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何屡救陈独秀
赵映林
胡适与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并峙的双峰，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双子星座，更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对巨擘。他们各自的思想与品性至今仍值得世人解读、破译，而两人之间的友谊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更值得人们深思与怀念。何况两人的性格也是截然相反的，尤其是胡适在与陈独秀政见完全不同、已分道扬镳的情况下仍不遗余力地营救陈独秀颇耐人寻味。
那么，这是为什么?
胡适与陈独秀都是安徽人。胡适出生于皖南山区素有“绩溪牛”之称的绩溪。那儿襟山带水，风光旖旎。即使在今天热火朝天的市场经济中，这里依旧群峦重叠山峰苍翠，既无机器轰鸣之忧，亦无溪水污染之患，民风依旧淳朴。胡适的性格很像这里的田园山水，一派自然风光——“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与他交往你会有那种青山绿水间春风拂来沁人心脾的感觉。这大概也是胡适一生朋友多的原因。胡适自己说：“我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陈独秀生于皖北长江边的安庆，气势恢宏的长江襟怀坦白，一泻千里，奔腾入海。陈独秀的性格就如这长江，百折不回，愈挫愈奋，且光明磊落。鲁迅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胡适出大名肇端于他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与陈独秀一同祭起了文学革命大旗，呐喊民主与科学。从此开始了两人之间的友谊。１９１７年１月，胡适那篇被郑振铎称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第二卷五号上刊出，文中正式提出的“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胡适公开举起“文学革命”的义旗首先“发难”，是他在美国留学的最后两三年间的潜心思考，现在瓜熟蒂落了。他从文化意义上为中国进入新时代跨出了惊世骇俗的第一步。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文化界之雷音”。紧接着陈独秀就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先锋”的头衔赠与胡适：“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陈独秀表示自己“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正式开始的时间，按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说法，是１９１５年９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而在这之前，胡适就已开始思考并为白话文造舆论了。１９１５年８月他在《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中说：“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说：“活文字者，日常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我国之白话是也。”还说，“此问题至重大，不当以意气用事，当从容细心研究之”，并建议大家以“国文”为题进行讨论以求共识。
倡导白话文，胡适功莫大焉。鲁迅与周作人在１９０９年合作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这部小说集曾被胡适誉为“古文学末期”的“最高作品”，可是它在十年间总共只售出了二十册。当鲁迅用白话文写出《狂人日记》后却一版再版。试想，倘若不是白话文的推广，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有如此的传播么历史的演变又将是怎样的呢﹖这里，不妨听听胡适的说法：“形式与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
１９１７年９月，在陈独秀的竭力推荐下，刚从美国回来两个月的胡适来到北京大学担任了教授。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为陈独秀、胡适等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宣传新文化、新思潮、新观念提供了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令人羡慕的宽容。一时之间，北大的学术思想气象日新，整个校风郁郁然充盈活力。胡、陈在蔡元培的旗帜下一道对北大进行着教育的改造。
然而，这样的志同道合并没能持续几年。１９１８年１２月，由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创刊。对《每周评论》的创刊，胡适有一番说法。他说：“在某种意识上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可见胡适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上不断谈政治是不满意的，所以才有了《每周评论》。但是胡适与他们的分歧并没有因有了《每周评论》而偃旗息鼓。“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不可避免了。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１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这份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也就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胡适的观点遭到了反驳。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有趣的是毛泽东在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争论的高潮中，他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几十个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也就是说谈不上是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
不过，随即而来的五四爱国运动却结束了胡适与陈独秀那几年亲密无间的合作。经胡适等人的营救出狱后，陈独秀来到了上海。于是李大钊主编了１９１９年六卷五号的《新青年》，出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新青年》从此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而陈独秀在上海与当地最初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人结识，不久就把《新青年》改由他在上海编辑，成为主要宣传建党的刊物，并逐走上了政治救国的道路。对此，胡适是不满意的。他写信劝告陈独秀，办《新青年》仍旧应以哲学文学、思想文化为主，不要搞得政治色彩太浓。胡适要陈独秀、李大钊同己一道奉行“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理念，当然不被他们所接受。陈独秀在《新青年》专门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批评“《新青年》同人中多数向来绝口不谈政治”的错误。他说：“在现实社会中，谈政治也罢，不谈也罢，谁都逃离不了政治，除非躲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而此后的文章中，陈独秀更是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观察与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了。
五四爱国运动后，胡适继续坚持原先的思想文化改良道路，陈独秀则走上了政治革命的道路。胡、陈二人之间志同道合的蜜月结束了。于是，胡、陈的分道扬镳导致了北大知识分子的分裂。集合在胡适旗下的主要有周作人、毛子水、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顾颉刚等人。集合在陈独秀旗下的主要有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慰慈等。前者叫问题派，后者叫主义派。
虽然政治主张相悖，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这可从陈后来的遭遇中看出来。陈独秀一生遭绑架—次，四次被捕。遭绑架时他与胡适还不相识。后来的四次被捕，胡适动员了一切可调动的力量不遗余力地营救了他。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胡、陈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既有胡适重友谊的一面，也有二人都爱国，更有陈独秀政治思想趋于与胡适一致的一面。胡适终其一生都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人“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胡、陈的政治主张是不同的，但二人也有较为一致的地方：能容忍异己。正如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更重要的是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变化。胡适一生鼓吹民主、自由，容忍异己。陈独秀后来思想大变，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他说，那种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是一种“最浅薄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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