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替罪羊——陈独秀拒赴莫斯科真相
作者：陈璞平 摘自《陈独秀之死》，青岛出版社出版发行。
192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陈独秀在屋里写书稿，忽听得有人敲门，原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和江苏省委常委、农***动部长兼宣传部长王若飞。
“稀客，稀客。恩来，若飞，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你们了。”
周恩来、王若飞和陈延年、陈乔年早年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共同发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王若飞又和延年、乔年同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周恩来和陈延年同在广东省委工作；王若飞则在陈独秀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又与乔年同在江苏省委工作。
周恩来一向十分尊重陈独秀，即使是他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后，还经常看望他，照顾他的生活。王若飞则与陈乔年私交颇好，大革命失败后，曾经因为反对采用整人的方法对待陈独秀，受到11月会议的“警告处分”。陈独秀看见他们两人自然心中高兴。
周恩来和王若飞对视了一下，说：“根据国际的指示，中央决定6月间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检讨中央现行政策，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
陈独秀说：“是应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一下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周恩来又道：“国际还专门来了指示，特邀你和国焘、和森、章龙、中夏5人直接出席，不必经过中共中央推荐选举。”
陈独秀马上回绝道：“莫斯科我是不会去的。”
王若飞道：“国际现在已经意识到‘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正在纠正，说明他们同意了你对中国革命的一些看法，这对你应该是一个改善同国际关系的机会。不如借此机会到苏联，彼此将问题讨论透，这对中国革命前途和你的个人政治前途都有好处。”
陈独秀冷笑一声：“我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我的头上，足见早有牺牲我一个的决心。共产国际这是文过饰非，拿我当替罪羊。大革命失败了，作为总书记，我自然有责任，可共产国际更有责任，我只是国际指示的一个忠实执行者而已。我不会做违心的检讨，也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现在要我去苏联讨论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我不去给他们当反面教员。我这个人性子直，不会讲奉承话，不会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但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如果到了那里争吵起来，于谁都不好。再说，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在中国就不能研究？”
王若飞又道：“听说国际还考虑让你当东方部长，这说明他们对你还是有诚意的。”
陈独秀说：“他们不要老指着我的后脊梁骂我是老右倾机会主义、骂我叛变革命就阿弥陀佛了。我现在再不愿当官，更不能当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蠢牛。恩来你是好意，我心中有数，感激不尽。我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是你帮助了我，我是不会忘记的。”
他见周恩来还要说什么，又道：“恩来，你不要说了，我心里明白，中央知道你和若飞与我私交不错，所以委托你们来劝我，秋白也来劝过我多次，无非是怕我和党的路线唱反调。我可以告诉你们，假如六大成绩不错，我今后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
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让他到莫斯科复命的指令，长期以来一直被史学界认为是离党越走越远的叛逆行为，岂不知陈独秀作此决定自有他的考虑和苦衷。
首先，陈独秀此时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已经产生强烈的抵制情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而党内却没有人怀疑、也不敢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陈独秀斗胆包天，第一个站出来对国际的瞎指挥提出了质疑。可惜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纵然迸发出闪光的火花，却找不到“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的途径，同时他又不承认后来毛泽东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以他宁折不弯的性格，只能用不从来表示抗议。
其次，陈独秀对到莫斯科之后的下场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从后来一些犯了错误的中共领导人赴苏之后的处境可以得到印证。1930年11月，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命令，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没想到一呆就是15年，饱尝“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滋味。1938年2月，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他被诬为“日本特务”，逮捕入狱，坐了1年牢。出狱后，王明竟向苏共中央提出要将他流放西伯利亚，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幸亏正在苏联疗伤的周恩来听说后，为他说话，这才留在莫斯科。直到党的七大前，毛泽东亲自向苏共中央发电报要人，李立三才于1946年1月回到祖国。这期间，瞿秋白、王若飞等同志也都在莫斯科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现在看来，陈独秀坚决不去莫斯科，也算是有先见之明。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陈独秀有着同样的机警。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后，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便提出让他到莫斯科去休养。毛泽东自然明白李德的用意，坚决不离开苏区，宁可到条件很差的粤赣山区去养病，这才避免了李立三悲剧的重演，这才有了毛泽东的随军长征，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扭转乾坤。
周恩来见他态度十分坚决，知道再劝也无益，便只好转了话题：“独秀同志，还有一件事情本不想告诉你，考虑再三，觉得你是老革命，会挺得住，所以……”
陈独秀见周恩来说得吞吞吐吐，马上有种不祥的预感：“怎么回事？是不是乔年出事了？他已经有3个月没来看我了。”
王若飞道：“是的，乔年同志2月份被捕了，不过现在组织正在积极营救，你不要太着急。”
陈独秀一阵头晕：“其他同志怎么样？”
“都及时转移了。”
“那就好。”陈独秀轻声说，“你们放心，乔年像他哥哥一样，宁死也不会出卖同志。”
周恩来一时也无话可劝陈独秀，默默站了一会儿，便和王若飞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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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7-4-23 16:31 只看该作者
陈独秀不愿被别人牵鼻子 直至去世坚决不回延安
张庆冬摘自《人物》第11期 作者：丁弘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一时间，“陈案”震动全国。一些极右分子呼吁国民党中央“立即处决”，他被押赴南京，如同押赴刑场，可是，他在沪宁车上，还呼呼酣睡，一时传为佳话。还有一些人感念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或钦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或尊重他的人格，纷纷进行营救工作。这是完全抛开党派之见的了。如蔡元培、柳亚子、翁文灏、林语堂、胡适、蒋梦麟、杨杏佛……以不同的形式争取公开审理，反对暗箱操作，军法从事。宋庆龄还专程从上海到南京，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在开庭时，陈发表了义薄云天、气壮山河的演说，他丝毫没有争取从宽处理的打算，而是抓紧机会进行一次政治斗争。他居然为自己建立共产党、要解放工农、要推翻反动政府的正义性作辩解。章士钊大律师义务为之辩护，多少有争取从轻的语言。陈立即说：“这话不代表我。”他以刚烈的性格，演出了法庭史上罕见的一幕。
陈被判刑13年。后减为8年。来狱中看望陈独秀的人很多，胡适和他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感情深厚，多次从北京来，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胡适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后来胡关怀甚多，他又非常内疚。
陈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的共党要犯写序。整个出版工作都是汪原放（原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帮助进行的。其实陈早被开除了党籍。陈在狱中最大的快乐是读书，朋友送来一批小说，他没有兴趣，而是认真研读马恩、托洛茨基和经济学、历史、文字学等书籍。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机经常轰炸南京，陈独秀那间牢房的房顶被炸塌了，他躲在桌下，幸免于难。后来日寇兵临城下，蒋介石想放陈出去，要求其写一书面检查。陈坚决拒绝。蒋很尴尬。胡适出使美国，临行时致函蒋氏，吁请释放陈独秀。这给蒋一个台阶，送胡一个人情，还不仅如此———
陈出狱，陈果夫、陈立夫立即宴请。他们传达蒋介石的意见：聘请陈出任劳动部部长之职。陈独秀即席发言：“……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许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今天国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蒋先生合作。”
胡适邀请陈独秀赴美，进行著书立说。他认为此时前去是不光彩的，对胡的从政也很不快。
南京沦陷前，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前来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共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当时，他演说、撰文，大声疾呼团结抗日，强调“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康生忽在《团结》周刊上，说陈是日本特务。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九位知名人士在三家报上撰文，为他辩诬。沈钧儒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为陈不平。一些居心不良之徒起哄，破坏团结抗日的局面。周恩来多次托人请陈独秀以大局为重，进行克制。徐特立老还从长沙来武汉“调解”。陈很感动。徐宣称：“问题解决了。”陈尊重周恩来和徐老，但说：“我看永无解决之一日。”
陈独秀树大招风，各色人等不断来访，还有国民党特务监视，深感武汉是是非之地。加以日机不断轰炸，他们在友人的帮助下，西去重庆。又上溯90公里到达江津县。后来，陈独秀又离开江津县城这个大量难民涌入的嘈杂之地，到了山村鹤山坪，这是一个四周高山林立，人迹罕到的地方。
没有想到，陈独秀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了国人注目的去处。许多北大校友来看望老师，一些人要资助生活费用，如罗家伦、朱家骅等等，陈独秀对所有在国民党政府任职者，分文不收，尽管他们说这是学生对恩师的心意。陈说：“你们的心意我理解，但我收了之后，话就说不清楚了。”
周恩来也曾前来拜访。他说：“你这儿太苦了，还是到延安去吧。”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但是，我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何必以后再搞得不欢而散呢。”周只说：“我驻重庆，到重庆有什么事，我负责安排。”陈和周相处已久，对周善于处理问题，待人宽厚，从来欣赏和感谢。
陈独秀做得认真，所以晚景凄苦，常常无米下锅。看到一些农家贫困，更为不安，总是说：“建设共产党，就是为了他们，可是现在……”
由于贫病交加，陈独秀亡故于1942年5月27日，享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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