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晖 摘自《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
“五四”新文学时期著名女作家苏雪林与新文化的三位领袖人物李大钊、胡适、陈独秀都有交往。前二位因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今北师大前身）任教，苏雪林1919年考入该校，亲列李大钊、胡适门墙受教二载，执师长之礼而敬之。唯与安徽同乡陈独秀仅有两面之缘，从1917年在安庆闻其大名，到1937年在武昌与汉口两度谋面，时间相隔20年，此中还经历了由“憎恨”到钦佩的戏剧性变化。
苏雪林晚年在所著的回忆录《浮生九四》中说：“第一次听到陈独秀的名字是在安庆，那时我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小做教员。”苏雪林1914年至1917年就读安庆省立第一女师，因成绩优异，毕业后遂留附小任教。附属小学新办之初，执教者多为留校不久的年轻人，为提升国文水准，自发组织了一个国文进修班，约请女师国文教员陈慎登先生授课。这位陈先生国学根柢闻名遐迩，尤擅词章，对儒家经典孔孟之学至为崇拜，是位热心卫护国粹的传统文人。一次他在课堂上气急败坏地对进修班的小老师们说：现在出了一种杂志名《新青年》，是你们贵同乡怀宁（县）的陈独秀所编，该杂志诋毁孔孟，反对纲常，散布邪说，蛊惑人心，实为世道人伦之忧，任其鼓吹，必酿神州陆沉之祸！说到激动处，脸色由青转白，胡须抖动，声音嘶哑，一口气弊不过来，老先生竟然晕倒在讲台上。吓得年轻的女教师手足无措，慌忙扶起，紧捏人中救助。苏雪林平素对陈先生最为敬重，崇拜他满腹经纶出口成章的倚马之才，看到心中的偶像如此忧愤，这般痛苦，一颗单纯爱师之心油然而生，恨师之所恨，对鼓吹“异端邪说”的陈独秀竟莫名地“憎恶和仇恨”起来。课后大家议论联名写信寄陈独秀，抗议他的谬论；怀宁籍同学还主张召开同乡会，开除陈独秀的乡籍。苏雪林自幼就尚武而颇带几分顽皮，认为这两种都不是好办法，顶好带柄手枪上北京找到陈独秀，叫他吃一颗子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当她把这话说给同学听时，大家拍掌称好，提议组织除奸团，用抽签的方法，选出暗杀陈独秀的英雄和保卫中国文化的烈士，虽杀人不免要偿命，惟替中国除了大害，牺牲一命不值得吗？1997年春天，我赴台拜访苏先生，谈起这件往事，她仍记忆如新：“说起来真是可笑，我们那时单纯热情，容易冲动，其实当时并不知道陈独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他所编的《新青年》也一字未见。”
苏雪林自幼就与那个时代一般女孩迥异，或许她的禀性遗传了她的远祖苏东坡（她是“苏辙”的后裔）灵动不羁的基因，为人处事，善于得问。陈慎登先生骂陈独秀的激烈情绪引起了她的好奇心，她就想方设法从一位女师同学家里借到几本《新青年》和《星期周刊》。阅读后知道《新青年》揭橥两大宗旨，一为科学（Science），一为民主（Democrcy），科学的精神是求真、求是，民主的精髓是平等、自由，《新青年》高扬科学与民主的大，公然反对孔夫子，那时她尚未感以为然，但该杂志列举孔教之弊及危害，倒颇惬其心。她想到慈母一生受封建恶婆婆无理压制之苦，54岁盛年就因操劳郁闷，染疾而逝；自己处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大家庭中，为争取读书的权利，闹到几近自杀的地步；更亲眼所见故乡一位童养媳被恶姑迫害致死的悲剧命运。这血泪斑斑的旧礼教戕害人性的事实，使她的心一下子与《新青年》贴近，感情随之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她离开封闭固陋的江城安庆，1919年秋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后愈加显明。此时“五四”的怒潮刚过去数月，一种大蜕变后新生命活跃蓬勃的气象，弥漫于渊渊如海的古都。置身于知识精英荟萃的高等学府，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的氛围中，一种无形的向心力鼓荡着她，身不由己地去追逐时代的大潮。课堂上聆听新文化大师胡适、李大钊的宏论，课后阅读《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潜移默化中，她觉得陈独秀的主张并不算怎样过激，“数千年的积弊，没有这样雷霆万钧之力，能轰得开吗？”“像我们这样腐败落后的中国，不革命是断无生机的”（以上均见苏雪林回忆录《浮生九四》）。渐渐地由当初在安庆“憎恨”陈独秀，到心仪钦佩这位革命的斗士，并翘盼能有机缘聆听其演讲，更欲一睹其丰仪，无奈陈独秀当时已辞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长），离京漫游去鼓吹革命，而无缘识见。
1937年抗战爆发，武汉一时成了抗战的中心。苏雪林此时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执教。是年秋，武汉大学学生会邀请出狱不久的陈独秀来武昌珞珈山演讲，她才有机会认识陈独秀。在《我认识陈独秀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有生动的描绘：
“我想‘认识’陈氏为时已久，现在不可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决定前去参加，目标不在听他的谠论，而是要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人。
“他那时大概有五十几岁，身上穿了一件起皱的蓝布大褂，脚曳一双积满灰尘的布鞋，服装非常平民化，人颇清瘦，头发灰秃，一脸风尘之色。但他那双眼睛的确与众不同，开阖间，精光四射，透露‘刚强’、‘孤傲’、‘坚决’、‘自信’，这正是一个典型的思想革命家的仪表。却也像金圣叹批评林冲：是说得到，做得彻，令人可佩，也令人可怕的善能斫伤天地元气的人物。”
苏雪林先生文字有夺人共鸣的魔力，她以近乎白描的手法，为我们勾画出陈独秀的丰神，给读者留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强烈印象；字里行间流露出她对革命家陈独秀的感佩与钦敬。
陈氏那天的演讲非常成功，颇具号召力和鼓动力。他演讲的题目是《动员民众》。他虽然刚从南京监狱释放不久，却毫无惧色，措词尖锐直露，矛头直指国民党决策失误，不知动员民众之道。他说：“我们要想抗战，打败日寇，必须全民动员，所谓全民动员，便是争取民众合作，想老百姓与你合作，就要绝对信任他们；要使民众蜂拥起来，热心抗战，做到政府征兵一万，报名的有二万。他指摘当局者不知动员全民抗战，致有淞沪失败，南京撤守……滔滔不绝，若天河泻水，毕现一位政治家演讲才华。三个钟点的演讲，博得六百个座位的礼堂里，三千只手雷鸣般的鼓掌。
这是苏雪林第一次目睹同乡的丰采——受四年牢狱之苦，为革命牺牲两位爱子（陈延年、陈乔年）忠贞爱国的政治家陈独秀的印象。
第二次再见陈独秀是半年后——1938年4月，这次是专程拜访。
1938年春，陈独秀携夫人潘兰珍在鄂小住，居汉口一位同乡家。此时华中战事日紧，武汉大学正分批西迁蜀之乐山，在等船赴川的某日，苏雪林请她的学生（陈独秀的亲戚）引荐，专程由武昌过江到汉口拜访陈独秀。据苏雪林回忆，那天座中访客甚多，皆为陈氏故旧亲朋前来看望他，劝慰他在鄂勾留一段日子，好好调养身体（按：陈氏性格刚毅执著，注重操守，多年奋斗奔波，疾病缠身，四次被捕入狱，精神肉体备受折磨，患有高血压及肠溃疡痼疾，虽值壮年，却已显出老态）。直到访客陆续离去，苏雪林才与陈独秀说上话。她以乡晚拜乡前贤之礼敬他，并说已在武大听过他的演讲，心中感佩。陈独秀说，我曾在一些文艺刊物上读过你的作品，你的《唐诗概论》和《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见解独到，多发前人未发之论，足见很下一番功夫。听到苏言不久将随校入川，他也说拟到重庆，或许能在渝碰面。苏雪林于1938年5月离鄂随校迁至四川乐山，入川后竟滞留8年。陈独秀在鄂居停一段日子，1938年6月底偕妻乘船离开武汉，7月初到达山城重庆。由于山城酷热，每日仿佛置身于蒸笼之中，罹患高血压症的陈独秀时感头昏胸闷，便迁居四川江津，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4年。由于战时四川频遭日本飞机轰炸，交通也不甚方便，乐山与江津相距甚远，苏雪林与陈独秀在四川竟未能有机缘再谋面，武汉分袂竟是永诀。
苏雪林虽然只与陈独秀有过短暂的两次见面，但对其学问、操守与为人却至为钦敬，晚年她在所著的回忆录中，这样评陈独秀：
“他是新文化的元勋，是热心革命的志士，道德情操高洁的君子人，他的趋向共产主义，纯出于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为此，家中薄产因此累尽，两个儿子，因此牺牲，本身也被捕下狱，直到对日抗战发生始能恢复自由。入川后，不受友好一文钱的津贴，以写文章换稿费为活”（《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
“民国31年5月27日，陈氏病逝江津白沙鹤山坪寓所。临终，嘱咐他的太太，‘决不可拿我遗体卖钱’，他的太太乃南洋烟草公司的一名女工，果能行其遗志，各方人士寄来赙仪，一一璧还，分文不留。葬夫后，即入工厂再做工以糊口，亦一奇女子也”（《我认识陈独秀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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