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从“五四”时期以来意气风发、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权力巅峰，沦落到几乎四处躲藏、销声匿迹的地步。政治上的失意，让陈独秀有些消极，同时也让党内一部分人对他的际遇产生了同情。这些人以后慢慢地由同情、支持，发展到没有陈独秀亲自参加的小派别----“陈独秀派”，并在中共党内开展不公开的派别活动，最后发展成为中国的托洛茨基取消派，完全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
当时，参加这个派别活动的人，主要有彭述之及其妻子陈碧兰、郑超麟、尹宽、何资深、蔡振德、马玉夫、刘伯庄、任曙、陆沉等，他们大多数在大革命时期到中共六大以前，担任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彭述之在五大时，就因坚定支持陈独秀而受到过批评，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副书记职务，其妻陈碧兰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并兼上海区委妇女部书记；郑超麟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央机关报《向导》和《布尔塞维克》编辑，以及中央出版部部长；尹宽先后担任山东区委书记、中央局秘书、江浙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委书记；何资深担任过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并继毛泽东之后出任湖南省委书记；蔡振德担任过湖北省委委员、江苏省委委员；马玉夫先后任上海区委委员兼码头工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刘伯庄先后担任了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和顺直省委前委书记；任曙（任旭）担任过中央长江局委员和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陆沉先后担任了安源地委书记、中央农运委员、湖北区委农民部长和江西省委书记。
这些人之所以结合在一起，主要是他们认为“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并且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推给陈独秀一人感到不满，为陈独秀的遭遇愤愤不平。于是，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反对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政治局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在六大以前，由于上述人员还各自担任着各级党的领导职务，而且都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和部门，因此他们的活动尚未公开化，显得比较隐蔽，以至于没有引起党内的重视。除此之外，当时陈独秀对党还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重返中央的领导岗位，因而他本人并不支持这种分裂共产党的活动，毕竟共产党是他和李大钊等人亲手缔造起来的，他不愿也不想看到中国共产党就这样毁在他的手里。
据当事人郑超麟回忆，他们曾经极力争取说服陈独秀来领导他们的活动，但陈独秀一口回绝，坚决表示不参加反对党的任何活动，而且反对搞宗派主义。此时，陈独秀仍然希望瞿秋白、罗亦农等中央领导人渐渐接受他的意见。他甚至相信虽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错误的，将来在事实证明下，共产国际会觉悟起来而且会接受他的主张。他非常自信自己给中共中央的意见十分正确，不带有任何偏见，完全出于对党的忠诚和爱护的角度出发。如果从个人品质和作风上来衡量陈独秀，应该说他是合格的。他一直认为，从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时候起，他就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都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把一切党员干部都视为他的群众，从不拉拢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去打击反对他的人，他的工作作风是正大光明的。由此可见，当时陈独秀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并没有因为自己在党内受到批判，就马上站到反对派的阵营去，还是有比较强的组织原则。
中共六大结束以后，瞿秋白因大革命后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受到批判，而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与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余飞等继续留在莫斯科工作。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宣传部长蔡和森、秘书长李立三等人则回到了国内。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领导能力欠缺，因而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宣传部长蔡和森。但仅仅不到一个月之久，蔡和森就因六大以前的工作错误，被撤销了职务。加之不少中央委员相继牺牲、叛变、消极，毛泽东等人又在井冈山领导工农红军，因此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立刻由候补中央委员上升为正式委员，并接替蔡和森任中央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自认为资格老，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很多人在六大前后先后失去了党内的重要职务，他们趁此机会纷纷从各地聚集到了上海，又积极地活动起来了，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宗派主义活动。
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的汪泽楷，从莫斯科一回来后，立即就去看望陈独秀，并向陈汇报了六大的情况。半年前，由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乔年做媒，汪泽楷与杜琳结婚。汪泽楷在六大期间，看到自己媒人的父亲及前中央总书记受到大会的批评，心里感到很不满，再加上对中央的政策早有意见，因此，见到陈独秀后，汪泽楷立即鼓动陈独秀在党内另立山头，与他们一起反对现任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听完后大吃一惊，断然拒绝，并表示不会参与，如果要参加就会另外创造一个新党，而不是在党内搞什么反对派。见话不投机，汪泽楷只好悻悻而去。
其实，创造新党的想法，最早是由张国焘首先向陈独秀建议的。
张国焘是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曾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而受李大钊的赏识，并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和各种组织活动。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委员。从中共一大到六大，张国焘一直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极力反对武装暴动，遭到周恩来等的抵制和批判。南昌起义部队被国民党军队打散后，张国焘逃亡香港，两个月以后又跑回了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为了整饬纪律，作出了《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开除其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张国焘一向自视甚高，个人权力欲望很强，受到中央的严肃处分，心里感到很不服气。在探知陈独秀隐居的住址后，从年２--４月期间，张国焘经常到曾经的老师和不久前才被解除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家里坐一坐，每次都是大发感慨和牢骚，期望得到他认为是同为天下沦落人的陈独秀的同情和支持，为有朝一日能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权做准备。
一天，张国焘又到陈独秀家里来坐，陈独秀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张国焘对时局发表了一番看法，并对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政策提出批评，然后就直奔主题，建议由陈独秀出面组织一个工农党。陈独秀不知张国焘极究竟是何用意，于是问张国焘工农党与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呢？张国焘 尽巧舌如簧之能事，绘声绘色地说，工农党仍以原有的共产党员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坚持认为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遥控。
听到张国焘讲得如此动听，陈独秀有点动心了，但凭他多年的经验，他感到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会很困难。中国共产党自创立到如今初具规模，其间经过多少波折才发展到今天，另立山头绝非易事，岂是说做就能做到的。于是，他指出，共产国际不会轻而易举地答应，弄不好还会给予严厉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不重视东方问题，只顾自己的利益，也不会给予有力的支持。张国焘还不甘心，坚持认为可以依靠本国的力量而非外来的力量。陈独秀继续泼冷水，就目前的内部状况来说，即便有多数人同意这个计划，筹集经费也是很困难的。想想现在这个样子，革命正处于低潮，经费来源比起共产党建立时还要差得多。就拿他陈独秀本人来说，作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通缉要犯，连公开求职谋生的自由都没有了，整日躲躲闪闪，不得安宁，大规模地筹集经费谈何容易。见张国焘情绪低落，陈独秀只好说，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待今后时机成熟再作打算。
随后不久，张国焘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大会上，张国焘被视为大革命时期执行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而受到批评，由于他作了检讨，因此重新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后与瞿秋白等人一起留在莫斯科。张国焘组织工农党的计划胎死腹中，不了了之。想不到现在汪泽楷又旧话重提，陈独秀只好以此来打发汪泽楷了。
陈独秀之所以反对在党内另立新党，一方面是他预料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等人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虽然六大并没有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根本问题，但批评了大革命结束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采取的左倾盲动错误，调整了中央领导成员，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陈独秀的预期目的；另一方面，陈独秀一向自认为光明磊落乃正人君子之道，他虽然对中央有不同意见，但犯不着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在党内开展宗派主义活动，这样做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毁了自己亲手创立的共产党。而汪泽楷、郑超麟等人则认为，在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把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作为自己捞取升官发财的不二法门，一旦个人在政治上受到打击，便毫无组织原则，大闹特闹。郑超麟事后也承认，他们当时反对中央并不是什么路线或理论的斗争，而只有人事的斗争，他们始终没有抛弃恢复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幻想。因此，此时的陈独秀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与汪泽楷、郑超麟、彭述之等人搅合在一起，以至于李维汉对当时的陈独秀评价甚高，认为是中共早期犯错误的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但是，后来的陈独秀终究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渐渐地越走越远，再也没有回过头来。
２
１９２９年春，上海，淅淅沥沥的春雨伴着一阵阵北风下个不停，太阳偶尔露出云端，送来些许温暖的阳光，但转眼间又被绵绵细雨所打断，紧跟着又是雨雾濛濛的天气。陈独秀似乎早已经习惯了江南天气多变的春天，他整天专心致志地埋头编写他用心血浇铸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就要完成了，他得抓紧时间尽快修订，以便交付出版。
他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着步，然后推开窗子，呼吸一下窗外清新的空气，感受春天到来的气息。近两年平静的书斋生活已经让陈独秀感觉到有些压抑，甚至是窒息，以往风尘仆仆四处奔波的革命生涯，似乎真的离他越来越远了，刚到知天命之年难道就真的老了吗？陈独秀不甘心，虽然党内同志背后都称他为老头子，但他并未感觉自己老，他还有使不完的劲，他太需要火热的革命激情，来刺激他快要麻木的神经。
然而，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改变了陈独秀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一天，窗外下着蒙蒙细雨，一位约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急急忙忙来到位于上海北四３０路西边老耙子路（今武进路）陈独秀的寓所，敲了敲门，高君曼开门将其引进屋里。来人见到陈独秀后，连忙叫了声“舅舅”，陈独秀愣了半天，仔细一看，才认出是大姐的儿子、外甥吴季严。见外甥来了，陈独秀感到分外高兴。自延年、乔年、玉莹（筱秀）相继死后，陈独秀倍感家破人亡的凄凉。今天外甥特地来看望自己，心里有种别样的亲切和温馨。
陈独秀连忙叫吴季严坐下，沏了一杯茶递给吴季严。问过一些家常后，他问吴季严从什么地方来找到他的。吴季严告诉陈独秀，自己前两年到了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舅舅住在此处。
一听到吴季严从莫斯科回来，陈独秀赶紧要他介绍苏联的情况。虽然他不满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并坚持认为是共产国际才导致大革命的失败，但他很想了解苏联目前的状况。
吴季严见陈独秀想听苏联的情况，于是立刻将自己在苏留学期间的所听所闻绘声绘色地讲给舅舅听。他说，苏共中央领导集体现在也闹分裂。１９２６年７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斯大林和联共（布），今年２月，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到土耳其去了。他接着说道，由于牵涉到苏共中央的内部争斗，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受到了牵连，被开除党籍和驱逐回国，吴季严本人也在其中。吴季严越讲越起劲，渐渐地有些眉飞色舞了。他继续说，斯大林在苏联没有什么威信，老百姓叫他“专制暴君”、“红色沙皇”。斯大林根本不适合任总书记，托洛茨基更适合。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是苏联的开国元勋，是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才华出众，盖世无双，在苏联国内深得人心。吴季严如此天花乱坠的一番描述，陈独秀听得很入迷，他绝对没有想到苏共中央也是矛盾重重，怪不得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指示常常是朝令夕改，让他和中共中央无所适从。临走时，吴季严将从苏联带回国的几篇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吹捧托洛茨基的文章，留给陈独秀看。这些文章不仅改变了陈独秀的思想观点，而且改变了陈独秀的未来人生道路。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托洛茨基及其思想观点。
托洛茨基（１８７９--１９４０），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起初同情俄国资产阶级民粹派，后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于１８７９年参加创建社会主义团体--南俄工人协会的工作。随后，创办报纸《我们的话》，宣传革命。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与列宁一起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先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俄共（布）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等重要职务。１９２６年，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同盟，即联合反对派集团，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国际政策。１９２７年５月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年１被俄共（布）开除出党，后又被“开除国籍”，１９２９年２月被驱逐往土耳其，１９３７年流亡到墨西哥，次年创建第四国际。１９４０年在墨西哥被暗杀身亡。
托洛茨基是俄共（布）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和演说家，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拥有较高的威望。他的基本理论，就是他撰写的《不断革命论》所宣扬的“不断革命论”，其核心有三点：一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即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消灭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包括贫农及一切私有者；三是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不断性，即国际革命论，主张以苏联作为基地，发动革命，使无产阶级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
上述这些问题，原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争论。列宁去世后，演变成为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托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激烈争论。其中，中国革命是这场苏联党内争论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为此，托洛茨基相继写了一批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和文章，著名的有《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
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的联共（布）之间的争论问题，孰是孰非，历史已经作出了评价，我们也无意再去作何评论。不过，联共（布）党内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不仅影响了联共（布）党内外，而且还波及到第三国际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自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陈独秀恰恰成为了中共这场内部争辩和分裂的主角。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开始拿起托洛茨基的文章来阅读。他越读，就越发现自己与托洛茨基在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上，竟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终于在国外找到了知己，尽管在党内并不太多。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有时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看到精彩处，他又情不自禁地多次提起笔在原书上圈圈画画，做下记录。尤其是对大革命的论述，陈独秀被托洛茨基的观点深深打动了。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一直在反省自己在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他始终坚持认为是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和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才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他自己并没有大的过错。他对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诿过于已十分不满，认为目的是推卸责任，找他做替罪羊而已。因此，他对托洛茨基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文章中宣称，在过去的５年中，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共产党遭受到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的危害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惨烈。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们，开始时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支持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的，等等。
陈独秀读后，大为感慨。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共产国际原来也不是铁板一块，竟然还有托洛茨基这样的领袖人物支持他陈独秀的观点。后来，他在给共产国际信中指出：“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注）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以至于后来陈独秀回忆说，他只是在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之后，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了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的真实根源所在，那就是共产国际。他由此进一步认为，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政策，是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的错误。他甚至旧话重提，指出大革命初期要中共加入国民党，已根本毁坏了共产党的独立性，使它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最后步步向资产阶级投降，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他以此攻击中共六大对机会主义的纠正，并没有把这些错误的根源系统地、彻底地指责出来，以致留下现在的祸害。
从陈独秀上述反思来看，当初使他勉强接受的六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作出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他要从托洛茨基那里，吸收对其有利的理论依据来为自己辩护，以期证明他陈独秀是正确的。
陈独秀是一个个性坚定、固执己见的人，尤其是一旦他自认为正确时，往往会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不顾一切地坚持到底而不管结果怎样。如果说在大革命失败根源问题上，陈独秀在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之后，大有未曾谋面却相见恨晚的感觉，而在思想观点上全面倒向托洛茨基，成为他转向托洛茨基派第一步的话，那么，在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理论路线上的全面转向，却使他与原来为之苦苦追求和奋斗的事业背道而驰，相距愈来愈远，终至一去不复返。
１９２９年４月——５月间，此时的上海，正是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季节。陈独秀的心情，也随着入夏的气温慢慢升高逐渐好转起来。虽然，他现在仍是国民党以３万大洋通缉的“共党要犯”，并且自１９２７年９月避居上海以来，行动受到限制，只能整日埋头研究文字学，又遭受了家破人亡、物是人非的人间悲剧，但他渐渐从悲痛和孤独中走出来。于是，他也偶尔出去走一走，主要是到彭述之、郑超麟、汪泽楷、尹宽等几个亲密一点的老部下那里坐坐。
一天，陈独秀又照例来到住在上海昆明路提篮桥监狱对面的彭述之、汪泽楷家中，这里已成为“陈独秀派”分子阅读和讨论托洛茨基文件的活动场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早就从留苏归国学生王平一那里，见到了一系列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几期《我们的话》，主要是翻译过来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王平一回国后，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把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文章传入党内。彭述之等人最先接触到的，是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期间推行国共合作是俄国的孟什维克在中国的翻版，大革命失败后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这样一些材料。后来，他们又从王平一等一批留苏归国的托洛茨基派那里，看到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快就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据郑超麟回忆，他第一次看到托洛茨基的文章时，仿佛是有什么电光闪过了他的头脑。接着，他们又将托洛茨基的书籍和文章，介绍给陈独秀。
起初，对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陈独秀是把托洛茨基引为异域知己而倾心仰慕的，但对于托洛茨基的其他观点则持不同看法。毕竟陈独秀不是一个人云亦云之辈，而是一个对诸多问题有自己独特看法的人。因此，陈独秀在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汪泽楷等人一起学习托洛茨基的著作及文章时，每次都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然后就同他们辩论。尽管经过彭述之、尹宽等人的一再解说，每次辩论完后，他还是不能接受。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争辩后，陈独秀的态度逐渐有所变化。到后来，他每次再来时就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而是以尹宽等人的意见也就是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反反复复一次一次地讨论下去，到其余人都百分之百地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时，他还有不同意见。最后，在革命政权性质及下一次革命性质问题上，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下一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
与此同时，彭述之、尹宽等人还推荐陈独秀到距郑超麟家很近的北四川路横滨桥一家名叫“新宇宙书店”，借有关托洛茨基的书籍。这家书店是由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中国托派学生开的。陈独秀在尹宽家看的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和《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两本书，就是尹宽从该书店的梁干乔那里借的。
在与彭述之、尹宽等人一起学习和辩论托洛茨基的文章及观点时，陈独秀不仅口头上说，而且有时还写书面意见和文章给他们看，一共写了七八篇，或是寥寥数语，或是长篇大论，充分发挥了他文笔好的特长。最后一篇对革命政权和革命性质问题有保留意见的文章是《论中国革命性质，这也是他在１９２８年８月５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１９２９年秋天，陈独秀已经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只是在革命的性质上，他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从这一年的８月至１０月，他又重新恢复了搁置已久的给中共中央写信的习惯，短短三个月时间，他就洋洋洒洒写了几封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信。这些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的问题。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优势或占了统治地位，封建主义和残余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失去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去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变成了残余势力的残余。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已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农民在革命中只能是一个从属的地位。针对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做法，他明确提出反对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认为这是逃避、退缩。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和周恩来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题时，他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经济早已经不是农村支配城市了，而是城市支配农村。
关于国民党政权性质的问题。陈独秀认为，中国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的革命，就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主要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背叛革命后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就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政权。据此，他认为，资产阶级是现在革命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对象，因此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这是他从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事实中得出的教训。
关于革命形势与策略的问题。陈独秀认为，现在全国仍处于革命低潮，指责中央提出的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的口号，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在地下，一声也不响！”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召开国民会议，动员社会各界贤达之士广泛参加，从内部来夺取政权。
关于革命性质和任务的问题。陈独秀认为，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总和。因此，他提出要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来代替中共六大确定的“工农民主专政”。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会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但贫农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地站在领导地位，坚决地领导一般的工农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乡村中成百上千的劳苦饥寒群众，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来，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有殊途同归之效，即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以期达到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①
①唐宝林，《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４——４３页。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后，把自己一些原先不失为正确的思想抛弃了，反而把托洛茨基的只言片语当作宝贝，视作真理，并且经过自己的加工整理，逐渐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从而完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从陈独秀的转变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贫乏和过于固执己见的性格弱点。陈独秀由一个民主革命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步伐之大，速度之快，即便在现在看来都有些匪夷所思，难怪在当时更是石破天惊，震撼寰宇。但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急速发展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没有更多的闲余时间，来进一步充实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更没有将其上升到系统化的地步，往往是现炒现卖，将他所能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尽快应用到革命斗争第一线，激发起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它们投身于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去。因此，陈独秀是一个革命宣传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陈独秀个性倔强，不随意屈服于他人，但有时又显得固执己见。随着年龄增大，更加盲目地固执己见了。他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一些领导人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自己，一直是心有不甘，耿耿于怀。因此，他一旦看了托洛茨基对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上的文章后，立刻感到气味相投，心心相印，于是在没有真正了解中国革命实际的情况下，毫不迟疑地拜倒在托洛茨基的麾下。这样一来，他左手刚扔掉一根指挥棒（共产国际），右手马上又拿起了另一根指挥棒（托洛茨基主义）。
对于陈独秀的这次转变，彭述之在陈去世后写的《悼陈独秀》一文中，颇有点盖棺定论地将其吹嘘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不在创立中共之下，……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象征。”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从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他就再也没有像以往那样，总是站在时代前列指点江山，叱咤风云，反而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有为）梁（启超）分子，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与时俱进历史进程后的一次巨大倒退。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两年前，陈独秀藏身外国轮船上回上海时，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这句发自肺腑之言，至今言犹在耳，历历在目，然而最终看到的却是南辕北辙。这是历史的选择，还是个人的悲情，只有苍天在上，无语应答。
３
就在陈独秀渐渐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引起中苏外交纠纷的“中东路事件”，又引发了政治敏感度颇高的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中东铁路原是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产物。它是根据清朝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的《中俄攻守同盟密约》、《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旅大租借条约》和《中俄续订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清政府出资５００万两白银，沙俄政府修建，双方共同经营的。１８９７年７月，中东铁路动工兴建，１９０１年竣工，南起大连，北过哈尔滨，后越过中国边境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
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明确表示，废除沙俄政府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并“愿将中国中东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全部及其一切产业……归还给中国，不收任何报酬”。但是，由于苏联政府在十月革命后忙于国内战争，再加上列宁于１９２４年去世，因此苏联政府并未履行诺言，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１９２４年５月，中俄双方签订了《中苏协定》，根据苏联政府的旨意，中东铁路仍暂由中苏双方“共管”，实际上仍由苏方把持铁路的经营大权。１９２６年３月，苏联政府组织了一个由托洛茨基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其目的是继续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保留在苏俄政府。大革命期间，斯大林仍拒绝归还。由于苏联政府迟迟不归还中东铁路，使得中东铁路成为易于引起中苏之间瓜葛的导火线。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以后，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曾多次与苏联政府交涉未果。同时，蒋介石调整对外政策，奉行亲英美反苏的外交战略，也有意挑起中苏之间的事端。１９２９年５月１７日，哈尔滨警方借口苏俄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召开“第三国际共产党宣传大会”，出动大批警察搜查了领事馆，引起苏方的强烈抗议。７月１０日，中东路中方理事长吕荣寰下令武力接管中东路，将苏方５９名高级职员全部遣送回国。７月１３日，苏联政府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１８日，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２１日，中国收回中东路，中苏边境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引起全世界关注。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国际国内各种势力迅速作出反应。美、英、法、日等国趁机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武力收回中东路，并提出国际共管中东路的方案，企图染指中国东北地区。国内各党派、各阶层，也立即对该事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共产国际在事件发生后也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并站在苏联的立场上，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动全面进攻的开始，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以阻止帝国主义的进攻。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这样一个涉及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连续在党的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红旗》上，发表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这些文件和文章，一方面揭露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中东路事件的真相；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中东路事件是整个帝国主义阵营向苏联进攻的开始，会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而提出了一些不切合中国当时实际的宣传口号。
“中东路事件”及其中共中央对于事件的处理策略，自然引起了政治嗅觉灵敏的陈独秀的高度注意，他一反两年来对政治问题保持沉默的态度，接连写了三封信给中共中央，阐明自己对该事件的意见。
７月２８日，陈独秀提笔致信中共中央，对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的宣传口号和策略提出疑问。他指出，在宣传口号上，要慎重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是否易于接受，而不能一味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提出不切合实际的空洞口号，应该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误民政策。他认为，中东路事件绝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英美帝国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国际纠纷的导火索，由此而来的战争是慢性的，而不是即刻就会爆发的。无论是帝国主义国家以援助中国为幌子，共同向苏联进攻，还是苏联退让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因争夺中国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要在中国做战场，而最受战争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他揭露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维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的伎俩，不能轻易上当受骗，否则对于我党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他批评中共中央提出的口号，过于单调，脱离了普通群众的现实需要。
实事求是地说，陈独秀提出的意见不仅十分中肯，而且难能可贵。遗憾的是，陈独秀的意见并没有被接受。
８月３日，中共中央复函陈独秀，坚持认为陈独秀与中央对于中东路事件的意见分歧，不只是部分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还包含很严重的原则问题，指责陈独秀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无产阶级利益。随后，中共中央还将陈独秀的来信及中央复信，一起刊登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７日的党中央机关报《红旗》第３７期。
还未接到回信，陈独秀立即又在８月５日以“撒翁”笔名，再次给中共中央写信，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针对政治形势和革命策略等问题，提出了１２条意见和建议。在这封信中，陈独秀并没有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个人看法，而是对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等一系列问题提出全面意见。他认为，当前的形势不是革命高潮时期，而是处于两个高潮间的过渡时期，因而应采取退守政策，不应采取直接进攻政策，不能强迫群众游行示威或罢工，这样只会失去群众。要发扬党内民主，不能用“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来代替“团结党内争取群众”的口号。他还错误地提出了“大革命主要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封建势力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最后，他希望中央将这封信能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在全党进行大讨论。
看到８月７日《红旗》上刊登了他７月２８中共中央的信和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后，陈独秀于８月１１日，再次致函中共中央，不同意中央对他的指责，并继续对中东路事件的宣传策略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党的宣传工作要从实际出发，着眼于群众的需要，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但又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他进而批评中央对于中东路事件的处理策略，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地、死板地用命令主义的方式一味蛮干，而不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采用灵活多样的策略来解决。他甚至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是原则性错误，是简单化和全凭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的集中表现。
２０日，在《红旗》报第３９期上，中共中央公布了陈独秀８月１１日的来信，同时发表了长篇文章《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极有害于革命的斗争，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予严厉的批评，使全党同志得到正确的了解。文章还指责陈独秀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缺乏阶级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①
看到陈独秀与中共中央之间的争论一来一往，且有愈益激烈之势，８月２８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急忙约见陈独秀。一见面，气氛就显得很紧张。共产国际和党中央代表以党组织的身份，批评陈独秀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并表示“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上公布他８月５日的信件。陈独秀对代表们的粗暴态度感到十分反感。他反唇相讥，指出这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结果，双方谈话不欢而散，不仅未能解决分歧，反而使各自的成见愈益加深。
①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９５——２９７页
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围绕“中东路事件”的争论，本来是一个简单问题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一个具体问题的宣传方法和策略之争。然而，这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最终却发展成一场原则和路线之争，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与这个争论纠缠在一起的是，当时的党中央认为陈独秀还存在一个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反对党的六大制定的路线和方针的问题。因此，争论从一开始，就预定了将以陈独秀的失败而告终，事后的发展也果不其然。
有人认为陈独秀是由于中东路事件与中共中央发生分歧，被开除出党的。实际上，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即便没有“中东路事件”这个小插曲，陈独秀最终被开除党籍也是必然的。
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争论，不仅加剧了一向固执己见的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也使得当时的党中央把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视作党内最严重的威胁，而对其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最终导致事态急剧发展，一发不可收拾。
４
还在陈独秀与彭述之、尹宽等人切磋、交流、讨论托洛茨基主义时，中共中央就已经觉察到陈独秀等人在开展非组织的党内派别活动。为了挽救陈独秀等人以及防止党的分裂，１９２９年６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和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亲自到位于老耙子路的陈独秀家中做思想工作。他们指出，陈独秀借口“城市支配农村”而反对党在农村发展革命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劝其回到党的路线上来。陈独秀并未予以接受。
同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二中全会，针对陈独秀等人的派别活动影响到党的团结，会议特别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和《政治决议案》两个决议。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的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①。在《政治决议案》中也明确指出：“最近党内发现了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小组织，这一反对派现在以成为帝国主义破坏苏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地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这两个决议案的出台，实际上向陈独秀和托洛茨基中国派的接触，发出了强烈的警告信号，但陈独秀仍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
①李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六），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５页。
与此同时，陈独秀周围逐渐形成了以陈独秀为首、彭述之等人为骨干的中共党内小集团。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汪泽楷、马玉夫等人分头活动，利用各种关系，在党内积极争取同情者，他们拿托洛茨基的文章到处给人看，宣传托洛茨基主张，发展成员，扩大组织规模。彭述之、汪泽楷负责在外地来上海的党团员中间活动。马玉夫则利用曾经是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工人运动干部的身份，争取了《时事新报》社工人支部和一家绸厂工人支部，还争取了个别工人和外地驻上海长期工作的几个干部。郑超麟则利用其夫人刘静贞是云南人的关系，在驻上海的云南同志中进行活动。当时，有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怀着朴素革命热情的工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与其说他们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认同，还不如说，是陈独秀这个昔日的中共领袖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影响了他们。
中国的托洛茨基派一方面大力发展宗派组织，另一方面，则把原来的陈独秀派和新加入的人编成小组，学习和讨论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并在支部会议上，就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同其他人甚至江苏省委和中央组织部的代表进行辩论。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内反对派。
１９２９年８月１３日，就在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第三封信的第三天，中共中央为此专门发出了第４４号通告——《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
通告指出，中央已经发现党内存在一个反对派，它在党内外都有其秘密组织，出版秘密刊物，并凭借着托洛茨基的理论反对党的路线。中央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主要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但是在组织上，也必须坚决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共产党的统一。最后，通告对陈独秀发出了有史以来最为强硬的警告，表示“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这份通告全文发表在１９２９年９月２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显目位置上，意在惊醒陈独秀及其同伙。但此时的陈独秀，正与中共中央就中东路事件在发生争论，对立情绪日益加重，根本不可能听得进其他人的建议和警告。
对于陈独秀等人的托派活动，当时党内许多人主张进行警告和挽救工作。１９２９年８月３０日在上海英勇就义的彭湃、杨殷、颜昌颐和邢士贞，在关押上海警备司令部监狱时，曾多次从狱中传出遗嘱一样的书信，“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需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彭湃等人的意见是非常中肯的。周恩来看到这些书信很受感动，曾写文章号召全党学习彭湃等人的革命精神。
从苏联留学回国、此时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却对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不同意见上纲上线，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与攻击。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早年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受到校长、后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赏识，在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六大结束以后，王明回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９月１日，王明以“韶玉”的笔名，在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２卷１０号上，发表《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的长篇大论。文章指责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７个错误，表现了５种机会主义的特点，并口口声声要同陈独秀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
陈独秀看到这篇文章后，虽然不知道“韶玉”为何方神圣，但从文章的语气来看，想必作者一定来头不小。文章中甚至前所未有地出现了“陈独秀主义”的提法，多少让他感到有些愕然。他想起五四以后与李大钊一起和胡适激烈地争论“问题与主义”，想不到几年后“主义”一词，竟冠名到他本人的头上来了。陈独秀倒吸了一口凉气，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恐怕事情绝不会止于此。
几天后，陈独秀到郑超麟家里坐，见到了８月中旬才从苏联回国的刘仁静。刘仁静曾参加了中共一大，后与陈独秀发生分歧去苏联留学。留学期间，逐渐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与刘仁静已是多年未见面了，自然少不了要寒暄一阵。随后，刘仁静告诉陈，他在回国途中，特地到土耳其拜访了托洛茨基，并在伊斯坦布耳住了２０多天。陈独秀一听立刻来了神，赶紧要刘继续讲下去。刘仁静见陈独秀来了兴趣，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托洛茨基专门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书，由他儿子打字。”
陈独秀忙问：“这本书带来了吗？”
郑超麟接过话说：“在我那里，我们打算分头翻译出来。”
陈独秀叮嘱他尽快翻译出来。随即他们又谈到第３０期《红旗》报上刊登的陈独秀８月１１日给中央的信及中央复信等事情，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临别，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事常过来坐一坐。”刘仁静爽快地点头答应，他也很希望与老上级陈独秀多多来往，毕竟大家现在都是同道中人。
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发布第１９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通告中指出，如果在党内发现小组织的活动和反党宣传，就无异于是反革命的行动，党中央将毫不犹豫地在组织上予以严厉制裁。陈独秀看到通告后十分生气，不以为然地嘟囔道：“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彭述之见陈独秀生气了，急忙来劝慰，并献计道：“我们不如组织一个反对派，多拉一些人，壮大点声势，这样一来中央要开除我们也不那么容易。”陈独秀想了想，觉得有些道理，于是叫彭述之去准备。
陈独秀这个时候有些孤注一掷、一意孤行了。在他的掌控下，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一面加紧组织人马，一面在各种场合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解。
９月２０日，在江苏省委召开的支部干事会，及中央、省委、上海区委各代表联席会议上，彭述之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面对面地进行辩论。彭述之三次发言，极力为陈独秀及自己的行为进行狡辩。他认为陈独秀已不是机会主义者，相反，中央一年来的政治路线就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继续。攻击党的“铁的纪律”是“废话”，是“官僚们压迫群众”的工具。彭的发言赢得了托派分子的喝彩，却遭到恽代英及其他会议代表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恽代英等人回去后，及时向中央如实作了汇报。此时，中共中央感到事态更加严重，陈独秀及其同伙是铁定了心要搞党中党，成立反对派，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将导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大分裂。
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致函陈独秀，向他发出“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停止这种活动。”同时，通知他：“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动派的文章。”①
①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陈独秀对中共中央的书面警告毫不理会。１０日，他复信中央，表示：“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话。”他决心要“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你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如果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陈独秀在信中，还指责中央领导人经常用官僚政治的“命令主义”，用“警察政策”对待同志，破坏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陈独秀心里应该明白，对中央领导权威的公然挑战和攻击，自然会受到党的纪律的严厉处罚，但他似乎顾不上这么多了，他决意要走上不归路。
中共中央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接到陈独秀的回信后，立即在１５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陈独秀及同伙越走越远的反对派行为。会后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的复信，具有很明显的公开反共产国际、反中共六大、反中央、反党的路线，指示各级党的支部，如果发现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从组织上制裁参与者；如继续坚持错误，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党。同时，要求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同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演讲。周恩来在演讲中精辟地指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作时代的动摇分子，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最后指出，对反对派“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①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４６页。
２５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江苏省委完全接受中央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及闸北区、沪中区关于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人党籍的决议。中共中央首先将陈独秀手下几员得力干将开除出党，而没有将他先开除出党，其含义不言而喻，是期望能以此警醒陈独秀尽快悬崖勒马，否则后果自负。但可惜的是，陈独秀显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以他一以贯之的个性和作风，他也不会就此罢休，中途退场。如果那样做了，就不是陈独秀了，历史也少了五彩斑斓的趣味。
翌日，陈独秀与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坚持自己的观点，仍然认为，“目前既是直接革命的过渡时期，便须有适合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群众。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目前若提出‘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做行动口号，当然得不到‘无产阶级群众的回声’。”他们毫不掩饰地宣称托洛茨基为同志，并且表示：“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①
同日，共产国际发出《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中共任务的信》，指示中共中央，“在一切斗争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托洛茨基派。”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决议措辞强硬：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由于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特殊，因此中共中央开除他的决议还需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１９３０年２月，共产国际在审批时，再次出面对陈独秀做最后一次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表示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②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了。他再次断然拒绝赴苏。
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他复信共产国际，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并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宣称：“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绝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历史最终没有出现戏剧性的结局，这是后话。
①李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３０页。
②《陈独秀著作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７８页。
５
深秋的上海，寒风瑟瑟，街道两边的树，早已被秋风扫落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无力地摇晃着。除了为生计发愁的小贩在拼命吆喝外，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都在躲避着即将到来的严冬。
陈独秀也渐渐开始了他政治上的严冬期。
１０月份他刚过了２０岁生日，仅仅一个月以后便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时常精神恍惚，夜不能寐，脑海里始终冒出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他总喜欢从外部而不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因而内心里充满着极为强烈的怨恨之情，并且时常流露出脸上。他绝对没有料想到中央会痛下决心开除他，以为自己至多受个党内处分而已，想不到竟落到这个地步。他的悲剧就在于：在他被迫接受开除出党的结果时，仍然十分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还自以为是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和继续革命的道路，并且认为普天之下只有他陈独秀才找到了这条道路。
被开除出党后，陈独秀经常到彭述之、汪泽楷、郑超麟等人家里坐坐，有时这些人也到他的寓所去，安慰一下日渐苍老的陈独秀。他们彼此引以为同志，又刚都被开除了党籍，相互间免不了惺惺惜惺惺，发泄一番内心的不满情绪。然而，他们更多的是商量进一步的对策。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后，决定由陈独秀起草一篇分量重的文章，全面阐述他们的观点。
经过几天的精心构思后，陈独秀于１２月１０日写出了《告全党同志书》。全文１２０００多字，洋洋洒洒，长篇大论，通篇充满了为自己辩解和批评他人之词。
陈独秀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错误。他回顾了党成立以后直到大革命失败的过程，指出：“我们应该很坦白很客观地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他自己的错误，只是“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觉得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他把自己该承担的大革命失败的部分责任，也一古脑推得干干净净。当然，大革命的失败，绝不仅仅是陈独秀一个人的责任，也不能都推卸给共产国际的瞎指挥，而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还缺乏驾驭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能力，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陈独秀对中央开除他的党籍十分不满。他甚至认为，中央开除他的党籍，完全是少数人为掩护其错误的一种手段，是杀鸡给猴看，向党员群众示威，是“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
他接着攻击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路线，认为“现在的中央，忠实的依据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第六次大会的破产政策路线，执行上述的破产政策，把过去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结合起来，以断送党、断送革命。……甘心做斯大林留声机器。”
除了极力为自己辩解和攻击中央以外，陈独秀还大加吹捧托洛茨基，称赞他是“和列宁携着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告全党同志书》被油印成册后，广为散发，迅速在党内引发了一场思想上的混乱和震荡。后来还被翻译成英、日、德、俄等国文字，流传到了国外。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如获至宝，立即命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逐字逐句进行分析后，写出了一篇“审查报告”，提交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们从这篇《告全党同志书》中，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陈独秀自去年８月即开始积极的反中共活动；第二，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第三，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第四，共产党内部日见分裂。
此件后存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上面标明《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足见国民党及蒋介石对陈独秀的重视程度，他们迫切希望看到共产党堡垒能从内部攻破，但他们不久就失望了。
与此同时，陈独秀及彭述之、尹宽、汪泽楷、郑超麟等人，进一步加紧组织人马，成立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中国托派小组织。
事情还得从这年９月说起。
当时，陈独秀还在写信与中共中央争论。彭述之向陈独秀建议，学习梁干乔等人成立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的做法，组织党内的反对派。他们希望尽量多拉一些人，扩大势力，以便与中央抗衡，不至于被开除。
起初，陈独秀并不打算单独成立组织，只准备采取加入原有的“我们的话”派或是两派合并的方式，以壮大声势。但是，“我们的话”派总干事会认为，陈独秀等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因而加以拒绝。此时刘仁静刚从苏联绕道土耳其回国，曾试图撮合两派的结合，但终因“我们的话”派提出的要求过高，难以被陈独秀等人接受而未成功。
９月下旬的一天，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齐聚老耙子路陈独秀寓所，凑集可以被拉拢的人，一下子就凑了几十个人。拟定的名单中，包括了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何资深、刘伯庄、马玉夫、罗世凡、蔡振德、吴季严等。
陈独秀担心名单一旦公布，中共中央一定会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于是叮嘱彭述之等人暂时不要公开，看看中央那边的动静再说，因此这件事情一搁就是两个月。
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和陈独秀相继被开除党籍后，他们自认为不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于是毫无顾忌地开展成立中国托派小组织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清除托洛茨基主义中国派的开始。从此以后，不仅与陈独秀一起活动的党员相继被开除出党，而且从莫斯科回国隐蔽在党内很深的托派分子，也逐一被清理出来。就在陈、彭等５人被开除后，中共中央又批准江苏省委，开除了江苏省委委员罗世凡以及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陈碧兰、杜琳、谢庄、薛农山等８人的党籍，批准中央直属支部，开除了王平一。
１２月７日，中共中央在《红旗》报第６０期，发表了《中央通知第六十号——怎样实行武装保护苏联的策略》。通知中的第七部分是“坚决反对取消派”，首次将陈独秀等人定位为托洛茨基主义中国取消派。通知指出，“取消派已经从党内反对派走上了阶级的敌人，他们不只是已经到群众中去散播一切欺骗的宣传，而且采用各种不正当的方法来破坏党的组织，……如果发现了固执取消主义的路线和破坏党的行动的同志，必须毫不犹豫的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党”。这是对同情和支持陈独秀观点的党内其他人员发出的警告。
三天后，陈独秀就写出了《告全党同志书》，摆开架势与中共对立。
１５日，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以后，陈独秀约集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上海昆明路彭述之的家里开会，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参加会议的人不多，稀稀拉拉坐了一屋子，来的都是跟陈独秀走得较近的一些人。陈独秀主持了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刘仁静起草、陈独秀修改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全文分五个部分，第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第二，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第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第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意见书》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路线，要求恢复托洛茨基的党籍和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内被开除同志的党籍，改组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重新决定联共、国际及中共的路线。这份《意见书》，是刘仁静根据托洛茨基写的中国托派政纲写出来的，通篇充满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与中国托派分子思想的大杂烩。
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由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后改为罗世凡）任常委，秘书长吴季严。老资格的郑超麟因为曾担任过中共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的编辑，所以未能入选常委，他为此而愤愤不平。会议还决定出版内部刊物——《内部生活》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改名为《无产者》月刊）。
会上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为了显示反对派力量的强大，陈独秀提出要多拉一些人在《意见书》上签名，但又一时找不到那么多的人，怎么办呢？郑超麟脑瓜子转得快，对尹宽说“除了陈独秀不能排在第一位外，其他人都可以按姓氏笔画顺序来排。”尹宽表示同意，但考虑到自己的姓名笔画少，他希望多拉几个王姓的人排在前面。陈独秀也觉得郑超麟的主意好。于是几个人挖空心思地思来想去，一共凑集了８１个人。排在第一位的是子虚乌有的王阿荣，陈独秀排名第４７位。这份名单包括了彭述之及夫人陈碧兰、郑超麟及夫人刘静贞、尹宽、刘伯庄、李季、吴季严、何资深、杜琳、薛农山、谢庄、陆沉、刘毅、张以森、庄季贞、彭桂秋、段浩、朱崇文、王永庆等人。但刘仁静拒绝在《意见书》上签名，因此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拒之于门外。
这些人中，曾留学德国、后去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李季，曾写了《马克思传》。他对未经本人同意，就在８１人中列入他的真名实姓极为不满，表示要退出。
１９３０年３月，陈独秀等人决定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散发。当中共中央发现这份８１人签名的《意见书》后，按图索骥，将真名实姓的人逐一找了出来。为了不扩大打击面，于是在４月１６日出版的《红旗》报上发出通告，要求上述签名者“是否你们自觉的列名，抑系取消派的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地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后的制裁，以巩固党的铁的纪律”。结果，没有人理睬，于是中共中央相继将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吴季严、王永庆等人开除出党。
陈独秀在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似乎又想重新燃起当年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的热情，发挥老骥伏枥的精神，再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此一时彼一时，即便陈独秀纵有旷世之才，也无法再干出当年的那份伟业。
陈独秀想起自己过去就是从宣传革命真理、唤起革命群众，才逐步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因此他又开始投入大量精力，来从事托洛茨基理论的宣传。在他的领导下，彭述之、尹宽、郑超麟、吴季严等一批人加紧把流散的托派文件，主要是托洛茨基写的文章，收集翻译出版了两本 《中国革命问题》。尹宽起草了“宣传大纲”，写得很长，并油印成一本小册子，作为反对派小组讨论的依据和对外宣传的材料。
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无产者》杂志创刊，由陈独秀担任主编，作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在讨论刊名时，郑超麟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后来决定模仿使用列宁于１９０５年在日内瓦主编的地下刊物《无产者》的名称。从此以后，陈独秀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被简称为“无产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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