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中国，风云际会，波谲云诡。身处这个错综复杂而动荡不安的时代中的每一个人，不管愿意抑或不愿意，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巨大旋涡中。在这个极速变幻的令人昏眩的时代，有的升起，有的沉沦，历史在这里留下无尽的困惑与思索。作为时代的风云人物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也不例外。
随着北伐战事的节节胜利，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激化，革命联合阵线的基础日渐脆弱，处在风吹雨打的飘摇之中，国共两党即将度过甜蜜的合作期。
就在中国共产党人仍积极发动革命群众大力支持北伐战争之际，中国的上空突然乌云滚滚，阴风阵阵，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右派挥舞着血淋淋的屠刀，在上海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公开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第一号通缉令，就是通缉陈独秀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193人。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形势，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研究和决定挽救革命危机的方针政策，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全部集聚于此。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毛泽东、恽代英、董必武等80余人，代表全国57900多名党员参加了大会。出席开幕式的还有由谭延闿、徐谦、孙科组成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共产国际代表，苏、英、美、法等国共产党代表以及各群众组织代表。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统一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为了防止意外，开幕式后，大会转移到汉口市郊的黄陂会馆举行。
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主持了会议。坐在陈独秀身边的是刚刚到达武汉才25天的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和苏俄政府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鲍罗廷、维金斯基、米夫等人。主席台上挂着马恩列斯相片和国共两党党旗。大会开始时，代表们全体起立唱《国际歌》。
这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唱完《国际歌》后，代表们纷纷坐了下来。突然，有人发现了被誉为“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师师长叶挺手臂上有一个虱子，捻了给叶挺，叶挺一边捻一边说：“捻死这个吴佩孚！”仅隔了一会儿，这位代表又从叶挺的衣领上捻下一个虱子，问：“这是哪个呢？”
叶挺笑着说：“你应该晓得这是哪一个！”
4月29日，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和关于党的组织状况的报告。为了做好大会的政治报告，会前，住在中央机关６１号的陈独秀冥思苦想，精心准备了洋洋洒洒数万字的发言提纲。他满以为自己精心构思的这篇得意之作，会顺利被大会予以通过，孰料结果却出人意料。
陈独秀以其雄辩的口才，在大会上侃侃而谈，历时５个多小时而不歇。
他首先从１９２６年３月发生的“中山舰事件”谈起，认为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还没有公开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其进行镇压，因此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其次，对于蒋介石叛变，他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叛变，现在只剩下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他把汪精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认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比俄国要强得多，也很重要，因而应重视汪精卫等人的作用；再次，对于土地问题，他为当时党的土地政策定了调子，即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对小地主的土地则不能没收，因为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必须向他们作某些让步；又次，他谈到了军事问题，认为通过让工农参加军队的办法，就可以改造旧的军队；最后，他不惜笔墨大谈特谈他十分赞赏的鲍罗廷的“西北学说”，认为共产党现在没有力量推翻南京的蒋介石政权，因为国民政府任何军队到了上海以后，都会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右倾，因此革命应在东南以外的地方进行，尤其是向西北地区发展。
①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２４页。
这个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规定大纲、陈独秀命题作文的长篇政治报告，并未引起与会代表的共鸣，更没有得到一致同意，反而被视为陈独秀以及由他领导的中央从四大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的辩解之词，因而在大会现场遭到了各地代表前所未闻的抵制和反驳。
刚刚赶到武汉的上海区委代表罗亦农，对报告给予了两个字的评价“糟糕”。叶挺则连忙问身边的人：“报告经中央集体讨论过没有？”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
陈独秀发言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发言。他引导与会代表就陈独秀的政治报告进行辩论。辩论持续了整整４天，气氛非常热烈，甚至充满了一点火药味。要求签名发言的达３８人，达到参加会议代表的半数，其中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的发言最引人注目。
任弼时，湖南长沙人，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刚从苏联莫斯科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后回国。到达上海时，正赶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在了解情况后，他迅速离开上海到达武汉，参加了中共五大。任弼时到武汉后，在武昌都府堤４１号见到了毛泽东。会前，两人交换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辩论期间，与会代表都收到了瞿秋白写的一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充满激情地写了２万多字，他写道：“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瞿秋白列举了自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７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共１７例，并且说：“将这些事实一一罗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本来，瞿秋白是把小册子提交给了大会主席团，但在陈独秀那里被扣住，不准散发给与会代表。瞿秋白迫不得已，只好将小册子提交给参加小组讨论的各位代表。
面对瞿秋白的尖锐指责和批评，陈独秀有点坐不住了，不停地吸烟。中共四届常委、宣传部长彭述之早已躁动不安，嘴里叽里咕噜地重复着“见了鬼了”的口头语。
瞿秋白的小册子在代表中赢得了广泛支持。代表们低头仔细阅读着小册子，脸上不时露出一阵阵会心的微笑。淋漓酣畅的文字，精辟深刻的分析，使得连日来与会代表们郁闷的心情暂时舒缓了些许。坐在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身旁的恽代英一边翻小册子，一边笑着对她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他是指扉页上的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恽代英接着说：“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问得实在好！”他指的是瞿秋白在书中所提的“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取领导？领导的人怎样？”５个问题。
此时，仍在上海坚持地下革命斗争的周恩来，在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正隐蔽在上海。因此，他不能亲自来参加大会，但十分关注五大的召开。他特地委托上海区委的罗亦农带来了两点意见，一是中央要承认错误，二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看了这两点意见，陈独秀甚至有点不相信，这些意见竟来自平时看上去那样宽容的周恩来。
在湖南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并卓有成效的毛泽东，也向大会提交了立即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这是毛泽东和在广东、江西等地领导农民运动的彭湃、方志敏在会前联合制定的。但陈独秀等人对此不屑一顾，没有将毛、彭、方等人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
５月４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出席了大会，并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辞。随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的报告，主要是传达此前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但在报告中，罗易掺进了自１９２７年２月份到达中国后对中国革命的许多个人意见，其中有很多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５月９日，中共五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一系列决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张国焘、任弼时、陈延年、陈乔年等３１人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郭亮等１４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这一届中央委员会的３１人中，陈独秀一家就有３人，即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延年、乔年，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第二天，大会闭幕。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上，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山４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周恩来、张太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为秘书长。
会后，陈独秀虽然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是朦胧地感觉到了一种潜在的压力。
还在当年的３月中旬，苏联驻华代表那桑诺夫、福金等人在给苏共中央的去信中，仍乐观地相信陈独秀在中共党内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之一。他们根本没料到，中国的形势会变化得如此之快，简直让人目不暇接。他们的预言仅在一个多月后，就遇到了挑战。
５月的武汉上空，乌云密布，阴霾笼罩。处在反革命势力包围中的武汉国民政府四面楚歌，岌岌可危。
１７日，驻守宜昌的独立１４师师长夏斗寅，趁武汉主力军队第二次北伐之际叛变，进攻武汉，抵达距武昌仅２０公里的纸坊，被第４军的叶挺部队粉碎。２１日，驻长沙的第３５军３３团团长许克祥叛变，一夜之间，搜捕共产党和工农群众３０００余人，杀１００余人。中共湖南省委决定２０日发动长沙附近１０万农民自卫队，围攻许克祥，由于组织协调不当，最终失败。此时的武汉政权，经济萧条，人心惶惶，到处是地主豪绅、资本家咒骂工农运动的喧嚣声音。
５月底，共产国际的两个紧急指示传到中国，史称“五月指示”。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５个师或１０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接到指示后，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罗易、鲍罗廷、维金斯基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在会上默默地听着罗易一字一句地念着电报，半天没说一句话。他陷入了沉思，这份仿佛天外来音的共产国际指示一旦拿出来在党内公布，必然将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于是，他理了理头绪，缓慢地说道：“我主张先不忙着把这个电报内容公布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波动。”
他停了停，继续说道：“国际主张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如果执行国际指示，势必导致联合战线破裂
经陈独秀这么一说，鲍罗廷、维金斯基转而一想，也觉得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形势，目前无法执行这个指示。罗易则认为，只要汪精卫同意了就可以执行。于是，在给共产国际的回电中，他字斟句酌地写道：“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执行。”
６月１日，罗易邀请汪精卫到他寓所。寒暄之后，罗易问汪精卫是否看到过最近共产国际的电报。汪不知所云，于是连忙问是什么电报。罗易竹筒倒豆子般地将国际指示的内容全盘说给汪听。汪精卫听后，既惊又喜。他惊的是，共产国际竟然指示共产党发动土地革命、组织军队，这不明明是威胁武汉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吗？喜的是，这样一份高度机密的共产党文件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竟如此全不费功夫。
汪精卫不愧是政坛老手，表面上丝毫不动声色，临分手才对罗易说：“是否可以给我一份译文？”
罗易犹豫了片刻，随后点头答应了。
翌日，天真的罗易亲自将电报的抄本送交给汪精卫。汪精卫大喜过望，连忙说：“谢谢，谢谢”，便把罗易打发走了。此后，汪精卫便以此为借口，大肆进行“分共”的准备活动。
进入６月份以后，武汉的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闷热的夏天就要来到了。武汉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对立之势，也如同夏日的骄阳一样，日趋紧张。汪精卫进一步加快了“分共”的步伐，而陈独秀等人却一再错误地估计了日益严峻的形势，导致革命的大好局面顷刻间消失殆尽，再也无法逆转。
６月１０日，冯玉祥邀请汪精卫、孙科、徐谦、邓演达、唐生智、张发奎、于右任、鲍罗廷等人，在郑州的陇海花园召开会议，史称“郑州会议”。为了弄清会议情况，了解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张国焘也在会议前一天赶到了郑州。汪精卫在会上大发反共议论，指责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是破坏国民革命，应予严厉制止。孙科、徐谦也大谈武汉的困难以及他们最不满意的几方面情况。
３３军军长何键，则攻击湖南农民运动“糟成一团”。汪、孙、何等人一唱一和，再加上冯玉祥的默认，郑州会议实际上成为汪精卫等人密谋分共的一次预备会议。
虽然张国焘对郑州会议上汪精卫等人的基本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并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但陈独秀仍然对汪精卫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对郑州会议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的文章，坚持认为郑州会议是一次公开的讨蒋会议。这一次，陈独秀又错了。他要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付出沉重的代价。
６月１３日，汪精卫、唐生智回到武汉，准备分共。形势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已经根本无法逆转。
７月的江城武汉，天气更加的闷热难耐，革命形势也如同这闷热的天气一样密不透风，紧张得令人窒息。
４日，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保存农村革命力量的问题。陈独秀、李维汉、蔡和森、周恩来、邓中夏、张国焘、任弼时、毛泽东等５人出席了会议。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党的活动分子、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都参加了。此时的陈独秀胡子拉碴，脸色疲惫。作为中央总书记，他不得不首先发言。在谈到将来时，陈独秀提出了三种方法，一是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二是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三是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
任弼时首先提出赞成第一种方法，并要求宣读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
陈独秀当即打断了任的讲话，说：“第一种方法是不正确的。青年团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
任弼时争辩道：“青年团国际的这位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团是否有这种权利？”
陈独秀听后勃然大怒，厉声说：“这个不包括在议事日程之内。”并用力将意见书撕碎，扔到了地上。
与会代表见此情状，目瞪口呆。陈独秀在党内一贯的家长制领导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在讨论工农武装的出路时，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蔡和森则主张上山。毛泽东也点头表示同意，认为如果不保存实力，将来一旦发生事变，我党就会束手就擒，无力反击，而上山则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陈独秀见此情状，只好回答说：“同意上山。”①
１２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５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这是陈独秀自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首次被排除在最高决策层之外。其实，共产国际的训令早在６月底就到了鲍罗廷手中，他没有马上执行，希望局面能够有所挽回，甚至出现柳暗花明的奇迹。但奇迹没有出现。拖了半个月后，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已公开准备叛变革命，并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此时，苏俄政府派出接替鲍罗廷的国际代表已在前来武汉的途中。于是，鲍罗廷赶在离开中国之前，执行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太上党”--共产国际的训令，改组中共最高领导层。
当天，鲍罗廷约陈独秀等人谈话。张太雷传达了国际训令后，陈独秀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共产国际总要找一个人为其在中国问题上的决策失误做替罪羊，不是我陈独秀，就是别的人，与其让别的人背黑锅，不如自己来背黑锅，我陈独秀素来敢作敢为。想到这里，陈独秀又觉得有些心安了。也许是担心陈独秀心里不好受，鲍罗廷安慰了陈独秀几句，并建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共同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同时，还建议瞿秋白和正在住院的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学校。陈独秀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鲍罗廷的建议，他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一走了之，他必须对全党有个交代。
与鲍罗廷谈话后，陈独秀立即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辞职书，表示：“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请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实际上，共产国际训令已经指令中共另组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独秀的辞职报告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
①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７５页。
随后，陈独秀抽空回到办公室收拾了一下，他把各种文件整齐地叠放好，将自己的私人物品装进了包里。当时，任弼时的弟弟任作民及妹妹任秀兰和陈独秀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临走时，任氏兄妹送陈独秀到了门外。陈独秀神色憔悴，表情复杂，脸上拼命地挤出一丝笑容，对他们咧了一下嘴，算是打了招呼。
出门后，陈独秀戴上了压得低低的草帽，手里拿着一把大芭蕉扇，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和他同行的是秘书黄文容（玠然）。他们乘船到达武昌，住到党组织在武昌的地下机关一家纸行的楼上。
７月１５日下午，经过多方布置后，汪精卫等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会后通过了一系列“分共”决议，史称“七·一五政变”。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在经历了近四年的风风雨雨后完全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血的代价。同时，这也标志陈独秀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时代的结束。从此，他将回归到一种平静的生活。但陈独秀毕竟是一个叱咤中国文坛、政坛多年的风云人物，显然他不会甘心于过一种平静的生活。
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历史在这里又将展开一幅新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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