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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闻名遐迩、声震寰宇的大名人，因此他在监狱的生活也显得与众不同。
判刑后，陈独秀等人被关押到江苏第一监狱。监狱位于南京老虎桥45号（现在东南大学边），呈正方形，占地面积 41925平方米，是直属国民党中央政府司法部管辖的普通监狱。牛兰被判无期徒刑后，和夫人汪得利也曾被关押于此。
陈独秀一个人住一个单人牢房，其他人住的是普通牢房。据说为了收留陈独秀这个大人物，监狱申请了很大一笔款，特意把他的住房翻修一新。陈独秀入狱后，开始对政治犯管制很严，不准亲友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陈独秀对此非常愤怒。有一次，他因要写信而遭到监狱看守拒绝，为此他对典狱长大发脾气，说：
“这是什么黑暗社会，连封建社会、奴隶社会都不如。”
“这是政府制定的监狱法规。”典狱长连忙答道。
“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抗议。”陈独秀愤怒地说道。
“恶法胜于无法。”典狱长无话可说，只好敷衍地答道。
“恶法就要打倒！”陈坚定地说。
陈独秀为打倒监狱恶法而决定进行绝食斗争。当天陈独秀就拒绝进食，饿了一整天。典狱长怕出大乱子，自己担当不起，赶紧过来劝阻陈独秀：
“你要想开些，这是上面的规定，不是我能做得了主的。”典狱长几乎有点哀求地说道。
此时，陈独秀已饿得头昏眼花，但坚持不为所动，于是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不说一句话。第二天一整天，陈独秀又没有吃饭，脸变成了成了菜色，很难看，蜷曲在床上，一动也不动。第三天，陈独秀还是不肯吃东西。典狱长见此情况，慌了神，赶忙向上级汇报，得到许可后，不得不答应了陈独秀的要求，把“三不准”变成了“三允许”。陈独秀的绝食抗议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判刑后，国民党曾想劝降陈独秀，毕竟陈是前任共产党总书记，是所谓的共党“要犯”，如果能劝降成功，说不定利用陈的影响，还会对共产党造成致命的打击，将减少国民党在国内的主要威胁。基于此种打算，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不少要员纷纷前来狱中探望陈独秀。
一天，第一夫人宋美龄迈着优雅的步子，来到监狱探望陈独秀，她想利用自己特有的女人魅力劝降这个“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铁道部长顾孟余提着一兜礼品跟在她的后面，一帮监狱看守忙不迭地在前面引路。顾孟余以前是北大教授，《新青年》在北京的编辑部中同人之一。
“我是代表中正来看你的，他叫我代向你问好。”宋美龄一进门就连忙微笑着说道。
“谢谢蒋先生。”陈独秀有点不冷不热地回复道，他知道宋美龄此行的目的绝不会像她笑得那样轻松。
讲了几句闲话以后，陈独秀突然对顾孟余说：“你当大官了，架子很大。”
顾孟余知道陈独秀是指去年托人带信给他的一事，忙说：“哪里，确实是外出了，后来要求见你，正赶上不准见人，就没有勉强狱方了。”
“陈先生讲话，还是文人味，什么大官呀？你要想当个官，不全在你自己。”宋美龄赶紧插话，她不想场面过于难堪。
“我不是当官的料。”陈独秀正色道。
说完后，他朝顾孟余望了望说：“我哪有顾先生会当官啊！”
宋美龄见陈独秀话中带刺，坐不住了。顾孟余平白受了一顿挖苦，也不是滋味。于是两人立即起身告辞。出门后，顾孟余仍怒气未消地对宋美龄说：“这老头子，给他脸面他不要。”
这期间，还陆续来了不少人劝降陈独秀，有徐恩曾、陈公博等人。徐恩曾当时是国民党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后来他回忆“我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可是交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他仍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命。……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1919年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朋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般态度。……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在南京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
典狱长见国民党要人络绎不绝地来看陈独秀，连蒋夫人都来了，知道陈独秀来头不小，于是对陈独秀的态度也就变得更加好起来了。为了满足陈独秀读书的要求，还特地搬来两个大书架放在陈的房间里，许多老朋友陆续给陈独秀送来了各种书籍，书架上堆满了诗、书、史、学，陈独秀的狱室几乎成了书房。陈独秀身体有病，患十二指肠及胃溃疡，血压也升高了。根据陈独秀的要求，狱方还从上海请来著名中医黄钟先生到狱中，专门为陈治病。病号随时需要人照顾，狱方又安排了同狱只判5年的濮德治和罗世凡两人，轮流看护陈独秀。两人被捕前都是托派中央常委，濮德治和陈独秀还是亲戚，陈独秀的母亲和濮德治的母亲是堂姐妹，陈母比濮母大20多岁，陈独秀比濮德治大 20岁。按辈分，他们是表兄弟，实际上濮德治一直把陈独秀当成长辈看待，三个人呆在一起，自然有很多话可说。后来，狱方还允许陈独秀的第三个妻子潘兰珍每天到狱中照料他。从此，陈独秀在狱中过起了“特殊的优待”生活。
１９３３年夏天，陈独秀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利用暑假到南京探监。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在上海音信全无，这次还是从柏文蔚那里才知道父亲公审的情况。他想到两个哥哥没有了，姐姐没有了，母亲和姨妈也相继于大前年和前年去世，这时在牢中见到惟一的亲人，他的泪水禁不住一下子流了出来。不料陈独秀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批评儿子是“没出息”，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坚强起来，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不要学娘娘腔，悲观失望。不久，刚满２０岁的小儿子陈鹤年也闻讯赶来狱中看望父亲。年冬，母亲高君曼去世后，他就在南京替 《民声报》收发电讯，认识了一班朋友，于是天真地提出要帮陈独秀越狱，结果被陈独秀骂了一顿，说他是“胡闹”。血气方刚的陈鹤年原以为自己是一番好心，结果却挨了父亲的一顿臭骂，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转身愤愤地走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陈独秀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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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陈独秀在狱中有了看书、写信、接待客人的自由后，几乎“每日接见亲友，从不间断”。①除了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等同乡世交和国民党要员如宋美龄、顾孟余、徐恩曾等人外，很多学术界的同仁、老朋友也经常前往探视，据有资料可查者就达五六十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胡适。
①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 ２７５０ 号，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胡适，１８９１年生，安徽绩溪人， １９１０年１９岁时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为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陈独秀结识胡适是通过汪孟邹的介绍。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汪孟邹写信约胡适为该杂志写稿。 １９１６年２月，胡适将俄国作家库普林短篇小说 《决斗》的译文寄给了陈独秀，从此两人便有了书信来往。在陈独秀的催促和鼓励下，胡适于１９１７年１月在《新青年》杂志第２卷５号上发表 《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随后，陈独秀也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与之呼应，大加推崇，胡适从此而少年成名。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于是，陈独秀立即写信动员胡适回国，说：“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缺乏上选，足下来此即可担任。”胡适于当年夏天回国，成为北大的教授，年仅２６岁，并协助陈独秀编辑 《新青年》及 《每周评论》，宣传“民主”与“科学”，鼓吹“文学革命”。两人从此成为２０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两颗灿烂的巨星。１９１９年７月，胡适在 《每周评论》第３１期上发表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鼓吹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春，陈独秀回上海定居，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此后，尽管两人政治主张不同，事业各异，但友情却终生保持。陈独秀很爱惜胡适的才华，对胡适有如兄长之待小弟，尽量避免与其正面冲突。只是设法在文章中从侧面点破而已。胡适后来给陈独秀写信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度。”①胡适一生极重友情。陈独秀每次被捕，他都出面尽力援救。这次陈独秀被捕，首先也是胡适通过汪孟邹告知，立即打电报给在南京的蔡元培，请他就近设法营救。陈独秀待审期间，胡适特意发表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说。高度赞扬陈独秀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功绩和他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更对他结合文学革命从事政治革命的实绩作出肯定评价。正是由于胡适等人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最后才使陈独秀幸免于军法审判，交由普通法庭审理。
① 《胡适往来书信选》 （上），第356页。
1933年10月，胡适从国外回来时经过南京，因时间紧迫，未去监狱看望陈独秀。陈获悉后，非常气愤，在给汪原放的信中，将胡适大骂一顿。汪原放回信替胡适辩护，叫陈独秀不要放在心上。胡适到北京后，听说陈独秀对他有意见，连忙写信给陈独秀作解释：“此次回国，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届时当来奉看。”陈独秀看后，余气未消，又于11月5日给汪原放写信说：“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要与达官贵人周旋，没时间看老朋友，他已经够忙了。”但他随后又说：“老胡之事，望勿告他人，即令叔亦不令知之，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与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又失去一个，如此而已。”汪原放见“老胡的事，望勿告他人，”知道陈独秀留有余地，也就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两个月后，胡适果然如期来南京探视陈独秀。秉性耿直的陈独秀，这时火气已完全烟消云散了。这次陪同胡适一道来探视的，还有张慰慈与刘英士。胡适怪陈独秀没有专心学术研究，要当政党领袖，结果身陷囹圄。陈独秀也不相让，立即反唇相讥道：
“你跟着蒋介石做官，如果只作一些研究，也不会被人鄙视的。”
见陈、胡两人刚一见面就发生了争论，张慰慈、刘英士忙把话题岔开。陈独秀顺势换了话题，口气也缓和写了，说道：
“我准备写自传，已给汪原放去信。”“好啊，我是最希望你写传记的。”胡适听了高兴地说。
“我的东西怕不好出，叶楚怆处，你帮我说说话。”陈独秀说。叶楚怆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你放手写，不必先求早出版。如果此时为了求出版，委曲求全，反而写得不真实。如果不真实，不如不写。放手写，就是为后人留真相。”胡适劝说道。
“你说得对，我就先尽管写，不管出版的事。”陈独秀对此表示赞同。
两人谈笑自若，又和好如初。胡适回到北大后逢人便说：“我真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有许多闲暇著述。”言下之意是，胡适深以为自己不如陈独秀，虽处苦中却能泰然处之，自得其乐。
探监人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就是当时的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
邓以蛰，安徽怀宁人，与陈独秀是同乡。邓家与陈家是世交，陈独秀青年时代与邓以蛰及其兄邓仲纯“交游甚密” １６岁东渡日本留学，与陈独秀同住在东京清寿馆，与陈独秀共住一室的是章士钊和苏曼殊。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邓以蛰在弘文书院学习日语４年，邓仲纯则在日本学医。当时，陈独秀与苏曼殊、邓仲纯、邓以蛰等人“常相聚首”，友情甚笃。在此期间，陈独秀经常沉醉于拜伦与雪莱的全集，因为看多了，陈独秀就时而拜伦的浪漫主义，时而卢梭的自由主义，时而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等。在邓以蛰眼里，陈独秀就是南宋的陈同甫再世，而陈独秀本人也最服膺陈同甫和叶水心。苏曼殊善书画，曾送给邓以蛰一幅荷锄图，图中燕绕春柳，落花无情，陈独秀欣然在画上题诗：“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树烟。携锄何所事，双燕语便便。”平常陈独秀叫苏曼殊“疯和尚”，但题诗时，总是客气地称其为“曼上人”。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陈独秀被捕后，南京柳亚子先生回忆起在日本时，曾问及苏曼殊的三个朋友中谁算是最“贤”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名扬画虎惜行严，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曼殊朋友定谁贤。”柳亚子认为，曼殊最贤的朋友是陈独秀。
邓以蛰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随即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与美学。回国后不久，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执教，主讲美学与美学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先驱之一。他与朱光潜、宗白华三人并称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邓以蛰很敬重陈独秀的学识人品，说“独秀是个质胜文的人”。
１９３３年秋季的一天，赴欧洲考察归国的邓以蛰途经南京时，特意赶往老虎桥监狱，看望了近２０年未曾见面的陈独秀。邓以蛰并不了解陈独秀归国后的思想和他所热心的事业，但背地里，邓经常替陈独秀说话，他心里想的只是维护青年时代在日本就住在一起的老大哥。
这天，天空下着蒙蒙秋雨，街道两边的树叶在秋风的扫落下日渐稀少，路上的行人很少，即便有几个也是急匆匆地在往前赶路。
邓以蛰撑着一把伞，踏着路面深浅不一的积水，在南京的小巷道里绕来绕去。终于到了看守所门口，邓以蛰拿出专为探望陈独秀印的名片，狱卒一看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立即请他进去。在看守所狭窄的廊下，陈独秀见到２０年未曾见面的老友钝生 （邓以蛰２０岁后取名钝生，陈独秀很喜欢叫这个名字），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也有“最难风雨故人来”的深切体会。邓以蛰比陈独秀小１２岁，这年４２岁。刚一见面，邓以蛰就急忙上前，紧紧握着陈独秀的手说：
“仲甫兄，你为何瘦得这样，报纸上说你的胃病厉害，到底现在怎样？好了些吗？”
“我没有胃病，是大小肠子的毛病，老是小肚子的左边痛。”陈独秀面色黑瘦，八字须挂在菜色的脸上，轻描淡写地说道。
“还有其他病吗？饮食如何？”邓以蛰又十分关切地问道。
“以前所疑的肺病呀！心脏病呀！概无根据；此地饮食还可以，自己要弄东西吃也很自由，只是我没有这种兴致就是了。”陈独秀说。
说话功夫，两人就一起走进了陈独秀的牢房里。邓以蛰四处看了看，颇像家乡安庆的小客栈。地板比门外廊檐下的砖面还低，走在上面嘎吱嘎吱响，仿佛整个牢房都在颤动似的。破旧的洋式窗户安得很高，下面是黏手的黄色桌子，光线阴暗，投在桌子上的光线只有书那么宽。四方形的房子左边靠墙壁是一张没有蚊帐的木架床，床前是一张旧藤椅子。与床相对的一面墙，是满满的几架书，有线装本和洋装书，十分整齐。陈独秀请邓以蛰坐到自己平常坐的藤椅上，他则坐在书架前的一条窄凳子上。好友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即使多年未曾谋面，仍然感到非常亲切，一见如故。两人谈到了当前形势和中日问题，陈独秀还问邓以蛰：
“清华为何还不预备搬家？”
“清华还在建筑房子呢！”
陈独秀又想到了曾同在日本求学时还有他的二哥邓仲纯，忙问：
“仲纯在青岛一切还好吗？”
“他因为孩子伤得太多，最近一个男孩子又死去了，非常懊丧。”邓以蛰答道。
陈、邓两人在牢房斗室中一见如故，促膝谈心，彼此知根知底，因而少了很多顾忌和客套，谈得很融洽。他们之间的谈话，有的是无关紧要的一些琐事，只是要找些话说，彼此之间叙说分别后友情而已。陈独秀文才好，口才流利，邓以蛰在日本时就很喜欢和他聊天。因为陈独秀是性格外显、敢爱敢恨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高兴起来，骂爹骂娘，无拘无束，和他对坐一会儿，就容易受其情绪影响，也常让人忘乎所以，丢掉了许多顾忌，直觉得痛快。不知不觉间，两人就聊了两个钟头，直到看守来叫时，邓以蛰才依依不舍地向陈独秀告辞。出门时，陈独秀摇摆着身躯走路，让邓以蛰想到了家乡特有的架步，倍感亲切。
在回旅社的路上，邓以蛰不由得想起，自己喜爱字画，还是受陈独秀的影响呢！当年，陈独秀到过自己的怀宁山庄，将邓家收藏的字画逐一评价了一番。让当时还是门外汉的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自己也慢慢地喜欢字画了。邓以蛰是清代书法大家邓石如的五世孙，家中有不少墨宝珍玩。陈独秀特别喜欢邓家收藏的山水小画和浙江山水画等。
回到旅社后，邓以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挥笔写下了这次探望陈独秀的全部经过，以《癸酉行笥杂记》为总题目，刊登在同年１１月５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落款时，他署名为“邓叔存”。
绘画艺术大师刘海粟，也曾到监狱里看望陈独秀。
刘海粟，江苏武进人， １９１２年在上海创办图画美术学院，在国内首次采用女模特儿写生，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各种指责甚至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上海教育局和军阀孙传芳曾一度下令禁止。刘海粟据理力争，指出“艺术尊严与市侩营利迥然不同”，“鄙人首倡模特儿写生光明正大”，而“现有许多人胸无点墨，坐井观天，俨然以卫道士自居，信口雌黄，实则满肚子男盗女娼。”刘海粟因此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
刘海粟与陈独秀相识于“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在１９１７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之后，又和美术家吕澂在“五四”前夕，揭起了“美术革命”的大旗，主张批判传统的中国文人画，提倡现实主义，学习西方美术，鼓励创造性和发展个性。在当时的美术界中，勇于实践这种“美术革命”思想的当首推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 ３人。尤其是刘海粟在人体模特儿问题上，与封建礼教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五四”的反叛精神。刘海粟对陈独秀“五四”运动中高擎“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感到十分敬佩，相见恨晚。陈独秀对刘在上海美院不顾社会封建守旧势力的攻击，大胆指导学生画模特儿，搞画展，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１９２２年８月，陈在上海被捕后，不久便获释，人们只知道是孙中山、马林等人营救的结果，实际上当时是刘海粟起了关键性作用。刘找到了当时上海滩上很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李征五。李原系国民党的左派人物，同情共产党，思想开明，性格豪爽，重承诺。刘要他营救陈独秀，他当即一口答应，随后到法国巡捕房，保释了陈独秀。①这一段“刘海粟营救陈独秀”的历史，知道的人不多，刘过去也不愿多说。
①谷苇，《刘海栗谈陈独秀》，《团结报》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５日
“五四”运动以后，刘海粟曾多次赴日本、欧美等国考察美术，举办个人画展，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 １９３３年底，刘海粟旅欧回来，听说陈独秀入狱后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到南京探望。典狱长开始不认识他，刘海粟拿出国民党教育部政务处长段锡朋开的条子，典狱长见他是大画家刘海粟，慌忙客客气气地将他带进了陈独秀的房间。刘海粟见到了阔别多年的陈独秀，又听到他在法庭上英勇斗争的事迹，心情十分激动，赶忙快步上前，紧握着陈的手，大声说：
“你伟大……”
“你伟大，敢于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争……”陈独秀也很兴奋，刘海粟尚未把话说完，就立即抢着说道。
说毕，两人哈哈大笑。陈独秀知道，刘海粟是无党派人士，比别人说话方便，于是他又大声抗议道：
“蒋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什么！”
两人就这样虽在狱中却似旁若无人、谈笑风生起来。监狱看守和同在狱中的人见了，无不露出惊讶的神情。相互交谈中，陈的气概和风度，给刘海粟留下了深刻印象。临别时，刘从皮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纸笔和一瓶墨汁，请陈独秀即席挥毫，题字留念。陈独秀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下了一副珍贵的对联：“行无愧做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刘海粟将这副珍贵的对联一直保存下来。他认为：“这副对联，倒是真实地记录了陈独秀当时坦荡的胸怀和昂扬的情绪。”与此同时，陈独秀还自撰过一副对联：“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①充分表现了他坚信自己真理在手，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①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版，第３２８页。
１９３５年，刘海粟上黄山，画了一幅《古松图》。关于此画的创作过程，刘海粟在画的题记中写道：“乙亥十一月游黄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拥火犹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院前有松十余株，皆奇古。刘海粟以不堪书画之纸笔，写其一。”可见刘画此孤松时孤苦伶仃的心情。刘海粟再次去探视陈独秀时，拿出《古松图》请陈独秀题签。陈见孤松树干龟裂，簇叶盘丫，满纸浓荫，想到“茂叶风声瑟瑟，紧枝月影重重”的诗句。他见画纸不好，就说：“你这幅画，纸笔都很差，和我现在一样，所谓李拐碰李拐。”陈独秀触景生情，大发感慨，即刻挥笔题诗曰：“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此诗幽默易懂，雅俗共赏，富于哲理，隽永有味，突破了刘海粟所画所题的意境，表达了他虽身陷囹圄却并不感到孤独的心情。陈独秀观赏了一会儿，重新提笔补了几个字：“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题奉海粟先生，独秀。”
陈独秀在狱中时，很多人慕他名气大，字写得好，都纷纷向他求字，他写了不少。可惜，现在所见已不多。有一次，汪原放去探望他，也求他有空时写一张小屏。不久，他送汪两张条屏，一张是 《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诗中有“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句，汪原放见了，揣度陈独秀是自比“孤山竹”，将潘兰珍比作“蕙兰花”。一张是：“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显然这条屏的意思，也包含着他对自己所受迫害的抗议，并对自己往日的奋斗屡遭失败，毫不介意。“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尤其可见陈独秀丝毫没有消极悲观的情绪。
当时来探监的除了陈独秀的亲属故旧、同乡、老朋友之外，还有一些原本不相识的人。他们是慕名而来的。当时，江苏南通有位程老先生，是位酷爱训诂、音韵学的文字学家。 １９３７年初，他在 《东方杂志》第３４卷２号上看到陈独秀写的《荀子韵表及考释》，３月份又在该刊的５、６、７号上看到连载的《实庵字说》，于是就决定不辞劳苦，亲赴南京监狱，探望这位“知音”。陈独秀也非常高兴。一回生，二回熟，谈了几次，两人所见略同。据说有一次，两人读到“父”字时就争了起来。陈独秀说“父”是画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程老先生则认为“父”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陈独秀听了很不高兴。因为在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史争论问题上，陈独秀是持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而是“在氏族的废墟上产生了封建社会”，秦汉以来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考虑到中国氏族社会父权大，他想用文字学说明中国没有产生奴隶，只有家用奴仆，以此来论证它是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程老先生则毫不留情地反驳他，说“先生错了”，等于推倒了他的学说根基。于是陈独秀一扫平常的斯文，很不客气地和客人争了起来。程老先生则以自己学富年高，也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见陈独秀不给脸面，就发火说陈独秀“不通”，陈则回报这位先生“浅薄”。一场彼此斗气的争辩，气得这位程老先生拿起拐杖扭头就要走。坐在一旁的濮德治忙上前劝解。
陈独秀想了想，也是的，人家大老远而来看他，结果把老先生气成那样，也赶忙换了语气说：“是我不好，太认真。”程老先生见陈独秀讲和，也转怒为喜。当时为了化解两人的火气，濮德治还诌了一首打油诗：
“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能，究竟人谁是浅薄，若非是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饭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
陈独秀听了，连笑带骂地对濮德治说：“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打你脑壳。”濮德治忙说：“我岂止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是无知。” ①后来陈独秀谈到中央大学校校长罗家伦是他的学生，答应推荐程老先生去教文史，程老先生才千恩万谢地走了。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陈独秀在狱中生活期间，他的许多亲朋好友都亲自赶来狱中探望，有的还来过多次。但也有一些老朋友，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来狱中探望过他。但对他身陷囹圄仍十分关心，非常想念，在文章书信中经常提到他。著名文学家鲁迅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后，鲁迅就特别关注。他于当年 １２ 月１４日写《自选集》自序时，特地提到陈独秀和自己早年的交往，“我的作品在 《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 ‘革命文学’……这些也可以说，是 ‘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躯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１９３３ 年３月５日，鲁迅写《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直接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须记得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夜，鲁迅写 《南腔北调＜守常全集＞题记》，回忆他与李大钊相识的经过时，也提到了陈独秀。“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 《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
１９３４年夏天，原《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去内蒙古调查方言，不幸染病，回北京后去世。北大为刘半农举行追悼会时，胡适作了一副挽联：“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伙如今又少一个；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之中无人不念半农。”当时李小峰请鲁迅写篇文章纪念他，鲁迅写了《怀刘半农君》一文，文中除了表示对刘半农深切怀念外，又重点提到陈独秀与胡适。“《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 ‘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 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有 ‘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１９３５年的春天，鲁迅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时，又想到“五四”时期的
《新青年》。他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 新青年 是提倡 ‘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 ‘文学革命’的发难者。”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９日，鲁迅不幸因病去世。正在狱中的陈独秀对濮德治说：
“我很佩服鲁迅，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和世界第一流作家及中国古典作家比呢？”濮德治问。
“怕还有一段距离。”在陈独秀看来“五四”以后，鲁迅算是一个知名作家。
“你认为鲁迅的作品好在哪里？”濮德治又问道。
“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个性。”陈独秀不假思索地说。他从藤椅上站起来走了几步，接着说：
“以我私见，鲁迅先生的作品，还有他的弟弟周启明（周作人——引者注）的作品，在 《新青年》中有价值，就是因为他们不附和别人。”
“当时适之与守常争论问题和主义，他们为什么没有介入。”濮德治又问道。
“倾向还是有的，但他们始终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还是我刚才的那个意思，他们是不轻易附和别人的，也是这个原因，《新青年》风波后，别人不来稿了，惟有周氏兄弟还来稿。”陈独秀说。
陈独秀还清楚地记得，胡适、钱玄同当时就不来稿了。在陈独秀遇到最困难的时候，鲁迅还给他来稿，这是陈独秀始终不忘记鲁迅兄弟的主要原因。当他们谈到现在社会上对鲁迅有褒有贬时，陈独秀兴致勃勃地说：
“我在党内时，曾为他打抱不平，那时党中一班人骂他一文不值。现在又抬他到天上，成了神。鲁迅先生不是狗，也不是神，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
“可愿为鲁迅作一篇纪念文章？”濮德治问陈独秀。
“可以，但现在不行。”陈独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他打算将来有时间，一定要写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
３
１９３３年夏季的一天，一位七分人才、三分打扮的时髦女士来探监，因为是看陈独秀，典狱长没有叫她填登记簿。见她只有二十五六岁，就问她与陈独秀是什么关系？女士回答是“学生”。典狱长带她到了陈独秀牢房，陈一看是潘兰珍来了，真是喜出望外，一下子把他惊呆了。
陈独秀自１９３０年秋天，在上海熙华德路石库门时结识潘兰珍后不久，两人就成了事实上的夫妻，生活也过得十分融洽。但有时也难免发生口角，正好在陈被捕前一个月，两人为一件小事争执起来，潘兰珍一气之下，赌气跑回浦东的娘家去了。所以陈独秀被捕时，她才得以幸免。潘兰珍走后，陈独秀将潘的羊皮袍子及驼绒被子当了，将当票和潘兰珍一点值钱的东西用一个小布袋装好，放到中间抽屉里面。他想，等潘兰珍气消了，她一定还会回来的。万万没想到等不到潘兰珍回来，陈独秀就被捕了。
陈独秀被捕后，对潘兰珍一直放心不下，处处为潘兰珍着想，委托他的学生，原黄埔军校教官，早期中共党员，后为托派的高语罕做善后工作。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第２年３月，陈写了好几封信给高。首先对出于无奈对潘隐瞒身份达两年之久表示歉意，并问潘：“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实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物，有怨言否？”他对自己被捕并不紧张，但因此给潘造成损失，却感到难过。被捕半个月后，还要高语罕再到位于岳州路永吉里 号的他家里寻觅潘的钱物，说在其书桌抽屉内藏有一个布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他还提议潘从此与自己断绝关系，自谋出路，以免受到不必要的牵连。当时托派组织还想帮助潘，陈则说：“潘女士她浦东有父母，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要我们帮助，并且事已揭开，她必不愿受我们帮助也。”不料，潘兰珍不避嫌，不怕险，要来南京狱中探望陈独秀。陈立即托高语罕加以劝阻，说自己“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婉言劝她不必来监狱探望。
后来，由于潘兰珍坚持要来南京，与陈独秀共度患难，所以才有这次见面，陈独秀惊喜之余，忙问：“你怎么来了？”
潘兰珍见了陈独秀，两眼都红了，忍住泪说：“编排得真像，一会儿是南京人，一会儿姓李，这回真成南京人了。”
陈独秀连忙赔不是，说：“没办法。”
潘兰珍擦着泪说：“我这一辈子，尽受人骗。”陈独秀想到她以前受流氓哄骗生了孩子的事，忙解释说：“蒋介石悬赏那么多钱抓我，不化名怎么行？”
“化名又怎么样？化来化去，不还是抓来了。”潘兰珍说，她的声音已缓和多了。
陈独秀又问：“你怎知道我出事了？”
“我听人家说，抓到了阿西 （当时上海人对共产党的称呼——引者注）的头子，我当是谁呢？一看报纸上的照片，我差点叫了出来，这不是我家老头子吗？”潘兰珍说到这里，笑了起来。
“我要高语罕告诉你，叫你不要来呀！”陈独秀说。
“是我自己要来的。”潘兰珍坚定地说道。
潘兰珍来了以后，陈独秀牢壁生辉，霞光万丈。坐牢之前，他穷得当衣当被，成天啃几个面包。坐牢之后，吃穿不愁，也无须东躲西藏，女友失而复得。想到这里，陈独秀心里真是乐滋滋的。
从１９３４年秋天开始，潘兰珍从上海迁居南京，先在陈的学生段锡朋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在监狱的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住，每天到狱中来照顾陈独秀的生活。上午９点来，下午５点回，中午在牢房和陈独秀一块用餐，休息。日子久了，在监狱看守中间引起了一些争议。
一天，典狱长找到濮德治说：“有件事想请你转告：陈先生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把他当犯人看待，上面叫我们优待，我们也尽量给他以优待。但是优待也有个界限，这里是监狱，不是旅馆。陈先生近来忘记了他在坐牢，把我们这里当作旅馆，这使我们很为难。”
濮德治知道是说陈独秀与潘兰珍的事，忙问：“出了什么事？”
典狱长绷着脸“你可知道那位潘女士的来历，我们以为是陈先生的学生，在他的牢房里发生过肉体关系，这怎么行呢？这事传出去，它不要叫我和他一样坐牢吗？”
濮德治要求狱方再调查核实一下，典狱长十分肯定地说：“调查过了，千真万确。”他接着又说：“不瞒你说，当年我也是崇拜陈先生的人，以为他们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人的模范。现在看来，他的文章虽好，道德有限。”
第二天，濮德治将典狱长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陈独秀，希望他“往后能自爱一点”。不料陈却神色自若，丝毫不在意。这下可把濮德治惹火了。他与陈独秀是娘舅表亲，所以愤然地说：
“你这个人在政治、思想一切方面都非常偏激，在行为方面也很乖张。一个政党的首领，这样对待生活，对吗？外面小报上说你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
陈最初听了默无一言，似乎有点愧疚之色。但听了小报所说，立即就火起来了。
“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你怎么信它？这是私人生活，不用别人管。”
“你是一个政党领袖，对妇女问题，没有正确而严肃的态度行吗？”
陈自知理亏，沉默良久后说道：
“在建党以前，在这方面，我是放荡不羁的。可是建党以后，我就深自检点没有胡来了。”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 ７１ 辑，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年 １０月
后来濮德治又问到潘兰珍的事，陈独秀将认识潘兰珍的前前后后详细地叙说了一遍。濮德治听了很受感动，忙说：“一个女流，真不简单。”他见陈独秀脸放红光，精神振奋，又忙补充说：“她对你有意，你可不能对她无情。”陈独秀收起笑容说：“我恐怕没有资格对她无情了，这个牢房是永无出头之日，即是有了出头之日，我也完全老朽了。”
患难识知己，日久见人心。潘兰珍天天到狱中精心照料陈独秀的生活，使陈深受感动，而众多亲友宾客，包括国民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来探望陈独秀，并馈赠各种衣物 （光贵重的皮袍就送来了几件）和钱财，也使出身贫寒的潘兰珍大开眼界，看到了陈的价值和地位。于是两人更加相亲相爱，情深似海。３年中，正是由于有了潘兰珍的精心照料，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陈的安慰和帮助，才使陈能以病弱之躯，在艰苦而漫长的牢狱生活中顺利度过，又进行了极其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
４
陈独秀入狱后不久的一天，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 （当时化名吴静如）闻讯后，从上海赶来南京探监。郑超麟是陈独秀的秘书，陈非常器重他，说他是个“才子”、“理论家”。１９３１年５月郑超麟在上海被捕后，陈独秀曾写信给蔡元培，请其设法营救未果，被判处１５年徒刑，关押在南京中央陆军监狱。那里是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监狱，隶属军政部管辖，从监牢到监狱大门有１３道铁门，四周是一层层水泥圈起来的高墙，墙上是铁丝网，四角有岗楼，中间有瞭望塔，人称“天牢”。长期囚禁在里面的还有陶铸、顾卓新、潘汉年等大批共产党人， 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９日，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就是在这里的临时刑场被杀害的。正因为如此，陈独秀非常担心郑超麟的情况。
刘静贞告诉陈独秀说：“他那里人多，牢里污秽不堪，不像你这里，像个书店。”刘静贞边说边解开礼品袋，从饼干盒底下拿出托派“临委”的几份材料给陈独秀看，并说：“我一个月来一次南京，你有什么话我可以帮你带出去。下次我来，你事先做好准备。”刘静贞自告奋勇地愿意冒险担任交通，这样，陈独秀就通过刘静贞又与上海托派“临委”建立了联系。刘静贞每月一次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传进托派的文件和书报，带出陈独秀的文章和建议，使陈在狱中能继续遥控托派的活动。这种联系是要冒很大危险的，据刘静贞说，监狱方面有时搜查甚严，有时也马虎一点，很多时候，她都是把文件扎在月经带上，使狱方无法搜查。
陈独秀等人被捕以后，托派组织群龙无首，一时十分混乱，换了好几个书记。首先是由上海托派沪东、沪西、法南三个区委书记高恒、寒君和陈岱青举行紧急会议，协商拼凑了几个人——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任曙、陈其昌成立了一个托派“上海临时委员会”，刘仁静任书记，因为委员们个个都“力争自己是 ‘马克思’……相争不休，一事不能做，闹了几个月，于是不得已而改组”；刘仁静，陈岱青退出，由任曙接任书记。 １９３３年 ９月，任曙擅自召集广东、北平的托派代表，举行“全国紧急会议”，并解散了上海各个区委，成立“上海市委”，遭到陈其昌等人反对，致使托派工作再次陷入瘫痪。任曙没法，撒手而去，到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去了。托派临委再次改组，蒋振东和李平等人加入，由刘伯庄任书记，刘伯庄干了几个月之后，又不辞而别。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临委”再次改组，由陈其昌出任书记，他与蒋振东、赵济搞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三人委员会”，进行活动很少，不久尹宽出狱，也参加了临委。
刘静贞将陈独秀的文章、建议和书信从狱中带出去以后，陈的许多意见遭到刘仁静、彭述之等人的强烈反对，并且把历史上的争论扯了出来，在托派内部爆发了一场时间更长、更加激烈的争论。包括对形势的分析问题、国民会议问题、“共同行动”问题和经济复兴问题等。各人都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权威解释者自居，骂别人是“机会主义”。托派中央宣传部把这些争论文章收集起来，编了三本《政治问题讨论集》共２９篇，其中陈独秀以“雪衣”、“顽石”等笔名发表的文章有９篇，另外，在同一时期的《火花》和 《校内生活》上，陈独秀还发表有关争论的文章、决议、书信６篇。当时托派“临委”在这场争论之前，还发了《反对派政治问题争论提纲》，企图有组织地进行这场讨论，以分清是非，统一思想，“使反对派可以早些由理论过渡到行动”。但实际结果是剪不断，理更乱，愈争愈烈，各趋极端。这是因为各方都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根本不可能分清谁是谁非。但从当时争论的情况来看，陈独秀似乎较多地注意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纳粹主义在德国上台。托洛茨基认为这是斯大林共产国际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他认为第三国际已经无可挽救，必须改变国际策略，于是准备成立独立的托派国际组织 ——第四国际。他对多次遭到沉重打击的中国托派的命运十分关心，于是派了一个美国托派组织 ——社会主义工党成员格拉斯 （中文名字李福仁）作为第四国际代表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托派重整旗鼓。
李福仁在中国公开的身份是上海 《密勒氏评论》周刊的副主编，他还把另一位在华的美国记者伊罗生也拉到托派中来。伊罗生在１９３３年受斯大林共产国际委托，一方面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一方面主编中共中央的外围报纸 《中国论坛》。他还在鲁迅、丁玲等人帮助下，为美国出版商选编了一部中国短篇小说集 《草娃脚》，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与李福仁接触以后，接受了托派思想观点的影响，在 《中国论坛》上拒绝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拒绝批判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于是，中共中央停止了《中国论坛》的出版，并在 《红旗》报上清算伊罗生的错误。因此，伊罗生就彻底转向了托派。他和李福仁同时与陈其昌、尹宽为首的托派中央及“反对派中的反对派”刘仁静进行联络。刘一直被托派中央所排斥，所以竭力拉拢“国际代表”李福仁及伊罗生。李、伊受其影响，于是与刘仁静联合，一起反对陈其昌、尹宽等人领导的托派中央，认为他们“太保守，不能开展工作，因此主张插几个青年人进去”。①
①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３４页。
他们把未遭破坏的北平托派组织的史朝生，刘家良等人调到上海。这批思想更加“左”的青年托派分子，试图夺取托派临委领导权，他们在李福仁、伊罗生、刘仁静的支持下，向陈其昌、尹宽及其支持者陈独秀，发起猛然攻击。陈其昌为首的临委认为，正确的“联系战线”，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所 以，他曾要求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上海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并且表示，“同意这个会议，我们特地为这个会议准备了一宣言，公开地号召全 中国广大的被压迫群众积极地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热诚地动员我们的一切组织，去执行这个工作”。同时声明，“我们在会议中必须保持我们对于参加的一切党派的理论、政策、行动之讨论和批评的绝对自由”①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福建事变发生时，他们还与“福建人民政府”谈判合作。史朝生等人就把这些历史问题翻了出来，竭力进行攻击，声称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合作”或“共同行动”。同时，他们攻击陈其昌为首的常委是“上层官员主义”， 工作方式好像是个保姆或教授”。②
① 《为号召全中国被压迫人民参加上海反帝大会以宣言》，《致国际反帝联盟代表团的公开信》，《火花》第２卷第１期。
② 史朝生致陈其昌“党委”的信 （ 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校内生活》，第１１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９日出版。
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２日，史朝生致函陈独秀，批评陈独秀被捕后的托派中央没有及时组织讨论，统一思想，并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以致组织“几乎溃散”，“极无生气”。批评临委只依靠上海几个老同志来挽救局面，主张在全国范围上去集合一切优秀的坚决分子，召开临时大会，推举“特别委员会”代替“临委”，以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并担负过渡期中全国性指导工作。５月１５日，史朝生列席“常委”会议，提出《当前推动组织的步骤 ，重复了４月１２日信中的意见，要求“建立比较满意的领导机关”，“一切消极、悲观乃至对组织采取绝望的情绪或倾向，必须和它坚决斗争，并予肃清”。陈其昌则批评史朝生的“组织意见”，“实际是捣乱组织的办法，无政府主义办法，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表现”。主张整顿组织“应该绝对排斥无计划的激进主义”。这时，陈其昌搞了一个 《政治决议草案》。史朝生等人则拼命攻击它有许多错误，于是自己起草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要求代替“草案”。陈其昌又批评讨论提纲，“到处都是内容的错误”，“前后矛盾”、“顾此失彼”、“文字技术拙劣”、“不配代替草案”。史朝生等人反过来批判陈其昌批评“提纲”的意见是“咬文嚼字和混乱错误”，坚持用“提纲”代替“草案”，并批判陈其昌和陈独秀主张的与胡汉民等“首先推翻蒋介石”的“联合战线”，是“最大的机会主义幻想”。
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地一直吵到１９３５年１月，史朝生、刘家良等人背着陈其昌，拟定并发出 《临委紧急通告》 。通知各支部１０天内派出代表一人，出席“上海代表会议”，并拟订议程四项：（一）制定目前政治路线，以“提纲”为根据，要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放弃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集团成立“反战”、“倒蒋”等联合战线的主张；（二）准备一个新的基本纲领；（三）发表战立新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宣言；（四）改组“临委”。
陈独秀从双方的来信中，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试图调解双方的矛盾。于是在 １９３５年１月５日，他复函陈其昌、史朝生等，认为他们争论“太琐碎”，提议“停止争论”，立即召集代表大会来解决。他认为“草案和提纲都同样不高明”，尹宽起草的《政治决议案》也太长，是“陈词滥调”、“毫无生气”。他主张，草案与提纲都不用，而由代表大会另行起草。“我并且现在写了一个草案，贡献于代大（《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实力精神都日益削弱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停留在被迫的零碎的防御之阶段。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妥协的结果是，“南京政府必然逐步受日本帝国主义支配”。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应当看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目前的现实问题，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靠紧一切民主斗争”，“国民会议的口号，正是一切民主运动之反映”。“必须有不断的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才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①在信中，他还反驳刘仁静、史朝生在联合战线上的观点，声明不应反对一切联合，“联合战线乃是两个政治立场根本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某种政治上一切利害相同的共同行动，并不是谁投降谁，即谁接受谁的领导”。“至于整纪和清党，应该 ‘行之以渐’和 ‘去之太甚’，并且必须于代表大会后举行之，日前不可操切！”②
但是，年轻气盛的史朝生等人，根本就不把陈独秀放在眼里，他们于１月１３日，按原计划匆匆忙忙地召集了托派支部代表７人，举行“上海代表会议”（陈其昌等人弃权）。史朝生、胡文华分别作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全体一致同意，并认为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关于“联合阵线”的意见，“乃史大林派机会主义思想之复活”，“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必须与其“作无情斗争”，会议决定将中国托派名称正式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改变全国领导机关名称为“中央委员会”不再用“临委”名称。中央由１０人组成，李福仁、史朝生、胡文华、刘家良、王欲华、扈焕之等人组成常委，史朝生任书记。③
① 《肃清机会主义》 （小册子）。
② 《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
③ 《中央常委通告第一号·关于最近上海代表大会及其决议》，《校内生活》，第 １３期。
陈其昌为此特意赶到南京，向陈独秀汇报了这一严重的事态发展。陈独秀听后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帮毛头小伙子竟然趁他入狱之机，在内部大搞分裂。于是，立即写信给史朝生等人，指出“一切不乐观的现象令我不安，……大家不同的意见，应公开地辩论，切勿希图利用组织权威来钳制异己，像这样破坏组织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他呼吁一切都须代表大会及第四国际来解决，而“不宜草率决定尤不可采用开除个人这种滑稽手段。”他特别对李福仁不满，指出“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 （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①陈其昌看了后高兴地说：“好，要给他警告。”
殊不料，新的托派中央对陈独秀来自监狱里的干预更是火冒三丈。
１月２５日，新的托派中央给陈独秀发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系统地列数批判陈独秀四大机会主义错误，与中间派搞“共同行动”、放弃“保卫苏联”及“联合苏联”的口号；现在仍把“红军”看作“流寇土匪”；组织问题上“拉拢调和的中派主义立场”。接着，又于２月４日他们以“中央常委”的名义发表第二号通告——中央委员会已与陈其昌、尹宽做“最后谈话”，陈、尹表示“原来的政治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一点不能更改”。因此中央决定将他两人“开除”，并要求陈独秀、赵济、蒋振东等人表态。陈独秀对此当然表示反对，所以随后也被“开除”了。②
１９３５年３月，因为一个国民党特务冒充水电工人，混入了托派组织，致使史朝生、胡文华、刘家良及李福仁等４个新的托派中央领导人在上海被捕。同时，其后台刘仁静和尹罗生也在北京站被捕。押送到南京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判刑后关在苏州监狱。由于新中央的“消亡”，陈独秀等人被开除的决定自然无效。
① 《雪衣最近来信》，《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② 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 １９７７年，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同年夏天，王文元出狱来到上海。当时托派组织处于瘫痪状态，陈独秀在狱中对此十分关心。他写信出来，要陈其昌、赵济、王文元暂时成立一个３人委员会，着手整顿工作，共收罗起２０多个托派分子。这时，李福仁和伊罗生被捕后，因为是外国人而很快获释。为了能够尽早恢复托派组织，李福仁多次找陈其昌及尹宽和解，并表示愿与陈独秀合作，因此李福仁与陈独秀等人的关系有所好转。年底，召集上海现有的人开了一次代表会议，推选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由陈其昌、尹宽、蒋振东、王文元和李福仁５人组成，陈独秀也表示同意。
中国托派再次与李福仁合作，是与托洛茨基的推动分不开的。１９３５年８月，伊罗生在回国途中，专程去挪威的奥斯陆向托洛茨基汇报了中国托派组织及“开除陈独秀”文件。托洛茨基明确表示，开除陈独秀是“不允许的”，并认为刘仁静批判陈独秀的意见是大大地夸大其词的，是“荒谬”的。①伊罗生把这次谈话的记录寄给了中国托派。就在这次谈话以后，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０日，托洛茨基给李福仁写了一封信。他表示，对于中国托派与陈独秀的“那些思想分歧问题，我暂时不表示意见”。但他毫不掩饰地推崇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他不仅仍旧忠实于革命，而且仍旧忠实于我们的倾向”。他还明确表示：“我们现在正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他甚至这样强调——“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权威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②托洛茨基在陈独秀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荣誉”。他们两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继续到１９４０年托洛茨基被刺身亡为止。
１９３５年下半年，王文元、陈其昌、尹宽等人在筹建新的托派中央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两件事情，造成了陈独秀与托派“新中央”的矛盾。一件是陈其昌以正统自居，挟陈独秀“以自重”、“算旧账”，要史朝生等以往“中央”的成员“承认错误”，因此，“新中央”迟迟建立不起来。为此，尹宽等人曾致函陈独秀，表示不满。③
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１９３５年 ８月），《中国革命问题》，第 ３３１＿３３４页。
② 《建立》，第３期，１９４７年 ９月出版。
③ 《给雪衣同志的信》 （托派油印小册子），第 ３页。
另一件是，尹宽等人不同意陈独秀起草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尹宽说，陈独秀的草案是“极端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心思想是在以民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他认为托派活动不应“靠紧”民主斗争，而应“靠紧”在“抵抗日帝”、“农民战争”，“加深国民党政权的危机”等条件上。并说“实际的民主任务……是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及实现它的专政来解决。……我们的战略总路线是夺取政权”。①他们同时发表宣言、文章和小册子，声称要肃清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陈独秀对此嗤之以鼻，并因此造成了抗战爆发以后，他与托派领导集团新的“决裂”。那些托派分子好走极端，动辄批判这个机会主义，那个投降主义，大搞戴帽子，打棍子，实在让陈独秀感到很失望。后来，当陈独秀出狱时，有人曾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事业，他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
①商吉士 （尹宽），《评雪衣同志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肃清机会主义》，第４ 页。
５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总方针，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立即调集了２６０个团的兵力和 １００架飞机，集结于陕甘根据地周围，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也奉命陆续前往西安，紧张部署“剿共”事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驻陕西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 （又称西北军）都奉蒋介石之命，进攻红军，但屡遭失败。这使张、杨对 “剿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消极情绪。在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运动和中共统战工作的影响下，张、杨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同意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从１９３６年上半年起，红军与东北军、西北
军实际停止了敌对状态，西北地区各武装力量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实现了大联合。
西北抗日联合形势的出现，使蒋介石感到大为不满和震怒。１２月４日，蒋介石亲自乘飞机赶往西安，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命令，否则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由蒋调集３０个师的嫡系部队进驻西北“剿共”。张、杨知道蒋介石提出的这两条路他们都走不得，他们决心既不参加内战，又不离开西北，张学良多次劝说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杨虎城也据理力争，拒不服从“剿共”命令。１２月７日，张学良与蒋介石发生激烈争论，张学良痛哭陈词，蒋则拍桌子大叫其“剿共”政策至死不变。１２月９日，西安地区１００００ 多学生举行纪念“一二 九”运动一周年爱国请愿游行，国民党军警开枪镇压，愤怒的学生冲出城门，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后即电令张学良派兵武力制止，张学良驱车赶到灞桥，为学生爱国的激情所感动，１０，１１日两天又接连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之为“犯上作乱”。张学良为情势所迫，与杨虎城商议，决心实行“兵谏”。 １９３６ 年 １２月１２日凌晨，张学良派出自己最亲信的卫队包围了华清池，扣留蒋介石，杨虎城的部队控制了西安城，扣押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国民党军政要员１０余人。随即通电全国，陈述其事变动因乃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必定“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救国会领袖，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老虎桥监狱，狱中囚犯听到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在西安，无不高兴万分，欢声雷动。监狱当局立即奉命戒严，中央岗亭上架了两挺机枪，枪口对着各监房的出口，以防不测。典狱长大声喊道：“有再叫嚷者，拖出去枪毙！”但监房里还是人声鼎沸，不断地谈论着此事。有的说，“这一下蒋介石可完了”，有的又说，“蒋介石有钱有办法，也可能不会完蛋”，那些判长期徒刑的人则说，“我们有出狱的希望了”。各种各样的议论，不绝于耳。
濮德治立即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好消息告诉陈独秀，陈听说后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他赶快掏钱，托人去打酒买菜，他对濮德治、罗世凡两人说：“今天我们好好喝一杯，我生平滴酒不沾，今天定要喝个一醉方休！”
说话功夫间，陈独秀将书桌收拾干净，找来两个茶杯作酒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此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今天有人给报了。”说完，他把酒酹在地上。接着，他又斟满了第二杯酒，呜咽起来说：“延年、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说完，他不禁老泪纵横，失声痛哭起来。濮德治与罗世凡都从未见过陈独秀痛哭流泪，急忙劝慰他一阵子。陈独秀激愤地说：“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我看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东方国家的军事政变，很少不杀人的。”于是，他转悲为喜劝大家喝酒，濮德治、罗世凡和他一起痛饮了几杯。后来濮德治回忆此事时说：“这样儿童式的天真，事情一来，沉不住气，竟发生在陈独秀身上，不能说不有点稀奇。”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 ７１ 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立即电告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大计和处理捉蒋介石事宜。中共中央经过多次慎重研究，正确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可能出现的两种前途，一种是由引发的规模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一种是由于事变的和平解决而结束“剿共”内战，早日实现民族抗战。中共中央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为代表前往西安，说服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何应钦立即下令“讨伐”张、杨，并电召赴欧美看病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立即回国，企图取代蒋介石建立亲日政权。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则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积极开展营救蒋介石的活动。两派经过激烈较量之后，英美派终于占了上风。１２月２２日，宋氏兄妹一行作为南京政府的代表到达西安，准备与张、杨谈判。 ２３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张、杨与宋氏兄妹的谈判。经过两天开诚布公的会谈，终于达成了六项和平协议。即：（一）改组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四）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蒋介石被迫表示同意已达成的六项和平协议，２５ 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飞离西安，返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１２月２６日夜晚，南京城内一阵阵的爆竹声把陈独秀从睡梦中惊醒，监狱外面锣鼓喧天，灯火通明。一打听，才知道是蒋介石被放回南京了。陈独秀感到很怅然，再也不能入睡。第二天，他对濮德治说：
“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
“根据何在？”濮问道。
“从昨晚的爆竹声中，可以听出，他是有群众基础的。”
“爆竹是警察下命令放的嘛！”濮德治不以为然地说。
“下命令放的，最多只能放个把小时，昨晚放了一整夜，能说是命令的作用吗？”陈反驳道。
“不要凭感觉分析了。”
“只要不是瞎子聋子，也会认识到这一点。”
“只要不是儿童，谁也是不会作这样幼稚的分析。”濮德治顶撞道。
陈独秀没想到一向听话的濮德治竟然来反驳自己，气愤地指着濮的鼻子“你才幼稚呢，你以为蒋介石一吹就倒了吗？你们会走到无知盲动的地步。”
“你是老而幼稚，你以为蒋介石能一辈子称王称帝吗？你会走上机会主义的老路。”濮也很不服气地说。
陈一听“机会主义”这个名词，就条件反射地更加火冒三丈，拍桌大骂濮“无知”、“幼稚”、“没有进步”。濮德治害怕这样争吵下去又要招来典狱长的训斥，就只好忍着气轻声地说：“以后再看吧，历史会做出判断的。”陈独秀还在气头上，在那里喘着气，似乎没有听见濮德治在嘀咕着什么。这样，一场近似儿童般的争吵就暂时平息了。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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