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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１９３８年春，陈独秀即有离开武汉之意。
他在２月１１日给何之瑜的信中说他“决计入川”，“一星期后当可动身”。当时，陈钟凡曾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也拒绝了。说“抚五（即王星拱——引者注）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王文元等人劝陈独秀去香港，以便脱离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他也不予考虑，理由是：
“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批评，一去香港便自动放弃了身份了。”
①陈独秀致陈钟凡的信，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４页。
可见他所以选定入川，还是想在抗战中有所作为，他在不得不送王文元回上海时，还与王约定：至多半年后，再到“大后方”相聚，“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但由于特汉奸”事件的影响，他被迫耽搁下来，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６月，武汉形势开始紧张，陈独秀请包惠僧帮他找船，打算离鄂入川 。川资是以前刘辅 给的５００元钱。包惠僧从南京到武汉时，陶希圣拿出２００元钱交给包惠僧，请他转交给陈独秀，说是北大几个同学凑的，陈独秀非常高兴，说：“是北大同学给我的，不好不收。６月１２日日军侵占安庆。陈独秀请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先将刚从安庆逃难来武汉的嗣母谢氏（陈昔凡夫人）、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和春天才出生的孙女长玮送到四川宜昌。当时谢氏已是７６岁高龄，因为两个孙子（延年、乔年）、孙女（筱秀）、儿媳（高晓岚）的死打击太重，悲伤过度，两眼都已经失明了。隔日，陈独秀给陈松年去信，叫他到宜昌二马路平和里１７号找史岳门，并说他准备明后天乘武汉行营开往重庆的差船，在宜昌换船时，上岸找他们。信是寄给宜昌天后宫２９号夏智安转恽子世，再转陈松年。但是，陈独秀并没有如期到达宜昌，因为就在这时，陈独秀的大姐一家人也逃难到了武汉，其中有大姐的儿子吴季严。他们转辗打听，在汉口吉庆街１６５号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兄弟四人哥哥（孟吉）、二姐早已去世，只剩大姐。姐弟３０多年未见，此时见面，不禁悲喜交集。他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陈独秀只得又写信给陈松年，叫他先去重庆。等到陈独秀大姐一家安排走了以后，直到７月 ２日，陈独秀才与潘兰珍及包惠僧、夏松云夫妇，登上了“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包的专轮直接去了重庆。估计陈松年已到达重庆，陈独秀没有在宜昌停留。因为当时下船换票十分麻烦。
陈独秀是有生之年第一次到四川去，而且是因为时局紧张才不得不走的。当船只从武汉溯江而上，沿途经过宜昌进入三峡。此时，他早没
有了当年李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与喜悦心情，无暇欣赏三峡的美丽景色，更无诗兴大发的雅趣，只有对局势艰难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一路上，由于船上人多眼杂，他只能与包惠僧闲谈，以此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第１４６页。
船在当天就抵达了重庆，陈独秀的老朋友周钦岳和高语罕前往重庆码头迎接。陈松年一家早在十多天前已到达，找到当时已到重庆的安庆胡玉美公司的总经理胡子穆，将其安排住在绣壁街。陈独秀夫妇则由周钦岳暂 时安顿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仲公的办事处，不久又搬到了上石板街号川源公司楼上。罗汉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负责照顾陈的生活。
稳定下来后，陈独秀在 《新民报》、《新蜀报》的朋友张恨水、张慧剑、周钦岳便特地为他设宴，接风洗尘。陈独秀很少吃菜，张恨水问他：“四川吃辣菜，习惯吗？”陈独秀笑着说：“可以，还可以。”此时，张恨水４３岁，脑门宽阔，头发后梳，五官匀称。他的祖籍是安徽潜山，与安庆接壤，也算是安徽同乡。在南京狱中，陈独秀读过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对他们的不藏书于名山颇有同感。
一天，北大的老朋友沈尹默来看望陈独秀。沈尹默是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从 １９０７年起，先后在杭州高等学校任教，结识了在杭州张军小学的陈独秀、苏曼殊等人，辛亥革命后分手。１９１２年，沈尹默任北大教授，１９１６年，陈独秀为汪孟邹亚东图书馆招商扩股之事上北京，偶遇沈尹默。沈立即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极力推荐陈独秀，随后在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与 《新青年》北上中，沈均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沈尹默是 《新青年》的编辑之一，他提倡写白话诗与胡适、刘半农合称 《新青年》上尝试新诗创作的“三巨头”，是中国新诗最早的开创者之一。沈尹默不仅新、旧体诗词的功力很深，而且酷爱书法艺术。有一次朋友聚会时，陈独秀当众对沈尹默说：“你的诗很好，字则俗在骨。”沈尹默当时一听，有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恨不能钻入地缝。但转念一想，他觉得陈的当面批评虽然十分刺耳，却也是在理在行，于是更认真努力研习书法，终成为我国著名的书法大家。五四运动期间，他曾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联名发表 《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抗战爆发后，他辞职回上海，旋即去重庆，受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之聘，任监察委员。
这次闻听老朋友陈独秀来重庆后，沈尹默特地前来拜访。他见陈独秀一副病容，身心交瘁，当即写了首诗赠陈：“声名晦已久，不挂齿颊间。时乖逐入市，曲尽宜归山。”他劝陈独秀到山中歇息，不要再计较声名。陈独秀也作了一首诗与之唱和，其末句为：“但使意无违，王乔匆久持；俯仰无愧作，何用无吝悔。”沈尹默见到“俯仰无愧作”一句时，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不禁想起了“八年之事”（指民国八年 ——引者注）。 １９１９年３月，当时北京一些报纸上纷纷流传陈独秀有嫖娼之事的谣言，他与汤尔和联合，以北大“进德会”中有“私德不修，祸及社会”的条款攻击陈独秀，极力怂恿蔡元培校长撤了陈独秀文科学长之职。时过境迁，今天再回想此事，沈尹默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没坐多久，便告辞走了。
陈独秀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后，虽拼命组织了托洛茨基中国反对派，无奈托派始终不成气候，因此许多事情他都要靠朋友帮忙。
入川之意决定后，陈独秀曾在一次宴会上征询民主人士章伯钧的意见，章当即问在场的重庆 《新蜀报》主编周钦岳：“仲甫入川怎么样？”不过在背后，周又根据中共方面的意见，劝陈独秀入川后，“千万不要乱动，更不要发表什么政治性的东西，那么住和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可以负责。”
① 《周钦岳谈陈独秀》。
陈独秀毕竟不是一个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斋里研究学问的人，他耐不住急躁的性子，总是要用笔和嘴向外界传达自己的声音。他非常害怕这个社会忘记曾经呼风唤雨、叱咤风云、大名鼎鼎的人物 ——陈独秀。近 ５ 年的牢狱之灾，让他陈独秀销声匿迹，从社会公众的视野中隐藏起来了。现在，他出来了，他要所有的人不要忘记他的存在。
刚到重庆后的第五天，即７月７日，恰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周年纪念日，陈独秀挥笔写下了《抗战一年》的文章。他认为，“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胜过一百年”。他还从四个方面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必定会走向失败，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仅过了一周，即７月 １４ 日，陈独秀又应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邀请，做 《抗战中川军之责任》的讲演。在演讲中，他充分展示了他的讲演天赋，滔滔不绝，在分析了敌我形势后，认为“敌人利在速战速决，我们利在延长战争”。他的这种思想与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他还不忘吹嘘一下川军，甚至说出了“川军是我们国家民族最后的长城”的话，不知他是逢场作戏、言不由衷的吹捧，还是确实这么认为。
紧接着，陈独秀又马不停蹄地于 ７月１６ 日在重庆民生公司发表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讲演。他批驳中国社会“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提法，认为“中国此时还是一个 ‘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之余地”。强调社会主义在中国，无论在经济上（工业不发达）和政治上 （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都未“成熟”。最后，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 ‘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 ‘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①
① 《陈独秀先生抗战论文集》第 集，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８年版
陈独秀似乎早已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越是紧张忙碌，越能激发出他的能量。自到达重庆之后，他不顾舟旅疲劳和天气炎热，不是外出讲演，就是拼命写作。他也要为生计而着想。
当时，《时事新报》约请陈独秀为主笔，一篇稿子可付三四十元，陈独秀便隔几日写一篇文章。除７月７日发表 《抗战一年》的文章外，他又相继于 １６日、２１日、２７日及８月１日和２日在《 时事新报》 、《 华侨日报》和《政论》等报刊杂志发表了《民族野心》、《论游击队》、《说老实话》、《敬告侨胞》、《你们当真反对资本主义吗？》和 《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等多篇文章。
在 《论游击队》一文中，陈独秀影射攻击中共农村包围城市及游击战争理论。他说：“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作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接着又说：“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地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地帮助敌人更容易地占据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①
① 《陈独秀先生抗战论文集》第 集，亚东图书馆 １９３８年版。
由于陈独秀在重庆的演讲或文章中，常常口无遮拦，影射攻击中共，使周钦岳等朋友都感到十分为难。加上陈独秀的高血压病日益严重，重庆天气又太闷热，对病不利，又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居住，所以他在重庆住了一个月之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应皖籍名医邓仲纯的邀请，准备去距离重庆上游水程 ９０公里的江津县城居住。
邓仲纯，即邓初，是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时的朋友，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的二哥。抗日战争爆发后，邓离开青岛山东大学回皖，随后又避难入川，在江津县城开了一个“延年”医院。他告诉陈独秀，江津是小县城，比重庆凉快，目标小，敌机袭击也少，江津白沙镇驻进了不少国民党的大机关，经常有人还提到陈独秀。陈听了介绍后，才放下心来。高语罕说他本不愿离开重庆，因他关心政局，江津太闭塞。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做寓公” 。有一次，陈独秀题李白的诗赠友自嘲道：
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①淮南病叟 （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 《新民报》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９日。
２
１９３８ 年８月３日一大早，陈独秀和潘兰珍就大包小包地带着行李，登上了去江津的小轮船。轮船由北向南在江水中“突突”了四五个小时，便到了江津县城。原来说好是住黄荆街８３号邓仲纯家，因邓妻的工作没有做好，结果人来了，她竟“闭门谢客”。这使陈独秀感到十分尴尬，后来他在给儿子陈松年的信中说：“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得同乡旧交方孝远先生与妻子的接待，才留了下来。方妻挪出楼房一间，给陈独秀一家居住。中午楼上很热，潘兰珍说：“这回跟你享福了，比牢房还差些。”陈独秀笑了笑，安慰她说：“总比住客栈好些罢。”过了几天，又得到东门郭家公馆房东的同情，由方孝远帮助租了两间住房，请陈独秀搬到了郭家公馆，才“聊以安身”。陈独秀深有感慨地叹口气说：“出门之难如此。”②真是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他也只好将就着。
②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８ 月９日）。
陈独秀住在郭家公馆的楼下，条件较好，室内敞亮，堂厅放有一张方桌子，偶尔陈独秀兴致来了，就在方桌上挥毫作书赠人。陈独秀曾在此为邓仲纯写了一副篆书对联：“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因为邓仲纯不仅医术精湛，而且酷爱中国古诗文。堂屋厅前有一棵槐树，天热时，陈独秀和家人喜欢坐在树下纳凉，老远就能看见从江北重庆来的轮船，乘客上了江堤，从郭家公馆门前就能望见。陈松年到重庆后，为了生计，和安徽同乡邓季宜、潘赞化等人筹办“江津九中”。因为原安徽国立二中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后，改名“江津九中”而迁到此县，收容前方疏散到重庆的安徽教职员及学生。不久，陈松年一家也随该校搬到江津城外德威坝，松年也在九中总务处谋得了一份工作。但薪资微薄，加上当时物价飞涨，故全家生活并不宽裕，勉强糊口而已。当时像他这样的人员及其家属不下数千人，先后从各方迁来江津。
１０月１９日，是鲁迅逝世２周年纪念日，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办纪念会，住在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受老舍之约，到会作鲁迅生平的报告。次日下午，台静农到江津“延年医院”看望同乡好友邓仲纯。台静农是安徽霍邱人，热爱文学，１９２２年中学毕业后即去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１９２３年转入北大国学研究所为研究生，半工半读。１９２７ 年即出版小说集 《地之子》，是鲁迅指导下出名的四骁将之一，深得鲁迅赏识。鲁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就选了他写的《红灯》、《新坟》等四篇小说。１９３０年秋，加入“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并当选为常委。１９２８ 年——１９３４年，曾因“共党嫌疑”三次被捕入狱。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７年，先后在北京辅仁大学、福建厦门大学、青岛山东大学任国文教授。抗战爆发后，转移到大后方四川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邓仲纯是他在山东大学结识的好友。
陈独秀和台静农的父亲是同乡熟人，当时正好都在邓仲纯家。陈独秀是第一次见到台静农，非常高兴，当即邀他一同去看柏文蔚先生。柏当时也到了江津，住在一家客店里。他们看到柏文蔚时，只见柏留着长长的胡子，用红头绳扎起，戴着僧帽，看上去像个江湖道士，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威武形象。辛亥革命后，柏文蔚任安徽督军，陈独秀任军政府秘书长，两人曾共过事。多年未见面，免不了彼此叙叙旧。从柏文蔚那里回到邓仲纯家后，台静农与父亲将要回白沙镇。临别时，台静农父子希望陈独秀能去白沙镇玩玩，说那里迁来了国民党的不少机关。正巧白沙镇的聚奎中学举行成立６０周年校庆和创办人邓蟾秋７０大寿庆典，不妨到那里去看一看。邓蟾秋也来对陈独秀“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几次要我请先生去一趟白沙镇，住一段时间。”于是，陈独秀就决定和潘兰珍一起去白沙镇小住一段日子。
几天后，陈独秀和潘兰珍乘船去白沙镇，从江津到白沙镇水路要走三个多小时。船到时，台静农父子早已在岸边等候。台静农住在江边柳马冈的一栋小别墅里，陈独秀夫妇入住台家后，因台静农酷爱书法，故早已准备好了文房四宝，请陈独秀赐墨宝。陈独秀在四尺宣纸上写了几行草书，说：“多年没有玩此道了。”台静农见陈独秀的行草雄健浑成，十分惊异。陈独秀高兴，又写了一幅对联：“尘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前句是明人诗句，后句是陈独秀自己的。他说：“这是我早年写的。”台静农非常惊讶，这么久了，他还没有忘记，因而十分佩服陈独秀超凡的记忆力。题款时，陈独秀称台静农父亲为“父”，其实陈独秀比台静农父亲还大３岁。台静农心想这也许是老一辈人自谦的风范吧。从此以后，他很敬重陈独秀，自称为陈的“私塾弟子”。
次日，到了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热情地请陈独秀到校礼堂给中学师生讲话。陈独秀穿了往常的蓝布长衫，外面套了一件马褂，足穿青布白底鞋，和周光午并行到礼堂。这是校董邓蟾秋１９２９年修建的，形式模仿罗马歌剧院，结构模仿重庆的大剧院。邓蟾秋捐献了１００００多银元，所以门匾上有“鹤年堂”三字（邓蟾秋名“鹤年”）。陈独秀仔细看了看，连声说“写得好”。礼堂占地１００平方米，可容纳１４００人，号称川东第一大礼堂。师生们见到当年的北大文科学长、五四时期如雷贯耳的陈独秀这样的大名人，竟然到偏僻山村学校来了，十分好奇，纷纷起立，鼓掌欢迎。周校长说：“陈先生是教育前辈，今天来到聚中是大家的荣幸。”
陈独秀颧骨突出，面容清瘦，下巴留有几根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周校长的开场白完了之后，他就倒剪双手，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他讲
的题目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教育”。他首先从匡衡凿壁借光讲起，引经据典，劝学生惜时如宝，又讲到抗日战争时期要团结一致对外，反对卖国投降……学生听得寂静无声，有时因为他的安庆方言很重，引起学生一阵笑声，增加了会场的一点活跃气氛。４０分钟后，陈独秀讲话结束，全体师生起立，掌声雷动。陈独秀在周校长陪同下，微笑着点头走出了鹤年堂。周校长边走边说：“听先生讲话，如诉家常。像是一位老私塾先生，平易近人，不像大政治家满口大道理。”陈独秀说：“我本来就很普通，现在想当一个私塾先生，只怕没有人要呢。”周光年听了，笑着说：“先生客气。”
陈独秀到聚奎中学时，正赶上邓蟾秋７０大寿，邓请陈独秀题字留念。
当时，陈独秀住在大礼堂前左侧一间平房里。于是，他在餐厅的桌子上用大笔写了“大德必寿”四字，又写了隶书体“寿考作仁”四字。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陈独秀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怎样写都不过分。”邓蟾秋高兴极了，如获珍宝，收藏了起来。周光午说：“陈先生写的话，不仅是可以适用邓先生一个人，大德必寿，寿考作仁，其实是条公理，不如将来找个人，刻在校内，如何？”邓蟾秋笑了笑说：“好好，这是陈先生给我们学校增添了景致呀！”
后来，在聚奎中学盖了座碑亭，将陈独秀的八个大字刻在碑亭的石碑上，万古流芳，昭示后人。
陈独秀夫妇在白沙镇时，有一天，高语罕领着戴笠、胡宗南拎着一大包礼物来到陈独秀家。戴笠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特务头子，胡宗南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他们两人为什么会突然造访陈独秀呢？陈对此感到十分纳闷。
原来，张国焘叛逃国民党后，曾向蒋介石建议，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利用陈独秀的抗战言论，来对付延安的宣传，比叶青等人的反共文章作用更大。于是，蒋介石便派胡宗南、戴笠带上礼物，到江津白沙镇微服私访陈独秀。本来想要张国焘陪同，可是张不敢来，最后找到陈独秀的老朋友高语罕，请他引见。他们还特意带了去年３月由傅汝霖、段锡朋等人在《大公报》上为陈的所谓“汉奸”事件辩护启事的剪报。
戴笠一进门就说：“蒋先生一直挂记陈老，他没有时间来看你，特地叫学生和胡司令来看你。”陈独秀原以为他们是来审查他的行动的，当即表示，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己只是尽一个国民应有的义务而已。戴笠一边将带来的苹果和茅台酒放到桌上，一边拿出剪报资料递给陈独秀，并故意挑拨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先生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说说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洲，波罗的海四国及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戴笠此话意思很清楚，国际形势对苏联不利，国内形势由于国共由合而斗，你陈独秀个人又受到中共的诬陷，还不起来大骂一通共产党吗？
殊不知，陈独秀对戴、胡这两位不速之客，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听了他们的话，看透了他们的来意，虽然他对共产党有一肚子怨气，但他坚守国共之间“中立”的立场，绝不为国民党提供反共的弹药，当然在这种场合，他也得说些应酬的话，但更重要的是，他仍坚持自己独特的见解。于是，他沉默良久之后，慢吞吞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以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污蔑，幸公道自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局势，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绝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事后，戴笠与陈的谈话记录呈报蒋介石，蒋阅后说：“陈独秀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
①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０７-２１０页。
陈独秀滔滔不绝的一番大论，着实让戴笠、胡宗南两人感到惊讶。他们原来还只是听说过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风采，想不到流落到此的老头子还有此等高见，真不愧为政坛老手，难怪蒋介石非得要我们两人来走一趟。这一趟也还算没有白跑，他们回去也可以向蒋介石交差了。于是，再聊了几句闲话之后，他们便与陈告辞，急忙赶回重庆向蒋汇报去了。
戴、胡走后，潘兰珍看到他们在陈独秀面前毕恭毕敬，一个劲地说陈老长、陈老短的，觉得她跟着陈独秀也沾了不少的光。她兴奋地对高
语罕说：“县长到哪里去，都要打扫街道，来看老头子的人，比县长大几倍，怎么也没见人打扫街道。”高语罕笑着对她说：“戴笠、胡宗南是微服私访，如果县长知道了，他一定会来的。”
３
１９３８年冬，天气渐渐地转冷了，寒风瑟瑟，吹到脸上让人感到刺骨的寒冷。陈独秀和潘兰珍见天气越来越冷了，于是又搬回江津县城。这次邓仲纯做通了夫人的工作，同意将黄荆街８３号延年医院后院房子腾出四五间，让陈独秀一家住。陈独秀见房子多了，就将一直与儿子陈松年住在一起的嗣母谢氏接了过来，以尽一个做儿子的孝道。一家人住在一起，增添了不少的家庭欢乐。过春节时，陈独秀还特地叫儿子陈松年一家来，全家老小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团圆年。
寒来暑往，转眼间又到了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季节，漫山遍野长满了各种鲜艳的山花。度过了漫长的冬季，陈独秀感觉一身轻松。今年，陈独秀就满６０岁了。
一天，罗汉来看望陈独秀，入春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陈独秀。罗汉问道：“住在这里行吗？”陈颇感为难地说：“恐怕不是久留之地。邓太太和潘兰珍相处不好。”罗汉点点头说：“近日我准备去一趟重庆，回来后我再想想办法。”陈独秀万万想不到，这次与罗汉分手，竟成为永诀，再也没有见到对他忠心耿耿的罗汉了。后来，罗汉夫人方志强说，５月３日，日机狂轰滥炸重庆，数千人丧生于大隧洞倒塌，罗汉再也没有回来。罗汉出事后，北大同学会继续委托何之瑜 （何资深）照顾陈独秀的生活。何之瑜当时在江津九中任教，与陈松年一起共事。
１９３９年４月，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并没有忘记陈独秀这位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蕴山陪同下，带着侍卫长龙飞虎，亲自到江津“延年医院”看望了陈独秀。在寒舍中，周恩来认识陈妻潘兰珍后，先寒暄了几句，便直截了当地问陈独秀：
“独秀先生，恕我冒昧，以后的路，你究竟打算怎么走？”
陈独秀与周恩来共事多年，深知此人精明干练，对他素有好感，但对他提出的问题却一时颇难回答。
周恩来见陈独秀沉吟不语，继续说：“现在大敌当前，前方将土浴血奋战，后方民众竭力支前，我想先生绝非闲云野鹤，隐士逸民，如独处江津，心里也并不痛快吧！”接着，周恩来就直接说明了来意，“独秀先生，这次我们专程到江津来，一是知你贵体欠安，特来看看你；二是请你到延安去，中央与过去的老同志都欢迎你。”
“什么，请我去延安？”
陈独秀大感震惊，愣愣地瞪着周恩来：“恩来，不是开玩笑吧？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后，主动要求去延安，奈何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污我是拿日本津贴的汉奸，如今怎么……”
周恩来不便与他谈及以往的是非，只是望着他诚恳地说：“历史旧账，我们都不必纠缠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请你去延安，这也是润之的意见。”
“哈哈！”
陈独秀怪异地笑了起来，眼睛里泛上一层晶莹潮湿的东西，他连连摇着头说：“我不去，我绝不会去延安，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你们开会，我怎么办？我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果而散。与其去延安做个摆设，我不如待在江津，实实在在做点学问。”
“独秀先生，我真诚地希望你，不要拒绝我们对你的帮助。”
“恩来，你的好意，润之的好意，我心领了。独秀惟求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别再落井下石，倘如此，老朽便深以为谢了。到延安，非我所愿，请君毋复再言此事。” 陈独秀如此固执，谈话显然难以再进行下去。周恩来吩咐侍卫长龙飞虎从皮包里取出１００块银元放在桌上。陈独秀一见，赶忙站起身来，大惊道：
“恩来，你这是为何？”
周恩来边笑边招呼陈独秀坐下说：“我们知道你现在生活并不富裕，这是我们从 ‘互济会’里拿出点钱，请你一定收下。”
陈独秀的眼中滚出了几滴热泪，他双手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地说：
“‘互济会’是当年我提议创办的，它的钱只能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家属……这钱我怎能收？请你们带回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收
的。”他坚持把银元放回到龙飞虎的皮包里。
见陈独秀态度很坚决，周恩来只好要龙飞虎把钱收起来，随后与陈道别，赶回了重庆。
事隔一年后，１９４０ 年５月３０ 日，周恩来在成都会见了地方实力派和一些民主人士。住在成都的杨鹏升写信告诉了陈独秀。一石激起千层浪， 陈独秀的情绪波动很大。他在给杨鹏升的回信中“周恩来和其他人比稍通情理，然受一班小人挟持，也难以自拔。”接着仍余怒未消地说。“彼等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
①致杨鹏升的信 （１９４０年 ６月１２ 日）。
陈独秀不知道，１９３８年苏联处决米夫后，王明已经失势。
建国后，担任第一届民革中央主席的朱蕴山，在他写的《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一文中说：“那时王明问题已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对陈独秀是宽容的，但陈的思想还停留在抗战初期受王明排斥打击的状态中，总认为中央打击排挤他……当时中央想把陈独秀弄到延安去养起来。”因为他毕竟当过几届共产党的总书记，对党还是有贡献的。早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时，就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如果当时陈独秀不感情用事，并且有点自知之明，接受周恩来的劝告，到延安去看看，面对抗日根据地人民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看到他所梦寐以求的中国革命复兴希望之所在，那么他那对政治形势一直有敏锐观察力的头脑，就会得出相应的结论，他晚年的思想，也许不会那样糟糕。但是，历史不是可能假设的。事后再来做千言万语的解释时，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这是后话。
１９３９年５月份，地处西南内陆的江津，天气不冷不热，是一年当中难得的好季节。陈独秀开始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和生活，精神也日渐变得好起来了。
一天，潘兰珍陪着陈独秀到城东“支那内学院”散步。刚从南京迁来的“支那内学院”有不少陈独秀的新朋故交，如高语罕、欧阳竞无、苏鸿仪等人。“支那内学院”是江津公园所在地，种满了树木花草，风景秀丽。这天，高语罕、欧阳竞无、苏鸿仪、邓燮康等人都在“支那内学院”聊天，他们邀请陈独秀打牌。陈因嗣母谢氏刚去世不久，就摇摇头“弟遭丧在身，玩牌应酬必在百日之后，谢谢。”众人听了，也就不再勉强。在回家的路上，潘兰珍问陈独秀：“他们每次邀你吃饭、玩牌，你为什么没有话？”陈独秀说：“酒食应酬之事我不太习惯，况且他们拉我来，多是出于尊重，我的话多了，就超出我的身份，那是给脸不要脸了。”潘兰珍笑了一下说：“你这老头子，想的可真多。”
还在 １９３８年底，陈其昌从上海绕道香港到江津来看望陈独秀时，就带来了去年６ 月２５日托洛茨基给李福仁的信及邀请陈独秀赴美的建议。陈其昌在到江津之前，上海托派临委就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致书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请他为他的老朋友陈独秀在美国大学谋得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让他赴美讲学。因为抗战初期，胡适曾为陈独秀去美国而奔走，当时联系了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这家公司看中了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自传》前两章，想请陈去美国写自传。陈因为身体不好，再加上他一直对去国外搞研究没有好感，因而没有答应。他对包惠僧说：“我生活简单，不用去美国。”
《胡适往来书信选》 （中），第３８４页。
当时，汪孟邹也转而一想，陈独秀刚出狱，身体不好，抗战爆发后，陈免不了又要东奔西跑了。因此，汪孟邹就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１日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介绍了陈独秀入川后的情况，并请其帮助陈去美国。他在信中说道：“仲甫于７月２日由汉到渝，每月至少两次与我通信，现在离渝百二十里江津东门内郭家公馆，小轮船四五小时可达，日撰文二三篇，归 《时事新报》发表，每篇送三四十元，以维生活之需。乃近得他来信，说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能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主。如幸谓然，即请斟酌分别进行，感甚祷甚。”胡适接到来信后，曾为此事奔走安排，由于陈独秀坚持不肯去美国，只好作罢。
陈独秀接过托洛茨基给李福仁写的信，翻翻看，上面写道：“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 他无论如何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看罢，陈独秀很不高兴地对陈其昌说：
“你来看我，就是要我到外国去？”
“老托讲的有道理，猴子（指李福仁－引者注）也是这个意思。你在江津和幽禁没有什么区别，你连生活费也难保。”陈其昌说道。
提到生活费，陈独秀说：“《时事新报》 约我当主笔，每月有一点津贴，亚东有时也还给一点版税。”
“卖文为生，终究辛苦，不如到国外，再轰轰烈烈干一下。”陈其昌劝导道。
陈其昌之所以一再劝陈独秀出国，是因为陈独秀刚到重庆后就写了《民族野心》、《论游击队》等文章，攻击中共的抗战政策和策略。此时，在上海的托派又恢复了对陈的信心，故临委于去年１１月作出《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 ，希望与 Ｄ．Ｓ（陈独秀在托派内的代名）“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 （托派临委刊行的油印小册子）卷１。
陈独秀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从彭述之开始，李福仁、刘仁静等人都是左得出奇，说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怀疑国民会议口号，和其他党派搞同盟军是机会主义。所以他疑虑重重地对陈其昌说：
“你们这么搞，怎么能和你们搞到一块？”
“没有这么严重吧？”陈其昌有些不以为然地说。
“刚出狱时，我和超麟讲不去上海，那时还没有现在坚决。现在的托派不是抗日，而是满纸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所以斯大林派攻击我们，得到各方面的回声。我不和你们划清界限，我怎么和群众见面？”陈独秀摇了摇头说。
陈其昌想了一下，说：“你认为中国托派已没有前途了吗？”
陈独秀点头肯定地说：“没有前途，猴子这班人，只晓得摆第四国际的大架子，闭关自守，自立为王，连第四国际的威望也一扫干净。”他对托派已经是彻底失望了。捧不起的阿斗，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陈独秀主意已定，决计再不与上海托派来往，拒绝去美国。１１月３日，陈独秀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申述了他不去美国的理由：一是因为自己近来身体不好， 二是认为国民党政府正式批准他去国赴美，成功机会可说绝对没有。①对于他与上海托派的分歧问题，他表示绝不让步。在信中他强烈谴责中国托派组织建立以来的“极左”错误，哀叹中国托派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不足区区的 ５０人，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也就在 １００ 人开外。他认定“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建议中国托派今后的工作方针应该是“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的范围内从头做起。……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 ②这封信由陈其昌带到上海，托李福仁转寄给托洛茨基。
１９３９年１月９日，托派临委见到陈其昌带回的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后，作出《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附在陈独秀的信后，一并由李福仁寄给托洛茨基。该报告，驳斥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信中加给他们的“极左派”的罪名，自称：抗战以来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的意见相符。”③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的信》，第７４页。
②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 ２４ 页。
③ 《保卫马克思义》卷１。
上海托派极 左派的丑恶嘴脸被陈独秀痛斥之后，他们又在 １９３９年１月 ２０日，给国民党五中全会写了一封公开信，企图修补一下自己的形象，建议：
“（一）政府立即开放民众运动，给全国各党派各民众组织以完全公开宣传鼓动的自由（无条件的，不以三民主义为规范的）；（二）在上述的条件之下，我们准备和你们，和一切工会、一切抗日团体，及共产党以至其他党派共同合作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组织民众，总而言之，在一切抗日群众活动及军事活动中，我们一致行动。”国民党当然不会理睬他们的这些建议。
３月１１日，托洛茨基复函李福仁，答谢陈独秀 １月给他的信说：“我很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严斥是否正确。”对于陈独秀仍忠于托派事业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针，托氏表示“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于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同他经常合作”。托洛茨基的这封信寄到上海后，托派临委又写了一个 《临委给国际的报告——Ｄ．Ｓ》 同志问题 ，猛烈抨击“Ｄ．Ｓ”同志自出狱后便一直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观点”，认为陈独秀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已经离开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用之于民族民主斗争，并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上来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发展已接近了 ‘阶段论’的学说”。“我们不可否认的声明：Ｄ．Ｓ同志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向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乖离的路线，一条是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一列宁派路线。”“假如他仍坚持成见，把我们视为 ‘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报告被迫同意陈独秀“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①中国托派确实想要陈独秀远走高飞到美国去，免得他在国内对其指手划脚。
① 《保卫马克思义》卷１ 。
陈独秀多次拒绝托洛茨基和托派临委要他去美国的建议，除了上述的具体原因外，主要还在于他深深感到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在祖国处于存亡危急之际，他不应该离它而去，他应该坚定地留下来，为抗日救国事业多做一些贡献，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到底。尽管他在政治上受到无数的打击和失败，生活上又极其困苦，但祖国山河的壮美和人民的朴实勤劳，依然使他产生深深眷恋之情，如他在赠同乡好友胡子穆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天似火红。
闲依柴门贪晚眺，不觉辛苦乱离中。
５
１９３９年入夏后，日机轰炸重庆、成都加剧，江津正处在日军飞机往返的途中，日夜轰鸣的飞机声让陈独秀感到，住在江津县城也嫌嘈杂了。每次飞机过后，他都要大口地喘着粗气，歇息半天才能回过神来。这对于一个年届 ６０，且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来说，是十分难受的。
一天，陈独秀想起了住在成都的好友杨鹏升，两年前分别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面，所以他特意给杨写了封问候信。在发信的路上，陈独秀在一个旧书摊前停了下来，上面有不少线装书。其中一本线装 《皇清经解》手稿，引起了陈独秀的兴趣，作者是杨鲁承。他问卖书人杨鲁承是谁，卖书人说：“只知道是江津鹤山坪人，清朝进士，其他的不知道。”陈独秀翻了一会儿，把书买了下来。他不敢在街上多停留，发了信便匆匆回家。
隔日，陈独秀与江津富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在茶馆中闲聊，提到此事。邓蟾秋说：“杨鲁承是清朝二甲进士拔贡，写过不少书，家中有几箱子手稿，来不及整理就就死了。”陈独秀问他家里还有什么，邓燮康说：“杨鲁承有三个儿子，都已去世，只有一个媳妇杨彭氏还健在，家中事都由她料理。”陈独秀说：“如有可能，想和杨家后代见一面。”邓氏叔侄便托鹤山坪人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带信给杨彭氏。杨彭氏有个儿子杨庆余，很想出版祖父遗著，希望有一位名人校正并作序，听说陈独秀对祖父书稿有兴趣，正中下怀，立即赶到了县城。陈独秀见到杨庆余后，十分高兴。问他祖父的书稿都是些什么内容。杨庆余告诉他：“有 《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还有 《群经大义 、《杨氏扈林》、《龙溪日记》等。”陈独秀听说鹤山坪夏天凉快，避暑比县城要好，加上潘兰珍与邓太太不睦，县城敌机太吵，于是决定去鹤山坪住一阵子，好则多住，不好则少住。家在鹤山坪的施怀清校长听说陈独秀要去整理杨家旧书，邀请陈独秀住到他家去。邓燮康劝道，“施校长家称施家大院，在那一带很有名。”陈独秀心想给杨家整理旧书之余，还可用点时间把 《小学识字教本》写完，于是便高兴地答应了。
１９３９年７月，邓燮康找了几个挑夫，将陈独秀、潘兰珍的行李挑了，又雇了两顶轿子，走了２０多里地到了鹤山坪。陈独秀住在施家大院，每隔几日，便到杨鲁承旧居翻翻书稿。杨鲁承旧居又叫石墙院，离施家大院一公里左右，没有大路，不通车辆，但走石板路，来去很方便。初来乍到，陈独秀感觉很好，敌机的声音很少听得到，也少了许多应酬，陈独秀每月有北大资助，交给施家作伙食费。后来，江津九中的何之瑜、儿子陈松年夫妇，以及邓仲纯等人常来看望陈独秀，潘兰珍就自己生火做饭了。邓仲纯来时，身上总背上一个药箱，顺便为陈独秀看病。陈独秀搬到鹤山坪后，邓仲纯一直是陈的义务通信员和保健医生。在施家大院住了一阵，杨庆余邀请陈独秀住到了他家来，陈独秀嫌施家小孩子多，便转移到了石墙院—— 杨氏山庄。
进石墙院，主建筑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大瓦房，十三级砖砌台阶而上，是宽阔的大厅，两边是偏房。左边有一折门对着过厅，是陈独秀和潘兰珍的卧室。对着院子的窗子上有八九根窗格棂，中间一根横档。房屋很高大，在窗子上面还有一个小天窗。屋顶没有天花板。杨家另给陈独秀夫妇让出一间书屋，是七间正房中东边的第二间，约２０平方米，南墙有窗户。这间房子是杨氏太太彭氏住的，陈独秀来了，彭氏让了出来。陈独秀住宅的东头一间是杨家的灶房，陈独秀和潘兰珍的灶房安在进门处。
杨鲁承家藏书很多，陈独秀开始静下心来整理杨鲁承的遗著。潘兰珍做家务之余，新开了一块菜地，两人各得其所。
一次，陈独秀夫妇上江津县城，邓氏叔侄邀请他俩到大什宇菜馆吃饭。邓燮康问及整理杨氏遗稿之事，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两遍，写得还算不错，有价值。”邓燮康说：“章太炎不喜欢杨鲁承的东西。”
据说有一次杨鲁承听说章太炎到了四川，便兴冲冲带着 《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 去见章太炎，章太炎看完书稿后，在后面写了“杂乱无章”四字。杨鲁承十分恼怒，拿起书稿就走了。
陈独秀听完后哈哈大笑说：“杂乱无章没关系，只要稍加整理，就会有理有章了。章太炎很小气，想不到给人家看书稿也这么小气。”他是指当年章太炎在日本时，借钱给人还要还利息。回到鹤山坪后，陈独秀继续整理杨鲁承书稿，慢慢地就没有兴趣了。一次，江津县龚灿宾县长来鹤山坪见陈独秀，谈起杨鲁承书稿的事。陈独秀说：“开始看还不错，看多了，就不对胃口了。杨对群经的创见不如四川的廖李年，对诸子的阐述，不如胡适之。”龚灿宾说：“你是以人之短比人之长。”陈独秀点点头说：“也是。”
独居山村，陈独秀常写几句诗赠给朋友，以排遣孤独寂寞的心情。一夜秋雨后，陈独秀吟 《自鹤山坪寄怀江津诸友》诗：“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干戈今满地，何处着孤身。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 日月，起坐待朝暾。”陈独秀还书写了赠方孝远小诗给葛康俞：“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葛康俞的妻子是陈独秀二姐的小女儿，因此随妻子称陈独秀为“舅舅”，与陈松年是表兄弟。葛康俞的母亲是邓仲纯、邓以蛰的姐姐，因此称邓仲纯、邓以蛰也叫“舅舅”。
１９３８年春天，葛康俞与弟弟葛康寿由安庆避难到武汉。一天夜晚，他们去看陈独秀，多年不见离乡的亲戚，发现陈独秀老了，穿着布衣，须发斑白，但精神饱满，陈独秀故作此诗赠给他。杨鹏升的妻子和平女士来信索要诗，陈独秀也写了一首寄过去“前年新识杨夫子，过访偕君昨日情，寂寞胭脂坪上月，不堪回忆武昌城。”年年底，陈独秀在武汉时，认识杨鹏升，故有“前年新识相夫子”和“不堪回忆武昌城”之句。当时在江津城外德感坝江津九中练习书法的葛康寿，写信向陈独秀请教书法，陈独秀回信读书法三要事：“一、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二、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三、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矣。笔画托长宜严戒，犹之长枪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陈独秀出狱后到武汉认识的教授郑学稼曾来信问他做官之事，他回信说：“谋生救国皆不一定要做官，人各有所长所短，若用所短，于谋生救国均不适宜。”郑学稼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被何之瑜称为专门用托派理论进行反共的“国民党蓝衣社理论家”，与陈独秀书信来往密切。
１９３９ 年１０月中旬，陈独秀刚过了６０大寿，但流落异乡，加之国难日深，众亲朋好友也未能前来祝寿。一天，陈松年来看父亲，由于收人太少，他实在没有余力帮助自己的父亲，只能经常去探望他老人家，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从江津九中到鹤山坪，先要过江北上，再步行１０公里。虽是深秋，陈松年走了一身汗，陈松年送来一封川康绥靖公署杨鹏升寄自成都西顺城街的信，里面有某先生托杨鹏升寄来的钱。多日不知道好友的消息，忽得鸿雁传书，陈独秀大喜过望。陈松年吃过午饭就回去了，陈独秀写了短函，叫陈松年带到江津寄发。因为有了钱，潘兰珍也喜滋滋的，但他们都不知道某先生是谁。
入冬后，陈独秀耳鸣症状稍减，但血压仍然很高。这时，杨鹏升来信邀请他去成都住一个时期。潘兰珍听说住在成都顺城街的杨鹏升家距离商场很近，非常羡慕地说：“好久没有逛商场了。”
陈独秀说：“听说成都海拔高，去了怕对血压不利。再说，万一遇上飞机，炸死倒痛快，炸残废了就麻烦了。”
１２月３０日，陈独秀给杨鹏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不日将去重庆看病，并将其本月内的近作 《告少年》诗寄出。因为当时国际上发生了一连串事件， １９３９年８月和１１月，苏联先后与德国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１１月底，苏芬战争爆发，苏联发动军事进攻，击败了芬兰军队，加上去年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被告布哈林、李可夫等２１人中，有１８人被处死。所以陈独秀在 《告少年》一诗中，大骂斯大林如古代传说中的大厉疫鬼“伯强”、“旁行越郡国，势若吞舟鲸。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自诩’哲人间世出，吐词律以诚。忤从非所忌，坎坷终其生。”然后，他嘱望后生少年“毋轻涓涓水，积水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意成。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
１９４０年１月４日，陈独秀夫妇由鹤山坪到江津县城，章士钊来信说，为陈独秀看病的医生去歌乐山，要陈独秀推迟几天再去重庆。陈独秀在江津县城住了一个多月，国画家阎松圃来看陈独秀，读到治病要花不少 医药费的事，陈独秀说：“尚有编译局约购一稿（指 《小学识字教本》一书——引者注）可以支用，我不想累及别人。”阎松圃说：“你是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陈独秀笑笑说：“幸亏有朋友帮忙，有的人连面也没有见过，就寄钱来了。”
同年２月６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何之瑜陪陈独秀、潘兰珍到了重庆。章士钊帮忙联系，住进了仁和医院。当时章士钊已从重庆国府政乐庐搬到中山三路聚兴村５号住。章士钊特来医院请陈独秀夫妇去他家过春节。陈独秀摇摇头说：“乱哄哄的时候，饭都吃不好，还过什么春节。”不过他答应出院后，到章士钊家住一阵子，两人谈到在成都的杨鹏升时，章士钊说：“杨先生给我刻的印章样本，我已收到了，你替我谢谢他。”陈独秀很有感慨地说：“杨先生真是热心人，三番五次支持我，我现在欠债太多。”
在仁和医院，陈独秀住在２号病房，这时何之瑜领着医生进来，叫他们说话轻些。医生替陈独秀量了血压，并对心脏和肠胃全部认真检查了一遍。然后对陈独秀说：“你的病，不在药好药孬，根治在静养。”出门后，何之瑜对医生说：“陈先生是个名人，望医生一定要尽力。”医生点点头说：“听陈先生自己说，他是坐牢时把身体坐坏的，陈先生这个病与精神不稳有关，回去一定要安静休养，不要再过问政治。”何之瑜点点头，又问医生：“陈先生的病是否很严重？”医生低声说：“你是他学生，可以告诉你，陈先生可能活不了三年，他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何之瑜大吃一惊，嘱咐医生千万不要告诉陈先生和陈太太。这个春节，陈独秀就这样在医院里度过了。
农历正月里的一天，包惠僧来看陈独秀。陈独秀躺在病床上劝他说：“不要再认死理，找找人，搞个一官半职。现在物价这么高，守在那里总不是事。”包惠僧应了一声，然后说：“先生来重庆一趟不容易，出院后，我来接你去我家住几天。”当时包惠僧家住在重庆陈家桥。陈独秀“年老多病，行动不便，还是不去了，本来打算到行严家住几天，也不想去了。”潘兰珍接着说：“重庆太吵，先生烦得很，天天吵着要回去。”
同年２月２０日上午，陈独秀从医院启程直接回江津，他受不了重庆的嘈杂，决定不到朋友家去住了。下午３点，船到江津，延年医院离江岸不远，邓燮康家就住在江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邓家的后面有一个小庭院，到鹤山坪的小路也从他家门前而过，来往重庆的小轮船也在他家附近停靠。陈独秀很喜欢这地方，有一次，陈独秀半开玩笑地对邓燮康说，死后能葬于此，就是死得其所。这次从重庆回江津，陈独秀就在邓家住了下来。邓燮康说：“住了两个星期医院，看上去精神好多了。”陈独秀也很满意地说：“今天坐了８个小时船，我当心病情要加重，看来还好。”隔日，章士钊从重庆寄来一封信，内有杨鹏升寄来的300元汇票，因杨鹏升没有想到陈独秀会提前离开重庆。陈独秀连声说：“这怎么好，又要人家破费。”邓燮康劝道：“能赠你钱物的人，也不是一般之人，想他生活比你要好。”陈独秀说：３００元不是一笔小数，想必要他一个月薪金。这事真叫我为难，收下惭愧却之不能。”２ 月２６日，陈独秀特意给杨鹏升写了一封信，告“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１６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张，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乎可……”①
①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２０页
初春，身体稍好的陈独秀在江津城郊散步，吟诗《郊行》： 蹑屣郊行信步迟，冻桐天气雨如丝，淡香何以江南路，拂面春风杨柳枝。”
１９４０年月５上旬，天气渐渐转暖，陈独秀想长期住在邓家也不是办法，于是叫了一顶轿子，与潘兰珍一起颤悠悠地回到了鹤山坪。走前，陈独秀将自己的自传手稿送给台静农，因台静农在帮助陈独秀油印《小学识字教本》上，出了不少力。住在江津上游４０里地油溪镇的大姐原打算与陈独秀夫妇一起到鹤山坪小住，临行又犹豫了，想不到这次就是陈独秀和大姐的永别。６月，大姐因脑溢血突然去世，陈独秀悲痛之余，给沈尹默写了一首和诗，托台静农转寄，其诗云：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６
陈独秀入川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国内，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国民党军队大溃退。南京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凭借巴蜀天险，进行抗战，同时国共两党摩擦不断，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际上，苏联为粉碎德、意、日法西斯制造的东西方“慕尼黑阴谋”，在１９３９年８月和１１月先后与德国、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由于芬兰反动派的挑衅，又爆发了苏芬战争。 １９４０年９月，德意日三国结成军事同盟。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德国发动侵苏战争，苏德战争爆发，１２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全面艰苦的时期。
身处江津的陈独秀，虽然消息闭塞，但仍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政局的发展和中国托派的动向，继续不断地撰写文章和书信，发表自己的政见，从而提出了许多至今仍难以评判的一系列特殊见解，在当时也引起颇多争议。这就是后来被他的学生何之瑜收集在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中的“最后见解”，这些见解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政、战争与革命，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与世界前途问题上，具体内容是：
（一）认为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 。①未来世界，民主主义最终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实现 “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二）认为斯大林肃反扩大的错误，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决定的。“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 （无产阶级——引者注）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在十月（十月革命 ——引者注）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②所以他称莫斯科、柏林、罗马为“三大反动堡垒”，“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是孪生儿”；“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③
（三）认为反对斯大林政权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政治上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相反的东西”，“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④“至如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 ⑤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⑥
①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
②均见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
③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④ 《陈独秀的事论文和书信》，第 ３５页。
⑤《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育函墨迹》，台湾 《传记学》，第 ３０ 卷第 ５期。
⑥黄永盛、王亚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 《革命史资料》第６ 期。
（四）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①“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②“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③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原先是反对斯大林不反对托洛茨基，更不反对列宁和马克思，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托洛茨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逻辑地放弃了这个信仰，抛弃一切主义。陈独秀在思想上、理论上发生如此重大变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实际上，早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由于苏联基洛夫被刺事件引起的对于“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 哈林、李可夫等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对此，陈独秀在与濮德治等人争论时认为：“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④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 １。
② 《第四国际》（美）， １９４２年７，８月合刊，第 ２４１页。
③国民党军委新检局档案，新指字第 ８４５２号公函。
④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解放日报》 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
但是，在１９４０年以前，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及所有托派一样，只仅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集团”，并不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反，当蒋介石、日本、希特勒等反苏时，他们还一直站在保卫苏联这个“工人国家”的立场上，就是说，他们还是把斯大林的个人问题和苏联的政治制
度分开的 ——反对斯大林、拥护苏联。所以，陈独秀直到１９３８年３月发表的《抗战中应有的纲领》还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 （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容。但是长达３年之久的莫斯科审判，终于在 １９３８年３月结束，主要被告全部被枪决（托洛茨基本人也于１９４０年８月在墨西哥被暗杀）。而所有托派一开始就不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被告真犯有什么苏联宣布的什么“暗杀叛国罪”，而是斯大林消灭异己的结果。再加上 １９３９年的苏德协定和苏军进攻芬兰这两件事的刺激，陈独秀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于是他重新审视了过去自己信仰的革命理论和观念，得出了一系列新的“意见”。如他在１９４０年９月给西流 （濮德治——引者注）的信中所说：“我根据苏俄２０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即上述四个方面的“最后见解”。
①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５页。
② 《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授函墨迹》，台湾 《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 ５期
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这些“最后见解”，起先，他在把托洛茨基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托派分子面前还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反对斯大林，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要他“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的反共政客孙洪伊、胡秋原、郑学稼面前，他就一点也不用遮掩了。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３日，他在给郑学稼的一封信中说：“列 （宁）托 （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 （老托也在内），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乃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弟久拟写一册 《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由此可见，他不仅明确表示反对托洛茨基理论，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也彻底抛弃了，“十月革命”也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高兴地接受了胡适赠送给他的“终生反对派”的桂冠。当时他曾对邓仲纯说：
“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做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 陈独秀以“反对派”为荣，但他却不会总结哪些反对了，哪些反错了。
陈独秀逐渐形成的“最后见解”，首先遭到了上海托派临委的强烈反对。１９４０年６月和次年１月，托派临委对陈独秀问题先后做出了两个决议：《 临委对Ｄ．Ｓ来信的决议》和 《关于Ｄ．Ｓ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在第一个决议中，在批判了陈独秀致西流 （濮德治）三封信中的思想观点之后，还表示“我们最后希望独秀同志对此加以慎重考虑，我们准备继续与独秀同志讨论。但在考虑和讨论时，我们希望独秀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向外发表，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 ② 。而在第二个决议中，则猛烈抨击陈独秀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歌颂资产阶级民主、否认在这次大战中有发生任何革命运动可能的观点。并宣布“独秀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专政及苏联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独秀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③
①黄永盛、王亚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革命史资料》第６期。
②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１。
③《第四国际》（美），１９４２年 ７，８月合刊，第２４１页。
对于托派临委的批判，陈独秀是自然不会接受的，而且他不怕孤立，绝不沉默。他或者直接给临委去信，或者请人代转，讥讽他们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原则搬到今天，在战争中引发革命是“做梦”，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是“对实际的历史事实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只能有助于日本”，“只能有助于希特勒”云云。就这样，双方又进行了一场大混战。不过，在这场论战中，陈独秀始终处于一个人的少数。正如李福仁后来在 《第四国际》杂志上所提供的“证言”，“一方面在四 乡村中的陈独秀，另一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人的少数”。“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陈独秀早年曾写过一首 《感遇诗》，赞颂“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的精神，他的一生也有这种显著的“孤军奋战”的精神，为了他认定的“真理”，即使剩下他一个人，也要奋斗到底。这种精神，确曾使他取得过辉煌的业绩，而显赫一时；但另一方面，当他认定的“真理”其实并非真理时，这种精神就使他在错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
中国托派一开始就以中共反对派的身份出现，一开始就内部矛盾重重，派系纷争，经常闹无原则的纠纷，且互不买账，都以托洛茨基在中国的正统自居，而喜欢上纲上线地批判他人。这一次，也不例外。只不过，原来陈独秀还有一些坚定的支持者，而现在只能是单枪匹马地同其他托派分子去斗争了。陈独秀以往是很不屑与别人打笔墨官司的，但自从与托派分子绞合在一起后，他就自己也深陷持续不断的争论中去了。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当时主要表现在他与几个托派头目及郑学稼等人的通信中，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有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登载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１日的重庆 《大公报》上，他首先分析了战争的形势，提出“此次大战不外三种结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胜负而议和；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最后，他说：“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由于该文散布了悲观论调，并攻击苏联的内外政策。因此，该文一发表，立即引起各方强烈反响。国民党政府认为其有碍“对苏外交”，在得知成都 《新新新闻》也想刊登此文时，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主任潘某署名拟文，指责陈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答应照办，并“通令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一体注意检扣”。② 《大公报》本来还要刊登陈文的续篇 《再论世界大势》也被禁止了。
①国民党军委新检局档案，新指字第８４５２号公函。
②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解放日报》，１９４２ 年５月８日
陈独秀文章被禁的消息流传开来后，江津县国民党县党部立即对陈独秀组织围攻。同年３月１９日，江津县特地举行了一个市民大会，由县长罗宗文主持，从外省请来了一个辛亥革命的元老、双目失明的凌铁庵老人。凌是安徽定远人，辛亥革命后，任第５师师长。１９１３年任讨袁护国军淮南司令。凌铁庵老人在女儿的搀扶下，走到前台，指责陈文散布悲观情绪，破坏抗战，大骂陈独秀是“反革命”。对此，陈独秀十分气恼。
对于陈独秀提出的思想观点，中共方面也做出了强烈反应。为了消除陈独秀在《大公报》上那篇文章的不良影响，中共中央机关报 《解放日报》于 ５月８日发表了一篇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指出陈文的“主旨是在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这的确点出了陈文的要害。但此文刊出后不到２０天，陈独秀自己还没有见到，就因病情恶化而溘然长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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