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刚到了知天命年龄，陈独秀便感觉到精力有些不济了，以往自己做事情时总有使不完的劲，但现在稍微坐久了写点东西就觉得有些疲乏。但此时，最令他焦急的是国内各立山头、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托派小组织。
原来，各派小组织都有自己的渊源和来历。
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最初是苏联托洛茨基派的一部分，后逐渐成立了自己独立的秘密组织，其政治纲领都来自托洛茨基的理论。
列宁去世以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围绕苏联建设与革命、世界革命及共产国际的使命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中国革命也成为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之一。他们之间的争论，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党外，不分场合地在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上公开进行，有时甚至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面对面地激烈争吵。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争论，不仅影响到联共（布）党内的统一和苏联的普通民众团结，而且还波及到在苏联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中间。一部分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并逐渐形成一个派别。起初，他们的活动主要是从苏联托派分子手中传阅托洛茨基的文件，以后渐渐卷入到联共（布）党内这场史无前例的大争论中去了。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７日，苏联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盛大集会。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区芳、梁干乔、陈亦谋、陆一渊、史唐等人参加了红场上的游行。他们与苏联托派一起，在经过主席台前时，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帜，并高呼口号。苏联两派群众随即发生激烈的冲突事件。红场发生的事件，震惊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使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此而来的联共（布）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４天后，联共（布）中央召开会议，研究讨论红场上发生的严重事件，并要求托洛茨基等人立即停止反党活动，遭到托洛茨基及其同伙季诺维也夫的拒绝。联共（布）中央立即将两人开除出党，并在苏联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托洛茨基分子的运动。苏联政府顺藤摸瓜，将参加过红场游行的外国留学生包括史唐、梁干乔等人，分别予以遣送回国。
史、梁等人回国后，将托洛茨基的一些文章带回国内，并开展宣传活动，同时他们也酝酿成立中国的托派组织。１９２８年１２月，留苏回国的原中山大学学生，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第一个中国的托派小组织。会上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梁干乔、区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洋、李梅五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他们还在武汉、香港、苏州、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当时，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因此只能隐蔽在党团组织内部，开展活动。
１９２８年７月一９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前，被苏联政府流放在中亚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其党籍。共产国际六大只翻译了该文件的第一、三两部分，发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阅读，并严格规定阅后一律收回，不得带回国内。当时，参加会议的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看到文件后被深深地打动了。随即，他们于１９２８年９月，在留苏学生中间，正式建立了托派小组织，并选出干事会，由安福任书记，王文元负责宣传，范金标负责组织。他们在留苏学生中开展秘密活动，并与苏联的托派分子建立了联系，为国内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托派文件等。同年底，在莫斯科及列宁格勒的中国留学生中，据说发展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加入了干事会。
为了进一步传播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宣传托派的主张，１９２９年４月，全国总干事会决定仿效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话》的做法，也创办一个同名的油印刊物，作为其机关报。因此，全国总干事会也被简称为“我们的话”派，成为国内最早宣传托洛茨基理论的托派小组织。
第二个托派小组织就是陈独秀等人建立的“无产者”社，前已述及，此不赘述。
第三个托派小组织是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创立的“十月”社。
１９２９年８月中旬，刘仁静从苏联回国，隐居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一所房子里。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刘仁静与陈独秀等人走得很近。虽然他不同意陈的一些观点，甚至批评陈“不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企图“脱卸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是“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但与陈还是经常来往。刘仁静曾担任早期团中央负责人，而陈独秀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是上下级关系，因而自认为与陈渊源颇深。再加上与“我们的话”派也有一定联系，所以他曾试图促成两派的结合，由于“我们的话”派提出过高要求，难以为陈独秀接受，两派未能结合在一起。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５日，刘仁静以“列尔士”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的文章，叙述了他回国后如何促使“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联合，以建立中国统一的托派组织与中共作对及其暂时受挫的经过。起初，中共中央不知道“列尔士”为何人，后经调查发现该篇文章为刘仁静所写，于是批评刘是在组织“新的反党联盟”，“进行第二党组织”。１２月２９日，中央致函刘仁静，要其在三日之内，对中央与托派路线作出抉择。刘仁静未予理睬，随即自动脱党。
与此同时，刘仁静先后与“无产者”社和“我们的话”派闹出分裂。
还在１２月１０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时，刘仁静就对陈的一些观点提出疑义，甚至认为陈独秀“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因此，当他于１２月１５日参加托陈派成立大会，看到自己起草的大会纲领、后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发表时，他断然拒绝在上面签名，并声明该意见书比他起草的稿子“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因此，刘仁静并未加入“无产者”社，他打算另立山头，只是开始没有明言而已。
刘仁静一面批评陈独秀，一面攻击“我们的话”派。他指责“我们的话”派之所以拒绝接受陈，完全是为了地位，而不是什么路线的分歧。他还批评“我们的话”派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治路线，是彻头彻尾的投降派路线。
有鉴于此，刘仁静便与王文元一起，拉上刚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宋逢春、陆一渊、紫亮、董汝斌、廖麟、黎彩莲、周庆崇等人，于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发表《告同志书》，宣布“全国总干事会”已经死亡，提出要彻底批判“我们的话”派和“无产者”社的错误。由于他们在同年３月３０日出版《十月》作为其机关报，因此该派又被称为“十月”社。
１９３０年夏，一些游离于“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和“十月”社三个中国托派小组织以外的人，主要是从苏联留学回国的托派分子如赵济、刘胤等７人，又成立了“战斗”社，这就是中国第四个托派小组织。
至此，中国的四个托派小组织均粉墨登场，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攻击，相互倾轧，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遵奉托洛茨基为真理。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革命胜利，这四个托派小组织相继都灰飞烟灭，成为历史的尘埃。
２
陈独秀一生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尤其是从１９２１年创建中国共产党到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然而，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不仅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重创，而且也标志着陈独秀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无可奈何地花落去了。虽然他经过近两年时间才逐渐走出阴影，想重现往日雄风，无奈今非昔比，反而因组织党内反对派落得个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党籍，使得他试图在政治上重新崛起的梦想彻底破灭。多年的政治经验没有帮助他再现人生辉煌，却让他与时代的主旋律越走越远。或许他真的老了，该让位给更年轻的人，来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
但是，陈独秀不服老。他仍有冲天的政治热情，他想再搏一回，绝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的舞台。５０岁的年龄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渐渐走向衰老的开始，然而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却是渐趋成熟的黄金时期。显然，陈独秀高估了个人的能力，低估了形势的急速发展变化。他满以为凭借自己以往在中国政坛上的赫赫声名，只要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殊不料应者寥寥无几。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陈独秀内心里极力责怪那些自命不凡的留苏归国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不听使唤。他想联合各派反对共产党的势力，壮大声势，以增强抗衡中共中央的力量，想不到那些人却蝇营狗苟，只顾自己的利害得失，完全不理会他的一片良苦用心，反而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才王伦的狭隘眼光来看待他，把他骂成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他极为鄙薄那些傲慢无礼的家伙，却又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每每想到这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十分懊恼。但是，他又必须以十二分的耐心，去说服那些纷纷割据一方、自立为王的人，托派组织四分五裂的状况是他极不情愿看到的。念及此处，他又不得不打起精神硬着头皮来做。
还在１９２９年９月，陈独秀听从彭述之等人的建议，着手成立党内反对派时，他就想到要与“我们的话”派实行联合，并委托刚回国且与该派有密切关系的刘仁静，居间联络和调解。陈独秀向刘仁静表示，愿意公开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和策略，与“我们的话”派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刘当即表示愿意转达，并建议两派代表直接谈判。几天后，陈独秀、尹宽同“我们的话”派代表史唐和宋逢春，在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尹宽家中，进行了首次面对面谈判。陈独秀穿着一件考究的墨绿色哔叽长衫，一副教授学者的派头，待人到齐后，便拿出几元钱，叫人从饭馆里买了几个菜，双方边吃边谈，气氛很融洽。谈到联合问题时，陈独秀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提供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双方共同讨论问题；二是陈独秀派全体成员加入“我们的话”派。史、宋二人当即表示同意。但“我们的话”派负责人梁干乔一向以中国托派的正统自居，害怕陈独秀等人的加入，会危及到他的领导地位，因而反对陈独秀等人的加入，并攻击赞成加入的宋逢春是投降主义，将其开除。宋逢春后与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发起成立了“十月”社。
陈独秀对“我们的话”派迟迟不予答复感到气愤，尤其令他恼火的是，“我们的话”派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竟然提出了有辱自己尊严的三个条件一是公开反对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是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是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陈独秀愤而拒绝了“我们的话”派的苛刻条件，遂决定与彭述之、尹宽等人一起创立了“无产者”社。
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无产者”社机关刊物《无产者》创刊后，陈独秀担任主编，几乎每期的重点文章都是一手操办。不仅如此，陈独秀还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积极筹措“无产者”社的活动经费，包括刊物铅印和油印费用。与此同时，他又着手整顿“无产者”社，用刚被开除党籍的何资深取代外甥吴季严担任秘书长，以充实领导力量。虽然此时“无产者”社成员仅仅100多号人，而且老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居多数，但陈独秀并不灰心丧气，反而摆出一副要与共产党争地盘的架势，大力扩充基层组织，仅在上海就设置了沪东、沪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个区委，与中共在上海的组织设置一模一样，此外在北平（今北京）也设立了一个支部。很多地方的机构是设置了，但往往是十羊九牧，有将而无兵，徒有虚名而已。
当然，陈独秀还是没有忘记攻击中国共产党。他在《无产者》创刊号上，发表题名为《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的文章，认为国民党政权正在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阶级应极力要求参加国民会议，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共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和策略口号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消极抵制国民会议。４月３日，他又写出了《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７月１日在《无产者》杂志第３期发表。陈独秀引经据典地从西欧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认为“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工人阶级运动，依靠这些“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组成的红军，“其前途不外是 （一）统治阶级的内战一时停止，‘红军便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讧而溃败；（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 ‘白军’，或为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①然而令陈独秀的失望是，他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红军正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并且日后成为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武装主力。
①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０８-３０９页。
当时，远在国外避难的托洛茨基，对于中国托派组织的问题十分关注，遥控和指挥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他对陈独秀倾向、加入中国托派，在态度上经历了起初带有疑惑的审慎欢迎，到后来的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最初，托洛茨基主要从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那里，了解到陈独秀的一些情况，听信了他们的一面之词，因而对陈独秀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是，自从“无产者”社给他寄去陈的《告全党同志书》后，托洛茨基的态度发生了１８０度的大转变，甚至要求中国的托派都要向陈独秀学习。
１９３０年８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分别致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称赞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赞扬“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要求“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并严厉批评了“我们的话”派拒绝陈独秀派加入中国托派的做法。最后，他要求各派能摒弃成见，加速实现统一。９月１日，托洛茨基又分别写信给陈独秀和刘仁静，明确表示“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这实际上是把陈独秀提高到中国托派领袖的地位上来了，为互不服气的中国托派组织，扫清了领导人的障碍问题。
与此同时，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国际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发表 《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到中国，催促中国托派小组织尽快实现统一。
托洛茨基的一再来信，迫使中国四个托派小组织转变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度，分别派出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商，并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托派纲领。但是，各派本来就是被迫坐在一起来谈统一问题，因而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心怀鬼胎，各施诡计，争吵不断，最终无功而返。
看到四派迟迟未能实现统一，托洛茨基于是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８日，又写来一封长信，力图调解各派之间的尖锐矛盾。他认为，现在进行统一的各派之间已完全没有原则的分歧，统一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大声呼“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
托洛茨基的来信，又使得四个托派组织不得不再次坐到谈判桌上，协商统一问题。一向对那些青年托派分子没有好感的彭述之，自恃有托洛茨基对“无产者”社的铁杆支持，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了。在统一问题上，他极力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遭到其他三派的激烈反对。于是他就指使参加协议委员会的另两个代表马玉夫、吴季严，想方设法阻止统一，致使协议委员会的工作受到阻碍，而他们向陈独秀汇报时，又口口声声说其他三派缺乏诚意。陈独秀一度听信了彭述之等人的话，对托派统一的前途，也感到心灰意冷了。
恰在此时，尹宽通过其他托派，了解到是彭述之操纵马玉夫、吴季严在阻挠各派统一协商的真相后，立即报告了陈独秀。陈独秀对彭述之等人的两面派做法十分气愤，遂决定亲自出马找其他三派负责人谈话，做工作，言辞恳切地宣讲中国托派团结和统一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同时，陈独秀对内部领导人员进行调整，召集“无产者”社全体会议，通过 《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谴责彭述之等人的行径，召回参加协议委员会的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亲自挂帅，与尹宽一起担任“无产者”社代表。陈独秀如此这般不计个人得失、大刀阔斧的行动，深深打动了各派代表，终于使协商工作进展顺利。由此可见，中国托派组织的最终统一，完全得益于陈独秀前后全力以赴的大力推动。
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至３日，中国四个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和“战斗”社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达成统一意见，在上海提篮桥舟山路租了一幢房子召开统一大会。“无产者”社负责布置会场，该社秘书长何资深具体执行。由于经费没有解决，最后由李仲山典当了一件猞猁皮大衣得了２００多元，才使得会议能够开下去。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何资深对会议进行了很严密的保护措施。他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和女儿一家子住进了房子，除陈独秀外，其他所有代表吃住都在会场内，不得随意出去，直到会议结束后方才离开。
参加会议的代表，是根据各派协商的每２０人出席１人的原则，由各派指定人员参加。“我们的话”派规模最大，有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７人参加；“无产者”社其次，有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５人，第二天又补上彭述之，实际与会的有６人；“十月”社再次，有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治（清泉）4 人；“战斗”社最少，仅赵济、来燕堂２人。
陈独秀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他首先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３分钟，然后，作由他亲自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完全是根据托洛茨基 １９２９年夏为中国托派写的“政纲”修改而成的。全文五个部分，第一，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第二，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第三，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第四、中国革命的前途；第五、共产主义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
陈独秀在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他认为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的事。他指出，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封建势力只是残余的残余。国民党对内高压，对外投降，目前国内没有革命形势，将来要用十月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他提出在纲领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能写无产阶级专政，当前的中心口号是为国民会议而斗争，并提出一些民主要求，如８小时工作制等。
陈独秀的报告在会上引起了争论，王文元不同意“人民政权”的提法，濮德治则反对提 “国民会议”的口号。最后，大会还是通过了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以及尹宽起草的《职工运动问题提纲》、梁干乔起草的 《组织问题决议案》和王文元起草的《国民会议问题提纲》等四个文件。但陈独秀起草的另一个文件 《土地问题决议案》，因为提到红军是“土匪”，遭到青年托派的有意阻挠，未能通过，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
会议决定了统一后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仍采用“无产者”社的原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最后，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由陈独秀、郑超麟、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罗汉、张九、彭述之、濮德治等人组成，其中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委员、陈亦谋为组织委员、王文元担任中央机关报主编、宋逢春任秘书长，组成中央常委会。并决定出版机关刊物 《火花》。
在大会闭幕式上，陈独秀致闭幕词，他踌躇满志地说道：“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会后，他又要罗汉专门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份电报，兴冲冲地告诉托，他的中国同志正在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
陈独秀高兴得太早了。四个中国托派小组织暂时搁置前嫌，实现了统一，但面和心不齐，虚有其表。统一会议刚一结束，各派之间就因本来固有的矛盾加上新的纷争，各展权谋，互施诡计，闹得不可开交，乌烟瘴气。陈独秀旧恨才去，又添新烦，只得拖着老迈的身体，不断在各派之间进行调解，以维持表面上的繁荣景象。
中国托派组织统一大会的召开，不仅标志着从中国共产党内部分裂出来的一批人形成了统一的反对中共的同盟，而且也标志着陈独秀最终完成了他一生当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至五届中央总书记，仅仅十年时间，就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历史归属就此基本定格。或许，有人会唏嘘感慨，甚至扼腕叹息陈独秀曲曲折折的人生之路。但是，正如一首歌曲所唱的，不是我们跟不上这个时代，而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这句歌词用在陈独秀身上倒有几分相像。
３
就在陈独秀积极促成中国托派统一的过程中，他又遇到了晚年陪伴其度过余生的生活伴侣 ——潘兰珍。
在此，我们不妨简要叙述一下陈独秀的爱情婚姻生活。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陈独秀一生与三位女人结下姻缘。
陈独秀的结发元配是高晓岚，小名大众，１８７６年３月４日生于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家。１８９７年陈独秀与年长他３岁的高晓岚结婚，这是陈独秀一生中惟一一次明媒正娶。一个是刚中秀才的青年才俊，一位是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从一开始就预示着这段婚姻的不平常。果不其然，短暂的蜜月一过，两人就无话可说。以后，陈独秀长期在外奔波革命，高晓岚则独守空房，在家抚育子女。高晓岚与陈独秀一共育有三子一女，即延年、乔年、松年和筱秀。１９３０年７月，高晓岚经受不住一年之内两子一女（延年、乔年、筱秀）相继去世的沉痛打击，在安庆老家孤独地含悲死去。一直到１９３２年陈独秀关押在南京监狱时，小儿子陈松年来探望时，陈独秀才得知高晓岚已经去世。刚一听到此消息时，陈独秀猛地一怔，脸上露出痛苦之状，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高晓岚为自己生下三子一女。因此，陈独秀特地叮嘱儿子回去后，替他买几刀纸钱，在高晓岚坟前烧一烧，聊表内心的愧疚之情。
与陈独秀结合在一起并伴随他度过辉煌中年时期的第二个女人是高君曼。她是陈独秀的原配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小名小众，１８８６年出生于安庆。早年就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见多识广，接受了许多新思想。
１９１０年，陈独秀与高君曼自由恋爱，为亲友乡邻所不容，被迫离开安庆，双双出走杭州。在杭州，这对才子佳人经常漫步西子湖边，与友人诗酒自娱，一起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安然自得而美好的岁月。以后，高君曼积极支持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奔走各地，尝遍了流离之苦。后由于一些生活琐事，两人矛盾加剧，感情逐渐生疏。１９３０年６月，高君曼偕女儿子美、儿子鹤年离开上海，独自凄凉地居住在二次革命后陈独秀在南京东厂街买下的几间破草房子里，每月仅靠亚东图书馆从陈独秀的版税中支付的３０元艰苦度日。１９３１年冬，高君曼因肺结核在南京病逝，终年４６岁。高君曼死后，无钱安葬，幸亏好友潘赞化 （著名女画家潘玉良的丈夫）的帮助，才得以入土为安。
高君曼出走南京后，陈独秀搬到了熙华德路 （今长治路）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居住，恰巧此时潘兰珍住在后楼。两人同住一幢楼，隔窗相望，一来二往，便渐渐地产生了感情，接着两人就同居在一起了。当时，陈独秀５１岁，而潘兰珍才２３岁，相差近３０岁。
潘兰珍，又名潘若仙、运仙，１９０７年生，江苏南通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４岁时，潘兰珍随父母逃荒到上海，其父起初在外滩码头给上下轮船的旅客挑行李，后经人介绍，进入英美烟草公司仓库当装卸工，母亲拾煤渣。潘自幼到一纺织厂当童工，后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由于受到一流氓的欺骗，与其同居后生下一小孩，但未能养活。孩子死后，潘兰珍不堪忍受折磨，逃出虎口，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孤苦伶仃地独居在这幢楼房。不久，陈独秀搬来这里后，认识了潘兰珍，随后同居在一起。从此以后，这对老夫少妻携手走过了陈独秀的终生。
陈独秀是国民党悬赏３００００大洋通缉的共产党要犯，在上海的这些年都一直使用化名，即便与潘兰珍生活在一起后，也始终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只说是南京人，姓李。潘兰珍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南京与安徽的口音非常相近。陈独秀有空就教潘兰珍识字，虽然生活拮据，两人倒也自得其乐，十分融洽。
１９３１年的一天，潘兰珍偶尔听到楼下的一个邻居说，楼上住着一个“老西”（上海话，指共产党）。她对陈独秀说了之后，立即引起陈的警觉，当即决定搬家。在郑超麟的帮助下，陈独秀搬到了周家嘴路一条弄堂里，后来又搬到岳州路永兴里１１号的一幢楼上。陈独秀的警惕性很高，每次搬家都要求住楼上，以防不测。潘兰珍还一直以为是陈独秀害怕旁人说他们老夫少妻的闲话，才反反复复搬家的。单纯的她始终没有料到，与自己共同生活了两年的老头子，竟然是一个隐藏着巨大秘密的国民党通缉要犯，中国共产党的前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１９３２年９月，也就是陈独秀被捕的前一个月，潘兰珍与陈独秀为了一件生活小事发生争吵，潘一气之下，跑到了浦东的娘家住起来。潘兰珍走后，陈独秀将她的羊皮袍和驼绒被拿到当铺典当了，并把当票和潘兰珍值钱的一点东西用一个小布包装好，放在一个抽屉里面。他想，等潘兰珍一时之气消，她还会回来的。殊不料，仅仅一个月之后，陈独秀便被捕了。
这段充满苦涩而甜蜜的黄昏之恋，让晚年的陈独秀备受感动，患难中得到的情侣，也使更加不忍心再去伤害潘兰珍，往年豪情冲天、英雄气概的陈独秀也添加了一丝丝的儿女情长。
４
托派组织象征性地统一起来后，陈独秀满心希望它像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一样，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然而，其他三派本来就是屈服于托洛茨基的压力，不得已才与陈独秀派联合的。那些青年托派分子自恃留学苏联，得到了托洛茨基的真传，因而往往自命不凡，根本不把陈独秀放在眼里，多次制造难题让陈难堪。再加上彭述之等人在内部搞小团体，更使得陈独秀举步维艰，以至于陈独秀也想甩手不干，但他又太想把这个几百人的中国托派组织发展成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反对派，即使是蚍蜉撼树，他也要去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当时，陈独秀面临着内外部巨大压力和种种矛盾。在外部，中国托派要听命于国际托派的遥控和指挥，托洛茨基动辄来信，虽然对陈独秀的工作大力支持，但也引起其他青年托派的不满。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经常揭露和批评托派的错误理论，大批革命群众在认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后纷纷脱离托派，使得托派组织的地盘和影响力日渐式微。而且，当政的国民党也似乎不领情，仍然把托派视作共产党的一部分，加以打击和镇压。在内部，让陈独秀伤心的是，青年托派分子们只顾个人利益得失，彼此纷争，大搞阴谋诡计，闹得鸡犬不宁。
首先是陈独秀的得力干将尹宽，带头搞分裂。由于尹宽协同陈独秀反对彭述之等人阻挠各托派的统一，深受陈独秀的器重，招致彭述之等人的忌恨和排斥，因而未能选上“无产者”社出席托派组织统一成立大会的代表，更未进入托派中央。尹宽对此十分不满，于是纠集一班人，控制了几个托派的支部，不听号令，并从事反托派中央的活动。
其次是另一位陈独秀派的骨干马玉夫，叛逃国民党。马玉夫曾经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长期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有较深的工人群众基础。还在江苏省委工作时，就与彭述之、汪泽楷、蔡振德等人组成所谓的“陈独秀派”，反对中央。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５日，与上述三人一起被江苏省委开除党籍，随后他便把上海的几个工人党支部，全部拉到托派中去了。当四个托派组织组成协议委员会商讨统一问题时，马玉夫、吴季严成为“无产者”社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工作，但受彭述之的指使，极力阻挠各派的统一，被陈独秀撤除代表身份，改由陈本人和尹宽参加。马玉夫对此耿耿于怀，于是退出了“无产者”社中央。马玉夫一向自视在上海的工人群众中威望高，自认为托派中搞工人运动第一人，平日里总喜欢自称为“工人代表”。当他在托派统一大会上连托派中央都未能进入时，他更加恼怒，一气之下，就跑到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告密，又发表自首文章，宣称社会主义在中国“绝无存在的余地”。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３日，由于马玉夫的告密，国民党将托派中央机关破获，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３人外，将托派中央委员几乎一网打尽，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何资深、江师常、楼国华、刘静贞（郑超麟妻）、张以森（何资深妻）等人全部予以逮捕。区芳躲藏，５名常委中４人被捕，致使托派中央机关陷入瘫痪，名存实亡。对于马玉夫的叛变，陈独秀深感震惊和痛苦，连声哀叹道：“我不识人，马玉夫是工人，哪里想到他会如此下流。”懊悔之情，溢于言表。
再次，原“我们的话”派头目梁干乔、陆一渊等四人公开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给托派组织予以又一沉重打击。梁干乔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因同情托洛茨基，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７日组织中国留学生参加红场游行，年底被驱逐回国。１９２８年１２月，梁干乔与区芳、史唐等人一起建立总干会，负责华南区工作。他自认为，在中国托派中，只有自己和刘仁静受到过托洛茨基的接见，而且他本人在苏联加入托派时比刘仁静见到托洛茨基还要早，只有他才是中国托派的正统，理所当然是中国托派的领袖，大有舍我其谁的味道。因此，梁干乔十分害怕比他资历更老的陈独秀加入托派，对其地位构成威胁，于是极力反对托派组织的合并。当中国托派组织召开统一成立大会时，作为总干会负责人的梁干乔虽然参加了会议，但未能进入托派中央，因而对托派中央由“无产者”社把持的状况更是恨之入骨。于是，梁干乔携陆一渊等四人一起跑到南京，投靠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成为其手下的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梁干乔投靠国民党后，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感到“怀疑”和“失望”。后因企图在军统内部发展个人势力，遭到戴笠的忌恨，梁干乔又跑到了西安，投靠胡宗南，任政治部主任，是长期专门从事反共和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先锋。此是后话。
本来就人心涣散的托派组织遭到这一系列的打击后，更是摇摇欲坠，朝不保夕。陈独秀对于托派组织的四分五裂深感失望，心急如焚，他决心重整旗鼓，进一步充实力量，于是他调尹宽、宋敬修、蒋振东等人进入托派中央，重组中央机关。但是，仅仅两个月后，托派中央组织便再次遭到毁灭性打击，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祸不单行。
１９３１年８月，尹宽受陈独秀的委托，召集新的托派中央委员宋敬修、蒋振东、金鸿图、孙玉杰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开会，组织部长宋敬修代陈独秀主持会议。当晚，由于叛徒告密，与会者全部被捕，托派组织再遭重创，元气大伤。自此以后，托派中央常委就一直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两三个人在苦苦支撑着，陈独秀企图重整旗鼓的愿望随之落空。即便如此，陈独秀与长期的铁杆支持者彭述之也闹翻了脸。
彭述之，湖南益阳人，早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大革命时期，他忠实地执行陈独秀的路线，颇受陈独秀的赏识。１９２５年１月，在中共四大被当选为宣传部长，与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一起成为中央常委。他处处挟陈自重，“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是他的口头禅。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几乎每次陈独秀发言后，他都要站起来做注解，不厌其烦地为陈的意见找根据，引起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不满。中共五大会上，受到与会代表的猛烈批评，仅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出任中共北方区委副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进入江苏省委工作，积极参加所谓“陈独秀派”的宗派活动，为恢复陈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达到恢复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努力，结果失败。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并另立“无产者”社后，他一方面借口保护陈的安全，仅由他一人知道陈的行踪和住址，其他人只能将意见由他转交陈独秀，实际上他成了陈的总管；另一方面，他又在“无产者”社内，大搞小团体活动，利用其以往与党内下层组织一些干部的关系，把一些支部和党员拉入托派，以扩大其在“无产者”社内部的力量，达到架空陈独秀的目的。在“无产者”社的常委中，除陈独秀、尹宽、郑超麟、何资深之外，其他如马玉夫、蔡振德、杜培之、罗世凡、吴季严等都是他的人。
在四个中国托派小组织协议统一时，彭述之指使马玉夫、吴季严阻挠统一，被尹宽告知陈独秀。陈独秀一向对搞阴谋诡计的人深恶痛绝，立即撤换了马、吴二人，由自己和尹宽参加，加速了托派组织的统一。陈独秀为此与彭述之闹翻，两人关系破裂，连私人交情也荡然无存。据郑超麟回忆说，陈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往往容易走极端，他易于相信人，但失望后又易于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彭述之就是如此。有一次，何资深与陈独秀谈话，在讲到彭述之时，何资深说彭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其实空无一物。陈则鄙视地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①
陈独秀重新调整托派中央组织机构领导人后，在召集的一些会议上，两人又经常吵架，大会大吵，小会小吵，以致于常常弄得不欢而散。一次，陈独秀又冲着彭述之发火，大嚷大叫，我不愿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在一起争论，我不要什么群众，不要你们，我干我的，你们干你们的好了，说完后拂袖而去。在场的人十分惊讶，赶紧跑去拉他，但还是拉不回来。彭述之急忙说：“他就是这种脾气，过去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是如此。他这种家长式的作风，是永远也改不了的。”②这样，两人之间的疙瘩越结越深，矛盾愈演愈烈，以致最后决裂。即使是在陈独秀去世后，彭述之还写文章，说陈是“晚节不保”。由此可见，两人矛盾之尖锐，怨恨之深。
①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未刊。
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10月。
尽管眼前困难重重，陈独秀仍然抱定决心，不遗余力地维持着托派中央的工作。似乎越是压力大，就越能激起他无穷的斗志，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敢于面对挑战的人。
托派组织统一大会曾决定出版机关报，由王文元任主编，但不久王就被捕了。紧接着，托派机关在８月再遭重创，陈独秀忙于重整内部事务，无暇顾及宣传方面的工作。因此，一直到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陈独秀才腾出时间来，创办了托派中央机关刊物《火花》，由温州人曾猛在建业里租房印刷。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不仅每期的重点文章都得由他亲自操刀，而且编辑、蜡纸、油墨和纸张费用都靠他一手张罗。他利用 《火花》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文章。在 《火花》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告民众书》一文，历数四年来国民党统治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对内大搞白色恐怖、对外摇尾乞怜的种种罪恶行径，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奋斗”，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反对国民党屠杀农民及共产党。在同期杂志上，他还以“独秀”署名，写了《国民党与统一 》统一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的文章，指出国民党 多年来不断内战和不能统一中国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势力”和 “军阀制度”，只有工农“革命政权”是中国统一的惟一前途。
由此可见，陈独秀虽然成立了托派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策略，但与梁干乔、马玉夫等人卖身投靠国民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对国民党仍然充满了愤怒，举起如椽大笔，猛烈抨击国民党，以至于国民党始终都把陈独秀当作危险的共产党首领予以通缉，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才解除通缉令。
５
就在于陈独秀为重整托派组织而忙得焦头烂额之际，国内外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驻华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八”事件。张学良的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全部撤回关内，不到半年的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和蒋介石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到１９３２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达到了高潮。
对政治形势极为敏锐的陈独秀，再次表现出奔走呼号、宣传发动的天赋，连续在 《火花》、《校内生活》及 《热潮》等杂志和传单上，发表各类文章、宣言，强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患。陈独秀爱国御敌的拳拳之心，力透纸背，跃然纸上，体现了大敌当前作为一个爱国者的诚挚之情。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立即以托派中央的名义，在 《火花》上发表 《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１０月—１１月，他在 《火花》杂志上相继发表 《此次抗日救国运动之康庄大道》、《对于现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坚定的战争》、《抗日救国与赤化》、《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第二次告民众书》和 《此次反日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痛斥侵华日军侵占东北，屠杀中国同胞的罪行，支持全国人民抵制日货和对日宣战的要求，揭露和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他认为，抗日战争是革命的战争，必须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挡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并号召推翻国民党统治。
同年１２月５日，为了给抗日民主运动的主力之一——青年学生的有力支持，陈独秀又创办了《热潮》周刊，自任主编。这是陈独秀一生最后一次自办刊物。在 《发刊词》中，他满怀激情地指出，２０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然起伏跌宕，但其势力之迅猛，将没有什么东西能抵挡得住，特别是两种热潮的合流，将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现在正是中华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的时期，我们要努力以我们的热潮湮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最后，他表示：“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记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
从创刊到“一·二八”抗战爆发前停刊，《火花》一共出版了７期，数量不算多，影响却比较大，尤其是“时事短评”和“评论”类的文章。这７期《火花》共有１０２篇“时事短评”，都出自陈独秀之手。“评论”文章共计４８篇，其中陈以“顽石”、“三户”笔名发表的文章就有１２篇之多，而且每期的首篇都是署名为“顽石”。几乎可以说，是陈独秀一个人在支撑着 《火花》，当然为杂志写稿的还有彭述之、刘仁静等人。有一次，刘仁静问陈独秀：“你用的笔名 ‘顽石’有不屈不挠之意，而 ‘三户’作何解呢？”陈笑了笑，答道：“看你这个博学之士，难道你忘了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吗？”听陈如此一说，刘仁静恍然大悟，原来陈独秀取的这个笔名有很深的用意，暗含着自己力量虽小，但将来能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此外，中共中央机关曾设在“三曾里”，那里只住了三户人家，陈用“三户”的化名似乎也含有怀旧的意思。
在这些文章中，陈独秀以他一贯辛酸泼辣的笔调，针砭时弊，篇篇文章似匕首、投枪，刺向当政的国民党和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国主义。他愤怒控诉国民党政府假抗日真内战、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行径，揭露英美等国袒护日本、不惜牺牲中国的真实面目，主张“对日绝交”、“对日宣战”。指出“帝国主义强盗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和美国，都是被压迫民族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要人们放弃“美国是中国之友”的幻想。
１２月１５日，在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冲击下，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汪精卫上台后，一面打着实行“民主政治”的招牌，一面高唱边抵抗边交涉的滥调，以欺骗民众。但是，仅仅三天后，汪精卫集团就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屠杀手无寸铁爱国学生的“珍珠桥惨案”，即“一二·一七惨案”，彻底暴露了其投降媚日的反动政策。
闻听此事件后，陈独秀当即决定２０日的《火花》第４期作为“一二·一七血案专号”推出，全方位报道这个惨无人道的血腥事件，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他在该期杂志上发表两篇重点文章，分别是署名“顽石”的《 一二 ·一七”与“三·一八”》，和署名“三户”的《“一二· 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他揭露汪精卫标榜的“民主政治”，“只是以一部分人独裁代替个人独裁之装饰品、假面具而已”，汪只是替蒋介石做了两件事：“屠杀爱国民众”，“签订卖国条约”。他指出爱国学生的血将宣告国民党政府“死刑”。
１２月２６日，陈独秀在 《热潮》第五期发表 《谈谈“越轨行动”》一文。他针对国民党政府指责学生的爱国请愿活动为“越轨行动”，热情歌颂了学生们的革命行动，指出“只有 ‘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逃生救祖国危亡之可能，非 ‘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北三省，更进而断送全中国。”“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这一 ‘越轨行动’乃是必要的……我们应该高声大喊 ‘越轨行动神圣’！”此后，一直到 《热潮》停刊，每一期都有文章报道和评论学生运动，可见陈独秀对爱国学生运动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在积极宣传他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以上海“一·二八”抗战为界，他的政治主张随着形势的急速发展而前后有所不同。
“一 ·二八”抗战以前，他主张，抗日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的奋起自救，千万不能依赖现在的国民党统治阶级，并且强调“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湮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湮灭他一切的敌人”。同时，他继续主张在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中，成立一个与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作为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地反抗帝国主义，彻底地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为此，陈独秀还兴致勃勃地为国民会议拟定了纲领，包括宣告对日绝交、宣告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由此所得的权益一切永远无效、武装全国民众参加战争、实行８小时工作制、宣布土地归农民等等。自从接受托派观点、组织托派反对派后，陈独秀就一直对国民会议情有独钟，且念念不忘，此时他又提出来，无非是想借助抗日反蒋的浪潮，来实现他梦寐以求的西方民主国家的议会斗争，但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这种主张无疑是与虎谋皮，难以实现的。
“一· 二八”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鼓舞了满腔热血都已沸腾的陈独秀。他在政治主张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形势的发展走向也作出更为激进的估计。
日本军国主义悍然侵略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日，上海及全国各阶层掀起支援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高潮。陈独秀在淞沪抗战爆发后的次日及第三天，相继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一次告民众书》和《第二次告民众书》两份油印传单。他大声疾呼“上海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武装起来到前线去！”立即召开“上海市民众代表会议，组织紧急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物质力量，帮助抗日的武装队伍！”当凇沪抗战被国民党政府破坏后，陈独秀又发表了《为日军占领凇沪告全国民众》的传单，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纵敌卖国”六大罪状，号召“全国的革命民众们！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自动地召集全权的国民会议”。这是陈独秀第一次提出“全权的国民会议”，此时他显然认识到以往的“国民会议”是存在缺陷的，是依托在国民党政权下，仰人鼻息的附属物。因此，他认为，现在“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绝不能仅“限于 ‘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 ‘革命的民众政权’”。
正是由于陈独秀在各种文章中，一再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号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因此，
１９３２年 １０月，他被捕时，国民党政府就以他写的文章为依据，判他为鼓吹抗日反对政府的“危害民国”罪。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陈独秀曾主动向中国共产党抛出了橄榄枝，想缓和与中共严重对立的状况。大敌当前，国难日深，陈独秀奔走呐喊，一再呼吁全国各阶层联合抗日，他当然不会无视拥有独立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他越来越认识到，仅凭他们几个赤手空拳的书生，是谈不上真正抗日反蒋的，而必须与中共合作抗日才能有胜利的希望。
上海“一·二八”抗战后的一天，陈独秀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对彭述之、罗汉说，尽快向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两人均表示同意。陈要罗汉负责联系事宜。此时王明已去苏联，张国焘去了鄂豫皖根据地，周恩来去了中央苏区，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组成，博古负总责，而且中央机关的联络地点也发生了变化。因此，罗汉想方设法找到施卜君的夫人，通过她，才将陈独秀等人的信转交给中共中央。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实际上已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控制之下，所以中共中央接到信以后，未予理睬。陈独秀哪里知道，在 １月９日中共中央作出的《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已经把中国托派与国民党改组派、江苏耆老、第三党相提并论，当作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向共产国际汇报了这件事情，表示：“取消派（指中国托派 ——引者注）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 ‘一·二八’后向党提出来要求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①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９－１９３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陈独秀自然不可能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态度，因而对他的去信有如石沉大海感到有些遗憾和不解。
６
中国托派一直是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即使在１９３１年５月实现统一后，也是派中有派，四分五裂，彼此之间互相攻讦，争斗不断，并未在中国政坛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在陈独秀积极呼吁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同时，他与托派内部的一些极左派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０日，托派中央常委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决议中，陈独秀要求各地托派分子，“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并要在正式军队做分化运动，使之脱离国民党的支配，而成立反日反国民党的义勇军。……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立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决议还主张在抗日、反蒋问题上，可以与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联合行动”。这时陈独秀已改变了此前对红军的诋毁和污蔑态度。
会议在讨论陈独秀起草的决议时，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其中以陈岱青为书记的上海法南区委和刘仁静最为激烈。陈岱青早年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加入“战斗”社，托派统一后，担任法南区委书记，法南区委也成为托派在上海最有影响的区委。在陈岱青手下还有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等人，他们都极力反对陈独秀的观点。他们认为，陈独秀对形势的估计是过分幼稚和可笑的，“不能说已经走上群众运动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他们特别反对陈独秀提出的“共同行动”策略和对红军态度的转变，认为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史大林（即斯大林——引者注）派的主张”。素以中国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也批评陈独秀提出的“组织苏维埃”是不切实际的“空谈”。他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完全是一码事，指责陈独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
针对陈岱青等人和刘仁静的指责和攻击，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常委的名义，警告他们不能走到取消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批评他们曲解和反对决议案，反对“共同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人这一错误的观察”，反对与苏维埃红军“会合”，则是走到“等待主义的道路”。最后，他指出，陈、刘等人“在理论上是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在现时局势的估量上，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
陈独秀与法南区委及刘仁静的争论，都登载在托派内部刊物 《校内生活》第３期上。争辩双方都打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旗号，来攻击对方是机会主义，标榜自己才真正是托洛茨基理论在中国的忠实执行者，都有些自吹自擂的味道。
以陈岱青为首的法南区委自恃在上海根基牢固，影响大，不仅反对陈独秀托派常委的意见，拒绝向基层散发托派常委的宣传文件，而且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拒不接受托派中央常委的屡次警告。对此，陈独秀不得不动用组织制裁手段，撤销了陈岱青区委书记的职务，接着又解散法南区委，扫除了内部极左派反对堡垒的障碍。
与此同时，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也不赞同陈独秀代表常委起草的决议案，并因此分裂成以赤声（汪泽楷）为首的旧临委和以晴光 （任曙）为首的临时工作委员会两派。两派互相对峙，彼此攻击，闹得鸡犬不宁。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常委的名义，三次作出决议，批评前者是右倾“取消主义等待的路线”，批评后者的极左思想和分裂组织的错误，要求两派立即纠正错误，实现合并。对于陈独秀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两派都不满，加以抵制。为此，陈独秀于４月份召开托派中央常委会议，特地派刘伯庄去北平调解。汪泽楷曾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曙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彼此之间互不买账。刘伯庄曾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候补中央委员，资历比汪、任两人都老。陈独秀原以为刘一去就能马到成功，促成两派团结合作。但刘到了北平后，发现两派之间的矛盾远比在上海的陈独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多次调解都不得要领。同年６月，夹在两派之间受气的刘伯庄，一气之下跑回了上海，不再出面，只是给托派中央常委去了一封信，声称：“我因不能执行兄方的决议，遂一无所成而回来了。”
陈独秀见特派员去了仍不能说服两派组成新特委，恼羞成怒，立即给擅自回上海的刘伯庄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并且给任曙以警告处分。但是，北方区委仍然我行我素，拒不服从托派中央的指示。陈独秀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天高皇帝远，他也无可奈何，这件事最后还是以不了了之收场。
除此以外，托派中央常委中的另一位常委彭述之，也对陈独秀提出的推翻蒋介石之后建立“民众政权”主张表示异议。他认为，“民众政权”的提法，“不能表现政权的阶级性”，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在没有发展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时候，“不应该喊出 ‘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只要提出“反蒋”就可以了。而且，彭述之还四处散布对陈独秀不满的言论，私下告诉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人，现在以托派常委名义下发的一系列文件，往往是陈独秀个人的思想，并不代表其他常委的意见。对于陈独秀的许多观点，他都不敢苟同。正因为如此，法南区委和北方区委，才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跟陈独秀顶撞，拒不执行托派中央的有关文件和宣传口号。
陈独秀对托派内部极左派的批判，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他要统一托派意见，就是想形成一股合力，在抗日民主救亡运动中趁势发展成为与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相抗衡的力量。但由于他一贯独断专横的家长制领导作风，喜欢摆老资格，动辄以托派中央常委的名义来打压不同意见的人。因此，他不但未能统一意见，结果还适得其反，反而使托派组织更加四分五裂，最终成为历史的尘埃。同时，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虽也不乏一些灵光一现的思想，但终究与当初创立中国共产党时那般惊世骇俗、叱咤风云不可同日而语了。无情总被风吹雨打去，当后人再回首这段历史时，除了依稀还能听到他几句争论的声音外，似乎再也看不到任何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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