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一五」之後，共產黨影響下的廣東地區的工農運動明顯受到壓制，陳獨秀即以中央名義寫信給廣東區委，稱：「有些同志以為，我們不必變更現在中派政權，在這個中派政權之下我們亦可發展民眾運動，這個見解完全不切實際。因為我們要不反對中派政權，只有停止發展民眾運動。」要想發動民眾運動，就必須要設法取消蔣介石的權力。（65）
這個時候的一個重要背景是蔣介石已經發動了北伐戰爭，戰爭本身具有革命性質，共產黨人不免有一種投鼠忌器的顧慮。鮑羅廷說：我們目前沒有實力同蔣介石鬥爭，最好是等著看「他的那種不可避免的政治失敗」，反對採取任何與蔣介石對抗，或引起蔣介石疑心的作法。而這時直接負責指導中共中央工作的駐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雖主張「必須把中央交給左派」，又害怕刺激蔣介石，強調「不希望同蔣介石發生爭鬥」，「必須使蔣介石在前線安心」。對此，陳獨秀的意見是必須讓汪精衛回來，促使蔣汪合作，只要汪精衛回來，必可取得黨權、政權，這時只要承諾維持蔣介石的軍事領袖地位，就能既不影響戰爭的進程，同時又便利工農運動的進行。（66）實際上，不論陳獨秀如何苦口婆心地向蔣介石解釋，「迎汪」的呼聲一起，就埋下了新的危機。
「迎汪」熱潮剛剛掀起，受到北伐軍在兩湖地區的順利進展的刺激，兩湖工農運動就迅猛開展起來了。維經斯基坐不住了，他堅持必須立即在南方和整個長江流域「使革命民主群眾聯合起來反對地主和豪紳」，主張以此來阻止資產階級最終取得勝利果實。陳獨秀也致信各級黨部，大聲疾呼「黨到農民中去！」（67）但無論維經斯基，還是陳獨秀，其實都很清楚：國共黨內合作這一形成本身，「要求對階級鬥爭，特別是農村階級鬥爭進行某種約束」。不要說對中派或所謂新右派蔣介石，「武裝、土地及農村政權等要求，左派（也）未必充分容許，我們和左派的聯盟將來會因此分裂」。他們注意到，目前情況下「正確地排列我們的要求，現在提什麼，以後提什麼」，是「發展農民運動但同時又不破壞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的關鍵。
但農民運動已經起來，不提出革命性的要求似難滿足農民的願望。因此，1926年11月初，考慮到當時兩湖地區的革命形勢，陳獨秀提出的，並且得到維經斯基和遠東局通過的關於農民政綱的草案，還是包括了建立鄉村農民政權、武裝農民和沒收大地主、軍閥、劣紳及國家、宗祠的土地給農民等相當革命的內容。如何既維持統一戰線，又能發展工農運動，陳獨秀和維經斯基這時顯然都有些手足無措。
不願意中國出現一個資本主義的前途，是這時幾乎所有共產黨人的願望。1926年底，自年初以來一直擔心共產黨影響過大，反對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共產國際執委會（68），突然在它的第七次擴大全會上，就中國問題通過了一個十分激進的決議。斯大林也在共產國際發表演說，為中國革命迅速左轉做鼓吹。共產國際決議和斯大林演講的主旨，在於斷言中國的革命運動已經越過了資產階級起主導作用的階段，走到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結盟，無產階級取得領導權的歷史性階段。革命勝利後的國家理所應當地「不會是資產階級的民權國家，而將成為無產階級、農民以及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權獨裁制的國家。他將成為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發展之時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政府」。為實現這一向非資本主義過渡的任務，必須廢除過去不讓共產黨員過於突出的規定，共產黨員必須加入廣東政府乃至國民政府，並「在革命軍隊中佔據某些領導職位」。必須「利用國家機關，沒收土地，減稅，並給農民委員會以實力」，「歸根到底必須做到沒收土地交給農民，並實行土地國有」，以便使農民愈快愈徹底地捲入革命，同時要「逐漸沒收屬於外國資本的鐵路、租界、工廠、礦山、銀行、企業等」。據說是「中國革命若不超出資產階級民權範圍之外，不能推翻帝國主義」，不能實現「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革命等聯合的民權獨裁制」。」（69）
共產國際急於變動策略方針，其實主要是北伐軍進展順利，國民黨有迅速統一中國的可能，蘇共中央生怕中國再出現一個凱末爾式的噩夢（70），因此想利用北伐軍佔領區工農運動高漲的機會，把共產黨人推上歷史舞台，迅速取得部分政權和軍權，以便引導中國革命持續左轉。過於相信群眾運動的共產國際顯然忽略了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的不同特點。唯一注意到中國革命有著不同於俄國革命特點的斯大林，雖然談到了中國的革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但他卻弄不清楚那些打著國民黨旗號的軍隊並非是他所說的那種「革命軍隊」，共產黨人也不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在他所期望的時間內，把這些軍隊改造「成為中國革命思想底真正的和模範的代表者」。他居然主張「通過軍隊來幫助農民反對地主」，「通過軍隊實行正確的農民政策」。（71）結果，莫斯科在提出如此激進的革命目標的時候，只是紙上談兵地把幾個純粹理論上的「階級」加加減減，甚至把各種各樣的軍閥部隊也統統算做是可以由共產黨人為所欲為的「革命軍隊」，完全不知道如何正確地估計不同力量配置的現實狀況。
陳獨秀對共產國際決議中的激進要求從一開始就略感困惑。尤其是諸如土地國有（沒收土地）之類的口號，他早就表示過不同意見。當然，他原則上不反對共產國際提出的中國革命非資本主義發展前途的主張。在他主持下通過的中央決議中，事實上只是集中討論了他這個問題的看法。說明過去總「以為今天只能做國民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點鐘以前，我們必須自己挪（綁）著自己的手腳，彷彿多做一點便違反了革命鐵律」。現在知道，「我們的革命方針和戰略上，必須抓住這兩種革命的連鎖，使之一氣呵成，不能夠機械的將他劃為截然不相銜接的兩個時期。」（72）
共產國際的決議促使中共中央內部一度充滿了革命激情，他們開始斷言：「中國革命是為我們意料不到的局勢」，「中國民族革命已到穩固時期，無產階級已到奪取領導權的時期」。但是，眼見1927年3月底蔣介石指揮的軍隊佔領上海，陳獨秀還算保存了一份清醒。他明確告誡黨內幹部說：「中國革命如不把代表資產階級的武裝打倒，中國就不要想革命；同時只要把此武裝打倒，資產階級就可以服從革命的力量。上海現在資產階級與右派勾結，黨軍也很右傾。我們如果情願拋棄上海，就很容易；如果爭鬥，就要馬上動作。因為將來的糾紛問題，為糾察隊的武裝解除問題。如果我們不馬上動作，將來就純為國共爭鬥，完全失掉聯合戰線。所以我意，我們現在要準備一個抵抗，如果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要與之決鬥。此決鬥或許勝利，即失敗則蔣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斷絕」，未必對革命不利。（73）不論陳獨秀這時的想法是否符合實際，他認識到共產黨與蔣介石之爭的關鍵在武裝的對抗，這不能不說是合乎實際的看法。說他這時有意妥協，顯然不是事實。
莫斯科制定那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時沒有估計到蔣介石會造反。他們未必不清楚國民黨內部的危機，只是他們習慣了更多地考慮：「應該策略地利用……矛盾」。同陳獨秀一樣，他們也一廂情願地指望讓汪精衛回來削弱蔣介石的權力，卻沒有想到此舉恰好加速了蔣介石的造反。當蔣介石準備進攻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消息傳到莫斯科之後，正在督促中共中央接受那些豪言壯語的蘇共中央卻變得手足無措起來，連起碼的抵抗也不允許。斯大林等人一連數電給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暫不進行公開作戰」；「不要交出武器，萬不得已將武器藏起來」；「不准現在舉行要求歸還租界的總罷工或起義」；「請你們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同時，莫斯科暗示鮑羅廷可以對蔣做出妥協，稱：「您是否認為這樣做是恰當的：對蔣介石作出某些讓步以保持統一和不讓他完全倒向帝國主義者一邊？」「徵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意見，派格里高里（即維經斯基?引者注）同志去上海與蔣介石進行聯繫並防止他採取極端行動，他認為這樣安排是否合適？」（74）
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是莫斯科，而不是陳獨秀指望用策略手腕來暫時緩和矛盾。數十年來遭人詬病的《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出來的。陳獨秀之所以放棄了預定的武裝對抗的計劃，轉而與汪精衛聯合發表宣言，否認國共有衝突的準備，其目的不外是為了依照莫斯科的指令，安撫磨刀霍霍的國民黨右翼勢力，盡可能地阻止蔣介石採取極端行動。
隨著上海發生「四一二」事變，廣州發生「四一五」事變，蔣介石成立了南京國民政府，公開「清共」，共產國際擔心的凱末爾噩夢在中國重演了。但是，共產國際的思維仍舊被它的革命理論和經驗禁固著。明明武漢政府所控制的兩湖和江西的部分地區已經被圍在擁護南京政府的廣東、廣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蘇、安徽和四川諸省區之中，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危機四伏，大大小小的蔣介石到處都是，處境日趨險惡，莫斯科卻繼續堅持進攻政策。越來越不能理解莫斯科思維邏輯的陳獨秀，最終站出來拒絕共產國際的主張，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陳獨秀「右傾投降」？
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領袖期間最大的罪名，就是「右傾投降」。而這個罪名最早也是共產國際給加上的。原因很簡單，進入到武漢政府階段，國共關係破裂在即，共產國際堅持進攻，陳獨秀卻力主退卻。最後，共產黨失敗，共產國際自然就讓陳獨秀背上了「右傾投降」的罪責。然而，共產黨的失敗真的是因為陳獨秀的退卻主張造成的嗎？
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分歧的焦點，主要表現在如何對待工農運動「過火」的問題上。
還在1926年12月，廣東、兩湖，特別是武漢地區，隨著工農運動的興起，就不斷出現手工業者、店員同中小商人、店主之間的尖銳衝突，使國民革命賴以依存的統一戰線內部呈現出嚴重危機。陳獨秀雖初遇這類問題，無經驗及政策可循，卻已經意識到必須對工農運動加以適當引導，並限制其「過火」行為。為此，他專門召集了中央特別會議，通過決定，主張「在工農群眾實際鬥爭中勿存幻想（如手工業工人過高要求，工人糾察隊執行一部分政權，實行耕地農有等），以防止我們過於向左」。（75）聯想到20年後中共土改、進城，有政權、有軍隊，仍舊反反覆覆研究頒佈各項政策法令，反對「極左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時時注意引導和規範工農行為，可知陳獨秀此時防左的動機未必有多少可以指摘之地方。
當然，一方面想要靠民眾運動的規模與國民黨右派抗衡，一方面又沒有明確的政策和有相當經驗的幹部，中共中央沒有，也不可能對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真正進行約束。自1926年底以來，工農運動有了更加迅猛的發展，而由此帶來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引起中小資產階級的恐慌，它們已經直接刺激了大批軍官和將領，從而使武漢國民黨上層也發生了嚴重敵視工農運動的情緒。據陳獨秀說，他4月上旬趕到武漢，「第一次會見汪精衛，即聽到他一些有反動傾向的言論，和上海談話時大兩樣」。當時汪精衛到武漢也不過才幾天時間，可見當時武漢國民黨人對共產黨和工農運動，已相當不滿。在這種情況下，陳獨秀對共產國際決議中的激進措施，自然更是表示疑問。他明確講：「共產國際的提綱原則上是正確的，但實際運用卻很難，需要時間。」比如在農村，就「不能為了削弱反動派的基礎來加劇農村的階級鬥爭」。（76）
陳獨秀的顧慮，並非沒有道理。僅武漢一地，兩三個月內，有報道的罷工就發表了150餘起，由於政府沒有約束能力，工會權力極大，各行各業的工人、店員都群起要求提高生活待遇，出現了「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每日四小時以下；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工廠店鋪等」一系列無政府主義的「過火」行動。再加上南京政府實施經濟封鎖，物價飛漲，市場萎縮，結果是企業停工，銀行歇業，商店倒閉，失業工人猛增至10萬以上。湖南農運則喊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過激口號，大搞貧農專政，「法律由心，刑戮在口」，不僅隨意捕殺，而且罰款、遊街、吃大戶、毀廟宇、打菩薩、折祠堂、禁養豬鴨、強迫婦女剪髮、逼寡婦改嫁，甚至阻禁谷米出境、截扣軍糧、抗捐抗稅、搗毀稅局厘局，一時間形成「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恐怖現象」。結果，武漢政府控制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財政收入較佔領前銳減三分之二以上。尤其是湖南，月收入竟由佔領前的360萬，銳減為70萬。武漢政府這時主要靠湖南唐生智的部隊來同蔣介石對抗，但恰恰是湖南農運對其部隊的軍官刺激最大，再加上武漢政府欠餉，光是欠唐生智屬下一個軍的軍餉，就在200萬元以上（77）。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說戰爭難以為繼，就是武漢政府本身的維繫也大成問題。所有這一切，自然都被武漢國民黨人歸罪於共產黨了。
5月中旬，汪精衛找陳獨秀談話，尖銳地提出了群眾踓誰走的問題。他斷言，正是由於共產黨人不負責任的宣傳鼓動，才導致武漢政府在國際關係和軍隊狀況方面陷入到今天這種困難的地步。他直截了當地提出：「存在兩個黨組織是不合適的。如果領導權屬於國民黨左派，共產黨人跟隨他們，那就不需要共產黨；如果是另一種情況，領導權在共產黨人手裏，那就不要國民黨。」陳獨秀很清楚：「實際上他們所要的，是整個的領導權。現在只有兩條路擺在我們的面前，放棄領導權或者是和他們決裂。」但這個時候決裂，對共產黨究竟更有利還是更不利呢？很明顯，沒有人做好了決裂的思想準備。
無論是陳獨秀，還是鮑羅廷，考慮來考慮去，基本的態度還是暫時退卻，採取讓步政策。在1927年5月召開的中共五大上，陳獨秀就明確主張：在相當時期內，我們必須保持中間路線，無產階級必須對小資產階級讓步，即使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也要待北伐進一步推進，使農民運動進一步擴展之後再進行，即需要按照革命展開的程度來逐步加深革命。但實際上，正如鮑羅廷所說，更主要的問題其實是，中共中央已發過不少文件，做過不少決定，幾個月來毫無效果，「共產黨能否控制工人群眾和自己的省級組織？」「共產黨能控制武漢無產階級和湖南農民嗎？」（78）
鮑羅廷的擔心是有理由的。共產黨一無軍隊，二無政權，三無經驗，四缺幹部，既不能保護工農，也難以指導運動。北伐以來，黨員發展雖快，但新加入的大批基層黨員本來就缺少有關理論和政策方面的知識，再加上中央與地方工作銜接不易，下級各行其是，普通黨員鮮有訓練，一些工會、農會又受地方幫會的把持，中央連武漢地區的罷工示威都無從約束，更不要談去控制武漢以外的農民運動了。
偏偏莫斯科根本無視中共的種種困難。它甚至對中共中央上報的只沒收大地主土地的方案都不十分贊成，電令鮑羅廷、羅易、陳獨秀把革命進一步向左推進。說是必須「在共產黨的積極參與下由農民實際沒收土地」，「舍此便不可能開展土地革命」。同時要求他們「現在就應開始組建8個或10個由革命的農民和工人成的、擁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師團」，「不得拖延」。（79）
注意到組建自己軍隊的重要性，這說明莫斯科開始認識到國民黨旗下的那些軍隊並非是可以「幫助農民反對地主」的什麼「革命軍隊」。但是，建立自己幾個師的軍隊，而不是在國民黨的旗幟下偷天換日般地往部隊裏塞進一些士兵和軍官，需要大量的金錢、武器和可靠的軍官，同時還需要相當的時間，更需要武漢政府，特別是它的那些並不聽話的將軍們有足夠的寬容度。所有這些條件，這個時候都不存在。這又是莫斯科典型的紙上談兵。
5月21日，長沙駐軍許克祥部發動事變，查封了工會、農會，解散了工人糾察隊，並通電斥責工農運動，史稱馬日事變。
因為馬日事變，新來不久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團長羅易同鮑羅廷、陳獨秀大起衝突。鮑羅廷、陳獨秀堅持應該派代表出面，以制止湖南工農過火行為的名義前往長沙進行和平調解，平息軍隊的憤怒，重新控制湖南。羅易卻強烈主張武裝農民，組織反擊，說是「共產黨人應當鼓勵和發展這些『過火』行為，而不是去『糾正』它們」。（80）
對此，陳獨秀很不以為然。他在5月23日的聯席會議上發言指出：目前情況下，「假如我們想同國民黨和小資產階級合作的話，問題主要在農民。」因為第二、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軍都是湖南的軍隊，軍官們幾乎每天都會收到來自家鄉的壞消息，什麼家屬被農民協會戴高帽遊鄉，土地被沒收，父親被逮捕，如此等等。整個湖南現在出現了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將軍們要鎮壓農民運動，另一方面是農民們想要平分土地，而且還不限於此，還想平分一切。為此，我們現在需要讓步，但我們不能說我們不沒收小地主和革命軍官的土地，是讓步政策；不能說我們不贊成分配不動產、房屋等，是讓步政策。「糾正幼稚的行為和過火行動，這不是讓步政策，必須堅決這樣做。」我們所說的讓步，是指目前情況下暫時不提出土地問題。這樣做的目的，說到底是為了有時間逐步「準備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以便對付那些不可靠的將軍，「有朝一日把他們打倒」。鮑羅廷也明確講，如果我們不準備明天就轉入地下，就必須要在群眾運動的問題上有組織地實行退卻，而不是繼續進攻。（81）
對於陳獨秀、鮑羅廷和羅易的激烈爭論，共產國際6月2日發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
1、「不進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不進行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就會變成不可靠將領手中的可憐的玩物。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但不能用軍隊，而要通過農會。」
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同這些階層聯合是必要的。只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勢需要，暫時可以不沒收中地主的土地。」
3、「應從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他們的大膽意見會使老頭們堅決起來，或者使他們變成廢物。」
4、「必須消除對不可靠將軍的依賴性。要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要利用軍校學員做指揮人員，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
5、「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農的軍官。不能只是說服教育。到採取行動的時候了。」（82）
五月指示表面上很激進，堅持不得妨礙土地革命、建立新軍、改組國民黨中央等等，但它卻肯定了工農運動存在「過火」的問題，贊成在爭取中小地主和中小資產階級方面採取讓步政策，約束過火行為。問題是，指示的中心旨意仍是一廂情願地幻想在不破裂兩黨關係的情況下，能夠馬上組織自己的軍隊，改組國民黨中央，依靠汪精衛等個別真正的左派國民黨人，搞土地革命，使武漢政府革命化。這不能不讓陳獨秀百思不得其解。
這個時候，發生了江西朱培德借口「制止過火的工農運動」，武裝遞解共產黨員出境，並查封工會和農會的嚴重情況。面對這一更加危急的形勢，不要說不準備破裂國共關係，就是有心破裂，要實現共產國際所提出的要求也幾乎沒有可能。在討論莫斯科來電的專門會議上，陳獨秀針鋒相對地對五月指示提出了不同意見。
他說：「電報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自成立（農民）部以來，局勢非常嚴重，多數國民黨領導人搖擺不定，他們不想聽有關土地革命的任何意見。」國民黨人曾經表示贊同解決土地問題的意向，但是，「農民運動引起的過火行為（破壞了）同地主、紳士和軍官的統一戰線。過火行為妨礙了土地問題的解決。」「應當先糾正過火行為，然後採取解決土地問題的進攻性措施。」他同時批評指示的另三項內容稱：「共產國際建議由工農領導人來加強國民黨的領導。國民黨的領導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的，現在我們怎麼能改變它呢？」「由工農組成新的軍隊當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難」，在承認國民政府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組建革命法庭實際上是不可行的」。總之，「我們衷心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83）
6月15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的結果，陳獨秀致電共產國際，說明了解決土地問題受阻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共中央懷疑土地革命的方針，而是因為「農民運動在湖南發展得特別迅速。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個軍隊對農民行動的過火行為都抱有敵意。」「這些過火行為迫使出身於中小地主階級的軍人與土豪劣紳結成反共反農民的聯合戰線。那些家裏受到衝擊的軍人，更是憤怒。」「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國民黨，就是共產黨也必須採取讓步政策。必須糾正過火行為。節制沒收土地的行動。」否則，我們就難免要同國民黨人分裂。而在目前條件下，在我們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軍事力量的情況下，有必要吸引住他們的左翼領導人，並且與國民革命軍的將領們保持良好關係。（84）
陳獨秀這時很清楚：「在最近的將來，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在客觀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但他一方面深知莫斯科不會同意退出國民黨，一方面深知力量對比相差太遠，因此左右為難，進退失據，雖不斷抱怨「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四一二」事變）的道路了」，卻想不出解決問題的適當辦法。情急之際，竟同蔡和森等想出了一個在上海發動工人武裝襲擊租界，佔領銀行和工廠，引起外國干涉，轉移武漢國民黨和小資產階級的注意力，從而達到暫時穩定武漢統一戰線的下下策。（85）
羅易對陳獨秀的態度異常惱怒。他大概是共產國際裏面第一個給陳獨秀扣帽子的人了。他直言不諱地把陳獨秀說成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斷言陳「支持國民黨內搖擺不定的和反革命的傾向」，揚言「應當把陳獨秀清除出共產黨領導機構」。羅易同樣給鮑羅廷也扣了許多頂帽子，因為他清楚鮑羅廷是陳獨秀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只是，無論他怎樣強調現在的一切危機都是鮑羅廷造成的，他卻不能提出開除鮑羅廷的想法。在無法取得陳獨秀和鮑羅廷的理解的情況下，更加書生氣的羅易天真地把連同五月指示的共產國際的幾份密電統統送給了汪精衛，孤注一擲地企圖從他所信任的左派領袖汪精衛那裏找到回天之術。結果是可想而知的。6月22日，共產國際在得知了羅易這一愚不可及的行動之後，下令把他召回了莫斯科。（86）
共產國際當然也不會滿意陳獨秀的態度。它在6月20日給鮑羅廷和陳獨秀的復電當中，尖銳地批評：「你們那裏實際上是不執行共產國際的決定，首先是關於土地革命、武裝工農、建立可靠的武裝部隊和使國民黨結構民主化的決定」。（87）
但是，所有這些爭論和批評其實都毫無意義。政權和軍隊都在國民黨手裏，共產國際想到並提出組建自己的軍隊以對抗不可靠的將軍，都已經是5月中和6月初的事情了。即使武漢國民黨中央不反對（實際上不可能），一個多月的時間要組建幾個能作戰的師，也絕對辦不到。何況莫斯科尚未提供任何物質方面的援助，共產黨人靠什麼來建這麼多的部隊？沒有自己軍隊的保護，指望國民黨來搞土地革命，或者逼迫國民黨中央改組，要汪精衛等人來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唐生智手下的軍官，純粹是天方夜譚。
6月17日，武漢政府正式解除了鮑羅廷的顧問職務。21日，武漢方面所有人都指望並以為依賴的馮王祥發表通電，要求遣送鮑羅廷回國並驅逐共產黨人，寧漢合作，共同北伐。28日，三十五軍軍長何健公開通電，要求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唐生智「明令與共產黨分離」。國共關係全面破裂已迫在眉睫，而莫斯科居然仍舊相信可以拉住汪精衛。它一面決定給汪數百萬盧布，以誘使汪不致倒向南京，一面去電報諄諄告誡汪說，國民黨必須實行土地革命，必須同共產黨聯合起來，改組國民黨，並從工人、農民中提拔新的領導人。（88）
6月26日，中共中央和鮑羅廷等一同召開了最後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的聯席會議。從記錄中可以看出，陳獨秀已不勝其煩。其實，進入武漢政府時期以後，無論進攻，還是妥協，都未必能夠找到改善國共關係的辦法了，更何況這樣不進不退，爭論不休。陳獨秀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右的，一條是左的。右的一條是放棄一切，左的一條是反對一切。走這兩條道路我們都將垮台。還有一條中間道路，就是把目前的狀況繼續下去，然而這也是不可能的。那麼怎麼辦呢？也許可以找到第四條道路？」而他最終表明的態度其實就是：只要我們還參加國民黨，我們就不能不妥協，就沒有真正的獨立可言。「如果我們想在政治上獨立自主，我們就應當退出國民黨」。（89）
沒有人贊成退出國民黨，鮑羅廷甚至說，莫斯科認為退出國民政府都是冒險。用周恩來的話來說：「退出國民黨後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因為共產黨畢竟在國民黨的軍隊中還開展著不少的工作。（90）
6月底，眼見武漢政權陷入危機，國共破裂在即，莫斯科突然火燒眉毛起來了。又是發電打氣，又是大筆匯款，說是要通過武裝工農，組建新軍來「挽救革命」，為此「應該準備做出各種犧牲，我們方面準備給予一切可能的進一步的物質支援」。但這一切來得太晚了，並且莫斯科仍舊寄希望於汪精衛，仍舊堅持共產黨「必須在國民黨內」，仍舊堅持要由國民黨來領導革命。它給鮑羅廷和陳獨秀的電報明確講：必須「使國民黨民主化並讓它領導群眾性革命運動」。（91）
陳獨秀已經不再相信共產國際有什麼神奇的力量了，他更不相信靠國民黨可以「領導群眾性革命運動」。從6月中旬起，他已經在全力部署恢復湖南黨組織的工作，組織農民自衛軍對許克祥的「救黨委員會」進行反擊，展開抗租運動。對敵軍，他主張「大隊來則避，小則與之打」，實在站不住的，贊成毛澤東的提議：A、上山；B、投入軍隊中去，認為「可以上山」，「當兵最好」。陳獨秀很明白，為應付國共關係破裂非預先做準備不可了。（92）可是，陳獨秀已經無法繼續工作下去了。
7月5日，陳獨秀參加了最後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鑒於「上面國際責難，下面同志非難」，敗跡已顯，卻不知出路何在，陳獨秀終於賭氣辭職了。區區一介書生，僅憑一腔熱血，一肚子墨水，投身於政治革命的激流險灘中，摸爬滾打幾年下來，他始終不曾真正跟上莫斯科多變的思路。到了這個時候，他更是適應不了莫斯科的思維方式了。他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如是說：「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93）
至此，陳獨秀離開了他曾經嘔心瀝血地為之操勞了6年之久的中共中央。他因此也背負起了「右傾投降」的罪名。繼季諾維也夫擔任共產國際主席的布哈林在陳獨秀辭職幾天後就公開發表文章，點名批判「陳獨秀這樣一類機會主義傾向最嚴重的領袖」。又過幾天，《真理報》進一步給陳獨秀戴上了「右傾份子」和「投降路線」的帽子，說他是「中國共產黨最突出、最道地的機會主義代表」，是實行「機會主義的投降路線」的「右派領導人」，說他提出退出國民黨就是「將整個革命領導權統統交給資產階級」，「是在民族資產階級面前投降」。（94）毫無疑問，俄國人當年的這種批判是帶有明顯的政治目的的。令人遺憾的是，幾十年過去了，仍舊有不少研究者在借用這類政治批判的語言來討論陳獨秀歷史上的是非功過。
未必多餘的話
與1927年共產黨所遇到的危機比，共產黨在江西時期的遭遇也有某些相似的地方。當時共產黨在偏辟的農村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終於有條件按照自己的願望建工農政府，搞土地革命了，一時間轟轟烈烈。但同時，其消滅一切富裕階級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左傾政策，再度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最後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蘇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區損失了百分之百，幾乎又回到了白手起家的地步。但是，在最危急的關頭，他們重新拾起了曾經被他們拋棄了的統一戰線政策。為了取得國民黨的諒解和社會各階層的同情，再行國共合作，他們放棄了激進的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政策，並且承認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為中央政府，實行蘇區改制，紅軍改編，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軍事委員會指揮。結果，經過了8年時間，他們從極其弱小的一方，變成了決定中國命運的舉足輕重的大黨，有了足以同國民黨抗衡的上百萬軍隊。
很明顯，沒有人能夠因為在第二次合作期間，在共產黨有軍隊、有政權、有地盤，有幹部的情況下，還實行比較溫和的社會政策，而指責其「右傾」。同樣的道理，在第一次合作期間，在力量對比異常懸殊的1927年武漢政府時期，陳獨秀主張暫時退卻妥協，不搞土地革命，如何就能定性為「右傾投降」？實際上，在共產黨既無軍隊，也無政權，又是在國民黨的地盤上，經驗、政策、幹部等等等因素都成問題，根本無力引導和約束工農運動的情況下，堅持在中國推行土地革命之類的激進政策，恐怕只能說是共產國際的一種盲目的政策選擇。共產黨後來不是沒有再搞土地革命，但那已經是1946年以後的事情了，即是在國共關係再度破裂的情況下，在有強大軍隊的護衛，又有大批經過訓練的幹部指導，並且是在自己佔領區內等種種特定的條件之下才進行的。即使如此，其政策規定也反反覆覆經過了兩三年時間的修訂。而當他們終於可以佔據城市之後，他們也根本反對把農村的方式搬到城市裏去，堅持維持城市現狀暫時不變，不僅不觸動小資產階級，而且不觸動資產階級，堅持有政權的、由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地進行緩慢而溫和的漸進式的變革。同時他們仍舊特別注意反對工人、農民中的無政府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傾向。（95）何以陳獨秀當年在既無軍隊，也無政權的情況下，就不能限制工農運動中的「過火」行為，不能主張暫時退卻呢？
通過簡單的對比可以看出，1927年共產黨的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它無疑是由一系列複雜原因造成的，並非是陳獨秀某種錯誤的直接結果，嚴格地說，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揮之下，陳獨秀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既沒有多少神來之筆，也不曾惹下過滔天大禍，他在多數情況下對共產國際是言聽計從的。但是，恰恰是在少數情況下陳獨秀的某些獨立見解和不服從，卻顯示了他作為一代中共領導人所具有的求實態度。比如，他幾次提出的改行黨外合作的建議，比如他自1926年底以來力主引導工農運動，約束「過火」行為，以及最後幾個月堅持退卻而不是進攻的策略思路。當然，由於理論、經驗的欠缺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由於當時的力量對比過於懸殊，陳獨秀的一些主張未必很妥當，未必真的具有可操作性。但就共產國際與中共的歷史關係而言，這種獨立思考恰恰是推動中共領導人逐漸成熟起來，最終擺脫共產國際束縛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
註譯
（1）《陳獨秀評論選編》（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3頁。
（2）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轉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五冊，第394-396頁。
（3）陳獨秀：《對於時局的我見》，《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陳獨秀：《國慶紀念底價值》《新青年》，第8卷第3號，1920年10月10日。
（4）《中國共產黨宣言》比較清楚地描述了俄國式共產黨的最高理想和革命手段，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就此所做的說明含混不清，特別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除為止」一條，不僅與《中國共產黨宣言》中所描述的俄國革命的方式大相異趣，而且明顯與此後共產黨人反對軍事革命的主張不同。不知所據為何。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
（5）見《馬林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2年7月1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等編譯：《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頁。
（6）關於早期鬧獨立性的問題，僅見於包惠僧的回憶，但頗不可信。比如，包不止一次提到陳獨秀因擔心被人指為「盧布黨」，因而反對拿莫斯科的錢。而事實上從已經披露的陳獨秀當年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陳獨秀明確認為中國共產黨一時間很難自行籌款，因而「希望國際有所接濟」的文字。參見包惠僧：《關於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後》，《百科知識》1979年第2期；《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等。
（7）前引《馬林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Dov Bing與Muntjewerf和Adrian Chan在「China Quarterly」（No.54,56）上曾激烈爭論有無第一次杭州會議的問題，從Dov Bing的答覆中以及從現有資料中，都看不出這一次的討論是在杭州進行的。
（8）陳獨秀：《告做勞動運動的人》，《先驅》第7號，1922年5月1日。
（9）關於陳獨秀多次贊同或主張同國民黨人合作的情況，可參見《利金就在華工作情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1922年5月2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頁。《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31頁。
（10）前引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陳獨秀顯然對黨外合作的前途也感到了絕望。他在6月30日給維經斯基的信中明確講，與孫中山聯合的希望很小。
（11）見《馬林與一次國共合作》，第80頁。
（12）蔡和森堅持說：「這時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國民黨去』的口號，甚至認為不要共產黨的右傾主張，仲甫是贊成他的。」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1926年，《中共黨史報告選編》，第47頁。
（13）陳獨秀《中國共產黨目前的策略》。並見《劉仁靜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62-63頁。陳獨秀率劉仁靜、王荷波前往莫斯科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陳獨秀同時還提交了有關中國工人運動、農民狀況、統一戰線以及中國當前政治形勢等4份報告。
（14）見《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第76-77頁。
（15）見陳獨秀：《國慶紀念底價值》，《新青年》，第8卷第3號，1920年10月10日。獨秀：《答張東蓀》，《時事新副刊》，1922年9月17日：獨秀：《造國論》，《向導》，第2期，1922年9月20日。並見陳獨秀：《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看見》，《民國日報》，1922年8月26日。
（16）參見《馬林致達夫謙和越飛的信》，1923年7月20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96-297頁。
（17）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前鋒》，第2號，1923年12月1日。
（18）胡華：《試論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發展》，《陳獨秀評論選編》（下），第65頁。
（19）毛澤東：《兩黨合作問題》，1938年4月5日。
（20）見馬林所記毛澤東在中共三大前後的談話筆記。《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13，236頁；澤東：《北京政變與商人》，《向導》，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
（21）據陳獨秀會前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國民黨一大召開前，哈爾濱、北京、天津、湖南、湖北、南京、安徽等地的已經以共產黨人為主，發起建立了國民黨黨部。《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3年12月27日。
（22）《鮑羅廷與譚平山談話紀要》，1924年1月10日。
（23）《鮑羅廷關於華南形勢的紮記》，1923年12月10日；《加拉罕給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368，373，412頁。
（24）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 pp.864-866；《維經斯基給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493-494頁。
（25）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1923年1月12日。類似的說法其實是馬林的觀點。見前引《馬林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2年7月11日。
（26）關於國民黨的階級屬性，擴大會議決議的說法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政黨」，同時又肯定其黨內「一大部分黨員本來很明顯的屬於工業及農業的有產階級的傾向」，「他們的階級利益每易趨於妥協」。見《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230，243頁。
（27）《鮑羅廷的紮記和通報》，不早於1924年2月16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461頁；《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第231頁。
（28）同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237，244頁。
（29）見《瞿秋白給鮑羅廷的信》，1924年5月6日，《瞿秋白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8頁。《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書面報告》，1924年6月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496頁。
（30）《瞿秋白給鮑羅廷的信》，1924年6月，《瞿秋白選集》，第2卷，第607頁；《謝張兩監察委員與鮑羅廷問答紀要》，1924年6月25日，《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3頁。
（31）見《加拉罕給鮑羅廷的信》，1924年7月12日；《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1924年7月13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503、507頁。
（32）《中共廣東組織就鮑羅廷的報告作出決議》，1924年7月15日；《鮑羅廷給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508，511頁。
（33）《中央通告第十五號》，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282-283頁。
（34）《中共中央致鮑羅廷、瞿秋白電》，1924年8月27日。
（35）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5頁。
（36）《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528-529頁。
（37）《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就瞿秋白同志關於廣東政治路線的報告作出的決議》，1924年10月：《陳獨秀給共產國際遠東部的信》，1924年10月1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532-534，539頁。
（38）《瞿秋白給鮑羅廷的信》，1925年1月26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573頁。
（39）三次「大讓步」的說法，始見於周恩來1943年整風期間在南方局幹部學習會上所做的報告：《關於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以後成為中共黨史上的一種定論。《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123頁。
（40）《陳獨秀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工作報告》，1925年10月。另據維經斯基1925年8月4日給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信，稱「我們黨共有2500人」。《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646頁。
（41）見《維爾德給維經斯基的信》，1925年5月13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613-615頁。
（42）參見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並見1928年6月中共代表在中共六大預備會期間提出的要求斯大林解答的18個問題。
（43）《瓦西里耶夫給季諾維也夫的信》，1925年9月21日；《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1925年8月19日；《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1925年9月2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678，656，692-693頁。
（44）陳獨秀回憶說：「當時的國際代表和中央負責同志一致嚴厲的反對我的提議」。見《告全黨同志書》。另外在1928年6月中共代表所提18個問題當中，也談到吳廷康反對的情況。
（45）《陳獨秀在中央四屆一中全會上關於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1925年10月；《維經斯基關於中共中央全會的報告》，1925年10月7日；《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192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四屆一中全會：《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係決議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488-490頁。
（46）《維經斯基的報告》，1925年12月；《維經斯基關於與北京國民黨（執行部）委員會談的報告》，1925年12月4日。
（47）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中國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66-67頁；鄒魯：《西山會議》，《鄒魯文存》。
（48）獨秀：《中國民族運動中之資產階級》，《向導》，第136期，1925年11月21日；獨秀：《什麼是國民黨左、右派？》，《向導》，第137期，1925年12月3日；獨秀：《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向導》，第139期，1925年12月20日。
（49）《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1926年9月1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50頁。見《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第151-154，210-211，226-227頁。
（50）維經斯基1925年12月同國民黨右派領導談判時，對右派領袖提出的解除鮑羅廷職務未置可否，僅表示國民黨的工作一時離不開，現在暫時不宜讓鮑走。鮑得知這一情況後非常不滿，提出辭職。與此同時，蘇聯代理軍事顧問季山嘉也寫信狀告鮑羅廷，說他無端干預軍事工作，要求撤換鮑。加拉罕這時不得不決定讓鮑羅廷回國。
（51）《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討論中國問題的速記記錄》，1926年2月1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60頁。
（52）關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第二次向蔣介石大讓步導致共產黨失去反擊機會的說法，見《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21頁。
（53）《布勃諾夫在廣州蘇聯顧問團全體人員大會上的報告》，1926年3月24日；《布勃諾夫給鮑羅廷的信》，1926年3月，《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169-171，184-187頁；《中共廣東區委給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及廣東人民的一封公開信》，《人民週刊》，第7期，1926年3月30日；太雷：《怎樣鞏固革命基礎》，《人民週刊》，第8期，1926年4月6日。
（54）《張萬和（中共中央化名）關於廣州政變真實情況的報告》，1926年3月29日；獨秀：《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向導》，第148期，1926年4月3日。
（55）見陳哲夫：《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剖析》，《陳獨秀評論選編》（下），第54頁。
（56）參見《中央委員會的信》，1926年6月9日；《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4月29日，《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第36-37頁。
（57）《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的電報》，192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委會電》，1926年5月。（電報5月11日由北京轉發莫斯科）
（58）《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22號（特字第16號）記錄》，1926年4月29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236-237頁。
（59）參見中國第二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檔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86-588頁。
（60）前引《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第233-234頁。
（61）《鮑羅廷給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272-282頁。
（62）《維經斯基給陳獨秀的信》，1926年4月2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22號記錄》，1926年4月29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220-221，236-237頁；《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信》，1926年6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卷，第142頁；轉見季諾維也夫：《關於中國革命的提綱》，1927年4月5日，《國際共運史研究》，第2輯，第209頁；前引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63）《維經斯基致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主席團的信》，1926年7月1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321頁；中共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中央政治報告》，1926年7月；《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決議案》，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卷，第168-171，176-177頁。
（64）《陳獨秀關於中共中央全會情況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的報告》，1926年7月21日。
（65）《中央致粵區的信》，192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卷，第315頁。
（66）《鮑羅廷在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會會晤時的講話》，1926年8月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與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9月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與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聯席會議決議》，1926年9月16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369-370，498，503-504頁；《中央局報告（九月份）》，1926年9月；《中央給廣東的信》，192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卷，第326，340頁。
（67）《維經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6年10月2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589頁；《陳獨秀給各級黨部的信》，1926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卷，第636頁。
（68）《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討論中國問題的速記記錄》，1926年2月1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54頁。蘇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曼努伊斯基在發言中明確講：如果我們在中國現在就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那麼在現時條件下，我們就可能觸怒國民黨。黨是否已完全成熟到提出這個問題的程度了呢？」
（69）《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卷，第670-678頁。斯大林在國際執委中國委員會上的演說：《論中國革命底前途》，1926年11月30日，《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6-151頁。
（70）凱末爾，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領袖，20年代初領導土耳其民族運動得到過蘇俄政府和土耳其共產黨的幫助。革命剛一成功，即大舉反共。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的討論過程中，共產國際領導人明確提出：「中國有走上土耳其的凱末爾道路的危險」。見《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第230-231頁。
（71）前引斯大林：《論中國革命底前途》。
（72）根據1927年3月6日廣東區委的會議記錄，可以看出陳獨秀對共產國際的決議持有某些保留態度。陳獨秀反對土地國有化的談話，見前引《陳獨秀和彭述之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和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聯席會議上的發言記錄》。《中央政治局對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卷，第18-22頁。
（73）《中共上海區委召開活動份子大會記錄》，1927年3月19日；《特委會記錄》，1927年3月24-25日；《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26日。
（74）《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93號（特字第71號）記錄》，1927年3月3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94號（特字第72號）記錄》，1927年4月7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167-169，172頁。
（75）中央特別會議：《政治報告決議案》，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輯，第569-570頁。
（76）前引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羅易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電報》，1927年4月1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200-201頁。
（77）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5期；《武漢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記錄》，19276月20日；《毛潤之同志視察湖南農運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27年2月6日，《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4冊，第207-208頁。
（78）《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5月1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248-250頁；前引《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79）《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密會議第102號（特字第80號）記錄》，1927年5月13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252頁。
（80）《羅易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1927年5月3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296頁；《羅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27年5月24日，6月9日，羅伯特．諾思等編著，王淇等譯：《羅易赴華使命》，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第311-312頁。
（81）《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5月23日。
（82）《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07號（特字第85號）記錄》，1927年6月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298-299頁。
（83）《羅易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27年6月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308-309頁。
（84）《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意見致共產國際電》，1927年6月15日，《羅易赴華使命》，第324-325頁。
（85）前引《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意見致共產國際電》；前引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6月23日。
（86）《羅易給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電報》，1927年6月5日；1927年6月17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秘密會議第30號記錄》，1927年6月2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303，320-23，344頁。
（87）《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2號（特字第90號）記錄》，1927年6月23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349頁。
（88）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致汪精衛電》，1927年6月26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3號（特字第91號）記錄》1927年6月27日；《斯大林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6月27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364，366頁。
（89）《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27年6月26日。
（90）同上引，並見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91）莫斯科1927年6月29日已緊急匯出100萬美元，並決定日內再匯50萬美元，以幫助共產黨組建軍隊，挽救危機。《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113號（特字第91號）記錄》，1927年6月2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114號（特字第92號）記錄》，1927年6月3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365，375-377頁。
（92）《中央常委會議記錄》，1927年6月17，22，23日，7月4日。
（93）前引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94）布哈林：《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真理報》，1927年7月10日；曼達梁：《中共領導為何失敗？》，《真理報》，1927年7月16日；阿斯特羅夫：《論中國革命》，《真理報》，1927年7月27日。
（95）《毛澤東選集》，第12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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