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五四运动时期，北洋军阀政府大规模逮捕爱国学生，仅６月３日和４日两天，北大被逮捕的学生就近千人，军阀政府“化校园为囹圄，待学生如俘虏”，全部关押在北大的法、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了最大的监狱。为了安慰与鼓励大批被捕的爱国学生， ６月８ 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２５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 一文，大声疾呼，号召青年人要把监狱变成研究室，立志达到人生最高尚优美的境界。他说道：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总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是这么说的，也这么去做，努力争取实现自己当年的诺言。这次入狱后，他就决心把研究室与监狱合而为一，充分利用与国民党斗争而争取得来的优待条件，把监狱当研究室，阅读大量书报，刻苦钻研学问，勤奋撰写论著，以另一种方式，争取“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为人类创造“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为了治学著述的方便，陈独秀还在狱中自号“明宜”，并以此作为与友人通讯联系的化名。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３０日，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老战友，时为四川大学教授的吴虞，获悉陈独秀在狱中勤奋读书，潜心著述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夜半四点即兴赋诗：
早年谈易记儒生，意气翻惊四海横。
党锢固应关固计，罪言犹足见神明。
尽知大胆如王雅，何必高文似马卿。
万古江河真不废，新书还望狱中成。①
入狱之初，陈独秀对被捕、审讯、判决坚决不服，进行抗争，心烦意乱，只读点书，无心写作。大约经过一年多的思索和准备，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朋友们的建议，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扬言“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自诩欲“制造中国 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②
① 《吴虞日记》，《党史研究资料》， １９８０年第１０期。
②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２３页。
为此，他准备在两三年内，首先集中精力完成以下文字学著作：
《甲戌随笔》
卷一 甲戌随笔。
卷二 音韵文字杂志。
卷三 古史资料。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
《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
《连语类编》
《荀子韵表及考释》
《屈宋韵表及考释》
《晋吕静韵集目》
《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
《中国古史表》
（以上八篇合编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
《实庵字说》
《识字初阶》
《干支为字母说》
（以上三篇后与陈独秀１９１３年在上海所著 《字义类例》合编为《实庵字说及其他》）
《老子考略》
与此同时，拟着手写下列各书：
《古代的中国》
《现代中国
《道家概论》
《孔子与儒学》
稣与基督教》
《我的回忆录》
陈独秀博学多艺，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都有精深造诣，独到见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语等多种外国语。根据濮德治回忆，陈独秀对当时许多翻译的书颇有意见。有一次，他对濮德治说：“现在许多翻译的书，实在不敢领教，读它如读天书，浪费我的时间，简直不知道讲些什么，如胡秋原这小子，从日文中译出这样一句话， ‘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这是什么话，我当然不懂，我想也没有人懂，我要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在三层楼上展开呢？难道二层楼上不能展开吗？我找到原本查对一下，原来是说 ‘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三个阶段’。日文中的三阶段，就写三阶段，而三层楼则写三阶。若说胡秋原眼误，未看到这个 ‘段’字，那是不能原谅的。译出书来，起码要自己看看，懂不懂，通不通，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居然印出书来，真是狂妄无知，害死人呀！”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 １０月。
接着，他对翻译大发了一通议论。他说：“我认为翻译这种工作，不是闹着玩的，首先要精通外文，本国文字也要通达。现在有些懂点的人，就大胆地搞起翻译来，真叫作荒谬绝伦。我认为严复对译书的要求 ‘信、达、雅’三字，还应该遵守：信，就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译文要通顺；雅，就是文字要力求优美。严复译的八部书，在这三个字上下过功夫。现在有人说这三个字不足为训，我说，非也。严译丛书，用古文体写的，青年人读不懂，但他是先读通原著，然后才从事重新创作，使之成为中文书，态度是严肃的，功夫是下得深的。当时在知识分子中，起了启蒙作用。现在人们侈谈什么 ‘直译’，而反对 ‘意译’，以掩饰他们的死译瞎译，叫读者如看天书，不知所云，这是一大 ‘虐政’，一大灾难。殊不知直译绝非一字一扣，一句一摹，而是保住原著风格。意译亦非随心所欲，胡乱行文。外文与中文差别很大，风俗习惯亦不相同，能直译的，当以自译，为准则，不能直译的，就应补以意译，我主张直译、意译应相辅而成，绝不应偏向一方，而违 ‘信、达、雅’三字原则。我反对林琴南式的 ‘意译’，更反对胡秋原式的 ‘直译’，若要从二者之中选择一种，那我宁愿读前者而斥后者狗屁不通。”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陈独秀尽管博学多艺，但也不恃才傲物，固步自封，他深深懂得天才在于勤奋，学无止境的道理。他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博览群书。在狱中，他每月要花费１００元，除药费２６元外，就是买书。《独秀文存》印了３２０００册，版税很快花光。全靠友人接济，章士钊接济最多，仍很穷困。有一次，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着眼睛埋怨：“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他是个爱书胜过性命的人，宁肯中止服药也要买书，许多老朋友也不断给他送书。根据当时他给胡适、汪原放的信，他在狱中所读的书，大致有以下几类：
政治理论：《列宁的组织论》、《伦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上三书皆日文版）；英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英文李嘉图的《经济与赋税之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 《反杜林论》、《经济学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还有 《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及何礼著的几本主张共和政治的小册子。
历史：摩根著的《古代社会》、《中亚细亚游记》、《廿四史》、《廿五史》及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洲历史地理》、《史林》、《第一国际史》及 《中国革命史》等。
传记：《马克思传》、《达尔文传》、《我的生平》（托洛茨基著）等。
文字学：《殷墟书契》、《汉晋木简汇编》、许慎 《说文解字》等中国历代重要的文字音韵学著作、《英德字典》、《德语文法教程》、日本出版 的蒙古语、西藏语、缅甸语、暹罗语、朝鲜语、安南语、马来语、土耳其语小丛书以及几本甲骨文研究的著作等。
其他：日本近代文学名著 《不如归》、《玉函山房辑佚书》、《世界地理新字典》、马可 波罗的《东方游记》等。
陈独秀勤奋读书，潜心著述，这一时期成为他一生中学术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但由于１９３７年提前出狱，他的写作计划没有全部完成，如 《我的回忆录》，就是 《实庵自传》，因动手晚，狱中只写了少年时代的两章。《孔子与儒学》，后来仅发表了《孔子与中国》一文，内容与五四时期绝对否定“孔家店”相比是有所进步。
与当年的年轻气盛相比，眼下的陈独秀少了过去的急躁和冲动，而多了一分理性与宽容。他对孔子采取了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态度，批评人们“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主张对孔子重新评价。
在文章中，陈独秀指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用，我敢肯定的说有。”他认为：“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态度”；“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对于“第二价值”，他认为“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在维护封建社会的统一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他尖锐地指出：“数千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但是，“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孔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哪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冯道、曾国藩、郑孝胥，而不能够产生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国人民。”为此，他呼吁：“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但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①
当年举起 “打倒孔家店”大旗的主将，如今却能分清历史上真实的孔子与人们心目中崇拜的孔子之间的区别，不能不说是一种勇于挑战自我、完善自我的人生追求。
２
入狱之初，主要是因为政治原因，出版问题不落实，陈独秀就把精神集中到非政治的纯学术领域中去，潜心进行文字学的研究和著述。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在狱中，陈独秀曾对濮德治说：“文字学的用处可大呀！”“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过去的小说家 （研究《说文》的人），都拘泥于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和注，不能形成一个文字科学，我现在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想探索一条文字的道路。……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前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做科学的探讨。”② 据濮德治回忆，在陈独秀的牢房中有两大架书，这段时间，他“成天埋头钻研 《说文》，这是他一生中从事文字学研究和著述时间最长、收获最多的时期。
① 《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１８－１９ 页。
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陈独秀的一生，政治与学术就像人有两条腿，总是交替着进行。每次政治上受挫，他就注重学术研究。
大革命失败后，他隐居上海时，就开始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后写成 《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他常以自己的经验去规劝友人。他曾为鲁迅从事政论文章的写作而中断了小说的创作，感到殊为可惜。他说：“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我这个期待不会落空。”①他也曾为胡适从政而中断了文学革命而可惜。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陈独秀致函胡适，说他“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并赠予“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诗句相勉励，望其从著不从政，重新焕发“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青春，他还建议胡适可从推广拼音文字入手，要其帮助他出版三年前著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他认为此书可起“引龙出水”的作用，“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中国文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他殷殷嘱告胡适：“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合手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掀起中国文字拼音运动。②殊不知，此时的胡适已不是当年的胡适了。他既要从著，更要从政；而所从著者，对陈独秀建议的曲高和寡、吃力不讨好的“拼音文字”，并不感兴趣，更不愿意为陈独秀这个学力上比自己强而又难处的朋友和政敌再一次“抬轿子”。胡适心中明白，虽然人们在提到“五四”文学革命时，常把他与陈独秀齐名，其实这对于他来说是溢美之言，真正的旗手是陈独秀，自己最多是把“第二小提琴”。而且那时，他是一个还在美国留学的学生。现在，他再也不愿承担这样的角色了。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② 《胡适往来书信选》 （中），第１４４页
胡适和陈的学生傅斯年、王森然等，也曾为陈独秀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感到十分惋惜，认为他若专心于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１９３４年，王森然得知陈独秀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特发评论说：
“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字，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已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而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①陈独秀没有成为革命的理论家，却成了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字学家。他的拼音文字稿托胡适交给商务印书馆后，由于该馆主持人王云五担心陈独秀是当局通缉的“共党首领”，所以其书始终未能出版。但这并未打击他从事文字学研究的积极性，这次入狱后，他仍继续潜心他的文字学著述，最后终于硕果累累，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类：
①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第一类：音韵学方面
《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这是一篇有独特见解的音韵论文。陈独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语音后认为：“人类语言之起源，或由于惊呼感叹，或 由于拟物之音，日渐演变孳乳，遂成语言。惊呼喊叹多演为韵及韵母，拟物之音多演为复声母。”论文对单韵字研究中传统的“叶韵”（“押韵”）和“通转”之说表示异义，提出以“复声母说”取代之。他认为，三百年来，中国音韵学者，知古韵读音不同合韵，无所谓叶韵，然仍为广韵韵目所拘，对许多字的读音不能解释，并以一字一声为天经地义而无可疑，于一字具有数声不得其解，乃造为通转之说。他指出这些都是荒谬 的，“正确的解释，惟依古音有复声母之说，一字之音本有数声母；古代文字声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通转，犹之古代文字韵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叶韵。”作者最后强调：“笃守成说者，或目复声母之说为怪诞不经，余则以为些说乃追求中国原始语音新途径之一，其前途虽犹待芟荑开辟，而比之旧说语意含糊无发音学根据之任意通转，不失为踏实可寻之途径也。”①陈独秀出狱后，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该文发表在 《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２０号和２１号上。
《连语类编》，此稿是为其“古代有复声母说”提供证据的，汇编了古籍中遗留有复声母痕迹的连语（转语，连绵词），“辟华语单音节之说”。陈独秀在自序中说，作“此书非徒以考古”，乃为推动中国拼音文字的推广，“中国拼音文字之难行，简单及言为二大障碍，古今语皆多复音之义明，拼音文字之障碍去其一矣。”②此稿在狱中时未出版，随作者辗转到江津，因北大同学会资助其晚年生活费， １９４１年春取出此稿，书短序赠送北大以报答，但因战时困难，仍未出版。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此表把古音分成四类十系，将 《说文》、《至篇》、《广韵》、《集韵》所收之字，依类录入，见古音阴阳人三声之互相通转，其条理至为明晰。此表在狱中写了初稿，１９４１年初重订，作自序，油印２５份，征求文字学家魏建功、陈钟凡、顾颉刚等 （均为陈独秀的学生）意见。魏建功等认为“此作开古音学一新纪元”，但具体的学术观点，不能完全苟同。陈钟凡认为：“古韵非一成不变之物，周秦与汉魏，未必同符，隋唐以后，变化益繁；欲范以定型，恐难苟合。”③ 他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所谓古人阴阳互用之字，当古人互用时，其音值究为何如，似尚待精密之研讨，遽难加以断论。”④陈独秀表示，此乃一人之见，持反对意见者必不乏人，各方异议，拟汇齐将来作一后序总讨论，给予答复。１９４０年冬，陈独秀重订此稿， １９４１年秋写了自序一篇，在江津白。沙镇油印若干册，馈赠友人。
① 《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２０，２１号。
②陈独秀，《连语类编》手稿。
③ 陈钟凡， 《陈仲甫先生印象 》， １９４２ 年７月）未刊稿。
④陈钟凡致陈独秀的信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１ 日）
《荀子韵表及考释》，考释战国时期荀子著作中一些古字的读音。此稿著于狱中，但未注明写作年月，曾发表在《东方杂志》第 卷第 号上面，后收入《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及其它》一书。
《屈宋韵表及考释》，考释屈原著作中一些古字的读音。此稿狱中未完成，而中日战起，陈出狱之后，间或写一二时论文章外，完全致力于 《小学识字教本》之写作，故此稿以后也未能续成。本稿及上稿，都纠正了一些流误。此文没有公开发表过。
《晋吕静韵集目》，此稿完成于狱中，未注明写作年月，亦未见发表，后收入《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及其他》一书。
《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此稿考证了广韵数字同韵异读的情况，指出并补正了顾炎武、江永、江有浩等人在广韵研究上的舛误和不足。此稿曾发表在１９３９年２月 《东方杂志》 第３４卷第４号上，陈出狱后，又于 １９４０年春，重新修正。
以上七种音韵学论著，在陈独秀逝世后，由何之瑜 （何资深—— 著者注）汇编成第一本 《陈独秀遗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 《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及其他》。 １９４９年３月，该书排出清样，大３２开，共２７１页，约２０万字。但因上海解放，社会变迁，该书胎死腹中。不过这些手稿和清样，一直妥善保存至今，但不知何日能与读者见面
第二类：文字学方面
《干支为字母说》，这是一篇短篇学术论文。文章认为“干支”“起源甚古，约在殷商之前。……观 《尔雅》所载干支之异名，概为复音字，其义绝不可解。”故陈独秀断定干支与汉字不同，乃外族传入之“译音”；指出阴阳五行家对于干支的解释是“逞臆妄说”；干支为星宿辰属之说，也不能完全说通，因此，论文认为：“干支之解释求之于义，不如求之于音，故近人干支为字母之说，有所取焉。”①该文未能公开发表。
《实庵字说》，这是继１９１３年《字义类例》之后，又一部逐个解析汉字的文字学著作，在１９３７年 《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５，６，７号上连载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人评价说：“实庵字说》于金石甲骨文字，多所发明。”又说：“其书最大成就，即在将有关联谊之字，分别释例，而所举间附以英语学名，于九经文字，鼎彝刻词，及音韵诸书，均有捃拾。……此较孙诒让所著 《名原》，仅录古文者有别。”②
①陈独秀：《干支为字母说》手稿。
②梅，《实庵字说》，《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２年６月９日
说起这部书的写作，还有一段小插曲。陈独秀在从事这本书的写作时，恰逢当时国内学术界发生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而是在原始氏族的废墟上直接产生封建社会，中国自秦汉时期以来就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陈独秀是赞同这种观点的，因而在《实庵字说》一书中，他从文字考证的角度来佐证上述观点的合理性。他在考证“臣、民”等字后，认为，“古之中国氏族社会之后继之以奴隶社会若古希腊罗马然者，则大误矣，希腊罗马由奴隶制而入封建，中国、印度、日本则皆由亚细亚生产制而入封建者也。”陈独秀从文字考证，来阐述中国社会有无经历奴隶社会的观点，受到了郭沫若等人的批判。今天，历史早已有了定论，再来探讨已实无必要。
《识字初阶》，此稿在狱中只完成初稿，晚年以主要精力修改补充重订，更名为 《小学识字教本》，成为文字学巨著。其内容汇聚陈独秀毕生文字音韵学研究之成果，致力于寻找汉字的规律，以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是陈独秀竭力鼓吹汉字拼音运动一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另觅蹊径之所为。此稿分上下两编，上编解字根及丰字根共 ５４４ 个字，共分十类：象数、象天、象地、象草木、象鸟兽鱼虫、象人身体、象人动作、象宫室城廓、象服饰、象器用；下编是字根孳乳之字，目录上列了两章：（一）字根并共者并 ３６６字。（二）字根或字根并合字之附加编旁者。第一章又分甲，复体字；乙，合体字；丙，象声字。其中甲、丙两种在书稿中已完成，乙合体字，写到“抛”字，未作注释，乃成绝笔。因为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３日，作者写到“抛”字时，友人包惠僧来访，旋即卧病不起，２７日就谢世了。因此，正编第二章只留下了目录。
即便如此，陈独秀临终前说过：“本书之体系业已完成，即上编亦可单独问世。”①当时有人提议请他人代写，以完成书稿。陈独秀说：“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学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愿写也。”②于是，该书稿就这样残留人间。
①转自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
②陈独秀致魏建功、台静农的信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
陈独秀认为汉字的确存在着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但只要找到汉字的规律，也就不那么难了。因此，他一生探索汉字规律，每在政治活动的余暇，就孜孜以求。《字义类例》着重以“分析字义的渊源”，探寻字义产生、发展的规律，但未能探寻到整个汉字的发展规律。《实庵字说》进一步解剖麻雀，从每个字的具体分析上，寻找一般的规律。最后在 《小学识字教本》中，找到了汉字的整个发展规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文字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历代学者甚多，归纳起来可分为三派：一是以字形为主，如许慎的《说文解字》；二是以字音为主，如王念孙的 《广雅疏证》；三是音形结合起来，如近代有些文字学家。陈独秀对这三派，各取所长，形音义均作全面的研究，融以已意，独成一家。他的文字学著作最大的特色就是独创性。即使是初期的《字义类例》，不少地方也是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尤其是 《小学识字教本》中提出的“字根说”，虽然古已有之，但最终使之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科学系统的，“他却是第一人，这也是他最大的创见。”①无疑，陈独秀是吸取了前人的成果的。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本书解字多采黄生、顾炎武以来诸人之说。”但他却不是亦步亦趋，随声附和，更不是拾人牙慧，而是经过长期系统深入地研究后，大胆地突破了传统，建立了一套科学的体系。
１９３９年春，陈独秀在 《小学识字教本》上编完成时，写了一篇“自序”，寄给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征求意见。他在附信中说：“此书出，非难者必多，书中解说亦难免无错误，而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形、声、义合一，此中国文字之特征也。”各大学文字学科，往往形、声、义三人分教，是为大谬。欲通中国文字，必去六书之说，所谓指事、会意、形声，皆合体象形，声皆有义，又托于形；形、声、义不可分也。“……吾书三千字，字字形义并释，不取某声以了之，明知此事至难，然非此无由通识中国之文字也。”②陈钟凡评论这部书稿时说：
“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是为文字学上有价值之著作。”③魏建功在读到 《小学识字教本》稿时，“赞叹欢喜以为自古文字资料以来，文字学家趋末弃本，抱残守缺，两无裨补之失，俄然扫空。”④
①文天谷，《汉字并不难认，难记—— 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价》，《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1987年第2期。
②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2年夏7月手稿。
③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2年夏7月手稿。
④魏建功为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作的序，《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清样编。
这部书稿表明，陈独秀的独创性，绝非故逞臆说，以示特异，而是始终坚持以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来从事文字的研究。不是把眼光盯在一文一字上，而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开视野，从古代的生活、典章制度、文物习俗、自然科学成果等方面的联系上，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博大乃至精深，从而得出不一般的结论。为了求得一字之真义，陈独秀不仅旁征博引，从大量的古籍中，从地下发掘出的实物中寻找根据，而且作了精确的考证。如对鬲 鼎、曾、复等字的分析，不仅引用了《周礼》、《左传》、《诗经》等十三四种古籍，而且考察了地下发掘出的螺、蚌、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实物，至如甲骨文、金文、篆、隶等更不用说是一一经过研究的了。可见，这部书稿中凝聚了作者非常巨大、繁杂的劳动。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独秀并非纯粹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着眼于实用，这是他一贯的风格。因此，他的著作，不仅对古文字学研究，而且对文字改革、识字教育以至整个文化教育，都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当然，他的研究，也不无瑕疵之处。陈独秀研究文字学，都是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进行的，参考资料绝不能搜集得那么充分，尤其是狱中数年，自己上街买书、进图书馆查阅资料的自由也没有，精神上又受着各种折磨，特别是晚年从事《小学识字教本》的撰述，一直是在贫病交加中进行，以致未能写完就去世，还来不及从头到尾地修改，自然存在不少的不足之处。但是，直到 年，文天谷教授还认为“仅就他三部著作（《字义类例》、实庵字说 、《小学识字教本》——引者注）达到总的水平来说，恐怕目前还没有能超过的”。①后任台湾大学教授的台静农认为，陈独秀关于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是极科学的方法，使两千年来的文化遗产，由芜杂而有体系可寻”。中山大学教授严学认为，“仲甫先生是我国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一代学人，深藏若虚，著述以终，能无悼敬乎！”编辑出版家刘志成先生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全面辨析汉字字根，研究汉语同源词，那应当首推风云学者陈独秀。”可见学术界还是给予了陈独秀这本书很高的评价。
①文天谷，《汉字并不难认，难记—— 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价》。
最为可惜的是，陈独秀这部文字学巨著 《小学识字教本》的命运与他本人一样坎坷。１９３９年，国民党教育部所属国立编译馆得知陈独秀在从事文字学研究工作后，就约请他编一部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预支给他 ５０００元稿费。陈独秀后来就先把能自成体系、单独问世的《小学识字教本》上编交给编译馆，嘱先行出版。但是，为了书名问题，陈独秀与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发生了争执。“小学”是“文字学”的古称，后来又广义为“语言文字学”。陈独秀的这部著作，特点就是形、声、义合一，集他一生音韵学、文字学研究之大成。不像别的学派那样，将形、声、义三者割裂。因此，陈独秀的这部著作，无论从狭义或广义上说，称为《小学识字教本》是最确切不过的。陈立夫显然是怕引起读者误会为“小学生”用的识字课本，主张把“小学”二字改掉，或用 《中国文字说明》。陈独秀坚决不肯，并表示“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别谋印行”①。结果，直到陈逝世，该书还未出版，预支的稿费，也按陈的嘱咐，未动一分。后为了缓和矛盾，编译馆将此稿油印了 ５０ 册，分赠学术界人士，从而使此稿流传各方，直至１９７１年，台北语文研究中心将此书正式出版，易名为《文字新诠》，由赵友培题签，梁实秋作序，形式堂皇，却不记作者是谁，也不登陈独秀写的序。 １９５５年，四川巴蜀书社，又以《小学识字教本》原书名正式出版。此是后话。
①陈独秀致魏建功的信（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９日）。
除了上述文字学方面的文章外，陈独秀还撰写了《中国古代史表》一文。１９４０ 年１１月，此文发表于 《东方杂志》第３７卷第２２号。
３
陈独秀对中国古代诗词有很深的研究，他本人也很喜欢写五言诗、七言诗和对联，不喜欢规矩严格的词。他就是写五言、七言格律诗，有时对仗也不工整，“七绝”中还会突然冒出一个八字句来。只要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是不愿意受任何限制的。诗如其人，这与他本人放荡不羁的性格倒有几分相符。
年轻时，陈独秀经常与一帮朋友诗词唱和，写过不少的诗，但自从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后，忙于组织和宣传发动工作，撰写的理论文章居多，而难以有闲情逸致题字作诗，他把大量的精力用于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入狱以后，陈独秀有了整块的时间，或潜心文字学研究，或写作诗词。因此，他在狱中写了不少诗词，有的是为他人题画写字，有的是自吟自赋。诗言志，就其狱中所写而言，不管是送人的，还是自存的，所写内容都不是风花雪月，卖弄文采，也不是无病呻吟，顾影自怜，而是鲜明地表示他积极向上、坚持革命的志向，刚直不阿、威武不屈的风骨，同时也表现了他泼辣尖锐、生动幽默的文笔。
１９３４年，陈独秀在狱中随兴之所致，写了脍炙人口的《金粉泪》５６首。这组诗因其矛头猛烈攻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以既不发表 （当然也不可能发表），也不示人。直到１９３６年或１９３７年，老朋友汪孟邹到狱中探望他时，看见陈独秀牢房墙壁上挂的章士钊为他写的一幅条幅时，才引发出陈独秀首次将 《金粉泪》示人。章士钊写的条幅是：
夜郎流客意何如？犹记枫林入梦初。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藩、吴。议从刻本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留取
心魂依苦具，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饧。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博泉声。红蕖聚散
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伊德画一囚室，其人目送棂间，日光一线，生平梦想事件均浮动于中）
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奉怀君子，不尽于言。
士钊，甲戌初冬。 ①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 １７１——１７２页。
汪孟邹看后，深有感慨地说：“行严 （章士钊）的诗有些像你的《存殁六绝句》，尽读世人沧桑，读起来有些悲凉。”
《存殁六绝句》是 １９１０ 年陈独秀与高君曼同居杭州期间，怀念亡友吴孟侠、何梅士、汪仲尹、熊子政、章谷士、葛循叔和存友赵伯先、章行严、孙少侯、郑赞承、江彤侯、苏曼殊时写的组诗。其一讲吴樾和赵声，诗云：“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孟侠”讲的是故人吴樾，胸怀炸弹，“碎身直蹈虎狼秦”；“伯先”讲的是在世的友人赵声，“仗剑远游五岭外”，不幸于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７日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即呕血而死。组诗的其六写的是苏曼殊与葛循叔，诗云：“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闻。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①陈独秀深切怀念亡友葛循叔，“东风吹泪落孤坟”，而存友苏曼殊 １９０９年夏与自己分手后，次年 １１月去了南洋，“南国投荒”，在南洋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全诗充满了对悲壮革命历程的反思和追忆，对存殁旧友的无限怀念之情。章士钊在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见到周恩来总理时，“偶及旧事”，周恩来对 《存殁六绝句》，“犹能朗诵不误”。②
① 《民立报》， １９１２年３月９日。
②章士， 《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１９６页
章士钊写条幅，是在１９３４年秋后的一天，陈独秀突然想找四个朋友各写一幅字，拼成一小屏挂在墙上，“朝夕瞻对，以释消愁。”他最先想到的便是章士钊，于是便在当年９月２７日，致函汪原放，说托刘静贞转上宣纸一条，请即送交章士钊：“请其大笔一挥……最好能写他的近作诗词，愈速愈好。”章士钊接信后，随即作诗并写成条幅，于１９３４年冬天自己裱好后寄给陈独秀。这次汪孟邹看了章士钊的条幅，联想到陈独秀的《存殁六绝句》，并环顾了一下陈独秀的书架说：“你现在闲居斗室，可还写诗？”
陈独秀急忙从书架中抽出一沓纸来，即从未示人的《金粉泪》５６首交给汪孟邹看，汪连看了几首，怕狱卒发觉，不敢再看了，就急忙卷起来说：“你给我拿回去，让原放看看吧！”汪孟邹本来就是个胆子极小的人，虽与陈独秀私交很好，在白色恐怖下，他不敢参加共产党，有一段时间与陈来往都很害怕。可是，这次他却胆子大了起来，竟把这组“反诗”携出监狱，之后之辗转秘藏，保存了下来。
《金粉泪》是一组七言绝句，全诗感时伤事，倾吐了陈独秀胸中的感愤，抒发了他抗日反蒋、忧国忧民的情思。《金粉泪》命题的意旨，是因南京旧时为“六朝金粉”的繁华古都，而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们不顾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在六朝金粉之中，歌舞升平，纸醉金迷，在他们暴虐统治下的全国人民，却水深火热，血泪河流。此时，蒙冤服刑于南京监狱的陈独秀，对此感慨万千，愤然将这组诗命名为《金粉泪》。诗的内容，都是根据作者读报和接待来访人员中所见所闻的事实，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广阔的范围内，针对国民党的政策，淋漓尽致地揭露、讽刺、痛斥、控诉了国民党的罪恶统治，指出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前途，无限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
陈独秀在 《金粉泪》中，写了很多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屈服退让、卖国求荣的诗。此处聊引数首：
飞机轰炸各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
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
（“飞机轰炸”指日机轰炸锦州，“天朝”指国民党政府。）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淡流。
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苏马幽居蒋蔡逃，胡 拍手汉号淘。
儿皇忠悃应无失，毋事皇军汗马劳。
（“苏马幽居”指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苏炳文与马占山，被强制退休。“蒋蔡逃”指主张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被赶跑了。）
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忧。
幸有安排谢邻国，首宜统一庆东邮。
（“庆东邮”讽刺国民党政府表面上不承认“伪满洲国”。）
两载匆匆忘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
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
（“三民”指三民主义，“海底”指１９３３年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 《告热河将士》书中说：“诸君打到哪里，子文跟到哪里，……诸君打到海里，子文跟到海里。”）
关东少帅如兄弟，淮上勋臣师道尊。
钦慕抒诚承雅教，何郎软语最温存。
（“关东少帅”指张学良，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淮上勋臣”指段祺瑞，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为学生。“何郎”指何应钦在天津宴客语。）
虏民夺地数千里，使节依然笑语迎。
无力复仇应抱恨 ，如何握手进香苹。
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漓丰死伤。
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
“回銮”指蒋介石在上海“一 二八”抗战爆发后第三天宣布迁都洛阳，《淞沪协定》签字以后回到南京。）
《金粉泪》中的大多数诗，是揭露和讽刺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作者站在革命和进步的立场上，对曾经与自己一起进行革命活动的国民党要人，极尽戏弄、嘲讽，泼墨最多。
清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
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兰衫吴秀才。
（“吴秀才”即吴佩孚，杨永泰时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以拥蒋倒党取悦于蒋。）
经正民兴礼教尊，救亡端赖旧文明。
投壶雅集孙联帅，不愧先知先觉人。
（“经正”、“礼教尊“ 日文明”皆指当时“着孔读经”的复古活动。“孙联帅投壶”指孙传芳在当年北伐军挺进韶关时，
还在南京邀集社会名流搞投箭入壶的古礼，不知灭亡将至。）
抽水马桶少不了，洋房汽车没不行。
此处摩登齐破坏，长袍骑射庆升平。
（“骑射” １９３４年 ９月１１日报载，张学良、何成浚、张群等发起“武汉骑射会”。）
木鞋踏破黄河北，救国三民有万能。
革命维新皆反动，祭陵保墓建中兴。
（“木鞋”指日本，“三民”即三民主义，“祭陵保墓”指国民党官僚戴季陶等到陕西谒周陵、茂陵，指责考古学家发掘古墓，他们以为祭陵保墓可以使中国中兴。）
四方烽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
国削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
人以一正般般古，四裔夷酋自罢兵。
中国圣人长训政，紫金山色万年青。
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
忏除犯上无君罪，齐到金刚法会来。
（“金刚法会”，当时报载戴季陶在北京雍和宫举行“时轮金刚法会”，邀请班禅主坛念经。一些国民党要人和社会人士
还在报上刊出大幅 《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宣称定期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法会，“切望十方善信如期到会恭候大法”。）
保墓贤人别有思，痛心考古播邪辞。
三皇五帝推翻后，稻桶 （道统）灰飞大圣悲。
（“道统”即“稻桶”——饭碗。“保墓”，维护道统的戴季陶之类“大圣”，是为了保自己的饭碗。）
陈独秀毕生追求民主政治，对蒋介石建立专制极权，推行特务统治，深恶痛绝。此处不妨再引数首：
世事由来似弈棋，黄龙青白要斯梯 （红袍不及兰袍好，行酒青衣古有之。
（“黄龙青白要斯梯”指清朝黄龙旗，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德国纳粹标徽。“红袍”指古时高官礼服，“兰袍”指学纳粹组织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青衣”指贱服。晋愍帝被匈奴军掳去，曾着青衣行酒。 １９３３年中日签订 《塘沽协定》谈判时，日方曾要求制裁蓝衣社。随即，蓝衣社与中国军队及国民党组织一起，遵照 《塘沽协定》，退出绥东、察北、冀东地区。）
庶人议政干刑典，民气消沉受品弹。
莫道官家难说话，本来百姓做人难。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
嬴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嬴家”指秦始皇。）
严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迟亦大方。
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
（“博浪狙张良”指张良曾遣人用铁锥狙击秦皇于博浪沙。在此，作者影射蒋介石为现代秦始皇。）
关门闭户两争持，佝偻主人佯不知。
幸有雄兵过百万，威加百姓不迟疑。
（“关门”显系“开门”之误，帝国主义对华政策，英美主张门户开放，日本主张闭门独战。“佝偻主人”国民党雄兵百万，不去抵抗日本侵略，只知残害百姓。）
感恩党国诚宽大，并未焚书只禁书
民国也兴文字狱，共和一命早呜呼。
嫌疑反动日惊心，拱默公卿致太平。
干事委员资笑谑，女权不重重花瓶。
（“男干事女干事干干事，大委员小委员委员委委员”，彼中自嘲之词也——自注。）
（“嫌疑反动”指国民党诬革命为反动，略涉嫌疑，即遭迫害。“拱默”即两手拱着默不做声。）
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白人。
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法外有法”指南京政府的法律外还有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党中党”指国民党中还有中统和蓝衣社这种特务组织。“黑白人”指沙皇时代的反动帮派“黑白党”。）
垣墙属耳党先生，士气消沉官运亨。
闭户闭心兼闭口，莫伤亡国且偷生。
（“党先生”指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中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在《金粉泪》中，几乎把国民党政府中几乎所有重要军政要员都揪出来示众，揭露他们高唱礼义廉耻、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寡廉鲜耻的丑恶嘴脸。诗中公开点名讽刺的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何应钦、胡汉民、戴季陶、吴稚晖、孙科、陈公博、张人杰、陈济棠、李石曾、邵元冲、杨永泰等。这些诗，刻画人物，人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在此，不妨照录如下，以快朵颐。
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未见性真。
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
（“吴兴体”，浙江吴兴人赵孟頫，宋朝翰林学士，封魏公。
他的书法妩媚，称吴兴体。作者在此讽刺汪精卫。汪为了权位什么都可出卖，献媚于敌人。后来他投降日本，做了伪南京政府的傀儡主席，不是偶然的。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期及１９２０年共同筹备西南大学时，就与汪精卫有所接触。在１９２１年任广东国民政府教育长、 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共同签发 《汪陈联合宣言》及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陈与汪的关系更密，了解甚深。这首诗写于１９３４年。）
宋子文、孔祥熙、蒋介石裙带相连、授受权位，垄断了中国的政治——
一门亲贵人称羡，宋玉高唐结主欢。
几见司农轻授受，乃知裙带胜衣冠。
（谓宋孔相继为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玉高唐”，战国时楚人宋玉，善词赋，有 《高唐赋》等名篇。“一门亲贵”指宋家，讽刺其以女结欢蒋家与孔家。）
陈立夫说国民党是伊尹、周公，陈独秀指责他是恬不知耻，不知天高地厚，有诗云：
专制难期政令宽， 每因功业震人寰。
未闻辱国儿皇帝， 亦欲伊周一例看。
（陈独秀认为国民党内没有伊、周那样的人物，有的是残害人民的“妖孽”，“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多行不义必自毙，国民党的统治不会长久。）
何应钦如前所述，“钦慕抒诚承雅教，何郎软语最温存。”在与日本交涉中，他最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屈服妥协，丢尽了中国人脸。
胡汉民身为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只因陈树人之子与自己的眷属有暧昧关系，竟唆使陈济棠杀之——
萧何立法身难免，唆杀陈郎道路哀。
司马家儿同眷属，祝君终老妙高台。
（萧何是西汉制定法制的大臣，曾被刘邦猜疑，遭囚禁；
国民党立法院长胡汉民也曾与蒋介石争权，一度被囚禁于南京汤山。“司马家儿”指晋永嘉五年，匈奴军刘曜攻洛阳，掳晋惠帝司马衷之羊皇后。不久，刘曜僭位又立羊氏为皇后，两帝共一后。）
戴季陶，这位当年曾在陈独秀等创建中共时，差点加入共产党的“左”倾分子，后又自称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最大的三民主义理论家，原来竟如前诗所述是一个复古狂之外，还是一个诲淫诲盗的伪君子、假道学——
宝华山上暗生春，春满书斋不二门。
妒病难医今有药，老僧同榻尔何能。
（戴季陶有惧内癖，筑金屋于宝华山僧舍，曰“不二书斋”，以与僧人同宿来欺骗其妻。）
关于吴稚晖，亦有诗云：
艮兑成名老运亨，不虞落水仗天星。
只怜虎子风流甚，斩祀汪汪长叹声。
（吴稚晖因其儿子患风流病症而绕室长叹，说“吴氏之祀斩矣！”“艮兑”是八卦中的两个卦名，这里指宦侍妇妾之行。）
世纪初，在拒俄运动中，吴稚晖在上海，陈独秀在安徽，奔走呼号，同为反帝战友。可是，曾几何时，吴参与策划 “四 一二”政变，力主清共，屠杀成千上万革命志士，后又唆杀作者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但是，革命者是杀不绝的，而你这条“汪汪”叫的老狗，虽然早年运气好，没有溺死，晚年又钻营成名，官运亨通，现在你的不肖子染上了花柳病，吴家烟火将断。
早年张人杰（静江），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挤走汪精卫后，一度任国民政府主席，但不久也被挤下台。北伐时为浙江省主席，未到位。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分赃中，求监察院长而不可得，为此发怒，国民党中充斥着这种老气横秋的腐败分子。陈独秀有诗云：
分肥不及暗生嗔，蹩脚先生老气横。
惟有辉煌新建设，前朝灯火万家明。
（谓张人杰主持建设委员会，所建设的，纯粹遗留几个电灯公司而已。）
当年迫害赴法勤工俭学革命青年的李石曾，更是一个贪官。他垄断庚子赔款及故宫财物，以公款 万元赠京剧名角程砚秋出国，被报纸披露出来——
拳乱偿金万民血，故宫宝器尽连城。
要人垄断伶人喜，一掷缠头十万金。
吴稚晖、张人杰、李石曾三人还是故宫盗宝案的窃贼——
故宫春色悄然去，无饰王冠只一端。
南下明珠三百箧，满朝元老面团团。
吴稚晖对陈独秀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１９４２年陈独秀去世时，他做悼诗还骂陈是“阿Ｑ“跳梁小丑”。说他“思想极高明，政治大失败；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①云云。
①吴敬恒 （稚晖），《挽陈仲甫先生》，载重庆 《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２年６月８日。
一些国民党政府官员监守自盗，大官大盗者，还有行政院长汪精卫、铁道部长孙科、实业部长陈公博等人——
十三万万债台高，破产惊呼路政糟。
太子叼光三百万，宗臣外府大荷包。
（孙科任铁道部长时，侵吞３００万元，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以铁道部为外府。）
低头分取一杯羹，实业宣传花样新。
机器农场偷卖尽，增加生产厚民生。
（谓陈公博当实业部长，只会弄虚作假，粉饰太平。）
此外，《金粉泪》还讽刺国民党官员抽大烟，“为免欠呻濒掩袖，好将烟炮暗中吞”；“凛凛威风”的监察委员们只会拍苍蝇；“皇皇大典”举行高等文官考试，不过是虚张声势，欺骗民众，“官运高低靠后台”。
这样一个贪官污吏横行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样前途呢！“民国”、“民国”，何民之国？所以作者称其“所谓民国”，实为“亡国”，真是“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由此可知，国民党政府所吹嘘的“统一”“升平”、“新生活运动”、“储蓄致富”等等，在陈独秀看来都不过是唬弄老百姓的假象。陈独秀也以此为笑柄，作诗予以嘲笑：
一国三公赣港宁，可怜诸葛竟分身。
党中无派缘清党，阿斗先生双眼明。
（“赣港宁”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香港的胡汉民、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全诗大意是：国民党政府表面上是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仍是三分天下。当年为统一三国操劳一生的诸葛亮若再世，又要分身了。其实所谓“统一”、“党中无派”，乃是法西斯“清党”高压的结果，这一点，“阿斗先生”蒋介石自然心中明白。）
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
家国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
（“新生活”指１９３４年２月国民党在全国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提倡“国民军事化”，以“礼义廉耻”为生活准则。“放风筝”，国民党中央委员褚民谊等曾在南京组织大放风筝。）
麻雀乌鸦总祸胎，投机彩票禁难开。
检查毒品官家利，奖券航空大发财。
（“麻雀”即麻将等赌具；“乌鸦”即鸦片毒品。“奖券航空 大发财”指当时报上宣传的“航空奖券”，宣称“航空救国，储 蓄致富”。）
陈独秀自幼就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如今，看到在国民党这帮贪官污吏残酷压榨下，民族经济凋敝，人民家破人亡，更是满纸悲愤——
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
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兴复农村”，指国民党设置的“农村复兴委员会”。）
鸦片专营陆海军，明严烟禁暗销行。
州官放火寻常事，巢县新焚八大村。
（“巢县新焚”指１９３４年４月皖北强行铲毁烟苗，巢县农民不服，群起反抗，官兵竟纵火焚烧。）
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
白发媪翁双跪泣，气苗敝絮过冬天。
委员提款联翩至，心软州官挂印逃。
入室无人拘妇去，婴儿索乳苦哀号。
兵车方过忍潮饥，租吏追呼乌夜啼。
壮者逃亡老者泣，将军救国要飞机。
（指广东、湖南皆以交飞机捐，榨取民间巨款。）
当时，不只是劳动人民断绝了生机，在苛捐杂税下，民族工商业也濒临破产危机。有诗云：
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
商贾不知遗教美，但愁歇业忍饥寒。
中国出路何在？革命，惟有革命！为此，作者不仅捍卫历史上一切革命运动，还呼唤新的革命的到来——
五四五卅亡国祸，造反武昌更不该。
微笑撚须张大辫，石头城畔日徘徊：
（蒋介石曾谓五四运动为亡国祸。“张大辫”指张勋，一个疯狂的保皇复辟派，当年曾在长江流域顽抗辛亥革命。本诗以
反话斥蒋介石，捍卫了辛亥革命和五四五卅运动。）
士气嚣张应付难，读书救国最平安。
埋头学得胡儿语，好待荣膺甲必丹。
（“胡儿语”指外国语，“甲必丹”即captain ，船长、海陆军尉校级军衔，这里指做官，充当买办。本诗是反话斥胡适的“读书救国论”，维护当时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当然不能简单理解为作者主张对蒋介石采取个人恐怖手段，而是呼喊人民起来，推翻整个国民党暴虐统治。在国民党暴虐统治下进行革命，自然不会轻而易举，必然饱经摧残和牺牲——
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凋残国脉衰。
孕妇婴儿甘拼命，血腥吹满雨花台。
陈独秀写《金粉泪》一组诗并不是为了暴露而暴露，而是为了表示自己对国民党政府已经看透了，自己经过这次磨难，非但没有消极悲观，反而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革命前途更加充满了信心。虽然自己年纪老了，又有病，但颇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因此，他颇具匠心地安排的第一首诗就是：
放弃燕云战马嚎，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燕云”指河北、山西大同一带。五代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成为历史上卖国求荣当儿皇帝的典型。）
最末一首是：
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这样，这组诗首尾相顾，前后呼应，把平时陆续写成的 首诗，组成一个整体，一气呵成，在“胡儿”（日本帝国主义）深入国土，民族危亡，国民党“妖孽”横行，“一世兴衰”的背景下，突出了一个“骨”字——自己特殊的风骨。虽然在整组诗中，这样的自我表白只有两句两“骨”，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他 首诗，都是为这两首两句两字做铺垫的。
《金粉泪》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陈独秀的特殊风骨，在形式上，也表现了他的特殊风格。从 《新青年》、《每周评论》的“随感录”，到 《向导》、《布尔塞维克》的“寸铁”，都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短文。《金粉泪》则嬉笑怒骂皆成诗，绝无无病呻吟的颓废，而充满激情与活力，针砭时弊。这种风格的诗文，是陈独秀所开创，后来由鲁迅继承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宝。
４
写自传是陈独秀被捕后首先考虑的写作计划。当时，许多老朋友都建议他写自传。狱外的托派朋友希望他能仿效托洛茨基写 《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和他自己写的《我的政治意见书》、《告全党同志书》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那样，通过自传，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经验，抒发自己的政见。托派组织还答应帮助他找资料，后来伊罗生也表示愿意把他收集的资料提供给他。胡适则在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７日写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大声呼吁蔡元培、陈独秀等都来写自传。他说：“我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盼望他们不要叫我失望”。汪原放叔侄也非常关心陈独秀写自传，他们认为此时出版陈独秀自传一定好卖，探监时曾多次问陈独秀何时动手写自传。
陈独秀何尝不想写自传，人在无聊时极易想起平生往事，但写什么呢？写少年幼年的事记得的已极少，而且也无意义；记得的事，都是党事、政治事，不是与国际纷争的事，就是与蒋介石之间的过节，此时也不能写。由于政治原因使他的拼音文字草案未能出版，现在动手写自传，能不能出版，这是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问题。除了他自己的各项开支外，高君曼及其两个孩子 （鹤年和子美）的生活费，一直由他负担。他的经济来源除了亲朋偶有接济之外，主要靠亚东图书馆的稿费和版税。高君曼患病居上海，每月从亚东领取３０元，１９３１ 年她去世后，儿子陈鹤年在上海的学费和零用钱，也在亚东图书馆支取。所以陈独秀入狱后发现自己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汪原放来探监时，陈表示“心里很难过”。①除了建议把 《独秀文存》重印出来，拿版税还债外，他打算先着手写自传，卖稿给亚东图书馆。但是，当时因《独秀文存》不能登报出售，对陈独秀是个不小的打击，因此他的写作积极性顿时受挫。１９３２年１２ 月２２日，他在给高语罕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能动手写，写时拟分三四册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 （指汪孟邹一一引者注）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印行，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 《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 《文存》不能登报出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６８页。
后来，群益出版公司得讯，表示愿意接受，陈独秀又积极起来。１９３３年２月７日，他写信给高语罕说：“自传稍迟即可动手”，汪孟邹处不能出版，“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来索此稿 （大约稿费每千字２０元，每月可付２００ 元）。曹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他还向高要书，表示急欲得到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不断革命论》、《西方革命史》、《法兰西革命》等书，说明他真动手写自传了。不过他还是希望亚东出，３月１４日，在给高语罕的信中，他又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是否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 （汪孟邹当时在长沙 ——引者注）一谈，只要他肯即时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但是，接着他因应付审判，不服上诉，又被驳回，情绪极坏，暂时取消了写自传的念头，尤其是胡适约他写自传，强调传记的“文学性”，更使他望而却步。不是他不会写文学传记，而是当时的生活环境和心情，使他提不起写文学作品的兴趣来。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３日，他致函汪原放时说：“自传尚未动手写……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没有文学趣味了！……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谈到读书，他又说：“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学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①
①汪原放， 《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６３ 、１６５页。
就这样，一搁就是三年多，直到１９３７年７月上旬，汪原放经南京去北平，到监狱看望陈独秀，说 《宇宙风》杂志主编陶亢德写了几封信，约陈独秀写自传时，陈才真正动起笔来。但他仍不愿全部写出来，只写到五四运动，内容亦以能出版为止。他在这年 ７月８日给陶亢德的复信中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已久矣，只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遵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遵函希望我写一点，到五四运动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②
②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古今》，第８期。
汪原放走后，陈独秀静下心来写自传。几天里，平生往事奔腾而来，竟致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花了２０天的时间，陈独秀流着汗水写了《实庵自传》前二章，约１００００多字。第一章题为“没有文章的孩子”；第二章题为“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发表时改名为“江南乡试”）。内容叙述了作者少年时期痛恶孔孟八股文，喜读 《昭明文选》，参加县考府考和院试中秀才及南京乡试的情形，控诉抨击了残害读书人的科举制度，生动地展现了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自小就不畏强暴，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品性，和他思想启蒙时期“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的过程。
自传在取材和写法上，十分严谨，堪称典范。一开头就借用休谟的话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得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
接着，陈独秀写道：“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我迟疑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是因为什么虚 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 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 ‘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也不滥抄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陈独秀又提到富兰克林写自传时，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为此而长途跋涉，遍访亲戚故旧。陈说：“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在这里，无论与休谟或富兰克林比，都可以看到陈独秀既善于吸收前人之长，又善于自我创造的特长。
《宇宙风》得此两章 《实庵自传》欣喜无比，大登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辑后记中宣传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第五十期起登）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①
遗憾的是，这两章自传自８月中旬寄上海 《宇宙风》杂志后，陈独秀随即出狱，旋又冲进政治斗争的旋涡，无暇再顾及自传的写作；同时他又不愿为“卖文糊口”粗制滥造赶写自传，于是他不得不把自传搁下，专写政论文章。因为面对期望已久、方兴未艾的全国抗战的爆发，他绝不能袖手旁观。他那颗强烈的爱国心，总把民族兴亡、国家利益和人民苦难放在第一位。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他在回答陶亢德催促他续写自传的信中 “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 即将来亦不能免。富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始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学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至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①
①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
从这封信看，陈独秀这时并未完全放弃续写自传的打算。翌年３月，亚东图书馆将其两章自传出单行本时，他曾向汪孟邹表示打算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允许各章继续出单行本。
可是，接着陈独秀入川，又被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所吸引，虽然汪孟邹几次催促，但他认为：“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意义重大，可以流传下去。”他答应写完 《小学识字教本》后，再考虑 《自传》的续写问题。但 《教本》未写完，他就去世了。这样，陈独秀自传只以那两章“魂宝”传之于世，凡读过此两章者，无不为其奇特的情节、绚烂的文采、幽默的笔调所倾倒，同时又为作者早逝未完成全部自传而感到惋惜。
５
１９３７ 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８月１３日日军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并派飞机轰炸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轰轰烈烈的爆炸声使监狱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８月１５日起，日军飞机每天都要来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也被炸，一颗炸弹将监狱里一间屋顶炸塌，玻璃碎片哗哗往地上掉。陈独秀慌忙躲到桌子下面，才幸免于难，事后见人还“读笑自若”。次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原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陈钟凡来狱中探监，发现监狱被炸，遂决定去找胡适帮忙，先把陈独秀从狱中保释出来。陈独秀半信半疑地说：“这样行吗？”陈钟凡告诉他说：“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正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要蒋履行西安事变时的承诺，释放全国政治犯，加上日本连日轰炸南京，这是个机会，有可能答应保释你出狱。”时任国防参议员的胡适也参加了庐山会谈，陈钟凡找到胡适后，即兴冲冲地跑来狱中告诉陈独秀说：“我和胡适、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找了政府，他们同意保释，但要你写悔过书。”陈独秀一听就气坏了，说：“我要是写悔过书早就出来了。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陈钟凡劝陈独秀“现在写悔过书，只是个形式，给政府一个台阶，和过去写不一样。”陈独秀摇摇头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可见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
①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
当时，局势已对国民党政府十万火急，非常紧迫，面临着进退两难 的内外危机。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军事进攻，严重威胁着南京；另一方面，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以利共同抗日。所以释放像陈独秀这样有名望的政治犯，已是公众的一致要求。因为陈独秀拒绝写“悔过书”，于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协商后，不得不令国民党政府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即找一个自己能体面下台的台阶。８月１９日，胡适等笑逐颜开地跑来对陈独秀说：“仲甫，我找了兆铭（汪精卫），他已同意保释你出来。”说着，拿出汪精卫给他的回信。信上说：“适之先生惠鉴，手书奉急已为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敬复，并顿著安，弟汪兆铭顿首，八月十九日。”①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１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司法院院长居正 《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其内容如下：“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卅日终审判决，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②这里，“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就是他们自我解嘲自找台阶下台的托词。他们以为这样一捧——“爱国情殷”，压“深自悔悟”，陈独秀就可默认了，他们的面子也保全了，并给人印象，陈独秀似乎真的写了“悔过书”。
所以，林森当日就把呈文批下，向司法院发出了“国民政府指令”。 “指令”只把“呈文”中的“近以时局严重”语句圈掉，显然是为了更加突出“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其末尾称：“呈悉。应予照准。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仰即转饬知照。此令。”③司法院接到“指令”后，旋即又在当日给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说：“国民政府将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④从“呈文”到“指令”、“训令”，以及见报的“明令”，一向以腐败和低效率著称的国民党政府，竟在一天之中就完成了。可见当时时局之“紧迫”，也暴露了他们急于要甩掉这个“包袱”的狼狈心情。
① 《汪精卫致胡适》，《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３０页。
②司法院呈文，呈字第 ２６０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③国民政府指令，指字第 １８４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④司法院训令，训字第 ５９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第二天，即８月２２日，“宣告陈独秀减刑”的“国府明令”就在 《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登出来，主要内容与上述“指令”相同，只在末尾宣称：“并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３８条，宣告将陈独秀原执行有期徒刑８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 ３年，以示宽大，此令。”与此同时，监狱当局也向陈独秀宣布了这个“明令”，在狱中呆了 ２０８４天（５年差５３天）后的陈独秀一时茫然无措，潘兰珍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据濮德治后来回忆：“国民党 《中央日报》以 ‘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为标题，登载他的出狱。我和罗世凡向陈提议，‘爱国情殷’四字，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四字必须声明更正。但陈独秀这个人是非常乖僻的，新闻记者来见他，本可乘此机会，讲讲自己的主张，但他避而不见，把我和罗世凡都气坏了。”①其实，对 “深自悔悟”之类不实之词，陈独秀当然不能接受，他之所以不愿利用新闻记者采访的机会声明辟谣，主要是因为他考虑到出狱前就批驳“国府明令”，显然是不明智的，很可能节外生枝而耽误了出狱大计。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３日中午，陈独秀由潘兰珍和三儿子陈松年迎接出狱，首先在其学生 ——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家中住了几天，因附近房屋被日机炸坍，傅斯年见这里不安全，避难其他地方去了。当时包惠僧住在莫愁路一家独院，想接陈独秀夫妇去他家住，陈独秀没有答应。后来陈钟凡坚持要陈独秀住到他家去，陈独秀见陈钟凡家房子宽敞，便于月底移住陈钟凡家。陈独秀出狱后，８月２５日，他就给 《申报》馆写了一封声明信。此信不长，但写得文采飞扬，荡气回肠，极具感染力。在此，不妨照录全文，以飨读者。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并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身者，是外患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国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为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益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闻有所讹误。①
陈独秀对国民党政府以“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之名，将其释放出狱，指责为“罗织冤狱”的“污蔑手段”，是不值得一驳的欺世谎言。
陈独秀之所以将此信寄给 《申报》馆，大概是 《申报》在报道陈案审判时比较客观，且富有同情之心。据说当年陈独秀的自撰 《辩诉状》写出后，上海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只字不敢刊载，独有 《申报》别出心裁，在 《地方通讯》栏内用 ‘苏州通讯’的形式，发表了辩诉状的要点”。②陈独秀这次自然也希望它能发表这个声明，但是，这次却未能如愿以偿。
① 《陈独秀给＜申报＞馆编辑部的信》，《党史资料丛刊》， １９８０年，第２ 辑。
② 马荫良、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后写给＜申报＞的一封信》，《党史资料丛刊》， １９８１年，第１辑
《申报》馆接信后，编辑部主持言论的胡仲持即与总经理马荫良商量，二人一致认为，国民党以“危害民国”判陈的罪，可以说是一种“冤狱”，应予“赔偿”，而今将陈释放，仍要对他造谣污蔑，说什么“深自悔悟”，怎能自圆其说，陈在来信中表明两点，无不言之成理，在《申报》发表，自无问题。但采取什么形式发表，用“书面谈话”，还是用“读者来信”，一时不能做出决定。怕处理不当，或是国民党新闻检察官通不过，或为读者所忽略，都不能达到陈独秀的目的，所以迟疑不决。
同时，马、胡二人对于托派情况毫无了解，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托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听共产党方面对这封信的意见，了解到共产党方面的态度淡漠，认为 《申报》是否发表此文，可由《申报》自己决定。因此，编辑部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决定“暂不发表”。另外，此信 ９月９日南京邮戳发出，到上海正是抗战最激烈之时，受战争影响，上海各报都缩小篇幅，《申报》由五六大张改为一张，又多为军事报道所占，陈独秀出狱的新闻，并不引起重视。这样耽误到１２月１５日，《申报》因拒不接受日方检查自动停刊。陈独秀的这封信，在那时也就不再有发表的机会了。所以，今天披露陈 ５０多年前写的这个声明，是很有意义的。否则，人们以为陈独秀当时果真默认“深自悔悟”了。
从 ８月底至 ９月中，陈独秀在陈钟凡家住半月期间，各方人士前来探望慰问，有送赆仪的，陈独秀一概不受，惟北大同学和旧友的赠送，略受少许。当时日军占领张家口，正紧攻大同，每天派飞机轰炸南京，南京的战争气氛越来越浓，逃难的人群拥挤不堪，码头早已水泄不通，包惠僧劝陈独秀赶快离开南京，于是陈决定先去武汉再说
①马荫良、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后写给＜申报＞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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