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狱中自述的现代意义
张宝明 《书屋》二〇〇三年第八期
〔题记〕地火在运行，我忘不了那如火如荼的岁月，更对在动荡岁月里豪情满腔、壮志凌云的仁人志士肃然起敬。理想、激情、斗志……再回首，往事如云、如梦、如烟……岁月如歌，随风而去的精神长缨时时侵蚀、啃噬、鞭挞着我那不安的魂灵。世纪末的后生不能不对世纪初先驱的精神冲动产生令人激动不已的思想回响。
本文，意在抒写二十世纪书生革命军的悲剧情怀！
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瞿秋白，1899～1935。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充满政治激情、饱蘸理想情怀的三位书生革命家的年龄相差十载，而他们生命的享年却呈现出戏剧性的逆差递减。瞿秋白，一个诗意纷飞的浪漫之士，只在人间度过了短短的三十六个春季，名中有“秋”的他却未能享受第三十六个秋季。对向来有“悲秋之士”雅号的中国文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次致命的摧残。发这种思古之幽情不是笔者的初衷，毕竟瞿秋白于1935年的6月18日被杀害。
烈士死前，如入暮年。人之将去，其言也真。“自述”、“多余的话”、“上诉状”，虽然形式不一，但是内容却都是各有其真的“自白”。
固然，这里不乏“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豪情，也不乏“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壮志，更有“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从容，可我们从中却更多地感受到的是平素身世及文章里所难以领略的精神气质、人间情怀、冷静思考。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选择“困兽”情形里的自我形象，则是审视二十世纪书生革命家的一个颇为有趣的视角。
自传：“同是天涯沦落人”
从三人的家庭身世、游学经历、革命生涯里，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与生俱来的“同事”意义。
陈家由一个当地的“望族”而沦为“破屋”，家道中衰的经历让他在“怀宁人眼皮子浅”的白眼中度过了本应天真无邪的童年〔1〕。李大钊比陈独秀的身世更为“不幸”，他不但在两岁时就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而且在母亲的相继去世后成了孤儿〔2〕。瞿秋白，破落书香之家的童年生活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母亲因欠债而自杀的凄惨与悲凉：“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时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3〕
如此这般的经历使他们自幼就缺乏应有的爱。他们对爱的体验不足，因此所理解的爱也只能是一种最大能量的幻想与渴求，哪怕是一种爱的乌托邦！在三位先驱黑而亮的目光里，更多的是恨，一种对世态炎凉、人情浇薄的愤怒。
心灵的孤寂使李大钊自幼就懂得“靠书本和墨水台来充实我全部生活中的流年岁月”〔4〕。家乡私塾、永平府中学以及东京的留学生涯使其饱读诗书。因此回国后先生便以扎实的中西文化根基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学而优则仕”所蕴涵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古训已经成为他心灵里的过眼烟云。昔日的“文房四宝”已经化做“石笔铁砚”，留驻书生笔端的则是呜咽悲歌、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挥泪迸发的必将是“悲歌辞易水，壮志出天山”的豪迈诗篇〔5〕。无独有偶，陈独秀虽然对“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的光宗耀族观念不屑一顾，但是爷爷“严厉”的叫板却使他不得不伏案苦读。“也不知挨过多少次毒打”的陈氏嫡孙中了秀才，还有过乡试的经历。1898年，杭州求是书院又为他提供了通向西学的桥梁。之后的四次赴日游学更使他学贯中西，在以《新青年》杂志起家的同时，就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也许，瞿秋白的求学经历更为沧桑，作为“后生”的他在小学学堂与中学学堂的游历固然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但即使是在北京因无力进入大学读书而不得不在俄文专修馆的求学也属“寄生生涯”。学膳免费最富诱惑力，在这样狼狈的窘态中超度了“万般皆下品”，自然也是破落书香门第的一种幸运选择。文乎其文的新式士人气质固然不乏“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浪漫，但是在其一生中也将过多学院气、过分理想化、过于激动化的天真与迂腐顺手牵了过来。日后瞿秋白赴俄学习，而成为一个年轻有为的单纯之纸上谈兵理论家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瞿秋白很快介入铁流的转变我们一点也不难理解。捉襟见肘的严酷现实令其别无选择，而在他做了过河卒之后也只能以这样的态度来一往无前：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有风雨兼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瞿秋白曾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且经历了一个从犹豫彷徨到一发而不可收的转变。关了三天的被捕经历不但没有挫伤瞿秋白的意志，反而使他在“卷入旋涡”的“热烈”后有了“一次暴动胜于千百万册书报”的“震惊”和“刺激”〔6〕。1920年10月，俄文馆的特殊履历使他得到了接受《晨报》聘请的机会。赴俄作记者的“俄乡纪程”，使他加快了对书生革命性情的向往步伐。“赤都”留下了他心灵的记录，他对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并坚信“总有那一天”〔7〕：与其说是纯真向往的步伐，毋宁说是浪漫的幻想。如果说俄国革命的成功以及对苏维埃政权的耳濡目染让瞿秋白的理想扶摇直上，那么李大钊的政治敏感以及对“Bolshevism胜利”的雀跃则与瞿有异曲同工之妙。李大钊自信而又不容置疑的告白掷地有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凯歌的声音。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8〕在“书生”或说“学问家”的意义上，陈独秀与李大钊更有相比之处，辛亥革命期间的秘密结社以及不畏牺牲的道义担当一直是他们延续不断的未了情结。此时的“老革命党人”也正是在“辛亥”无望、无路的情形中，在实用理性的促使下一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俄国人的道路的。陈独秀从连任五届中共总书记到下野沦为“托派”，他的政治信念义无返顾，即使是在国民党监狱也毫不讳言地慷慨陈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国南北局势形成了对中共的南北夹击。我们的主人公陈、李、瞿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上各自演绎出一幕幕历史悲歌的。
自述：“秋风秋雨愁煞人”
这句话本是近代革命家秋瑾女士的绝命词，可用在书生革命家的狱中陈词里一点也不越位。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入狱。对他来说，这已经是第六次入狱了。从容之中带有真理使者的自信和不服，回顾自己的革命历史后，他慷慨激昂：“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而且，为了成就大业，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所进行的“一切的一切”，永远合乎时代的潮流，为此，他不但在狱中对自己“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作为”毫不后悔，而且也毫不隐晦。出于对共产党追求的“自由社会”信念的坚定立场以及无限憧憬，陈独秀身处逆境而冷静有加。他条分缕析，对国民党的诬蔑不实之词一一驳斥：“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瘁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资产阶级的国法学者之通论，非所谓‘共产邪说’也，故所谓亡国者，恒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主权而言，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叛国’者何？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漏秘密罪，此等叛国罪状，刑法上俱有具体说明，断不容以抽象名词漫然影射者也。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摒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9〕冷静、沉着、大气的人格力量奠定了陈独秀的思想魅力：“党国”不分历来是统治者愚昧民众的伎俩。他力抗“群言”，力辨“党”与“国”之别，“国”与“府”之异，这和他五四期的“卖点”一脉相承：陈独秀五四前夕曾经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对情感盲目的爱国与自觉理性的爱国作了区分；“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他又以《我们应不应该爱国？》为题诉诸青年：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很容易将党、国、政府这些概念混为一谈，从而滑落为愚昧的爱国激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独秀指出：“群众的（爱国）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基于“我行我素”、“始终如一”、“忠于自我”的思想人格，加之“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平静心态，陈独秀不但拒绝了著名律师章士钊的热心相助，而且在真理面前振振有辞、义正词严、劈肌入理，在为自我辩护的同时也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竭全国人民膏脂以养兵”而在日军到来时节节退让的丑陋面目。
在此之前的五次被捕中，每一次的面对都是镇定自若。即使是在枪口深黑、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陈独秀有的也只是尽快了断的坦然。对他来说，危险从不存在。所谓的视死如归、慷慨就义诸多溢美之词，在陈独秀的行动中得到了最为直观的再现。他不仅“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而且有“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的要求。在一些人看来是天方夜谭的奢求，而在陈独秀那里，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正义诉求。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忠于事、忠于人，这就是陈独秀一贯的性格。他的思想品质正如蔡元培先生所概括的那样：“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书生的君子品行流诸革命行伍，二十世纪壮志冲霄汉的豪情在陈独秀身上得到了完整的再现！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折杀哪一个，先从独秀起！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真实写照，具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真正情怀！
也许，这种性格与其生理年龄相差二十的瞿秋白有着不可思议的性情区别。偏激、天真、忧郁甚至有些纤弱的精神气质让瞿秋白在急遽转型的大动荡时代做着力不从心的“跛足的迅跑”。这就是，激进、热烈而又敏感的精神气质使他很快从苏联的理论信仰中赢得了中共元老的青睐。1923年，只有二十四岁的瞿秋白作为俄国共产主义的资深使者，陪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不久便被李大钊推荐为上海大学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远来的理论家深为诸位所推崇，四年之后二十八岁的他便成为陈独秀位置的接替者。由于由“右”而“左”，仅仅八个月的时间瞿秋白就演绎出了凝聚着二十世纪书生情怀的人生悲剧，即作为陈独秀问题的纠正者，他和蔡和森一样有“理论”贡献，可是也正如同陈独秀的命运一样，他那妄自尊大、惟我是尊、“我即真理”的盲动主义思想以及1930年与其他人一起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一同遭到了与陈独秀没有什么两样的“清算”。蔡和森断言“真正小团体的代表是秋白”，张国焘则大斥秋白对共产国际有“两面派”的“态度”，李立三则在各位革命同志的激情感召下决然指责秋白“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10〕于是异口同声的批评迫使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将瞿秋白定位为“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全党应对他“开展最无情的斗争”〔11〕。瞿秋白经受了如此这般的考验后，直到临终时刻才开始了对这一“斗争”模式的反思：既有对他人也有对自己。说违心的话可以理直气壮，给人的评判可以无限上纲，《多余的话》中“历史的误会”的概括使瞿对王明在米夫支持下的攘权行为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多余的话》之所以悲情无限，一再声称自己不适合“从政为领”，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反思：“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12〕光明磊落的“名”与“假面具”的“实”形成了反差，对一个有良心和正直感的知识者来说，瞿秋白不能不在临终的时刻作出真诚的忏悔：“我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是一个对世界没有什么贡献可言的“高等游民”之一。《多余的话》是一次真诚的、感伤的、自省的情绪旅行〔13〕。瞿秋白没有去为自己的道路进行辩解，也没有树立与维护，有的只是深沉的思想升华。
在那篇心灵的独语中，能使“历史的误会”得到解释的最多概念就是“不得不”、“勉强”之类的词汇，一种无奈和不得已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必须沉沦而又不愿沉沦的拷打、坚持真理的勇气与身在其位的难以由己、学者的怀疑精神与失去独立思想的多重吊诡构成了一种丰富的痛苦体验过程。用当事人的话来说就是“弱者的道德”。仅仅为着“体面”，为着那点不切实的“绅士”风情，瞿秋白在“‘异己的’意识”与“‘异己的’的感情”中结束了“滑稽剧”似的短暂一生〔14〕，而最终又以坦城的真话留给了后人。现在看来，瞿秋白的自我解剖真乃一次充满血淋淋的自我冷嘲，读后令我辈学者真不寒而栗。
在二十世纪中国，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情怀没有比瞿秋白表现得更充分的了！
与瞿秋白相比，尽管陈独秀在连任五届总书记后也有在共产国际的集体错误中“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的尴尬与悲苦，但他忠于自己事业和同仁的“同志”精神却将自己的感伤、委屈、烦恼统统都甩在了脑后。即使是在最为黑暗的时刻，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主义是正确的，选择的道路是伟大的，所持的信念永远是值得自豪的。他没有丝毫反省的意思，更没有半点动摇的念头，有的只是义无返顾的决心和飞越现实的历史激情。自大的“主义”话语在陈独秀身上再一次得到了生动显现。
在陈独秀身上，他没有绅士的“体面”面纱。如果说自大会有一意孤行的专断，但却失去了“弱者的道德”的优柔寡断。陈独秀在1927年下野后应该是极度消沉时期，他曾经被集体围攻，被落井下石，被逼迫悔过，甚至被陷害、被侮辱、被开除，包括以瞿秋白为首的党组织也对其进行过苛刻的“无情打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一度还背上了“汉奸”的黑锅。但他毕竟有“固执”的气质，有“九死未悔”的性情。对此，我们可以在他的乡友胡适的评价中找到依据：“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种经陈独秀提出、被友人传送的“高尚优美的生命观”一直伴随着先生左右。比起瞿秋白性格中的“或是”、“也许”、“也难说”等书卷气，陈独秀没有那么多的温柔，他是一位嫉恶如仇、激情飞跃、拍案而起的汉子，是“一匹不峻之坡弗上的骏马”，是“宁为玉碎”的开放型风流倜傥之辈。瞿秋白可以在上面的指示下麻木听从，陈独秀则会在至少是一半的清醒中直面“指示”：为了自己的事业信念，他可以将道德的面纱撕破，也可以将道德的承诺踢开。
相对于陈独秀的真诚坦率，李大钊的“自述”则有一种燕赵志士的平稳、忠厚与浑朴。他既没有瞿秋白式的低调反悔，也缺少陈独秀式的历史“决定”语气，有的是一副“英雄落难”的气魄。好汉做事好汉当：传统道德的文化情结在李大钊身上找到了归宿。书生的天真每每流诸笔端，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名副其实，几乎是一种生涯追述，平铺直叙。他对自我“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努力无怨无悔，对“实践其所信”亦不愿“暇计”，而且甘愿承当“全责”，愿以义胆侠骨履行其“铁肩担道义”的诺言。在“自述”结束时，他写下了胜似“好汉歌”的企望：“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与此同时，李大钊也没有忘记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15〕传统文化熏染出的道德情怀让革命家再现书生本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即将就义、英雄末路之际，先生能如此从容地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这不但是传统的复制，而且更是一次“达”与“穷”的圆融。幸运的是，李大钊谦和、厚实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在政治生涯的纵横捭阖中不易陷入政见歧异的漩涡中。为了民族和民众的大事业，他舍得一身剐，只为“民权的旁落”隐忧忡忡，而不为个人“权力”的旁落生“杞忧”。
显然，与陈独秀的大起大落不同，也与瞿秋白为性情所累相异，李大钊的冷静、矜持、朴实形成了自己的生命特色。在三位革命家中，陈独秀与李大钊的道义精神与率真性情在人格上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瞿秋白的内方外圆虽然不失为一种传统“士大夫”的书生气质，但从人类终极关怀意义上说，又是残缺的个性。以这种个性难为政治家——只能是在政治的漩涡中有着内心的痛苦挣扎。缺乏道义的承诺以及执著的韧性斗志，结局难免尴尬。
瞿秋白说，本来他完全可以在生命即将罄尽的时刻壮烈一回，冒充“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16〕我们无法不为“书生”内心的真实所打动。然陈独秀思考的决不是烈士不烈士、叛徒不叛徒的问题，而是自己的信念是否遭到强奸的问题。因此，他多次被捕后都是以“无过可悔”而告终。李大钊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首先想到的是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传统的道德义气无法不令他悲壮地面对死亡。道义的光环牢牢地套在李大钊的大脑上，他别无选择！
对瞿秋白来说，他最为幸运的是世纪末的中国有了一个好气候，虽然他没有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言，也没有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行状，也缺乏李大钊式的“铁肩担道义”的道德激情，但是他的低调同样赢得了烈士的名称。开放的观念使我们在世纪末呼唤这么一句话：救救那些还没有成为烈士的坦诚者。也许他们的真话十分逆耳，可就是这逆耳的衷言会对社会历史快车道上的事故多发地段提供有力的警示牌！——少走弯路！——少付沉重的代价！
自勉：自将磨洗认今朝
高调与低调是我们一直没有处理好的音符。陈独秀是一位高调与低调一直胶着的弹奏者；瞿秋白则是从高调到低调的履行者；李大钊无疑是高调的保持者。陈独秀获得了刚直的人格；瞿秋白赢得了坦诚的赞誉；李大钊取得了高尚的桂冠。
但是无论你得到了怎样的尊称，都无法摆脱一种历史的悖论。俗话说得好：你得到的就是你失去的，你失去的就是你得到的。换句话说：你得到了这个，就失去了那个。我们总是生活在“顾此失彼”的悖论中。尽管我们说千万不要顾此失彼，但是作为尘世间的人，我们实在无法摆脱这个怪圈。
陈独秀在人格上获得了后世的首肯，但他在思想史上却是一位有着重大残缺的思想家；瞿秋白在人格性情上比陈独秀低了“八度”，但最后的“多余的话”却获得了思想的升华，确立了自己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着深沉的历史内蕴和厚度；李大钊可以“居庙堂之高”，但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了一个超脱尘世、光彩照人的“回避型”角色。
这一切，既需要在历史的延伸中体味，又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在现实中感悟。
在理想伴随我们几乎走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蓦然回首，往事如烟，只有那未来的长路等待着我们。当“主义”的话语在世纪末的日子里为激进主义、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所湮没时，我们为先驱者洒下的热血感到伤痛：瞿秋白英勇就义时只有三十六岁，而李大钊在受刑时也还不到三十八岁。
1927年4月29日，就是李大钊牺牲的翌日，《晨报》以“神色未变，从容就死”相告。也就是在这一年，陈独秀下野，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反思。尽管他对自己作为“左翼反对派”存在的必要性视为“天经”和“地义”，但直至晚年，其思考才算有了超越自我的发展。也许，李大钊这位思想先哲的话更富启迪性：对于“急进与保守”，“最宜使二力同时皆有活动之机会”〔17〕。一言以蔽之，防止最激进与最保守的二力时间交替“代兴”，保持二力的空间“并立”，乃为上策。
高调与低调，是美妙乐章中一样不可或缺的音符啊！如果说人生是一首美丽的诗，是一曲美妙的歌，那么由“性情中人”谱写的思想史当然也就是有高低起伏和引人入胜情节的乐章。为此，我们也就别忘了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的那段忠告：文化与个人性情一样，“趋向于不同的方向，遵循着不同的原则。但是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功能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种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方面。不和谐者就是与它自身的相和谐；对立面并不是彼此排斥，而是相互依存：‘对立造成和谐。正如弓与六弦琴’”〔18〕。
注释：
〔1〕《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53页。
〔2〕〔4〕〔8〕《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574页。
〔3〕转引自《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
〔5〕〔15〕《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11、888～893页。
〔6〕〔7〕《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62～164页。
〔9〕《陈独秀自撰辩诉状》，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
〔10〕《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1931年5月出版。
〔11〕《六大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12〕〔14〕〔16〕《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720、721页。
〔13〕《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153页。
〔17〕《言治》季刊第3册，1916年7月1日。
〔18〕《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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