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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 ９月１２日，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１０年前，陈独秀与黄文容等４人一起，挤在一艘外国轮船的一间客舱里，从武汉顺长江东下，隐居上海达５年之久。１０年后，陈独秀与潘兰珍又从南京溯江而上，避难武汉。相同的都是避难，不同的是前者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追捕，而后者是为了免遭日军的炮火袭击，且东西方向恰好相反。
包惠僧是武汉人，在陈独秀动身前就给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去信，请他关照陈独秀。又给同学程仲伯写信，请他去码头接陈独秀。何成浚请警察局长蔡孟坚照顾陈独秀。这蔡孟坚不是别人，１９３１ 年，正是他打开顾顺章缺口，追捕钱壮飞，逮捕向忠发，导致恽代英、蔡和森、柔石、冯铿、殷夫等２０余名共产党人被杀。蔡孟坚一见到陈独秀就上下仔细打量一番，而且还不厌其烦地盘问起来，弄得陈独秀很不高兴。蔡孟坚走后，陈独秀大怪包惠僧办事不牢。
陈独秀到汉口后，住了两晚旅舍。这时，武昌有位姓兰的人慕陈独秀名气，接陈独秀、潘兰珍去武昌他家去住。陈独秀找到暂栖之地后，立即给汪孟邹写了一封信，叫他来信寄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２６号陈仲甫收。陈独秀给汪孟邹写信，是因为亚东是陈独秀的主要经济来源，上海《东方杂志》、《字宙风》杂志给陈独秀的稿费，也是由亚东转给陈。武昌双柏庙后街 ２６号这处住所，是原来一个桂系军官的旧式平房，颇有庭园风味，也还安静。避难中的陈独秀夫妇，能住上这等房子，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像，因而一时安顿了下来。
陈独秀出狱前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变化。国际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促使远东的日本军国主义走上了侵华的道路，而且使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日益法西斯化，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相勾结，扩军备战，发动侵略战争。１９３６ 年，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 （今埃塞俄比亚），并与德国联合进攻西班牙，１９３７年，日德意终于结成法西斯侵略集团，发出要“征服世界”的狂叫，在世界人民头上笼罩了一片乌云。社会主义的苏联，一方面，取得了国民经济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胜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和民族自卫，积极开展外交斗争，先后与波兰、法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国际共运司令部的共产国际，仍然在国际斗争中发挥着积极作用，１９３５年７月，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制定了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纲领，向各国共产党人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反法西斯的斗争。国内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华战争，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国内各阶层的政治态度。 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团结抗日，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１９３６年５月３１日，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呼吁各党派之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推动和平解决，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和国民党内英美派的推动下，被迫答应联共抗日，１９３７年９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一向对政治形势有敏锐观察力的陈独秀，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
陈独秀出狱前夕，就拟了几条“抗战提纲”，其中一条是“暂时对国 民政府休战”，①陈独秀这种转变，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被迫抗战后开始的。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看到中国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相当的抗日积极性，于是，他就转而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
①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未刊稿。
陈独秀出狱后，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宣传抗战。他在武昌华中大学讲演《抗日战争之意义》，不断引起阵阵热烈的掌声。他到汉口青年会讲演《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取得胜利》，大礼堂的门后窗前都挤满了人。他为《武汉日报》、《扫荡报》、《政论》、《抗战》等报刊写稿，还打算请亚东图书馆出版《我的抗战意见》的小册子。他在这些讲演和文章中，表示竭诚拥护抗战。他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 ，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帅权”，①号召全国人民“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底。”②陈独秀这个政治立场的转变，是由于他对抗日战争有了更高的认识，面对国民党政府，则有了新的观察和期望。
对于这次抗日战争的性质，陈独秀认为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③它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仅是“反侵略战争”，而且是中国“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的继续”。④这次战争的意义，不仅仅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⑤并且，他在自己的抗战纲领中写“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６）
抗战之初，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战空气空前热烈，国民党也较积极，国共合作较为融洽，打了一些如平型关、台儿庄那样的胜仗，败退时也给敌人以重创，挫败了日本侵略军企图“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陈独秀大受鼓舞，十分兴奋地说，“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７）
①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先生抗战论文集》（五），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８年４ 月版。
② 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抗战文选》第３ 集，战时出版社１９３７年１２ 月２０日
③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１９３８年３月版，第５页。
④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 １９３８年３月版，第５页。
⑤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 １９３８年３月版，第５页。
（６）陈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我的抗战意见》，第２８ 页。
（７）陈独秀，《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抗战》周刊，第６ 卷第６ 期
从陈独秀对抗战性质和意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那时对抗战前途是相当乐观的，而且感染了一些失败主义情绪严重的人。在南京傅斯年家住时，他曾与傅谈论目前形势。傅斯年当时很颓丧地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独秀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他甚至很自负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多点自信有拨开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当时傅斯年被他深深地打动，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这么乐观。”
陈独秀还自称并不是“速胜论”者，而主张“持久战”。他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地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②还说：“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至少是２ 年，甚至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都可以。”③陈独秀的观点与当时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的观点是一致的。
陈独秀认为：要实行这样的抗战，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有一系列的纲领和政策，以及组织实施的力量，自然需要统一的“领导”；而陈独秀的考虑是：谁能领导这样的战争，他就拥护谁。他声称：“此次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④
①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政论》第１卷第１３ 期，１９３８年６月５ 日。
②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３４ 页。
③ 陈独秀，《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取得胜利》，《我的抗战意见》，第１９ 页。
④陈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个双十节》、《宇宙风》第 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他还提出：“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 （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且能够解决农民 问题，谁便能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①在陈独秀看来，当时除了国民党外，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没有这个力量。这就是他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基本出发点。
这里有一个他对国民党的认识问题，即他承认这时的国民党已经与“九·一 八”、“ 九 二八”时期的国民党不一样了。他说：“因 九 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两三年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之抗日战争。”他甚至称国民党政府是“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中昭明告示全中国人全世界的人，‘中途妥协即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可以看出，陈独秀当时对国民党抗战的积极性和持久性是估计过高的。他甚至责问，“有人怀疑政府不许民众自动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我以为这是过虑，难道政府不许人民抗敌救国吗？”更为荒唐的是，他还本末倒置地认为政府能否抗战到底，取决于人民的支持，说什么“人民如果真能做到 ‘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我相信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⑤所有这些，与他在“ 一 二八”前后及１９３３年法庭上抨击国民政府的话相比，简直是 １８０度的大转变。
第二，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
１９２９年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首先接受托洛茨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执行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并且由此出发，他承认还“向左走到根本反对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形式的联盟”。
①陈独秀，《抗战与建国》，《政论》第１ 卷第９期，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５日。
②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
③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④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⑤陈独秀，《反对极“左”倾的错误》， 《校内生活》第 ５期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 日
１９３２年“一 二八”事件中，他稍微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在首先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问题上，可以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共同行动”的策略。为此，他遭到了其他党派的反对和辱骂。为了洗刷这种不白之冤，他写了许多文章为自己辩护。其中一篇最著名的，是１９３２年８月写的长达 １２０００多字的文章 ——《反极“左”倾的错误》。文章重申，他提倡的所谓“共同行动”，是指一定时间的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不是一般的说在整个民主民族革命中和资产阶级长期的政治联盟。为了进一步表明他仍然忠于托洛茨基反对“四个阶级联盟”的观点，１９３６年，他曾经在狱中写了两篇文章，把共产党刚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作大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一篇是同年 ５月 ２１ 日写的 《中国的一日》，指责中共提出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反动的观点”，谁如果相信这种观点，“不是痴子，便是骗子”。呼吁人们“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另一篇是该年７月１日在托派内部刊物 火花》上发表的《我们在时局中的任务》 文章①，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曾有任何解释，忽然由山上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抗，一跳跳到愿意立刻参加各党派（不用谈国民党也在内）……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这样的全国 ‘各界同胞’大合作，比之前此四个阶级联盟还要扩大些。”他以此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
① 《火花》，第 卷第 期，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５日出版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陈独秀批评托派拉拢鲁迅的事情。早在这年春天，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党的新方针，解散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文艺家协会，并在文艺界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基本同意“国防文学”的口号，但认为后者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有“不明了性”。为此他提出用“民族革命 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来进行“补救”和纠正。他强调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提出，“绝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①鲁迅对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是辩证的，正确的；他批评中国托派“糊涂”，到连现在反侵略斗争中“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都不懂，而上海地下党内一些“我们战友竟也在做相反的 ‘美梦’，……也是极糊涂的昏虫”。但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的这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认为鲁迅“对抗”“国防文学”的口号，“破坏统一战线”，以“托派”、“内奸”等各种大帽子，来排斥打击鲁迅及其意见相同的人。鲁迅非常气愤，批评“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反对“轻易诬别人为 ‘内奸’，为 ‘反革命’，为 ‘托派’，以至为 ‘汉奸’”的作风。”
①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Ｏ．Ｖ笔录），《鲁迅全集》第 ６卷， 第５９０页。
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误会了鲁迅的意见，似乎认为鲁迅是同情他们的。于是就在６月３日以陈仲山的名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赠送近期托派出版的几份机关报 《斗争》和《火花》（内容都是攻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中首先攻击中共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不采取退兵政策”，而转向“军事投机”；“放弃城市工作”，“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以打平天下”；现在“失败了”，又转向“新政策”：“放弃阶级立场，……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 ‘联合战线’”；断言其 结果必然使革命民众“再遭一次屠杀”。信中承认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共产党的“新政策”，又胡说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接着在信中自吹：“我们这个团体，自１９３０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不懈斗争。……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大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种背叛的 ‘新政策’。”在鲜明地表示了他们托派的政治主张后，陈其昌在信中就对鲁迅进行吹捧和拉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①
鲁迅阅此信后，对托派的自夸感到恶心，对托派给予自己的吹捧视为一种侮辱，所以他虽在病中，立即口述回信，在报上公开登了出来，信中讽刺说：“你们的 ‘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高超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看出托派想利用他反对上海地下党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行为，挑拨其与中共的关系，他明确回答说：“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②托派临委拉拢鲁迅碰了一鼻子灰。
陈独秀在狱中得知此事后大发脾气，深怪陈其昌不应该对鲁迅产生幻想，并用宗派主义的眼光攻击鲁迅说：“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回报，绝不能再有什么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③
① 《答托洛茨基派的信》， 《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８８。５９９页。
② 《答托洛茨基派的信》， 《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８８。５９９页。
③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版，第 ２０６ 页。
鲁迅一贯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他曾多次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①陈独秀对鲁迅的攻击，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１９３７年８月出狱以后，陈独秀两次积极主动地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等人，“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②这无疑又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陈独秀的这两大转变，尽管有许多局限性，但其主流毕竟是顺乎历史发展的进步的表现。说明他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接受了“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的原则，认为各党派应“以全力在民族解放战争上面”。③这里，再现了陈独秀“爱国者”的形象，为了抗日救国，他可以摒弃前嫌，放弃一些原来十分坚持的立场和观点。他自认为这是符合列宁精神的，他 说“列宁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的斗争方法。”④应该说，与其他顽固不化的托派分子相比，他的表现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① 《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２９页。
②叶剑英等三人给 《新华日报》的信。
③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④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 ２３３页。
２
陈独秀出狱后，在他的多次讲演和发表的文章中，虽然一再表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但对于其他问题，仍然坚持着他一以贯之的立场与原则。当时，蒋介石曾千方百计地拉拢他。出狱时，蒋派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邨去狱中接陈独秀。丁当年从事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加入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丁默邨接陈独秀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 （今南京湖南路１０ 号）去住。陈独秀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来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一个平民好。”丁默邨不好勉强，只得让陈独秀住到他的学生傅斯年家去了。
接着，蒋又命他的亲信，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朱家骅来见陈独秀。说：“中正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防参议会，给你们１０万元和５个名额。”并表示可以请陈出任劳动部长。陈独秀听完后笑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成了装点门面，有什么意思。”朱家骅见陈独秀态度很硬，就不好再往下说了。
蒋介石见自己的亲信不行，又要一直很关心陈独秀的老朋友胡适出马。胡适见陈独秀两鬓添了不少白发，明显衰老了，但态度谦和，与以前判若两人。胡适问陈独秀出狱后有何打算。陈独秀说：“这一把老骨头，真不知还干什么事呢？”胡适满面笑容地说：“我觉得仲甫可以进‘国防参议会’，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中正、兆铭都有此意，我现在也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仲甫若进来，我们又可以轰轰烈烈在一起干了。”陈独秀摇了摇头头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胡适见陈独秀提到陈延年、陈乔年之死，知道陈独秀是说内心话，叫他和蒋、汪共事是不可能的了。陈见胡适默不做声，便换个语气说：“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①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７９ 年第 ５期。
对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周佛海等人，陈独秀更有警惕。在南京时，周佛海等人举行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言论，并多次请陈独秀参加，交换政治意见，陈独秀始终一言不发。
陈钟凡见昔日老师陈独秀，面对国民党的极力拉拢而始终表现出大义凛然，很受感动，赠诗云：
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凭鸾风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性率依原韵和诗，答道：
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豹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①
①陈钟凡， 《陈仲甫先生印象 》
对于蒋介石用高官厚禄的拉拢，陈独秀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但延安中共方面对他是什么态度，陈独秀却显得特别关心。1937年 8月下旬，罗汉来见陈独秀。陈独秀被捕时，罗汉因不是托派常委逃脱，此后躲到苏州一家私营漆染厂做事。抗战爆发后，他经上海到南京。告诉陈独秀：他到南京后，先到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请求帮助营救狱中的托派分子，叶“欣然允诺”，并叫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情况，“开了个保释名单”。陈独秀一听罗汉和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有了联系，立即来了精神，忙问“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对我们怎样？”罗汉很有信心地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他还告诉陈独秀，他曾以个人名义，向叶剑英提出
“ 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罗汉、彭述之三人联合向中共中央写信，提议“合作抗日”，未见答复，现请“重新加以考虑”。叶剑英答应电告延安党中央，并请罗汉亲赴延安联系。①陈独秀听了，沉吟半晌后说：“你再和叶剑英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 其实，中共当时的意思已相当清楚。早在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中共 中央发表 《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被点名呼吁的“中国人民党”等４０个党派及团体的名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 同盟”，并且列在第６位。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的高尚风格。在接着举行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要求释放政治犯 时，并未对狱中的托派分子落井下石，而是与中共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 的政治犯一样看待，主张“释放一切政治犯”。抗战爆发后，在营救狱中政治犯的工作中，共产党曾给托派以帮助。当时王文元因被单独关押在“秘密拘留所”，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狱时，他却连踪迹也没有。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就曾亲自陪着罗汉到南京各处寻找王文元。 ③对整个托派组织是这样，对托派中的抗日派陈独秀等人，中共中央更寄予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 《解放》发表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时评，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 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探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周恩来还对罗汉说：“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 ‘匪徒’二字停止不用。”④
①叶剑英，董必武、博古致 《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０日。
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中），档案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７页。
③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 １９３８ 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④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 １９３８ 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陈独秀本想在南京等罗汉回来，听听延安的消息，但因日机轰炸更紧，南京形势紧张，陈独秀只得于９月中旬先去了武汉。当他搬到武昌双柏庙后街２６号不久，罗汉就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罗汉于 ８月底起程，在南京傅厚岗、叶剑英、傅克农处领了路费及去西安的介绍信，和李侠公一道于９月２日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主任是林伯渠，与罗汉是老熟人。大革命时，罗汉受中央派遣，任国民革命军第７军政治部主任，攻打南昌时，与林伯渠军有过很好的配合。罗汉在西安受到林伯渠的热情接待，林对陈独秀十分怀念，他说：“和仲甫一晃有１０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内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罗汉问：“陈先生想回延安，能让他去吗？”林伯渠说：“仲甫能否回延安，关键在他自己，如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当时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罗汉一时去不了延安。林伯渠要罗汉在七贤庄稍住几天，并立即给延安发了电报，请示中央。其电报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七贤庄以前是外国人经营的旅馆，有几座西式庭院，又宽敞又安静，罗汉便和李侠公住了下来，等候延安回电。当晚，刚从山西太原来西安的王若飞来看罗汉。他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王若飞在六大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被否决。大会后，在莫斯科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１９３１年回国，被国民党逮捕，几乎和陈独秀同时出狱，此时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他“自信与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绝不容许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分子掺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他极端希望陈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 。①
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９月１０ 日，毛泽东接到林伯渠的电报后，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信息，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当时的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也是如此主张。于是中共中央给林伯渠回了一个电报，提出了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在解释这些条件时还说“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央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这个精神与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４ ２５日宣言是一致的。
见到延安的电报后，罗汉便立即启程回南京。９月１５日，罗汉到南京后，才知道陈独秀去了武汉。在傅厚岗，罗汉见到了博古、叶剑英，他们告诉罗汉，陈独秀去武汉前，和叶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以后又和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博古担心“三条件”会引起陈独秀的反感，特地嘱咐罗汉“不妨口头表达”。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得知回延安的“三条件”事，十分不满地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后来他与包惠僧谈及此事时，又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对于延安要求他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的问题，陈独秀从自己的书桌上找到了一份手稿，交给罗汉看。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 １９８０年，第 １３３１页。
② 叶剑英、董必武、博古致 《新华日报》的信。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
④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⑤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 《新民报》晚刊， １９４７年 １１月１３日。
（６）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
上面写道：“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陈独秀曾请包惠僧将声明交《中央日报》总编程苍波，他答应帮忙，但始终没有刊登。事后，陈独秀写了一封回信和七条“抗战纲领”，交罗汉回南京给叶剑英和博古，作为他的答复。博古认为，陈的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待周恩来、董必武到武汉再与陈“交换意见”。
１０月 １６日，罗汉偕董必武在武汉拜访陈独秀。董必武劝陈独秀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份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陈独秀回答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董必武见陈独秀任性，不好再劝。这样一来，陈独秀注定了此生再也难以回归到中共的阵营中来了。
３
１９３７年 １１月２９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和副团长康生，拿着尚方宝剑，从莫斯科飞抵延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 １２月９ 日至１４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中共中央原定的在“三条件”下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决定，王明“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层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 ３００ 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在会上有人当场指出：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决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合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①
①王明，《中央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９１ 页。
当时苏联正在审判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右派与托派反苏联盟案”，王明想趁共产国际的这股狂风，坚决反对中央在“三条件”下团结陈独秀等人抗日的方针。在会上他进一步发挥了１９３２年他在国内推行“左”倾路线的观点，与反动派比较，中国托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并且为了“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个敌人，可以不择手段。
会后，康生立即紧跟行动，于次年１月，在《解放》周刊第期上，连续发表 《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论文，信口雌黄地说： １９３１年 ‘九 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 ‘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 ‘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 ‘中央’每月３００ 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虽然陈匪独秀从 ‘九 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至今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探技术，……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下去。”接着，《新华日报》、《群众》、《解放》杂志也刊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等。陈独秀是“汉奸”这一新闻，无疑具有爆炸性，随后国内其他报刊纷纷予以转载。
王明、康生等人捏造事实，对陈独秀进行莫须有的诬陷是毫无根据的，也是耸人听闻的。因此当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社会舆论大哗，纷纷为陈独秀鸣不平。从 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５日开始，《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了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傅汝霖、梁寒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西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陶希圣（国防参议会议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 ９人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指责说：“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 《群众》、《解放》等刊物及 《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从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返，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民主人士沈钧儒等人，也在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要求康生拿出证据来，但他始终拿不出来。
其实，王明、康生等人的造谣污蔑，在很多地方是自相矛盾、不攻自破的。康生说陈独秀与唐有壬谈判结果是陈执行托洛茨基的指“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可是，托洛茨基的这个指示，康生在文章中说是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托洛茨基给他的“平行总部”的一封信中说的。从时间上看，托洛茨基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给他的俄罗斯信徒的指示，怎么能在 １９３１年就被陈独秀执行了呢？真是荒唐到了极点。再说，如果陈独秀如康生所说那样的“日特汉奸”，不用说在 １９３８年要逮捕处决，就是在“九 一八”时，也难逃法网。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１９３２年陈独秀被捕却不是“日特汉奸”罪，而是“抗日罪”，“妄诋政府不抵抗”。
关于陈独秀每月接受日本“３００元的津贴”的说法，也是天方夜谭、不可置信的。在康生的文章发表前不久，王明也在 《解放》第２６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寇侵略的新阶级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的文章，其中说道“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维烈 （实际上黄平、张慕陶、徐维烈既不是托派，也不是汉奸—— 引者注）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领取５万元的津贴”。收买一般分子每月花５万元，而收买他们的“匪首”却只要３００元，这是亘古未闻的荒唐奇事，说明它不过是康生、王明的蓄意捏造。事实上，陈独秀在狱中和出狱后，虽然贫病交加，但有好几个在国民党内做大官的学生送钱物给他，他一般都是不收的；就是收下一些，也都拿来接济别人。所以，陈独秀一直以清高廉洁著称，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是不可能
以每月３００元的“津贴”就出卖自己的灵魂。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根据，完全是用捕风捉影、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出来的。
王明到延安后不久，即被派往武汉，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共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直接在王明的控制之下。《新华日报》针对９人公开信等社会舆论连续发表了几篇“短评”。但这些“短评”，非但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王明、康生的论断是站得住脚的，反而说什么“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①
① 《陈独有是否托派汉奸问题》，《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７日
陈独秀看了这个“短评”，更加气恼，他对罗汉说：“他们见我不跟他们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是不讲道德。”３月 １７ 日，陈独秀愤怒地给 《新华日报》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尖锐的公开信，发泄了积郁在他心头多年对中共的怨恨。《新华日报》拒绝发表，陈独秀又把信寄给了《扫荡报》，后者于３ 月２０日刊出。信中首先叙述了他出狱时在南京、武昌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的接触，以及“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而现在“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接着针对“陈独秀是否是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他说：“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问题。”“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绝不能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 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接着他说，“中国是否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们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当时，陈独秀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完全看成是中共中央的旨意，其实他并不知道，王明、康生制造这个事件，主要矛头是指向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之后，王明一直心怀不满，坐在莫斯科以太上皇自居。这次回来，他企图再次篡夺中央大权，于是便寻找“石子”打人，在毛泽东、张闻天与罗汉、陈独秀联系合作抗日问题上大作文章。
针对陈独秀的公开信，新华日报》又发表“短评”，说陈“虽然表明了他已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不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的俘虏，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不愿意坚决的反对托派汉奸行动”。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把陈独秀和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①
① 《关于陈独秀来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
同时， 《新华日报》刊出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 《新华日报》的信，说明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托派汉奸之理论及行动，及坦白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陈独秀的公开信之后，罗汉又于４月２４日在汉口《正报》，发表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都参加进来，对共产党发起围攻。周恩来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各方面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几次托人看望陈独秀，并嘱陈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①以免事态的继续扩大。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老人，也在当年４月间，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从长沙赶到武汉，来调解这场笔墨官司。徐特立劝慰陈独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这样由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而引发的“汉奸”风波，才慢慢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性格倔强的陈独秀却不肯善罢休，只答应暂时休战，准备将来“算总账”。他在当时给何之瑜的信中说：“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注）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罗汉的事，有他 自己与你的信，我不愿多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 虽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 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此无他也……”②何之瑜写信邀陈独秀避往长沙，陈独秀认为“湖南 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免土匪侵害。因而没有答应”。就这样，陈与中共党的关系再一次、也是永远无可挽回地破裂了。
① 《黄理文谈陈独秀》 （吴文忠整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
②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 （1938年 4月8日），贺松生即何之瑜（何资深）。
４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１９１６年入北大学习，从五四运动前后到年初，张国焘先后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参加过党的创建活动，曾 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在中共一大、二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组织部长。
１９２４年５月，张国焘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时，在北京腊东胡同被捕叛变，供出了北方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机密情况，交出了全国铁路党员领导及骨干名单，使中共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同年１０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张国焘也被救出狱。他隐瞒了背叛革命的丑恶历史，重新钻入党内，在党的四大上，又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在大革命期间，他积极推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陈的器重。 １９２７年７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张以临时中央代表身份赶到九江、南昌，企图阻止起义。在翌年党的六大上，张国焘作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受到批判。由于他表面上承认了错误，因而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会后被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在此期间，由于张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互不相容，于 １９３１年１月被王明排挤回国。随后，张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在鄂豫皖及随后创建的川陕根据地中，张国焘又疯狂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在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枪多人多，又大搞分裂主义，拒绝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公然于１９３５年１０ 月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坚持南下川康的逃跑主义路线，使红四方面遭受惨重损失。后来由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二方面军抵达甘孜，联合朱德、刘伯承等人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张才被迫同意北上。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二、四方面军分别与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实现会师，完成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
为了帮助和挽救张国焘，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召开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批判，但仍保留了他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洛川会议后，又安排他为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张国焘对此大为不满。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安后不久，将张国焘所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当托派处决了，并扬言张有托派嫌疑，加上这时原四方面军将领何畏叛变投敌，使张的处境更加艰难，于是时刻准备逃离延安。１９３８年４月４ 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黄帝陵，举行盛大的祭礼，张国焘以边区副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祭礼完毕后，张未按中央“马上回延安”的嘱咐，而趁此机会逃到西安，于４月１１日乘车到了武汉。
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叛逃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当时在武汉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想方设法寻找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张国焘一直躲避起来，而且公开对中国革命前途表示绝望，不愿再干革命。他说：“国民党没办法，共产党也没办法，中国很少有办法的。…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当老百姓，我以后不问政治了。”周恩来当时给他指出三条出路：（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二）暂时休息一个时期，国内外均可；（三）自动声明脱党。张国焘回答说：“第一条根本不可能，可以在二、三条中考虑。”在武汉期间，张国焘竭力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取得联系。蒋介石大喜过望，吩咐戴笠为张“照料一切”。戴笠立即在武昌找了座漂亮的小洋楼，派小汽车把张国焘接了过去，并委派张的同乡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安全。从此，张国焘一头扎进了国民党的怀抱，公然向蒋介石表示忏悔，声称“在外糊涂多时”。 ４月１７日，他公开声明脱党，随后并发表了《张国焘声明》和《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４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被开除党籍后，于是极力想拉陈独秀另组“共产党”。几天之后，他在警察局长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已搬到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老相知，又都是被中共开除党籍之人，两人此番见面，免不了唏嘘一番，彼此之间都有一种物是人非、同病相怜的感觉。
此时已步入中年的张国焘，明显地富态多了，肥头大耳，腆着肚子，但气色不好，松松塌塌的四方脸膛上看起来显得很疲惫。
陈独秀有点讽刺地“你不是在延安一直干得很好吗？”张国焘唉声叹气，将他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事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王明回来了，我的日子更不好过，和软禁一样。”陈独秀听说张国焘跑来投靠蒋介石，顿生反感，他很瞧不起那些投敌卖友、奴颜婢膝的软骨头。因而，他们刚见面时的热情变得不冷不热起来。张国焘为了唤起陈独秀和他对中共的同感，谈起了他在延安时讨论陈独秀回党的“三条件”问题。
张国焘说：“他们不是诚心要你回去的。”
陈独秀仍很气愤地说：“写检查是扯不上的，但不要搞无中生有（指诬陈为 ‘汉奸’一事 ——引者注）。”
张国焘又兴致勃勃地捡起１０年前的话题说：“我还是以前那个意见，成立一个第三党。陈先生对自己出山再发起一个党怎么看？ １９２７年中央“八七”会议后，张国焘受到批判，并撤销了他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张国焘不甘心自己的失意与冷落，为改变目前政治上的颓势，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他曾设想组织一个“第三党”（工农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友党，而不是它的支部。他很想听听陈独秀的意见，借助“老先生”的余光，使酝酿中的新党更有号召力，结果被陈独秀所否定。今天，张国焘重提１０年前旧事，陈独秀对此却兴趣全无，于是摇了摇头说：“我以前就说过，你我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成立一个党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吗？”
张国焘见陈独秀提到毛泽东，心里不好受。他发现，和以前相比，陈独秀已经很消极了。五四建党时期的那股干劲不见了。于是他说：“你好像没有信心？”陈独秀淡淡地说：“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
结果，两人话不投机，无果而终。
但是，张国焘并不死心。在蔡孟坚的凑合下，张国焘还多次拉陈独秀一起吃饭，当时陈已无明显的政治身份，出于礼节上的考虑，也曾与之相聚过几次。但每每谈到实质政治问题上，陈则含糊其辞，不置可否。后来包惠僧回忆此事时说：“有一天，张国焘对我说，他想再组织一个共产党，想拉陈独秀来顶这块招牌，陈没有理他。后来陈独秀也对我说：
‘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 ①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张国焘叛变后，俯首接受国民党豢养，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国民参议员”，军统局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抗战结束后，他即受冷遇。１９４８ 年６月，他在上海办 《创进》报，宣传反共。 １１月逃往台湾，１９４９年冬，移居香港，曾与顾孟余等组织活动，成为“民主战斗同盟”的头目之一和“中国之声”杂志的社长。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因倒卖黄金赔本，只好靠儿子任教来维持全家生计。１９５６年张国焘曾想回国，但又不接受公开承认错误这个先决条件。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初，他应美国堪萨斯大学之约，撰写《我的回忆》，成书后获得一笔稿费，以维持生计。１９６８年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市投奔儿子。后因中风，生活不能自理，入多伦多市老人院，并受洗礼入基督教。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日夜，张国焘在病床上因毯子落地，自己无法拾起，冻死在异国他乡。
１９３８年夏季的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也很不愿意见到他。
原来，１９３５年３月，刘仁静在北京被捕后，就押往南京，被判刑两年半，进入了苏州反省院，并担任这个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他在反省院办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继续宣传被陈独秀批判过的“先经济复兴，后搞革命”的理论，宣称：“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幻想”；主张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① 陈独秀在狱中见到这些文章后“很恼火”，建议托派临委开除刘仁静，并亲自替托派临委起草了《开除刘仁静党籍启事》。《启事》说：“刘仁静于
１９３５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人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最近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读到了他所投登的几篇论文，如 《节制资本刍议》等（可能为 《读＜资本论＞刍议》之误——引者注）。无疑已投降于反动的孙中山主义之前。为此，我们郑 重声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布尔什维克 列宁派）决不容许抱有这样思想的分子，继续容留在他的队伍中。”
这个 《启事》写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７ 日，经过“临委”核实修改补充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的通告》，发表在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出版的托派机关报 《斗争》第１４期上。《通告》一开头与上述 《启事》开头一样，说他被捕后动摇。接着说：“惟当时凭同志口 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通告》然后说：“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 月刊，现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 等篇，完全证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开除其党籍。”
后来，刘仁静向李福仁问起过这件事，李对他说：“当时开除你，是狱中的陈独秀支持的。”②所以，他出狱后，先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的组织关系，未成。接着，他又在１９３７年１０ 月２９日写信给当时在美国的李福仁和伊罗生，要他们转信给托洛茨基，请求帮助解决其恢复组织关系，同时报告陈独秀在武汉的言论，故意挑拨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③
① 《读 （资本论）刍议》，《半月刊》第３卷第１１ 期；《读＜西洋史论＞》，《半月刊》 第 ３卷第２１期。
②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 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③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的信》，第７４页。
但是，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３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对 陈独秀却仍然表示关怀与尊敬，而对刘仁静却明确表示：“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①托洛茨基对两人的态度，真是泾渭分明，大大出乎刘仁静的意料。刘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就到武汉求救于“老冤家”陈独秀，但又遭陈的冷遇。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的信》，第７３页。
对于刘仁静的来意，陈独秀一会儿就听出来了，还是想拉陈独秀一起参加上海托派工作。刘仁静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彭述之——引者注）他们很生气。他们认为你采取了 ‘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１９３８年３月，陈独秀写了《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后，又把他在信中表明的立场亲自写信给上海临委陈其昌等人，声明他“已不再属于任何党派”，“未参加任何党派”，“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不料，陈独秀听了刘仁静的陈述后，不冷不热地说：“我知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他骂去，我和老彭他们到此为止。”两人头一次见面就不欢而散。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明天还要来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潘兰珍说：“他要是坐等不走，我怎么办呢？”陈独秀想了一会儿，写了个条子递给潘兰珍说：“你把条子递给他，他就不等了。”
第二天，陈独秀早早出了门，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看了条子，知道陈独秀不想见他。条子上说：“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他请刘仁静好自为之。刘仁静怅然无语，没有落座便走了。刘仁静想回到托派中去的努力失败以后，就公开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１９３９年，刘仁静去西安，投到原托派分子，后投靠军统头目戴笠，时任国民党第１０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干乔的麾下，任战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专门对延安进行反共宣传。
５
１９３７年７月，全面抗战爆发，继陈独秀出狱后，狱中的托派分子纷纷被释，彭述之、罗世凡等人去了上海，濮德治回了安庆老家。彭述之、罗世凡等人到上海后，重新加入了托派临委，当时的临委书记仍是陈其昌，不久后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员还有李福仁、寒君等。他们根据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指示精神，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海沦陷后，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提出了他们的“抗战”纲领。主张“全体民众立刻自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立刻召集紧急的普选全权国民会议以领导彻底的抗日战争”；对于国民党要“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对中共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则攻击为“彻底投降”，“今天的 ‘国共合作，不仅是 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 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①很显然，托派的“抗战”路线，依然是极“左”加反动。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是坐而论道。
① 《“托派”对于抗战的主张》，第１３页。
陈独秀斥责上述托派临委的主张是“极左派”，不屑一顾，并将从上海方面寄过来的意见，“一怒之下，扔进字纸篓了”。陈独秀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讥讽他们“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斗争一无所知”；“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①陈独秀坚持自己的抗战主张，不为任何人所动摇。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９日，陈独秀的“忠实学生和同志”郑超麟出狱，见到陈独秀后，两人都很伤感。郑超麟问陈独秀去不去上海，陈摇摇头说：
“反对派的活动，不会有结果。”陈还将自己写的“抗战纲领”给郑看，郑表示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并从所谓理论到实践各方面，攻击共产党会解散组织加入国民党。陈不同意郑的观点，明确表示不反对共产党联合国民党的共同抗日的主张。郑超麟见话不投机，只在陈独秀处 （陈当时住在南京陈钟凡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早就走了，陈独秀送了很长一段路程，从此二人再没有见过面。 ②
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 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３３页。
②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未刊稿。
陈独秀到武汉后，给住在家乡安庆的濮德治写了几封信，说：“我无时不念兄，而兄无念我耶？……故乡非久留之地，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也……”濮德治将家里安顿好了以后，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中旬来到武汉，在武昌双柏巷找到了陈独秀，一对狱中难友重逢，两人都十分高兴。交谈中不免又提到上海那一班人，陈独秀将托派临委于１０月初就罗汉在南京、西安与中共接洽合作抗日时发来的信给濮德治看。濮看完信说：“他们对罗汉意见很大，担心你与斯大林派合作。”陈独秀说：“与斯派合作，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他批评陈其昌等人与彭述之一样，乱骂中共和国民党，尤其是骂中共，“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策略则是非常错误的。”郑超麟则“走得更远，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论，完全应用到今天，真是牛唇不对马嘴”。对于彭述之和尹宽，陈独秀认为：“即使意见和我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并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已不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绝对不怕孤立。”①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旬，刚出狱 （１１ 月２８日出狱）不久的王文元到了武汉，也住到双柏巷陈独秀家中。王文元来了后，常和陈独秀、濮德治三人谈论形势。王也不同意陈的抗战主张，“觉得除了一般的拥护抗日之外，我们特殊的立场完全不曾谈到”。王试图要陈考虑在武汉创办一刊物，但当即遭到陈的反对。他认为，办刊物“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他表示“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②。
王文元、濮德治问陈独秀，什么是新方法、新途径？陈独秀认为，在国民党由于军事上失败和政治上腐败失去其在群众的影响以后，只有那些主张民主自由，同时又拥有武装实力的党派，才能领导抗战取得胜利。 因此，托派旧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传，借此组织起来，实行革命的老办法、必须抛弃。惟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民党而又不阿共产党政治流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③即以争取民主与自由为旗帜，联络那些中间党派与拥有武装的势力，组成一个不拥国、不阿共的联合阵线。他企图在抗日阵营中独立开创一个政治局面，为国家和民族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①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 （何之瑜整理汇刊）、第２３页。
②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３３，２３１页。
③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２３１页。
王文元和濮德治都觉得陈关于工作方面的意见“值得注意”，佩服确像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具体地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赞同陈的“实干态度”：在热烈沸腾的抗日怒潮中，我们绝不该再以背诵“教条”为能事，必须设法实实在在地投身进去，积极地起作用。因此，王文元与濮德治都同意留下来，与陈独秀走一段“新途径”的尝试。首先是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当时，陈独秀
正好遇上了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师长何基沣，并与之拉上了关系。何原属宋哲元部下的陆军第１２０旅旅长。“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正在该地驻防，打响了全国抗战第一枪的吉星文团，便属于该旅所辖。事后，何被提升为１７９师师长，因作战负伤，在汉口治疗。何基沣给陈独秀留下的印象很好，说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无粗犷气，更没有虚骄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个勤务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陈在与何的交谈中了解到，何坚决抗日，对国民党的领导不力感到异常痛心。半年来在华北的实际战斗，使何深深懂得，不将军队的政治认识提高，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因此，在治疗期间，何几乎读遍了汉口所能买到的有关抗日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学习与思索的结果，使何决心要从汉口邀请一些革命青年，到他的部队里去，对士兵们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这正是陈独秀梦寐以求的好机会。于是两人很快就商定一个中心思想，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借此增强军队力量，谋取抗日胜利。这就把陈独秀抗战纲领中减轻人民负担，以使人民支持抗战“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体化了。
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８页。
但是，王文元、濮德治对这种做法心有余悸，怕重演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替军队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剧。陈独秀则认为，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他说：
“我们是穷光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骗取。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队，目的虽然不在 ‘篡夺’，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家。……（他）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装力量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么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害。”最后落实的计划是，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治和一个姓马的河南青年，到何基沣的湖北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为参谋。陈独秀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军队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士兵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
与军事图谋同时并进的，是陈独秀在政治上筹划第三种势力的努力。此时的武汉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和群众抗日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云集，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凭借他的个人威望，紧紧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积极与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以争取民主自由为共同目标的抗日联合战线，与正在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共产党争夺“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此举又遭到王文元、濮德治的反对，他们认为：要争取群众首先要打破群众“对几个所谓民主党派可能发生的幻想。要打破他们的幻想，我们必不可与他们缔结联盟，必须保持独立。在具体问题上尽管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在思想与政治上，我们却必须对他们进行批评。”陈独秀对此“非常生气”，他觉得王、濮两人太看重教条，太不懂实际政治，与上海托派是一丘之貉。于是，他派王、濮代表他出席由第三党、全救会、桂系反蒋派和陈独秀派组成的“四派联席会议”时，先后被二人拒绝。后来罗汉携家属逃难到武汉，与陈独秀住在 起，陈又派罗汉出席“四派联席会议”，罗去了两次，也向他“告退”了。接着，陈独秀又派濮德治去河南大学请罗章龙，亲自写信给长沙的高语罕，希望这两位被共产党开除而又不投靠国民党的老相识，能支持他的“复兴事业”。罗章龙曾与何孟雄等人发起“调和运动”，反对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与陈独秀也可算得上是知行之交。
陈独秀认定自己在武汉的努力，不会得到托派领导集团的同意， （后来彭述之果然批判陈独秀的这段努力是“军事投机”和“拉拢投机政客”）为此，他“广泛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陈独秀还把这种立场亲自写信给上海临委陈其昌等人，并在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登载在报纸上。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陈独秀“脱离托派的声明”。
陈独秀的行动，引起了上海托派临委的惊慌，他们经过讨论，最后在多数赞成之下，通过了一个所谓 《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的提纲 ，指责陈独秀发表的“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的声明，是“完全采取了 ‘超党’的，即 ‘超阶级’的立场”。“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接着，又逐条批驳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提纲”还认为陈独秀“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是他自出狱后希图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 ‘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妥协，不得不向斯党（指共产党—— 引者注）表示让步……”最后还说，陈独秀“要想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首先必须考虑他所幻想的 ‘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就这样，双方的关系因此而“决裂”了。
①犀照，《活的少数派要在依附死的陈独秀》，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② 陈独秀，《给陈其昌等人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１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 页。
③《保卫马克思主义》 （托派油印小册子）卷 １ 第７页。
其实， １９３８ 年 ３月陈独秀发表的那个所谓“脱离托派的声明”，只是他自己企图独立开创一个政治局面的策略。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被迫实行抗战，中国共产党也相应改变了“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抗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托派却在相当长时期内，依然坚持“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反对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起着破坏抗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加上日本特务机关公开宣称要利用这种作用，于是托派就成了“汉奸”的同义词，成了人人恶而远之的臭招牌，“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所以，陈独秀想利用他原来的声望，利用他５年坐牢表面上与托派断了联系的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独立开创一个局面，去团结广泛的民主势力和插手军队，因而必须声明他与托派无关。但是，这个开创新局面的努力，他并不否认依然是托派的事业。看来，他是想待局面打开有了基础之后，再来纠正和说服托派临委。这个秘密是当时与陈独秀一起尝试开创新局面的王文元透露的。当陈独秀要派人到何基沣部去做政治工作时，王文元说：“依照我的想法，这工作如想顺利发展，必须通知上海的临委，让他们核准，并通盘决定工作步骤及调班工作人员。”而陈独秀则讨厌上海的那帮人，反对这样干，“他认为让我们几个人干好了，待有成绩与需要时，再向上海要工作人员。”
①王文元， 《双山回忆录》，第 ２４，２３９页。
②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 ２４，２３９页。
然而，陈独秀在武汉的努力，并未得到了什么结果。他插手军队，派王文元等３人去何部工作，可是当他们把平汉路的车票买到，临动身的前夜，突然得到了通知，何基沣被蒋介石免除师长职务，“着毋庸回任”。这就使他的军事图谋落空了。因为陈独秀虽然被释放，仍受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而且这个监视的任务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布置给当时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因此，陈独秀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国民党的眼睛，蒋介石十分严密地掌握着陈独秀与何基沣的联络，终于在关键时刻掐断了这种联系。
不仅如此，雪上加霜的打击接踵而至。陈独秀写信招高语罕来武汉，高语罕迟迟不来；派濮德治去郑州请罗章龙，罗表示婉言谢绝：“陈先生的好意我非常感激，不过我现在正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运动。”特别是王明、康生制造的陈独秀“托匪汉奸”事件的影响，使那些中间党派、民主人士也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虽然他们知道这是十足的“诬陷”，但他们也不愿得罪共产党。跟随他走了一段“新途径”的王文元、濮德治、罗汉等人，也先后离他而去。就这样，陈独秀最后一次期望再展宏图的计划落空了。有天时而无人和，真是天人不合志难酬，常使英雄泪满襟。
面对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风流云散的悲凉处境，陈独秀自己也不得不于１９３８年７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隆隆炮火声中，带着几多的怨恨、失望、不满、挫折和空前的孤寂，溯江而上进入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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