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作者即文中的濮德治――编者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字仲甫，号实庵，安徽省怀宁县绿水乡人。他少年时代相当调皮，他的祖父管教很严。因为他有点鬼聪敏，背书背得快，老人就以当地独秀蜂为他命名。他祖父常和乡人说“这孩子将来不成龙就要成蛇”。当然祖父是希望他成龙的，决不想他成蛇，以独秀二字为他命名，可知对他期望之殷。他祖父脾气古怪，客人到他家来要蹑手蹑足走过他的书房或卧房，他一听到脚步声，就大骂来人，陈独秀爱闹，是吃过他祖父苦头的。有一次，他母亲请瞎子算命，他故意在外面大叫“失火了！失火了！”，算命人说我算到失火，我闻到烟气了。于是陈独秀就太笑起来，说算命先生一点不灵。他母亲气得要打他，他跑了。他祖父知道了，他挨了一顿打。他父亲死得早，母亲操持家务，乡人都称道他母亲贤慧。她娘家姓查，和我母亲是堂姊妹，他母亲比我母亲大二十余岁，故名是一辈、从年龄上说是两辈人。陈独秀和我名义上是老表，而他大我二十六岁，外婆家教我以长辈看待他，事实上我的确把他尊为长辈，“五四”运动时期，我几乎把他看做“神圣”，看做“哲人”，当时全国青年也是如此。
他很早就进学，即考取了秀才，接着就到南京去应江南乡试。所谓江南乡试，就是江苏、安徽两省的秀才要考举人，必须到南京去考试，所以那时江苏，安徽两省的举人常以此自豪。他们认为别省是一省一考，而他们是两省一考，考取的举人比别省要优越得多。陈独秀在他的《实庵自传》第一章中就写了江南乡试的情况，那里面把科举制度的丑恶和当时知识分子的丑态，描写得淋漓尽致，他考取了举人，陈家曾为之庆贺一番。安徽话叫做“开贺”。
清末废除了科举制度，陈独秀未能到北京会试，因之也就没有取得进士和翰林的称号。他去到日本留学，是在辛亥革命以前。据他自己说，他曾一度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写过一些文章，鼓吹革命。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交往最熟的是章士钊、苏曼殊二人，他们三人住在一个贷家里(即几人合租一屋居住)。他说一人一个性格，他自己专攻西方民主学说，酷爱西方文学，尤其是浪漫派的作品，他对雨果的《悲惨世界》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他对欧洲文学名著都涉猎了一下，没有一篇能与《悲惨世界》匹比的。同时他自认对“小学”(即音韵训诂)、《说文》考据最感兴趣，终其生都研究不辍。他说苏曼殊是个风流和尚，人极聪颖，诗、文，书、画都造上乘，是大有情人，是大无情人，有情说他也谈恋爱，无情说他当和尚。他说苏曼殊作画，教人看了如咫尺千里，令人神拄，不象庸俗画匠之浪费笔墨，其吟咏则专擅绝句，发人幽思，字里行间别有洞天。他说苏曼殊爱谈精神恋爱，如《断鸿零雁记》即其自况，但又爱吃猪油年糕，实属假和尚。苏曼殊译拜伦、雪莱的诗，都是用中国古体诗写出的。既不失原意又属重新创作，颇为奇妙。苏的诗文，都经过章士钊和陈独秀的润色。他说有一次三人断炊，叫苏曼殊拿几件衣服去当铺当点钱来买吃食，他与章士钊在家里等待，哪知苏一去不返，等到半夜，他俩因不耐饥饿就睡了。午夜苏才回来，手上拿了一本书在看。他俩问他：“钱呢？买了什么吃的？”苏说：“这本书我遍寻不得，今天在夜市翻着了。”他俩说：“你这疯和尚！你忘记了我们正饿着肚子？”苏说：‘我还不是一样，你们起来看看这本书就不饿了。“他俩气得连骂几声：“死和尚，疯和尚”，就蒙被而睡，而苏将这本书看到天明，直到看完为止。他说，章士钊和他俩不同，不爱文艺而致力于政法，是一个十足的官迷。当时章和一个大佐夫人恋爱，被大佐侦知，写封信来要和章决斗。他们三人商量叫章逃避了，才免了一场大祸，否则章早已死在那大佐的刀下，也就不能在段祺瑞执政时当什么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了。他说他们三人虽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志趣，但友情融洽，毫无芥蒂，可以称得上挚友。除这三人以外，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他很钦佩章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对陈的“小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他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是一个文人无行的典型。章后来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五千至一万元的润资，便是他人格庸俗的表现。他说章太炎尽管对我国文史有很深的造诣，但有他可笑的偏见，即章太炎认为甲骨文是宋朝人的伪造。这一偏见，使人看出章在这一方面的无知。
陈独秀对于当时的同盟会人士，除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外(他很钦佩他们)，他认为都是些平庸人才，不足与谋，也不足与言。他骂汪精卫一类的文人是政客、官僚，类似蒋介石一类的武人是军阀。他认为同盟会是一堆全躯保妻子之徒，绝对干不了革命。他说后来这些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当了文武高官，祸国殃民。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回国，曾在安徽芜湖第五中学当过国文教员，苏曼殊在同校当图画教员，据说很得学生的景仰。他说他和苏曼殊常以诗文自娱，多有唱和，苏有一首《东行别仲兄》：“江城如画一倾杯，乍合仍离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云谁与望楼台。”就是写给他的。还有一首《过若松町访仲兄》：“契阔生死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也是写给他的。他写给苏的诗也多，但他没有背给我听。
民国成立，柏烈武(文蔚)曾一度当过安徽省督军，柏慕陈的文名，请陈独秀当他的秘书长。但陈后来对我说，柏的相貌，的确象个将军，大头大脸，相当堂皇，当时皖人称他“柏大头”，可是实际上一点本领也没有，简直是个肉柱。当时安徽国民党人分成两派，一派是柏烈武派，一派是管鹏派，争权夺利，倾轧不休。有一个人是管派投靠柏派，柏烈武召见他，这个管派见到柏烈武，大肆吹捧一番，柏听了非常高兴。阿谀的话说完了，要搜寻一句更好的恭维话，最后他说：“今天能见到柏公，实属三生有幸，象柏公这样庸庸碌碌的将军，真是海内仅有。”陈独秀听了哈哈大笑，柏烈武听了睁着大眼问他：“你这是什么话！”那人答道：“我这是老实话，从我心中说出来的，我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话来表示我对柏公的敬仰了。”陈独秀说，这个人本意是说柏烈武禄位荣华，令人钦佩，但他找出庸庸碌碌四个字来恭维柏烈武，实在是恰到好处，妙不可言。从此以后皖人都称柏为“柏庸碌公”。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陈独秀任北大文学长(等于后来的文学院长)，他说蔡元培是一个忠厚长者，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管是什么学说，什么主张，都可以到北京大学来讲学。所以他那时他既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所谓新派教授，也请了辜鸿铭一类的保皇派教授。陈独秀说，当时的北大是很有趣的，辜鸿铭上课，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吸水烟，一会喝茶，学生着急地等着他，他一点也不管。蔡元培能容忍他这样摆架子，玩臭格，一点也不生气。对于陈、胡、钱、刘等人，也不管他们讲什么学派，什么主义，即使他们把天吹得掉下来，他也不管。一个讲座，任学生自由去听，也不阻止。他这个自由主义，是包罗万象的，陈很钦佩蔡的这种风格，说学术自由就应该如此，所以他说蔡先生是一位好好先生。同时他又说在大节上，蔡先生是能坚持真理的，这个真理指的是什么，他没有给我说明，大约是指蔡倾向进步革新。
陈独秀的出名并不因为他当了北大文学长，而是由于他主编《新青年》。《新青年》从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二年先后出了近百期，里面写文章的人，除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外，有李大钊、鲁迅、易白沙、吴虞，陈大齐等，前期是用文言文写的，后期改用白话文。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拥护’德‘，’赛‘两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反对吃人的旧礼教，提倡自由婚姻，主张个性解放和改造国民性，推崇进化论。在文学上主张推倒旧文学，建立新文学。陈独秀写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写的《文学改良刍议》成为当时青年的“圣经”。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在这些反封建的口号之下，他们联合起来一致向封建势力宣战。但后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倾向共产主义，而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不信共产主义，坚信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前者形成左派，胡适成了右派，于是《新青年》的人就分化了。当时《新青年》的影响非常之大，尤其在知识分子当中是如此。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受左派影响的青年，逐渐走向共产党，受右派影响的青年就逐步走向国民党，如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等就是后一类脚色。陈独秀就因主编《新青年》声名才大噪起来。当时全国青年几乎把陈、胡、钱、刘，当做“圣哲”来崇拜。
在《新青年》前期，陈独秀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看他写的文章，多半都是鼓吹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后来他写了一些宣传共产主义和苏俄的文章，他转变为初步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深刻研究，只因为他的文章写得明快有力打动人心，青年们把他推崇为大刀阔斧冲锋陷阵的启蒙大师。既是这样，为什么要他当上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呢？据陈独秀告诉我，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实际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陈既这样说过，我就如实地把它写出来。陈独秀还告诉过我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三个代表的名字。我记得是，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包惠僧，①山东代表邓恩铭，王烬美；广东代表陈公博，东京代表周佛海。我听了非常诧异，就问他，周佛海、陈公博都在国民党当了大官，后来还当了汉奸，难道他俩从前都是共产主义者吗？他说：“千真万确，一点也不奇怪，人要叛变，就象女人要嫁人一样是阻止不住的。”他对一个人的革命或叛变，没有做出阶级的分析。
①编者按：包惠僧应为广东代表。
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五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在闲谈中谈得较多，不管谈的正确与否，现在我如实地把它写出来，供了解他的政治思想做参考。
他说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就有“左”和“右”两种倾向，张国焘，刘仁静两人是倾向极“左”的，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俩是醉心左倾名词的“疯子”，简直是痴人说梦。他俩也不看看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况，以为那样少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单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李汉俊却倾向极右，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他认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进行非法活动，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落后了，要想象俄国无产阶级那样，最少还要几十年。陈独秀说，李汉俊要搞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可惨的是蒋介石连这个合法的人，也不允许他存在，必杀之而后快。李汉俊还免不了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陈说第一次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两种倾向，制定了党的章程(按：应为党纲)。他说这个章程是按照列宁建党的原则，即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精神而制定的，是订得好的，比欧洲各国的党章要革命得多。
陈说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殖民地革命的提纲，制定了中共的党纲。党纲决定中国革命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民族民主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是党的最低纲领。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打倒资产阶级，建立劳农政府，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这是最高纲领。至于领导权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他说这个问题，不仅当时中共弄不清楚，即共产国际也没有确切的指示，意思是为他后来把革命领导权拱手送给国民党开脱责任。在他看来，革命的两个阶段，就是两次革命，他说革命的大业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大革命失败，不能完全怪他。
他说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联合战线问题，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张国焘反对与国民党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主张中共单独革命，主张“旗帜鲜明”。陈说他自己坚决反对这种“左倾空谈”。他说他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实行国共合作。他否认他放弃斗争投降国民党，他说既谈合作，双方都有让步，还说这种让步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办的。陈独秀之顽固讳过，诚属惊人！
他说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心问题讨论了发动群众促进革命斗争。这次大会以后，接着就发生了“五卅”、“六三”运动、省港大罢工，接着就是北伐战争，中共由一个小党发展成为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大党，工农入党的数量大有增加，但知识分子还占多数，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缺点。
他说第五次代表大会，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骂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承认思想保守是有的，总以为北伐战争，打到北京才算打倒了军阀，那时再与国民党分裂不迟。他主张先扩大后加深，说这是机会主义，不能心服。他说大家斥责他是投降主义，更使他气愤。他说，我投降了哪个？蒋介石把延年，乔年都杀了(陈延年，陈乔年是陈独秀的儿子)，我投降他吗？汪精卫高唱：“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不仅我以为他是“左派”，连斯大林也认为他是“左派”。他说与左派保持联合，不要过早闹翻了，这是共产国际即斯大林历次给他的指示，他执行了指示。结果，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罪名落在他一人身上，他不服气。他说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是鲁易(印度人)，鲁易把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关于武装工农，进行土地革命的决议，拿给汪精卫看了，汪大惊失色，于是决定反共，这难道是我的罪过吗？他说这个指示也来得太迟了，武装工农，进行土地革命，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办到的事，接到这个指示，也无法即时执行。他说关于湖南农***动，曾说过“过火了一点”，并没有说“糟得很”，后一句是武汉政府的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说的。关于十万农民围攻长沙，由中央下令撤退和武汉政府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和解散童子团等事，他说也不能责怪他一人，连鲁易也是赞成的。他顽固地企图把这一系列的投降主义行为，都推给共产国际，好象他并没有任总书记的职务。他竟说，“我做了斯大林的替罪羔羊”。
五大并没有撤消陈独秀的职务，使他得以继续执行机会主义路线，以至使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他还自嘲地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方面说，中共的领导力弱，当时中共领导人，理论既差，也没有进行过革命，即实践也差。从客观方面说，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国民党又投入帝国主义怀抱，反动势力大于革命势力若干倍。两相比较，革命打不过反革命，所以大革命失败了。他说这种分析(命定论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并说斯大林也做了同样的分析，不过是把机会主义的责任完全推到我的头上而已。中共“八七”会议，撤消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他从武汉秘密地到了上海，闭门深居，过着隐士生活，他想潜心研究喜爱的文字学，不再参与政治。那时他还保有党籍，本不应如此消沉，但他这个人非常偏颇，而且相当自负，要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难以办到的。他说他们要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一九二八年，第三国际要他到莫斯科去，并给他东方部长的职位，他竟严辞拒绝。他说你们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人骂我是叛卖革命，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我到莫斯科去当什么东方部长，岂非揶揄。我不愿当官，更不能当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对你们的好意，敬谢不敏。我说：“老先生在这点上，你未免过于顽固了。”他说顽固不是我的性格，我认为对的，我是要坚持的，执拗的性质，我是有的，小时候，母亲骂过我是个“小犟牛”，但是我知道错了，我并不顽固。把不合理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纵要我人头落地，我也不会承认。一九二九年他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到中国。吴继严是受托落茨基影响的人，对托十分敬仰。他把苏共路线斗争的情况，向陈独秀作了详细的陈述，当然他是站在托的立场说明一切的。他告诉陈，列宁在逝世以前有一份遗嘱，说斯大林性情暴躁，处事专横，不适于当党的总书记，应另选一个适当的人。说托洛茨基才华出众，在十月革命中立下功劳，缺点是自信过分，但不能以非布尔什维克视之。说布哈林是党内宝贵的理论家，但不懂辩证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中犯错误决非偶然。陈独秀听了他外甥的话，兴奋地问：“真有此事？”吴继严说：“千真万确，一点不假。”陈说：“讲下去，讲下去，我很爱听。”吴继严就把托派那一套一五一十地背诵出来：说苏联工农兵和广大人民都恨新大林，骂他“独断专横’、”专制暴君“、”红色沙皇“、”胡椒厨师“，”没有到过西欧，不懂西方民主，不知西方文明“，”土包子，乡巴佬“等等。而托洛茨基则深得人民信仰，说他是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演说家，才华盖世，超人天才等等。吴继严接着问陈读过美国共产党作家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日》一书没有，陈说久闻其名，尚未过目。吴继严说此书值得一读，它上面把列宁和托洛茨基并列，认为他俩是苏联的开国元勋，但根本没有或很少提到斯大林。
陈独秀听了吴继严的话，十分兴奋，极感兴趣。吴就把托的著作和吹捧托的著述，一本一本地拿给陈看了。经过数月的思想酝酿，陈下了决心，同托洛茨基合流。于是纠合八十七人，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发表了一个宣言，即《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领导下不革命了，中共更不革命了。要继续革命，就必须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理论指导下，组织一个新的政党来完成。于是一个命名为”无产者社“的托派组织应运而生。
参加这个组织的人有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李季、王独清、何资深、刘伯垂、李仲三、马玉夫、罗世墦、蔡振德，薛农山、任曙、孙煦、彭贵生、彭贵秋、蒋振东、韩俊、吴继严、杜畏之、刘静贞、张以森等。其中有所谓”理论家“，如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李季、吴继严、杜畏之等，也有所谓”实际派“，如何资深、马玉夫、罗世墦、蔡振德、薛农山、蒋振东、韩俊等。其他多半是挂名的成员，因对陈独秀偶像崇拜，乌合在他旗下而已。
陈派办了一个刊物名为《无产者》，上面带纲领性的文章，多是托洛茨基和陈独秀写的，别的则是那些”理论家“写的。刊物的宗旨一是宣传推翻国民党，二是批评共产党。当然，神化托洛茨基、魔化斯大林，美化陈独秀、丑化中共当时的领导，也是重要内容。
《无产者》出了好些期，除供”无产者社“的成员阅读外，也送给外人看，以扩大宣传。从组织上说，它只是一个百余人的小集团，虽然它在沪东、沪西工厂里，也有几个支部，但没有什么大影响，至于知识分子，大多做些宣传工作。他们是些能说会讲，舞文弄墨的”干才“，因此他们的社会影响，比起他们的人数来是大得多了。当时社会上把中共中央说成是”干部派“，而把陈独秀派说成是”元老派“。所谓元老，当然是说陈是个老资格，他写的文章还是有些人爱看的，也有人出于好奇心，总希望找一本《无产者》来看看。这就是托派在当时也造成一些影响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神州国光社办了一个《读书杂志》，在这刊物上，开展了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中共作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革命的实践已完全证明这是正确的分析。但是陈独秀为配合托洛茨基的理论，竟歪曲历史和现实，说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自秦汉以来，商人是无冕之王，商业资本早已发达，现代中国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他用文字学证明中国无生产奴隶，只有家用奴仆。他的偏激执拗，诚属非凡。他要”无产者社“的”理论家“李季、高语罕、彭述之、郑超麟、尹宽、吴继严、杜畏之、任曙等，都参加这次论战。因《读书杂志》登载各方面的文章，因此，托陈派的主张，得到公开宣扬。
中国托派小组织，共有四个：(1)一九二九年上半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梁干乔(在莫斯科会见过托洛茨基，托要他回国后，组成托派)、区芳、陈亦谋、张特组成一个”我们的话社“，出一个刊物《我们的话》。(2)一九二九年秋陈独秀组成”无产者社“，已如上述。(3)一九三○年春从莫斯科列宁学院回国的刘仁静(他从欧洲回国，绕道土耳其君土坦丁堡拜会托洛茨基，托嘱他回国后组织托派)纠合王文元、宋逢春组成一个”十月社“，出版刊物《十月》。(4)一九三○年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赵济、刘英、王平一组成一个”战斗社“，出版刊物《战斗》。这四个托派小组织，都自居是托派正统，得到托洛茨基的承认，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甚至互相攻击，互相谩骂。”十月社“，”战斗社“、”我们的话社“斥”无产者社“是老机会主义，要陈独秀写悔过书承认错误，才考虑他的托派资格，而陈独秀则斥那三个组织是乳臭未干、猴儿崽子。他不止一次地说，你们想学斯大林，未免过早了。于是四派都告状到托洛茨基那里。托回信说，你们的文件，我都看了，看不出你们在政治纲领上有什么原则的分歧，既然政治原则一致，组织上应立即统一起来。于是托派统一大会应运而生。
在筹组统一大会之中，在各派代表人数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陈派主张按人数比例选出代表，其他三派主张按派别选出同样人数的代表，相持数月，最后还是陈独秀提出派别与人数相结合的办法，解决了纠纷。他说我们不是开分赃会议，大家应立足于革命的要求，顾全大局，不要再拘泥于派别成见了。一九三一年五月，托派统一大会在上海召开，其详细情况拟于另一文中撰述；现在只谈谈陈独秀在这个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及其他青年托派与他的争论。
毋庸怀疑，陈独秀是这个大会主席团主席。他首先提出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同志默哀三分钟，然后开始了他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不太长，主要内容还记得一些，他说他一生最反对王婆裹脚式的文章，为文和发言，都要言简意赅。他的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一、国际形势：现在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工人运动处在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的事，目前只能有经济斗争，我们不能存幻想。
二，国内形势：国民党对内高压，对外投降，军人独裁，用刺刀削去了人民的权利，饿殍载道，民不聊生。工农群众有革命的要求，但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国民党统治者，则是醉生梦死过着酒绿灯红的生活，资产阶级各派，都是反动的。
三、中国社会的性质：资本主义占着优势，封建势力只是残余的残余。
四、革命的性质：当前当然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但目前还没有革命，不要侈谈，将来革命起来，必须用十月革命的方式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我们的口号应提出人民政权，我认为人民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在政纲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能写无产阶级专政。
五，当前的中心口号，应为”国民会议“而斗争。他说，我认为国民会议既是我们动员群众的策略口号，也是我们的战略目的，不要以为”国民会议“是臭的，”苏维埃“是香的，更不能认为”国民会议“是右的，”苏维埃“是左的，这要依人民的力量为转移，人民力量大，”国民会议“可以变为”苏维埃“，人民无力量，”苏维埃“也会变成空壳。如果工农有实力，”国民会议“就能成为人民政权。
六、民族民主要求：“反抗帝国主义求得国家独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工资”，“土地归贫农”，“改善士兵待遇，严禁体罚”，“言论结杜自由，反对统制新闻封锁出版”。
这个报告在“大会”上引起了争论。1、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十月社”代表王文元，集中了青年代表的意见说，政纲上规定战略目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明确地提出，不能模棱两可。如果说战略口号一时不能达到，就不提出，这是站不住脚的。比如说共产主义者最高纲领，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终极目的，一时还不可能达到，但决不能因为一时达不到，就连共产主义也不能提。“人民政权”这个口号，阶级内容不鲜明，它可能是几个阶级的联合政权。列宁说国家政权只能是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不可能是几个阶级的统治工具。不要忘记国民党把它的政权，叫做国民政府，人民政权与国民政府，在字义上讲很难分辨其异同，因此我主张，政纲上应该肯定而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老托给我们规定的，在这个首要问题上，我们似乎不应修改。2、关于“国民会议”问题：“十月社”代表濮德治，代表青年托派发言说，老先生(指陈独秀)说“国民会议”，既是策略口号，也是战略目的，我们不敢赞同，若是如此，何必分什么战略与策略呢，我们青年自认幼稚，水平太低，但我们起码知道“国民会议”和“苏维埃”都是历史的范畴，也各有其阶级内容。我们没有见过“国民会议”成为无产阶级政权形式，也没有见过“苏维埃”成为资产阶级政权。老先生这样说法，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虽然是首次听到，也促使我们回忆，好象考茨基也说过类似的话，社会民主党也有过这类主张，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比无产阶级专政要好得多。我们赞成把老托对“国民会议”解释写进政纲(托洛茨基对“国民会议”的解释是：在革命的低潮时期，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以动员群众，利用“国民会议”的讲台，宣传工人的主张。革命高潮到来，就组织苏维埃以夺取政权)。这时陈派代表郑超麟起来反驳王文元，他说陈独秀的政治报告运用了辩证法，因而是正确的，值得拥护的。而王文元的主张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不能采纳。陈派代表彭述之，则摆出“理论家”的架势，大谈其东方大学学来的八股，自吹自擂地说“无产者社”如何正确，其他三派如何幼稚可笑。于是会场紊乱起来，吵嚷代替了争论。最后陈独秀站起来说：你们青年同志，一向喜欢左倾，痛恨右倾，这本是好的现象。列宁说过左倾容易纠正，右倾难于挽救，我赞成列宁的分析。我喜欢青年，爱护青年。不过我认为左一点不要紧，但不要造成左倾名词的拜物教，一听了左的名词就肃然起敬，心向往之，一看到右的名词就掩鼻而过，怒目而视，这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术语，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写一百次也不怕。但政纲上写上这个词，就不如“人民政权”通俗易懂，醒人耳目，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人民领教够了，实质上是个刮民政府。现在我们提出“人民政权”，老百姓容易了解是人民自己的政权。专政独裁，人民不爱听这类名词，因为人民身受其害太多了。经过深思熟虑，我才提出“人民政权”这四个字，你们多考虑一下，能同意更好，若不能同意，我可以把它改为“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是我最后的让步，我绝对不能赞成在政纲上硬梆梆地写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字眼，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用“无产阶级专政”作号召是很不适当的。至于“国民会议”问题，小濮的发言，不是个人意见，可以慢慢讨论，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一下，如果把“国民会议”看做臭的东西，连自己也不愿为之奋斗，那如何要群众起来为它的实现而努力呢？这是十分可笑的矛盾，可以说很滑稽，幼稚，近于荒谬。
陈独秀文章写得很好，讲话并不太高明，大家对他有偶像崇拜，争论持续了两天，终于通过他的政治报告。虽然也有些修改，大体上都按照他的意见写上托派的政纲。关于托派名称，陈独秀提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有的人提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中国工人党”、“中国工农劳动党”等等。陈独秀听了笑着说，你们真是名词拜物教，人家用过的名称，我们一概不用，何必盗窃别人的名义呢？政见要光明磊落，决不应东扯西拉，拖泥带水，“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既别于第三国际属下的各国共产党，也别于欧美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更别干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旗帜鲜明，光明正大，如果你们尽在名词上纠缠，我主张用“中国托派”做我们的党名。这时引起会场上一阵哄笑，结果，他的提议还是通过了。最后大会进行选举，陈独秀说，我主张用无记名投票自由选举，既反对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也不赞成第三国际包办提名的选举。选举结果：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无产者社)、王文元、宋逢春、罗汉、濮德治(十月社)、陈亦谋、区芳(我们的话社)九人当选托派中委。罗汉、濮德治二人看到“战斗社”无一人当选，又看到自称托派“祖师”的刘仁静没有当选，当即提出愿“退避让贤”，请大会顾全大局，补选刘仁静和赵济二人。陈独秀不同意，他说，你们两人的好意，值得嘉许，但大会选举不是儿戏，我认为合法有效，无须补选，须知“统一大会”是为了革命，不是“巴黎和会”为了分赃。接着就开了第一次执委会。选出常委五人一一陈独秀、郑超麟、王文元、宋逢春、陈亦谋。又选出党报委员会委员五人一一陈独秀、郑超麟、彭述之、王文元、宋逢春。常委、报委都推陈独秀为书记，中执委书记当然也是陈独秀。陈亦谋、濮德治任组织工作，郑超麟、彭述之任宣传工作。最后，陈独秀致闭幕词说，以前分裂是不好的，现在统一起来，就要努力工作，不能天天在亭子间里空谈革命了，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于我们的使命。
陈独秀的希望是很大的，口气也确不小。可是中国革命的实践同他主观愿望相去万里。悲惨的结局，正在等着他。他幻想这个统一大会，能象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样，由小而大，由弱变强，将来能够承担革命的任务，使他成为一个大党领导人，总书记的地位得以恢复。他不能认识凡是违反历史潮流的人，没有不失败的，正如泡沫一样，瞬即幻灭。
“统一大会”闭幕不久，“无产者社”的“四大金刚”之一，自称工人运动健将的马玉夫，因为未被选为“中委”，就跑到国民党龙华司令部去告密，于是托派中央机关遭到破获。结果郑超麟、王文元、宋逢春、陈亦谋、濮德治、何资深、江常师、楼国华、刘静贞、张以森，还有一个姓王的工人及其妻女共十三人，一道被捕。这就是说，托派中委九人中被捕了五个，常委五人中被捕了四个。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区芳仅以身免(因马玉夫不知道他们的住址)。这对中国托派和陈独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陈独秀哀叹说：“我不识人，马玉夫是个工人，哪里想到他会如此下流。”他也没有想到就在同时，“我们的话社”头头抉梁干乔，也因为未被选为“中委”，一气就跑到南京当了军统特务。还有一个区芳跑得无影无踪。
被捕的人押解到龙华司令部，受军法审判，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各被判处两年半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陈独秀想收拾残局，重整旗鼓，但很长时间也收不拢来。许多托派如惊弓之鸟，各自分飞。一年以后，陈才和彭述之组成一个新的常委会，又因囿于合法观点，不愿把刘仁静、赵济等纳进常委，于是把“无产者社”的罗世墦拉了进去，又要谢德盘当上常委会秘书。若从合法的观点来看，此二人也是不合法的。这样一来，又引起了托派群众的不满，说这个常委会是“无产者社”清一色小组。
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侵沪战争，监狱人满，疫病丛生，濮德治、宋逢春二人得以保外就医。经陈独秀催促，参加了常委。关于国民会议问题，再次展开争论，陈独秀坚持自己的主张，其余的人不表赞同。他发火了，穿起长衫来高声大叫：我不愿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在一起争论，我不要什么群众，不要你们，我干我的，你们干你们的好了。说着就走了，大家跑去拉他，他也不管。彭述之说，他就是这种脾气，过去开中央委员会，也是如此，他这种家长式的作风，是永远也改不了的，于是不欢而散。
一九三二年九月，陈独秀因患胃溃疡，卧病在家，彭述之、宋逢春、濮德治、罗世墦，在谢德盘家开每周一次的常委会。突然巡捕到来，将上述人等逮捕，立即拘押于巡捕房，大家庆幸陈独秀投有被捕。可是到了晚上见陈独秀也被捕入房，却不见谢德盘。而谢德盘是唯一知道陈独秀住址的人，他是常委秘书，也知道托派机关地址，于是案情大白。这是第二次托派机关的大破获。这次被捕的人有陈独秀、彭述之、宋逢春、濮德治、罗世墦、曾猛、何智琛、彭道之、王平一、梁有光等。此事轰动一时，人们称为“陈彭案”。根据后来推断，此案是由国民党特务黄麻子，纠合几个由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盖叔达、费克勤和由东方大学回国的徐乃达等尾随濮德治，侦知常委会地址，于是来个紧急逮捕。这些不齿于人类的东西，目的是要抓到陈独秀才能得到国民党三万元的赏金，于是威胁利诱，征服了软骨小犬谢德盘。后来听说这些走狗，为分得奖金打得头破血流，而黄麻子在上海过了几个月的糜烂生活，就被中共红色恐怖队送上了西天。
上海公共租界的法庭，对陈、彭等人随便问了几句，就把全案人犯引渡给上海市公安局，关押在侦缉队。这个侦缉队，和龙华警备司令部一样是全国闻名的鬼门关。侦缉队长慕陈独秀的大名，请他写几个字留念，陈执笔一挥，写了“还我河山”和“先天下忧”两个横幅。那个队长估计，陈独秀的生命不会长久了，将来这几个字，会很有价值的。当时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宣言，国内学者名流如蔡元培、杨杏佛诸先生，国际上学者如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人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蒋介石置之不理，并下令将陈、彭二人押解南京军政部，由何应钦直接审询，问了几次，不得要领。于是电令把谢德盘送到武汉行营，详细盘问谢德盘，问陈独秀与红军有无关系，谢德盘告诉蒋没有关系。为缓和国内与国际舆论，蒋介石被迫批示“全案交法院审理”，于是全案人犯被解到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拘押，关了半年以上才由苏州高等法院派人来审理。陈独秀告诉我，高等法院派人，颇费周折，谁也不愿审理这种倒楣的案件，一点油水没有，还要上下受气，挨人咒骂。他们实行“推事”，不是推敲法律，而是把事情推开了事(国民党审判官称为推事)，推来推去，最后高等法院派了一位胡善称任审判长，朱隽任检察官，来南京审理陈案。既然由法院审理，那么，法律程序上一些手续和形式，当然要煞有介事地进行。如法庭要公开审判，被告有辩护的权利。陈独秀的好友章士钊律师自告奋勇为陈独秀义务辩护。彭望邺、蒋豪士也愿任全案义务律师。检察官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提起公诉，审判长也依同法来审理。旁听席上既告客满，庭外也挤满了人群。这台戏是演得相当热闹的。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曾报导审判情况，标题是“隽语风生法院审理陈独秀”。
陈独秀自撰辩诉状洋洋数千言，极尽推敲之能事。大体采文言白话并用，他说非如此不足以表达心情。当时我对他有偶像崇拜，能背诵全文，现因时隔四十余年，仅记得一些文句而已。
文章开始写道“余行年五个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年。前半期即‘五四’运动以前，专注重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大众方面。盖以十月革命之感召与战后世界大势之所趋，使余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而困于帝国主义，内而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人民苏生，绝非上层全躯保妻子之徒，所能完成以血购自由的大业，必须以大众的革命怒潮冲毁一切恶旧势力，中国强盛始可得而期。”
文章接着概述当时中国的情况：“自辛亥革命以来，共和招牌高悬，实则一事无成，而连年军阀混战，都以争夺地盘，搜括人民为目的。弄得工业凋蔽，农村破产，国家将亡，民不聊生，予不忍眼见中国人民辗转呼号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中国革命(指辛亥革命)先于苏俄革命(指十月革命)者七年，今日二者之荣枯几不能比拟，其故可深长思矣。”
对蒋介石的民族主义，陈独秀批驳说：“对日本侵占东三省，采取不抵抗主义，甚至驯羊般跪倒日帝之前媚颜投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竟成国民党之金科玉律。儿皇帝将重见于今日。不亦哀乎？”
对蒋介石的“民权主义”，陈独秀愤然说：“国民党吸尽人民脂膏以养兵，挟全国军队以搜括人民，屠杀异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议亲议货之列。……其对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使之自首告密，此不足消灭真正共产党人，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一……周幽王有监谤之巫，汉武帝有腹诽之罚，彼时固无所谓共和民主也。……千年以后之中国，竟重兴此制(指遍布全国的特务)，不啻证明日本人斥‘中国非现代国家’之非诬。……路易十四曾发出狂言‘朕即国家’，而今执此信条者实大有人在。……余意毁坏民权罪即邻于复辟。……否则军阀之魁，民主之敌，亦得以再造共和自诩(当时段祺瑞应蒋介石邀请从天津南下，蒋以师礼遇之。国民党《中央日报》以大字标题报道‘共和勋臣段芝泉氏莅京’)，而妄人竟以共和勋臣称之……。国民党以刺刀削去人民权利，以监狱堵塞人民喉舌，……民权云乎哉。”
对蒋介石的“民生主义”，陈独秀嘲讽他说：“连年混战，杀人盈野，饿殍载道，赤地千里。老弱转于沟壑，少壮铤而走险，死于水早天灾者千万，死于暴政人祸者万千。……工农劳苦大众不如牛马，爱国有志之士尽入囹圄，……民死之不暇，何以言民生？”
陈独秀的辩诉状，最后一部分，提出究竟是谁“危害民国”，他写道：“国者何？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此近代国法学者之通论，决非‘共产邪说’也。以言土地，东三省之失于日本，岂独秀之责耶？以言主权，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岂独秀签字者乎？以言人民，余主张建立‘人民政府’，岂残民以逞之徒耶？若谓反对政府即为‘危害民国’，此种逻辑难免为世人耻笑。孙中山、黄兴曾反对满清和袁世凯，而后者曾斥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故认为反对政府即为叛国，则孙、黄已二次叛国矣，此荒谬绝伦之见也。”
这时旁听席上发出一阵笑声，大家交头接耳，赞许陈的辩诉言之有理。审判长胡善称怕惹起麻烦，就站起来说：旁听者不得喧哗，被告陈独秀不得有鼓动言辞。为表白自己又画蛇添足地讲了几句，说什么要万众一心，上下一致，精诚团结。
陈独秀说：“你不要我讲话，我就不讲了，何必还要什么辩诉程序呢？”胡善称说：“不是不要你讲话，要你言辞检点一点，你讲吧。”
陈独秀说：“刚才你说团结，这是个好听的名词，不过我觉得骑马者要和马讲团结，马是不会赞成的，它会说你压在我身上，你相当舒适，我要被你鞭打还要跑，跑得满身大汗，你还嫌慢，这种团结，我敬谢不敏。”旁听席上爆发了哄堂大笑。
胡善称说：“讲你的辩诉，不要讲骑马不骑马了，它与本案无关。”陈独秀说：‘好，闲话休提，书归正传，我遵命讲我的辩诉了。“又引起一阵笑声。
陈独秀接着说：“余固无罪，罪在拥护工农大众利益开罪于国民党而已，余未危害民国，危害民国者，当朝衮衮诸公也。冤狱世代有之，但岂能服天下后世。余身许工农，死不足惜，惟于法理之外，强加余罪，则余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也，……法院欲思对内对外，保持司法独立之精神，应即宣判余之无罪，并责令政府赔偿余在押期间物质上精神上之损失。”
接着，章士钊从律师席上站起来为陈独秀辩护。章氏在当时是名闻全国的大律师，普通讼案，即以高酬奉请，也难得其应允。章与陈是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的知交，因此，他愿为陈辩护，完全义务，不取酬劳，时人称之为“有古义士之风”。尽管在“五四”运动前后，章与陈在政治主张、文学体裁各方面，是对立的，也打过笔仗，章为陈辩护，人们说他“古道可风”。
章士钊的辩护词也是洋洋千言，文词重视逻辑性(这是他一贯的主张)，讲法理的多，讲法条的少。他端正了一下律师衣袖，开始说道：“本律师曩在英伦，曾闻道于当代法学家戴塞，据谓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定义既殊，权责有分。是故危害国家土地、主权、人民者叛国罪也，而反对政府者，政见有异也，若视为叛国则大谬矣。今试执途人而问之，反对政府是否有罪，其人必曰若非疯狂即为白痴。以其违反民主原则也。……英伦为君主立宪之国家，国王允许有王之反对党(King’s opposion)，我国为民主共和国，奈何不能容忍任何政党存在耶！本律师薄识寡闻，实觉大惑不解也。……本法庭总理遗像高悬，国人奉为国父，所着三民主义，党人奉为宝典，总理有云：‘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为何总理宣传共产，奉为国父，而陈独秀宣传共产主义即为危害民国耶？于法于理能服人乎？若宣传共产即属有罪，本律师不得不曰龙头大有人在也。……现政府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余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为？……令侦骑四出，罗网大张，必欲使有志之士瘐死狱中，何苦来哉？……为保存读书种子，余意不惟不应治罪，且宜使深入学术研究，国家民族实利赖焉。……总上理由，本律师要求法院宣判独秀无罪。”
至此，陈独秀当庭发出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诉为准。”旁听席上有“革命家”、“革命家”的赞声。
陈独秀、章士钊两篇辩诉状，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各大报纸都希望登载，但国民党以“不许为共党张目”而禁止之。只有天津《益世报》登载了全文，国民党《中央日报》不仅不予登载，反由程沧波写了一篇《约法至上答陈独秀与章士钊》。这篇文章确如王婆裹脚，又臭又长，除了约法至上，拥护拥护，邪说该死，打倒打倒之外，没有讲出一点道理来。连约法怎样产生，是否通过民意，都一字不提，只是强词夺理，党腔党调，咿哩哇啦地讲上一大堆。因此，国人对他没有重视，而陈、章二人的辩诉状，被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这是两个教会学校，才有这点胆量，至于国内其他大学，都在国民党控制之下，纵有此意，也不敢冒昧，明哲保身，谁愿冒坐牢的危险呢？“①
①章士钊去南京为陈独秀辩护时，曾做了一首感慨的诗：“龙潭血战高天下，一日功名奕代存；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青流那足论？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陈独秀字仲甫，章引用于陵陈仲子之典称陈独秀为“陈仲子”。此为作者注。
陈、章的辩诉，纵有万分理由，也改变不了国民党既定政策，法院秉承当局意旨，宣判陈独秀、彭述之各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濮德治、罗世潘、朱逢春、曾猛、何智琛各处有期徒刑五年，为安抚舆论，彭道之徒刑二年半，王平一、梁有光二人宣判无罪。所有被告都知道，司法独立是句空话，本打算安心过铁窗生活，但律师们都说量刑过重，应该向最高法院上诉，于是上诉了。陈、彭的上诉状是自撰的，其中也有许多可读之句，我记不得了。其他人的上诉状，是由律师代写的。官司悠悠，三冬九秋，时隔年余，最高法院才裁决下来：陈、彭二人改判八年徒刑，其余的人仍维持原判，即五年徒刑。最高法院的判决是终审判决，只有执行而无上诉的可能。于是将一干人犯押解至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执行。陈独秀得到一点优待，他一个人住一间牢房，派专门看守，监视他的一切。其余人住普通牢房。起初监视颇严，不准亲属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后经绝食斗争，才渐渐放松一些。陈独秀说：“你们执行恶法，我拚老命也要抗议。”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独秀说:“恶法就要打倒。”典狱长说：“我无权打倒它。”话虽这样说，他还是作了让步，以上三不准，终于悄悄地准了。
陈独秀久患十二指肠及胃溃疡病，血压也高，国民党当局绝对不允许保外就医，典狱长为了上下两全，准许濮德治、罗世墦二人轮流看护他。平时每周一次，病时不拘此例。因此长期相处，对他的为人有相当了解，现在从各方面给以真实的素描。
狱中生活：他房里有两个大书架，摆满了书籍，经、史、子、集，每样有一点，但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成天埋头钻研《说文》。据他说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我说有什么用处？他说，你不知道，用处可大了，中国过去的小学家(研究《说文》的人)，都拘泥于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和注，不能形成一个文字科学，我现在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想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难道没有用处？我当然不劝你们青年人去研究这种学问，可是我已搞了多年，发现前人在这方面有许多谬误，我有责任把它们纠正过来给文字学以科学的面貌。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前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作科学的探讨。他也和我们讲过“六书”(即所谓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那是对牛弹琴，我们不感兴趣。我说，据你所说，古之文人也会创造别字、错字。他说，此话怎讲？我说转注，假借不就是当时没有的字，就转借来用吗？他说，这个意见很新鲜，我还没有听过，不过你是不是为青年写别字辩护呢？我说，谈不上辩护，我认为青年人写几个别字是难免的，中国方块字太难，同音同义字又多，形式又有什么正、草、隶、篆，我想社会前进，文字语言也随之而变动，写别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过，但老学究们就从这点看不起青年，我认为这是顽固，不知你以为如何？他说，你有这点见解，很不错，我研究文字学，就是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我主张语言文字都大众化，由繁入简，最后目的是拉丁化即拼音文字。不过在这方面只能促渐变，不能来突变，如果来突变，那就要大家读天书，任何人也不懂。我说，写别字也是渐变呀，他说，是的。大家一致写的别字，就应该承认它。我说，大家约好来写别字，是不可能的。他说，这不要紧，如医院里打针，大家都说打臀部(读“殿”部)，其实这个字应读“豚”部，管他“殿”部“豚”部，打在屁股上就是了；又如青年都说鼓吹革命，这个“吹”字应读“Trai”，而不读吹。现在大家都读吹，管它哩，吹喇叭也是吹，吹牛也是吹，宣传革命也是吹，大家都读吹，你一定要读“Trai”，那就是顽固。再如“骇然”的“骇”字，不应读‘骇’而应读‘海’，现在大家都读骇怕的骇音，反正是骇怕惊奇的意思，怎么读都行。总之创造新字也好，写读别字也好，都要渐进，不能由你自做仓颉，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一种文字来。须知中国文字并不是仓颉造出来的，而是古代人民的社会创造。关于研究文字学，有一段笑话，江苏南通有一位姓程的老先生也是小学家，因慕陈独秀之名，来到监狱里看他，两人一见如故，初期互道钦佩，中期交换著作，也互称对方有卓见，后期争论起来，闹到面红耳赤，互斥浅薄，两人都高声大叫，拍桌对骂，幸而没有动武。原因是，为了一个父字，陈独秀说父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而那位程先生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陈说你不通，程说你不通，陈说你浅薄，程也说你浅薄。我好不容易把他俩劝开，说学术讨论应心平气和，不应发火，我诌了几句打油诗嘲讽他俩：“一日执杖一日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程老先生笑了，陈独秀骂我“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打你脑壳”。我说我岂只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是无知。
隔了一会，陈独秀又和程老先生和好了，他写了一封信给罗家伦(当时中央大学校长)，推荐程老先生教文史，罗家伦以程老先生迷信鬼神而拒绝了。后来陈对我说，罗家伦自诩不信鬼神，其实他信的鬼神是万鬼之中最恶的鬼(指蒋介石)。
我和罗世瑶曾多次劝陈独秀停止文字学的研究，最好乘有生之年写写自传和中国大革命史(胡适也劝过他写自传)，但他都不以为然。他说，大革命史因手头无材料，不能凭记忆来写，关于自传，他说想写，但难于下笔。所以直到他去世为止，大革命史一字未写，自传只写了一篇《江南乡试》(亚东图书局出版)。总之，他凭自己的爱好，只迷恋文字学，别人劝他是劝不醒的。在狱期间，他写了《实庵字说》，《老子考证》、《孔子与中国》、《干支是字母说》等篇，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他说《实庵字说》与郭沫若有过争论，他对郭沫若有些地方很钦佩，如郭说古代人不知人从何来，对生殖器崇拜，古文中“也”字很多，他说“也”字是女阴的象形，人从女阴中出来，人们觉得神奇。陈说这是郭的卓见，但有的地方，陈又说郭浅薄。郭曾为文答复，说陈在这方面是行家，是前辈，但他困在狱中，看不到许多书，所以孤陋寡闻。我不懂这个问题，之所以写下来，因确有这件事。关于老子，人们都说他姓李名耳，陈说此系俗见。他考证出老子就姓老，故称老子。正如诸子百家各有其姓一样。孔子姓孔，孟子姓孟，墨子姓墨，杨子姓杨，庄子姓庄，荀子姓荀。惟独老子给他姓李，焉有此理，此与当时姓氏规律不符。老聃即老子的姓名，何来李耳之名。他这种说法，是否有确切的论据，不得而知。关于《孔子与中国》，他说孔子影响至深且大，每一封建王朝，都把孔子当做神圣供奉，信奉孔子是假，维护统治是真。农民起义之时，孔子就一时倒楣。新的王朝得胜，即刻又把孔子抬得天高。“五四”动动之时，我们提出“打倒孔家店”，就是这个道理。但在学术上，孔孟言论，有值得研究之处，如民贵君轻之说，有教无类之说，都值得探讨。关于《干支是字母说》，我更是摸不着头脑。只听他说“甲”是龟形，“乙”是燕形……，干支了无意义，不能解释，他认为是字母。
陈的书法；陈在狱中，有许多人请他写字，有的他拒绝了，有的他欣然命笔。他自撰的对联，我记得的有两副。一是：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一是：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
画家刘诲粟到监狱去看他，他就写了一幅送刘，刘也送了一幅画给他。他能写好几种字体，看起来是相当挺秀的。我喜欢他写的狂草体和郑板桥体。他说写字如作画一样，既要有点天分，也要有些功夫，功夫锻练内劲，天分表现外秀，字要能达内劲外秀，那就有点样子了，即所谓“中看了”。庸人写字，只讲究临摹碑帖，写来写去，超不出碑帖规范，难免流于笨拙，有点才气的人，又往往不屑临摹，写出字来有肉而无骨，两者都难达妙境。我问他，你写得怎样呢？他说，差得远，差得远，许多年来没有写字了。意思是说天分有一点，功夫是不够的，谦虚之中仍有自负。
陈独秀对翻译书的见解：他只懂日、英两种文字，日文可以看书，英文也可以阅读。因为老了，怕翻字典，他读外文著作，要我们代他把书中生字查出来。我们一面照办，一面劝他读读翻译的书，于是引起他对翻译大发议论。他说，现在许多翻译的书，实在不敢领教，读它如读天书，浪费我的时间，简直不知道它讲些什么，如胡秋原这小子，从日文中译出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这是什么话，我当然不懂，我想也没有人懂，我要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在三层楼上展开呢？难道二层楼上不能展开吗？我找到原本，查对一下，原来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三个阶段”。日文中的三阶段，就写三阶段，而三层楼则写三阶。若说胡秋原眼误，未看到这个段字，那是不能原谅的。译出书来，起码要自己看看懂不懂通不通，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居然印出书来，真是狂妄无知，害死人呀！他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胡译乱译，还美其名曰“直译”。我认为翻译这种工作，不是闹着玩的，首先要精通外文，本国文字也要通达。现在有些懂点A、B、C、D的人，就大胆地搞起翻译来，真叫做荒谬绝伦，我认为严复对译书的要求“信、达、雅”三宇，还应该遵守，信，就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译文要通顺，雅，就是文字要力求优美。严复译的八部书，在这三个字上下过功夫。现在有人说这三个字不足为训，我说，非也。严译丛书，用古文体写的，青年人读不懂。但他是先读通原著，然后才从事重新创作，使之成为中文书，态度是严肃的，功夫是下得深的。当时在知识分子中，起了启蒙作用。现在哩，人们侈谈什么“直译”而反对“意译”，以掩饰他们的死译瞎译，叫读者如看天书，不知所云，这是一大“虐政”，一大灾难。殊不知直译决非一字一扣，一句一摹，而是保住原著风格。意译亦非随心所欲，胡乱行文。外文与中文差别很大，风俗习惯亦不相同，能直译的，当以直译为准则，不能直译的，就应辅以意译，我意直译意译应相辅而成，决不应偏向一方，而违信、达、雅三字原则。我反对林琴南式的“意译”，更反对胡秋原式的“直译”，若要从二者之中选择一种，那我宁愿读前者而斥后者狗屁不通。
陈独秀论文艺：王独清(创造社诗人之一)写了一本诗，歌颂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那书上诗句，印得很新奇，有大字小字，正字歪字，加上一些惊叹符号，很像炮弹打出后的破片飞散一样。他拿去给陈独秀看，希望陈给他以好评。哪知陈看了哈哈大笑起来，连说我不懂诗，不敢提出评论，但是我佩服你的大胆，独出心裁，自创一格，弄得王独清十分狼狈，讪讪而退。后来在狱中谈起此事，他就谈出他对文艺的见解。他说，文艺这种东西，决不能用模型来套制，八股文为何一文不值，就是因为他是僵尸文章，臭不可闻。王独清那本诗，形式上看来颇为新颖，但他中了形式主义的毒，以为把一些口号写入诗句，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了。其实这是笑话。结果把诗弄成屎，自己还不知道，甚至还洋洋自得，这是很可悲的。我问他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是否可以写入诗文中呢？他说当然可以，不过这要高明的手法。现在许多作家，不肯在这方面下苦功，写出一套文式文学，人不像人，狗不像狗，味同嚼蜡，毫无生气。他们以为把政治思想塞进文艺中，就是革命文艺，谬矣。如果这样，要文艺家干什么？有党的宣传部和新闻记者就够了嘛。我问他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什么看法，两者是否应结合起来？文艺家是否应有阶级的立场，写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文艺来？他说这两个问题太大，很难说得清楚。文艺家当然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创造革命文艺，但是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我不赞成对文艺家画地为牢，告诉他们要写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不要写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文学，这是办不到的，也是束缚创作自由的。中国古典文学之所以能开出绚丽的花朵，如《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西厢记》、《桃花扇》等，有哪一个是由别人出题或指出范围写成的呢？世界文学中第一流作家如莎士比亚、莫里哀、雨果、巴尔扎克、歌德、海涅、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等，又有哪个是奉命写成出色的作品来的？他们都不知道什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可是作品中都包含着这两种。世界上优秀的文艺作品，不可能把哪些作品划成现实主义的，哪些作品划成浪漫主义的，我认为一个卓越的作品，它反映社会的情况，反映得相当高明，使人读了为之神往，作家写到哪里，读者如身入其境。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与作家有同一情感。这种作品就是好作品，不管他出身贵贱或政治倾向如何。列宁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但他的思想是有害的甚至是反动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称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把当时沙皇统治的俄国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都写到了，写贵族入骨三分，写农民恰如其人，但他并没有叫一声打倒沙皇，也没喊一声农民万岁。作品中极其巧妙地反映出统治阶级的万恶和农民的悲惨，这就是用艺术的力量，唤起人民革命。上述这些作家，都不是下层人民，多数出身贵族，可是他们的作品却代表了人民的呼声，这就使得人们叫一声好，称赞他们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
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名人，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孔尚任、王实甫等，也是世界难寻的伟大作家，尤其是曹雪芹，他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末期封建社会，可以说淋漓尽致，入骨传神，使人们不必读史，就一眼看到清初中国社会一幅全图。人物之多，入画入神，结构之紧，合理合情，真是旷世珍品，千古奇文。可惜难以翻译，外人不能欣赏，日本汉学家称《红楼梦》为天下第一奇书，诚不诬也。曹雪芹十年寒窗，才写了这部著作的前八十回，态度是何等严肃(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写了七年)。诗文词句的推敲，也沥尽心血，故能达到美的结晶，决非今之作家粗制滥造所能比拟。我问他，照你这样说，一个时代只能出一个作家，其余作家只好停笔，等待伟大作品问世了，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难道只允许一个大作家反映，不允许多数作家努力去做吗？他停了一下说，不然，我不是这样意思，我是着重说不应草率从事，想写就写，写出来的东西，轻飘飘的，没有味道，一读即完，不像《红楼梦》那样百读不厌。至于说反映社会生活，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殊难。如有的人写工农，除了苦呀悲呀没吃没穿啦，一下子就走向革命，接着就是拥护和打倒，最后或坐监或杀头，至死不屈。实际生活，决不会这样简单，前进有过程，后退也有过程，作家的任务，要通过体验社会生活，再加上艺术构思，巧妙地描画出活的工农来，而不要借工农之口，说出知识分子的话来，叫人看了四不像。中国谚语说画虎难画骨，画人难画情，画虎不成反类犬，画人不成反类精。听说赵子昂画百马图，未着笔前，在书房里打滚，拟马的各种姿态，再出而观马，然后下笔。百马图中的马各有不同姿态，正如曹雪芹写众多丫鬟小姐，各有各的性格一样，这种精神和技巧都是应该效法的。要说现实主义，我想这才是真的现实主义。说到浪漫主义，我认为没有浪漫主义就没有文学，文学要有幻想，要用浪漫的构思和手笔，巧妙地反映出社会生活来。否则读读历史看看报纸就够了，何必还要什么文学呢？《西游记》是用浪漫的手笔写出来的，若用现实主义去衡量它，那是荒唐的。但它在文学上有特殊的价值。无论写孙悟空、猪八戒等以及各种妖精都栩栩如生，十分美妙，这种浪漫主义，是值得赞赏的。
陈独秀谈诗歌：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对诗歌应采白话还是文言，他没有肯定。在狱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谈开了。他说以前之所以不谈，是要看看白话是不是可以写出好诗来。现在看起来，白话诗还不能证明它已建立起来，可以取古体诗而代之。我看了许多新诗，还没有看到优秀的作品，能使人诵吟不厌的。我认为诗歌是一种美的语言和文字，恐不能用普通语言来表达。诗有诗的意境，诗的情怀，诗的幻想，诗的腔调等等需要去琢磨。决不是把要说的话，一字不留地写出来就是诗。现在有些人，把一篇散文，用短句列成一行一行的就说这是诗，这把诗看得太简单了，可笑之至。我问他，照你这样说，我们又只有等李、杜出来了？他说李、杜不会复生，今日决不会有李、杜，时代不同了，意境也不一样了。令人吟诗应有今日风格，不过诗歌究竟不同于散文，它要有情趣，要读之铿锵作声，要使读者有同情之心，生悠然之感。我反对诗不像诗，文不像文，不费推敲，小儿学语式地乱写。须知唐宋各家诗词，是费尽心血，才能达到美的境地。我问他，青年人学作古诗如何？他说，我不提倡也不赞成。因为古诗讲究音韵格律，青年搞这一套太浪费时日，音韵格律是写诗一大障碍，有人穷毕生之力，也不能运用自如。要么严守格律，写出东西来毫无生气，要么破律放韵，仅求一句之得，据此而求千古绝唱，难矣。我问他，你既不赞成当今的新体诗，又反对青年人学学古诗，那么诗歌一道岂不要绝子绝孙了吗？他考虑了一下说，这确是一个难答的问题，我想可以美的语言美的文字结合起来写诗，但主要的还是美的意境，青年人想写诗，最好先读读《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了解一些诗味，然后动笔，想来会有进益的。他给我讲一个笑话，他在芜湖中学教国文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学作诗，文中有这么两句：“屙屎撤尿解小手，关门掩户阖柴扉。”他大笑之后在诗上打了一个横×，批上“屎臭尿腥”四个字，并写了两句：劝君莫作诗人梦，打开寒窗让屎飞。
总之他认为诗是一种美文，白话难以写出美诗，他最反对把散文写成短句，加上些啊、呀、吗、呢，再加上些惊叹号就自称是诗。
他在狱中随兴之所之写了《金陵怀古》二十四首七言绝句。一首嘲讽一个党国要人，如邵元冲挨过蒋介石的一记耳光，陈立夫挨过蒋介石的一顿脚踢，蒋作宾闻蒋介石放屁而曰不臭，宋霭龄巧遇大学生等等。虽然是一些无聊的小事，但诗写得相当辛辣，可以看出那时当局的一些丑态。不知这组《金凌怀古》可曾留下稿件没有。
陈独秀论民主与科学：陈与托派青年，关于民主问题，有过长期争论，到了监狱，他还是坚持他的主张，甚至还走得更远。他几次拍桌子打板凳，斥我们无知。有一次典狱长把我提去询问：“我们为了陈先生年老多病，让你们去照应他一下，怎么你们和他吵起来了？”我说：“我们劝他吃药，他坚决不吃，所以吵起来了。”他说：“啊！原来如此，往后你们好好劝他，不许大吵大闹了。”于是掩盖了一场风波。
陈独秀说“五四”运动前后，在《新青年》上提出民主与科学，不是信手拈来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针对中国的情况才提出来的。一般青年只懂其皮毛，而不懂其实质。中国经过几千年封建统治，民主与科学荡然无存，正因为没有民主与科学，弄到国将不国、民难为民的地步。帝国主义侵略，更加深了这种灾难。今天讲民主科学，并未过时，反而更加需要，我可以武断地说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有民主才能有科学，有科学才能保民主，二者缺一不可，少一点也是不行的，我生平研究历史，发现原始社会在生产，生活方面实行共产主义，在社会组织方面，实行民主主义，虽然那时还不知道这两个名词，但确是当时社会的两大支柱。后来阶级社会产生了，这两大支柱被统治者推倒了，埋葬了，而且埋得很深很久，叫人们忘记了。卢梭把它发掘出来，说：“人生而自由者也”。我们不能因卢氏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大师，就说他的话说得不对。我认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百科全书派一些著述是有很大贡献的。当时他们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也是不能非议的。后来欧洲各国民主革命相继完成，建立民主制度发展了科学，使他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富强起来了，民主制度也受到限制了，自由、平等、博爱只限于资产阶级范围以内了。广大无产者和劳动人民，都摒弃于民主之外，这不是民主之罪，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之罪。我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它，厌弃它，把它当做可有可无，或说它是过时的东西，在东方落后国家，长期受封建制度束缚，没有民主的气息和习惯，更应把它当做战斗的目标而奋斗。我问他，你这种见解，是否混同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目标呢？是否违背马克思主义呢？无产阶级革命目的，难道是为了民主主义而不是为实现社会主义一一共产主义而奋斗吗？他答道，所以我说，你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相当片面，相当机械而且幼稚，从马克思到列宁都没有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分裂开来，如你们一样把民主主义当作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而把社会主义当作无产阶级唯一的要求。他们多次教导，从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到无产阶级实质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民主，而苏维埃民主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民主，后者是比前者广泛得多扩大得多。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之的，恩格斯还健在，他并没有指责这个党名称要不得，列宁也没有摒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名称，可见他们并不轻视民主而是重视民主的。我问他，马克思、列宁明明说过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对此你如何解释呢？他说，是的，他们说过，但他们也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最广泛的民主，只对极少数反抗新政权的人实行专政。难道这还不明白吗？你们总是把专政这个名词奉为神灵，而把民主视为妖魔，岂不怪哉。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它，贱视民主之过也。总之我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人类历史长期的要求，决非权宜之计，临渴凿井的对策。如果用公式表达，就是原始社会里，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两大支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推倒和埋葬了这两大支柱。资本主义社会，发掘了民主，发展了科学，人类大跨步前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与科学无限发展，走向人类大同。
对于这种“高论”，他虽言之谆谆，我却听之藐藐。我又提出两个问题，请他解释。一个是把民主与科学提到贯穿历史的高度，是否违反阶级分析的原则，一个是如果中国革命成功，你主张采用什么制度。
他说，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并未违反阶级分析的原则，我认为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就是最好的阶级立场。成天大叫无产阶级万岁的人，未见得有利益于大多数人民，也未见得有利于无产阶级。民主与科学是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当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关于第二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实现的东西，难以预言，不过如果革命胜利，我设想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府，实行名副其实的自由、平等，博爱。我问他，林肯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吗？法兰西共和国实行了自由、平等，博爱吗？他答道：正因为他们没有名副其实地实行他们的口号，所以我们要认真地实行起来。须知上述口号，鲜明响亮，通俗易懂，人民心向往之。若不拘泥于名词偏见，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应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和自由、平等、博爱。我说，那是假的，他们是说着骗人的。他说我们要做真的，我们不需要骗人。我说，巴黎公社的教训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你忘记了？他说，巴黎公社教训不在于过于民主，十月革命的经验，也不在于实行专政。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政权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是理。最后，我问他，你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百科全书派？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吸收前人的精华发展起来的，没有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他不能凭空创造出一个学说来。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是无产者和人民甚至全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彭述之说过“马克思主义以外无学问”，这话对吗？简直是愚昧无知。现在苏联就是把人造成一个模型，不容有别的样式，还自诩为马列主义，马列地下有知，想会慨叹呜呼的。
陈独秀谈哲学：陈独秀说，对中国古代哲学，稍有涉猎，对西方哲学著述，读得较少，他自谦是门外汉。他不赞成一些青年读了几本哲学书就大谈什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什么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他说，有些人开口是辩证法，闭口是辩证肤，骂人家是机械论，是形而上学，实际上，他们自己在那里搞诡辩，变戏法，叛徒叶青就是一个最坏的典型。当他投降国民党以前，讲话写文章都侈谈哲学，叛变以后，他仍然口口声声不离开什么哲学，而且恬不知耻地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天下无耻之事，岂有甚于此者。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只有革命者和进步者才能认识和运用，反动派谈唯物主义只能是拜金主义；而他们讲辩证法只能是变戏法。我认为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是并行不悖的，现在有些人，只迷醉于辩证法这个时髦的名词，而弃形式逻辑于垃圾堆，妄矣。哲学上无论中外，代有名家，很难把他们截然划分谁是唯物主义谁是唯心主义，谁是辩证论者谁是机械论者。大别为唯物唯心两派是可以的，截然划分是难办到的。因为他们当中，有的是唯心论者兼有唯物论的因素，如康德。有的是唯物论者又带有机械论瑕疵，如费尔巴哈。有的是唯心论的辩证论大师，如黑格尔。直到马克思才树立起辩证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这个光辉的体系。中国诸子百家多数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老、庄、孔、孟是也。但他们著作中有唯物主义的因子，也有朴素的辩证法。杨、墨、苟、韩非等，基本上是唯物论者，但也夹着许多唯心论。中国最早的唯物论者是王充，应该读读。列宁劝告青年，不可不读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这是对的。现在苏联哲学在德波林的把持下，搞得乌烟瘴气，完全是一派经院气息。生拉活扯，叫人不敢卒读，哀哉。
陈独秀很赞赏易卜生和尼采。易卜生认为思想家先世人道出真理，言人之不敢言，世人不能接受，于是群起而攻之，等到时代进展，人们认识到他是真理，又为他树起丰碑。丰碑树立之时，新的思想家又出来道出新的真理，同样又遭到攻击，后来又为他树立丰碑等等，易卜生说少数人永远是对的。多数人永远是错的。陈独秀说，这是至理名言。我说列宁批评过易卜生，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的偏见。陈说，不管列宁批评过没有，我认为易卜生是对的。从广大人民利益来说，当然是多数人对，少数人错。但从思想启蒙这个出发点来说，易卜生是对的。有史以来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过同样出遭遇。哥白尼的后学伽里略、刻卜勒受到宗教法庭的迫害，是举世周知的史实，但是真理并不在宗教法庭方面，而在科学家方面。即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来说、他们代表真理，但一生多半都处在少数的地位。陈劝我读读易卜生的《国民公敌》、《社会栋梁》和《娜拉》。我说读过了，他说，再深读一下，才知其味。
讲到尼采，陈独秀说，我以前道听途说，以为他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但现在我看了他的代表作《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才知道他是批判万恶社会的哲人。我问他，尼采不是主张超人哲学吗？世界上哪来超人呢？他说，正因为世界上没有超人，所以他要把人类提高到超人的地步。他认为德国社会上层人物是一群动物，蠢猪，笨驴。他骂大学教授学驴叫，新闻记者是骗子，当局是强盗，官吏是盗贼……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的声讨，哪里有帝国主义代言人的气味呢？德国政府把他关进疯人院，岂不是自己打自己。所以读书要自己钻研，决不能以耳代目，道听途说。尼采理想东方社会要纯朴得多，像人得多，他想不到东方社会的落后贫穷，还有很多不像人的人。陈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拿给我看，劝我也读读它，我翻了几页，只见陈在上面写着“此声何声也，汹浦澎湃，荡尽人间污浊……”我老实告诉他，我看不懂，也不想看。他说，看不懂可以慢慢来，不想看，那就是满足于偏见，安于愚昧。须知学术思想是应该绝对自由的，请三思之。
陈独秀谈妇女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他的私人生活，本来不愿写，但为了忠实于历史资料，还是如实地写出来。陈的原配夫人高氏是个旧式家庭妇女，在乡中有贤慧之名，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延年，次子名乔年。陈从日本回国探亲，把高氏夫人的妹子高君曼，带去日本留学，日子一久，他俩竟结成伴侣。这事曾引起了乡里的非议，说是太不像话。但陈处之泰然，一笑置之。后来原配死去。陈与高君曼正式双宿双飞，初期感情融洽，相处甚好。怎奈陈有寡人之疾(好色)，在北京常跑八大胡同(妓院)，高君曼愤然与之争吵，继之以打闹，最后以分居宣告破裂。高君曼斥陈为无耻之徒，陈则骂高为资本主义。清官难断家务事，亲朋不敢置一辞。高生了一男一女，没有参加革命，比他们的两位兄长延年、乔年二烈士相差远矣。
陈独秀晚年，在上海找到一位姓潘的女工，又结成夫妇。这个女工，年仅二十余岁，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看来十分摩登。他俩走在一道，人们必以为是父女。我们非常诧异，为何此女愿嫁老倌，更惊叹陈猎艳技术之高明。陈被捕之后，此女赁居南京，常到狱中探陈。有一天，典狱长提我询问，我摸不着头脑，以为大祸将临。到了他的办公室，看他脸色严肃且带怒容，我心想事情不妙，但只有与之周旋。他叫看守退出，把门关紧。开始言道，我今天把你提来，有件事要你转告。陈先生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把他当作犯人看待，上面叫我们优待，我们也尽量给他以优待命；但是优待也有个界限，这里是监狱，不是旅馆。陈先生近来忘记了他在坐监狱，把我们这里当做旅馆，这是使我们很为难的。这时我心里平静下来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请你直说吧。他说，你可知道有个姓潘的女士经常来看望陈先生，她是他的什么人？我说大概是他的学生。他说，不象学生，学生岂能天天来看老师。我说，是不是他的小女儿？他说更不是了，他的小女儿我见过。我说，那么是谁呢？我推想不出。他说，你恐怕知道的，碍于陈先生的面子，你不肯说罢了。我说，请你直截了当地说吧。他说，根据看守人的报告，说陈先生和那个姓潘的女士，在他的监房里发生过肉体关系，这怎么行呢？这事传出去，岂不要叫我同他一样坐牢吗？请你婉言转告他，要为我的处境想一想。面子要双方来顾，如再有这样行动，那就莫怪我无情了。我说，怕不会吧？请你再调查一下。他说，调查过了，千真万确，不瞒你说，当年我也是崇拜陈先生的一人，以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范，现在看来，他的文章虽好，道德有限。你告诉他，往后请他自爱一点，也为我们着想一下。我唯唯而退。
第二天，典狱长叫我把话转告陈独秀，我一五一十地说了，他神色自若，毫无赧颜。我愤然说道，你这个人在政治、思想一切方面都非常偏激，在行为方面也很乖张。一个政党的首脑，这样对待生活，对吗？外面小报上说你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他最初听了默无一言，似有愧色。但听了小报所说，他火起来了。他说，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你怎么信它？这是私人生活，不用别人管。我说，你是一个政党领袖，对妇女问题，没有正确而严肃的态度行吗？他自知理曲，沉默良久，然后说道，在建党以前，在这方面，我是放荡不羁的，可是建党以后，我就深自检点没有胡来了。我说，这位潘女士从哪点来的呢？他说，难道我不能有个伴侣吗？
陈独秀谈《新青年》旧友：有一次谈到李大钊(守常)，他说，非常钦佩，十分敬仰，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象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惨案，他曾亲临前线，张作霖要逮捕他，事先他也有所闻，组织上曾劝他离开，但他坚持岗位，不忍搁下工作。最后视死如归，为党捐躯，慷慨就义，面不改色，世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先躯，革命家的楷模，是一点也不过誉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当时的人深刻得多。他对同志的真诚，也非一般人可比。寒冬腊月，将自己新制棉袄送给同志，青年同志到他家去，没有饿着肚子走出来的。英风伟烈应与天地长存。我问他，人们说“南陈北李”，你比他如何？他说差之远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我说，自谦乎？他说，真言实语，毫无虚饰。
在“五四”运动的前期，陈与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算是文字知交，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当时人们称为陈、胡、钱、刘四支大笔。陈入狱后，胡念当年旧交，曾到监狱探访，而当年北大学生，如罗家伦、段锡朋等，也去过监中看望。陈谈到胡适，他说，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狂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也是有贡献的。但他前进一步，就要停步观望一下，后来他走了一步，就倒退两步，这就难以挽救了。当初，我曾寄希望于他，同他谈马克思主义，有时他兴奋起来，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胡对陈说，你相信你的马克思，我相信我的杜威，各不相强，各不相扰，大家何必走一条路呢？结果他从杜威走向蒋介石，走到华盛顿当了中国大使。陈很为他惋惜。陈说，你若只作学术研究，也许不会被人鄙视的。胡适说，我也为你惋惜，你若不当政党领袖，专心研究学术，想来也会有些成就而不致身陷囹圄的。胡适告诉陈独秀，白话文学已建立起来，老舍，巴金、曹禺等是杰出的作家。陈问鲁迅、茅盾呢？胡答，不见他们的作品，这两位恐怕致力于文学为革命服务去了。胡的话带有讽刺意味。陈以似同意非同意的语调说，可惜不可惜？陈、胡的私交比较深厚；胡适说，没有你的《文学革命论》，白话文学，难达今日之成就。陈说，没有你的《文学改良刍议》，文学还会停在八股的牢笼中。
陈谈到刘半农，说他对音韵一道并没有什么研究，但在法国人面前，大谈音韵，以为法国人不懂音韵，讵料法国的音韵学家，把他驳得体无完肤，使他面红耳赤，息鼓而逃。一个人应该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去做学问，不知并不羞耻，强不知以为知，必然要大丢其脸，弄到无地自容。刘半农就是“猪八戒的妈妈飘海一一丑死外国人”，应引为教训。现在他死了，胡适写的挽联说，“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打油风趣，幽默情怀，当年知音者，无人不哭半农”。陈说，此联写得不高明，但余有同感焉。
关于钱玄同，陈独秀说，当时他是最激进的人物，每篇文章，都“左”得出奇，但是后来，他不“左”了，也不激进了。陈说，他要封存一切古书，并要废除汉字，你想他可“左”得出奇？
谈到鲁迅，陈独秀说，首先必须承认，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中短篇小说，无论在内容、形式、结构、表达各方面，都超上乘，比其他作家要深刻得多，因而也沉重得多。不过，就我浅薄的看法，比起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中国古典作家来，似觉还有一段距离。《新青年》上，他是一名战将，但不是主将，我们欢迎他写稿，也欢迎他的二弟周建人写稿，历史事实，就是如此。现在有人说他是《新青年》的主将，其余的人，似乎是喽罗，渺不足道。言论自由，我极端赞成，不过对一个人的过誉或过毁，都不是忠于历史的态度。我问陈独秀，是不是因为鲁迅骂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贬低他呢？(陈入狱后，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骂陈是《红楼梦》中的焦大，焦大因骂了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屎。)他说，我决不是这样小气的人，他若骂得对，那是应该的，若骂得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挨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自己也说，谩骂决不是战斗，我很钦佩他这句话，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我这个期待不会落空。
陈对当年北大教授如王星拱、邓以蛰等都谈到过，内容已记不得了，只记得他说王是留英的科学家，邓是留法的美学家，两人都是陈的挚友，而邓家与陈家还有亲戚关系。邓曾为文称陈是当代“文章魁首”。邓的祖父就是有名的书法家邓完白(石如)。当时安徽省的名流如关升(明甫)、李光炯、胡远浚(渊如)等都到监狱去看过他。湖南第一师范几位老教师，也去看过他，我只记得有一位姓杨的老先生，须发皓然，谈笑风生，他是毛主席的老师，谈到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一些情况。
陈独秀在狱中与外面托派的关系：陈独秀被捕后，中国托派已面临崩溃的边缘，虽然刘仁静、赵济、罗汉、陈其昌等曾先后出来，企图收拾残局，但始终挽回不了名存实亡的局面。陈独秀也想把他们扶植起来，重整旗鼓，但身居囹图，困难重重，无已只好想尽方法建立一点联系。外面文件、书刊，当然不能邮寄到狱中，而陈的文章或建议，又不能公开的送出，结果由郑超鳞的妻子刘静贞，自告奋勇，愿意冒险担任交通。她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每月一次，从未间断。于是把联系挂上了。据刘静贞说，有时搜查甚严，有时也马虎一点，她总是把文件扎在月经带上，使他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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