
独秀陈先生之墓 （ １８７９－１９４２）
走完 ６３个风风雨雨、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后，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陈独秀，就这样静静地枕着青山、伴着绿水，长眠在异乡的土地上。曾经的辉煌、曾经的苦难、曾经的争议，转眼间变成了过眼烟云，化作一缕轻风缓缓地飘向远空。
叶落归根，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生前对自己百年后魂归故里的最大愿望。陈独秀临死前，特地嘱咐儿子陈松年，待局势好转后，将其归葬故乡。陈松年始终没有忘记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只是当时正处于抗战的最艰难时期，因而一直未能如愿。
抗日战争结束后，１９４７年５月底，遵照陈独秀的遗嘱，陈松年筹集了一笔路费后，将陈独秀和祖母谢氏的两副灵柩用木船先运往重庆，再办理货轮运输手续后，顺长江东下。在办理货运手续时，陈松年担心陈独秀三个字的名声太大而在沿途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有意将陈独秀三字隐去，改用其科举时曾用过的名字“陈乾生”，这样很多人就不会知道棺木里装着的竟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了。由于陈松年妻子临产，他未能随船到安庆，而是写信给在安徽任教的堂兄陈遐年教授，请其在安庆码头负责迎接。
６月２日，一艘由重庆直达上海的货轮停泊在安庆码头。几个擎着 白布旗帜的人在耐心地等待着什么，年约５０来岁的陈遐年立即上船，办理完签字接收手续后，将叔父和叔祖母两副灵柩抬到安庆西门外古刹太平寺存放，等陈松年一家返回安庆后才入土安葬。码头上没有举行什么盛大的仪式，只有陈独秀的一些同乡好友和本家亲戚来到码头迎接，场面有些冷清，仿佛这个世界和家乡都已经忘记了陈独秀似的。当时有人在陈独秀的灵柩即将入皖时得知，故旧及文化界“并无发动往接的意思”，因而情不自禁地感慨说道，一代名人陈独秀真是：“江津寂寞，安庆亦寂寞矣”。①
①史述隐致何之瑜的信（１９４２年６月８日），未刊稿。
同年秋，陈松年一家从重庆乘军事学校所包的轮船，顺流而下直达南京，再换船返回阔别近１０年的故乡安庆。临行前，陈松年特地到曾慷慨解囊资助陈独秀安葬一事的邓蟾秋叔侄，感谢他们的大恩大德。陈松年回到安庆后，随即着手准备将停厝在太平寺的父亲和祖母灵柩入土为安。经过一番精心安排后，陈松年将父亲的灵柩移至安庆北郊叶家冲（现属安庆市十里铺乡）与母亲高晓岚合冢，了却了母亲生前不能与父亲同寝、死后要合墓的遗愿。墓前立有以陈氏四兄弟之名镌刻的石碑：
先考陈公仲甫之墓
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
陈独秀一生四处奔波，四海为家，除了青少年时期呆在老家安庆外，青壮年以后，大部分时间都漂泊在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只有在死后，陈独秀才得以魂归故里，长眠在这块曾经生他养他的土地上。
陈独秀一生育有四子二女，其中与结发妻子高晓岚生育了延年、筱秀 （玉莹）、乔年和松年三子一女；与高君曼生育了子美、鹤年 （哲民）一子一女。其中，延年、乔年分别于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女儿筱秀也因兄弟俩去世，悲伤过度而死，仅留下松年、子美、鹤年两子一女。
陈松年，１９１０年生，尚未出生，父亲陈独秀即与姨妈高君曼双双出走，一直到１９３２年陈独秀被捕入狱才得以见到亲生父亲一面，父亲在他幼年的印象中十分淡薄。他自幼与祖母、母亲相依为命，亲身感受到父亲、两兄长因参加革命而给家庭带来的种种不幸。 １９３８年６月，陈松年带着妻儿老小一家与陈独秀逃难入川，在安徽同乡办的江津九中任教。他陪伴父亲陈独秀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１９４７ 年秋回到安庆，安葬了父亲。
解放后，陈松年一直在安庆窑厂搞技术工作。 １９５３年２月，毛泽东乘船路过安庆，从安庆地方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后，特地嘱托要按革命烈士家属对待陈松年一家。从此以后，陈松年一家每月享受３０元的补贴，直到去世。“文化大革命”中，陈松年因父亲陈独秀的原因曾受到不公正待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对历史问题 （包括陈独秀大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陈松年相继当选为安庆市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委员和市政协常委，并被聘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１９９０年去世，享年８０岁。陈松年与世交之家窦珩光结婚，育有三女一子，长玮、长玙、长琦、长璞，除小女长璞外，其他都大学毕业。
陈鹤年，又名哲民，谱名遐和， １９１３年生，为陈独秀与高君曼所生之子。１９３１年冬，母亲高君曼去世后，到扬州读高中，毕业后考入陈独秀当年执教过的北京大学政法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鹤年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投身革命运动。１９３８ 年，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全家到达香港，他进入 《星岛日报》工作，直到退休。１９５２年，他将妻子儿女送回大陆定居，而他继续留在香港，不料“文革”期间妻儿子女在大陆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与同学许桂馨结婚后，生有三女一子，祯祥、祯荣、祯庆、祯祺。
陈子美，１９１２年生，与陈鹤年同为陈独秀和高君曼所生。高君曼在南京去世后，她与弟弟分别，到一家妇科医院做助产士。后与一年长她 １０岁的银行职员张国祥结婚，育有４个子女。抗战结束以后，与张离婚。解放战争时期，与李焕照结婚，又生二子。解放后，陈子美随同丈夫一起定居广州。“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子美抛别丈夫和儿子，偷渡香港，一直与家里失去联系，杳无音信。前几年，据报道，陈独秀的最后一个子女——陈子美在美国孤独地去世。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提到一个人，她就是陪伴陈独秀度过生命中最后１２年的潘兰珍。在陈独秀去世后，潘兰珍遵照遗嘱，除了用北大同学会赠来的钱为陈独秀办丧仪外，其他各种赠赐都一概谢绝。陈独秀安葬后，经何之瑜介绍，潘兰珍到重庆，进入陈独秀的生前好友朱蕴山、光明甫在重庆附近办的一个农场工作，自食其力。抗战结束以后，潘兰珍于１９４６年带着陈独秀留给她的部分稿费、文稿、字画和五个明朝景德年间的古陶瓷碗回到上海。此时，潘兰珍在上海已是举目无亲，于是她在浦东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并在附近的一所小学找了一份煮饭的工作，以此谋生。不久，潘兰珍与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结婚，组成新的家庭，但没过多久，丈夫又得暴病而亡。潘兰珍接回１９３１年收养的养女潘凤仙一起生活，母女俩相依为命。１９４９ 年１０月３０日，潘兰珍因患子官癌在上海去世，终年４２岁。
８
陈独秀，这位在２０世纪一二十年代驰骋中国政坛、文坛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被称为“思想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几度风雨，几度辉煌，几度沧桑，生前备受争议，褒贬不一，死后又因历次政治运动而受到各种批判。如今，陈独秀与生前并不相爱的结发妻子一起，长眠于曾经生他养他的故乡土地上。瞬息间，历史已成为如烟往事，随风而逝。渐行渐远的陈独秀，留给人们的并非只有星星点点的零碎记忆，而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且会历久弥新，使人感叹，使人思索。
故事本该到此为止，但交代一下陈独秀墓地的变迁也许是有所裨益的。
陈独秀客死江津后，葬在江津县城大西门外鼎山前坡康庄园地。
１９４７年６月，其子陈松年将陈独秀灵柩运回故乡安庆，同年秋葬于安庆北郊叶家冲。“文化大革命”期间，陈独秀被当作全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受到批判。陈独秀的墓地也没有逃脱厄运，那座孤零零的土坟任凭风吹雨打，墓碑华表被撬走垫路，后又成了垒猪圈的墙石，坟墓受到严重的损坏。埋葬了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陈独秀的地方，也成了被家乡人民乃至全国都遗忘的角落。
１９７９年，在陈独秀诞辰１００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年近７０岁的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经过多方寻找、辨认，才最终得以找到陈独秀原墓所在地。陈松年向安庆市人民政府反映了情况后，立即得到有关部门的２００元资助。１０月９日是陈独秀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日，陈松年用这２００元，以陈氏四兄弟之名，对陈独秀与高晓岚合冢墓进行了简单的修整，并重立了一块不足一米的石碑，碑文写道：
陈公仲甫、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
公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
立碑那天，陈松年及其子女鸣放了长长的一挂鞭炮。向来寂静的山中，鞭炮声显得格外的脆响，附近乡邻男女老少及行路人纷纷驻足观望，走上前来，一看碑文，让他们大吃一惊，原来长眠在此的竟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１９８１年７月，邓小平在收到安庆市转来的陈独秀亲属的信上，亲笔批示道：“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修墓，并望报中央。”
安徽省和安庆市接到邓小平的亲笔批示后，引起高度重视，立即拨出专款 ２００００元人民币对荒草遍地的陈独秀墓进行修整。在原址上新修的墓，按照陈独秀江津原墓式样并仿照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墓进行扩建，建起了初具规模的陵园。与此同时，安庆市还将陈独秀墓作为市级文物单位加以保护。
重修后的陈独秀墓地，由长廊、石栏、供奉台、围栏和圆形坟墓等组成，均用白石料砌成。整个墓地呈正方形，约 １２５平方米。地面长条白石块铺成，主墓呈圆形，墓高约１.８米，直径３.６米，四周用白石垒成，顶部的黄土微微隆起，长满了青草。整个墓地坐北朝南，四周茂林修竹环绕，清雅幽静。沿着４８米石阶长廊拾级而上就是墓地的汉白玉石栏杆，左右两边各筑有“丁”字形石桌。墓碑上刻有安徽省著名书画家张建中题写的“陈独秀之墓”５个遒劲的大字。在四周郁郁葱葱的松杉与挺拔修长的楠竹交相辉映下，整个墓地显得格外幽静、肃穆。陈独秀墓已辟为“独秀公园”，供中外游人参观、瞻仰、凭吊。
一位学者在参观了陈独秀墓之后，曾即兴赋诗一首，以表达对陈独秀的敬仰之情：
大龙山下叶家冲，霜草萋萋夕阳红。
姓家何须铭华表，墓前常献野花丛。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石破天惊功业在，休将成败论英雄。
１９８９ 年４月，为纪念“五四运动”７０周年和陈独秀诞辰１１０周年，
四川省江津县 （现属重庆市）人民政府根据县政协的议案，拨出专款修复陈独秀的原墓地。并立下墓碑一块，碑石背后刻有“陈独秀原墓址简介”，全文如下：
陈独秀 （１８７９－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１９３８年８月流寓江津， １９４２年５月病逝，安葬于此，１９４２年６，其子松年，迁墓返乡，葬于安庆市北郊。
现墓地，系按原墓样修复的。
正因为如此，陈独秀的墓地现有两处，原墓址在位于长江头的江津，真墓在位于长江中游的安庆。宋代一首著名的词曾这样写道：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陈独秀九泉之下有知，也许会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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