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雁平
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筹备处有一个整理出版《近代文哲学人论著丛刊》的计划，主要是搜求编印散落在民间或海外的文稿，陆续问世的有《蔡元培张元济往来书札》、《陈垣先生往来书札》、《台静农先生辑存遗稿》、《颂斋文稿》、《郑文焯手批梦窗词》，这些著作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显而易见，在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第6种出版物《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以下简称《书札》）。
台静农辞世后，文哲所筹备处在各方协助下整理他遗下的各类文献，其中所藏的书信颇为可观，仅陈独秀写给他的信就有一百余封，故先将陈先生的真迹影印问世。《书札》共分为“书札”、“相关资料”、“诗文卷”、“题字对联”、“陈独秀手书自传”五部分。“书札”起于1939年迄于1942年，具体分布是1939年6封，1940年35封，1941年36封，1942年17封，年月不确定者5封，只有信封者12封。综观这些书札和其他诗文，可以说它们是研究陈独秀晚年日常生活和著述情况的一份重要而丰富的材料，《书札》可以说是陈独秀的一部作品集，而这些作品在目前比较完备的《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均未提及，所以尤其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而此书整理极为精审，信件存有信封者连信封一同印出，仅有信封的也将信封印出，而且印制清晰，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存真。这种整理文献的精神令人钦佩。
陈独秀是1938年7月初乘船入川的，先住在重庆上石板街，北大同学会委托罗汉照顾他的生活。8月初应同乡及日本留学时同窗好友邓仲纯（邓以蛰之兄）之邀至江津，1939年1月，迁居邓仲纯开设的医院。1939年2月16日和3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刊发了的陈独秀的《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这似乎标志他晚年著述活动稍稍步入正轨，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之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功。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中国古史表）以遗同好，免完全散失也。”陈独秀晚年的心血可以说全耗在这两个方面，其中古史方面他于1940年11月10日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古史表》，但相较而言，他在文字学方面所耗的心力更多。1938年3月陈独秀的同乡汪孟邹开办的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实庵自传》单行本，陈独秀这一自传只写了两章（即《没有父亲的孩子》和《江南乡试》）就搁笔了，汪孟邹一直催他写，而陈独秀在四川回信说，他正在写《小学识字教本》，这比自传更重要。《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在南京第一监狱中未完成的《识字初阶》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写给台静农的信绝大多数是与《小学识字教本》的撰述有关，如谈写作计划，或托台静农借阅资料、处理稿件、印刷书稿等等。台静农其时住在离江津约有三小时水路的白沙镇，1939年4月，教育部所属国立编译馆为避免空难迁至此地。这一年，该馆向陈独秀约编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稿，并预支稿费五千元。台静农说：“而仲老（陈独秀）接受卖给编译馆者，则为我当时在编译馆有些方便，如交出的原稿要改正与借参考书及向馆方有事接洽等等。但我不是该馆正式人员，而是沦陷区的大学教授被安置那里，没有约束工作，可自由读书做自己的事。”（《忆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晚年生活相当清苦，住所屡迁，在《书札》中可以看到三个住址，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或是邓仲纯妻子对陈氏一家不太友好。除一二老友接济外，陈独秀拒收其他馈赠。他家还几次遭窃，这简直是雪上加霜，更糟的是他的健康状况：
陈独秀晚年患血压高，经常不食盐，犹能深思著述，完全由精神支持，尤其当血压高时，不能伏案执笔，则不吃东西，硬将血压压饿下去。村居无医无药，只此一法，如是者不止一次，他终于完成了他的著作十分之九而去世了。（见台静农《〈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读后》）
《小学识字教本》在他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在寄沈尹默的诗中写有：“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造懦事丹铅。”他在《小学识字教本自序》中说：“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形义，熟习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及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者也。”教本的撰写几乎成为萧瑟晚年生活的精神寄托。仅录《书札》中字体易辨认的一封信，是陈独秀1941年8月6日写给台静农的：
七月十九日二十日两示均读悉。古韵表油印二十份（用前史表纸）需纸价若干，望嘱写油印者计算示知为荷！韵表尚有自序一编，约三千字，日内写好即寄上，建功兄愿写一批评性之序否？识字教本初以教部与馆间有误会未能印，今闻误会已释，而仍未付印，不知其症结究竟何在？拼音文字草案早已售于商务，韵表乃初稿，此时不拟正式付印，连语类编已约与北大，弟并无他稿可以出售，兄与瑜兄函所谓弟之稿费问题尚谈不到，不知何所指也？
据《陈独秀年谱》所示，“古韵表”极可能是《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同《连语类编》，陈独秀准备交给北大出版，以答北大同学会月赠三百元的生活费用，上信中所提到的“瑜兄”即何之瑜，因罗汉在重庆大轰炸中身亡，北大同学会继托在江津第九中学任教的何之瑜照顾陈独秀。北大此举相当有人情味。但“古韵表”后来未能出版，陈独秀托台静农在编译馆油印若干册，分赠陈中凡、胡小石、沈尹默、沈兼士等学者，至1942年初，《小学识字教本》上编还未能出版，陈独秀一面加紧修改，一面在催促。1月9日他在致台静农的信中可见他的心情：
渝商务印书馆闻已大事扩张，识字教本必可印，惟须陈馆长（陈可忠，化学家）请教部陈部长（陈立夫）力与王云五交涉，始可望提前付印，否则出版仍必无期，因王云五是一势利小人，陈馆长与之接洽，未必有效，希克代达鄙意于陈馆长。弟方始续写识字教本，黑石山看梅恐又成虚愿……
说到陈立夫，在1941年11月间他还建议陈独秀将书改名，“惟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但陈独秀坚持自己的意见：“……拙著识字教本意在便于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以其内容高深，不便训蒙者，朋辈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种乃为教师参考而作，儿童课本别有一种。”《小学识字教本》不知有没有正式出版，据《年谱》所记，编译馆曾将该稿油印五十册，分赠学术界人士。
陈独秀晚年从纷繁的政治中退出来埋头于文字研究，是隐退，还是向传统回归？《书札》中的一些诗文也透露出他的苍茫孤寂心境，有时似有出世之感。如1941年7月所作诗云：“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1941年秋所作《对月忆金陵旧游》：“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这种心境在1940年写给台静农的长诗《告少年》中有更完整的展示，该诗卷后有沈尹默、胡适、董作宾、沈刚伯的题识。
《书札》也集中呈现了陈独秀晚年的书法艺术，我虽不明此道，但也常被其中深厚古拙之气所感。深得倪元璐书法神髓的台静农说独秀早年用功于篆字，当年陈独秀以行草写赠的一幅四尺立轴，台静农觉得“体势雄健浑成，使我惊异，不特见其功力，更见此老襟怀，真不可测。”他对书艺也颇有见解，1941年4月16日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抗战期间，欧阳竟无在江津重建支那内学院，陈独秀与他是多年朋友，在此期间和欧阳大师颇多交往，陈独秀常偕高语罕至学院谈文赏艺，1941年冬，以诗代简，向欧阳竟无借阅《武荣碑》：
贯休入蜀唯瓶钵，
久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
老馋独羡武荣碑。
有人将此事与鲁迅晚年编印《十竹斋笺谱》联系起来，说他们二人早年激进，晚年在转向传统艺事时，流露出六朝人的风韵。此说似值得回味。-
●鲁迅给台静农的一封信
作者：鲁迅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李霁野与台静农的友情
作者：林谷 厦门晚报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自古以来友情就是人们常谈的话题，这一回我也想来谈谈它却是由陈子善君的那篇文章———《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手稿和题跋观赏记》引起的。《娜拉走后怎样》自1923年公开发表后，这篇有很高文史价值的鲁迅手稿原件竟还安然存于人间（尽管是远在美国），而且上面还有收藏人台静农先生6位挚友书写的题跋，其中就有我熟悉和敬爱的霁野师。读过先生的七绝跋文，久久萦回不去的就是台静农、李霁野两先生自幼结下的，历经风雨而弥坚的兄弟情谊。
在李霁野先生生前，我曾多次去天津大理道寓所看望过他。因为我很早（大约在解放初进南开外文系时）就知道先生是上世纪20年代著名文学团体未名社的重要成员（上世纪80年代末，台静农先生就对来访的内地学者陈漱渝强调说：“没有李霁野就没有未名社。”），并且与鲁迅有过十分亲密的交往，所以，我每去先生寓所聊天，最感兴趣的就是想听听李先生谈鲁迅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一个人，以及未名社的种种情况。当我了解到未名社的6位成员（鲁迅、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曹靖华）中竟有4位都是安徽霍邱叶集人时，曾向李先生提过一个有点幼稚的问题：为什么未名社的大多数成员都出自一个地方，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杰地灵”吧？李先生笑着说：“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同班同学，长大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例如都热爱新文学，都崇敬鲁迅先生等），而且那时候从事外国文学译作的青年很少，再加上外部环境和机遇，我们就这样走到一起来了。”
在叶集的几个同学中，李霁野与韦素园、台静农的友情最为要好。在叶集镇上，台、李两家是近邻。在台静农、李霁野还是婴儿时，两家大人就经常抱着他们相互串门，两个尚不懂事的小孩竟会相视而笑，就像生下来就认识似的。李霁野与台静农的友谊保持得最长，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台静农逝世。在近90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无论是叶集儿童时期，北平未名社时期、抗战中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时期，甚至新中国成立后远隔海峡两岸时期，他们始终是心心相印，彼此牵挂的。
“童年！童年的友谊！这里含有多少迷人的美，多少令人永远神往的力！”（李霁野语）民国初年，他们也像普通人家的孩子那样天真无邪、嬉笑玩闹，但是可能由于他们个性都比较敏感和家教良好的关系，他们都显得比一般孩子要早熟一些，塾师有一次对李霁野的父亲说：“这孩子（指李霁野）悟性很好，记性稍差些。”辛亥革命后，新思想也像春风一样吹进了叶集这个靠近大别山的农村。当李霁野他们看到民国成立后还有那么多落后现象时，就再也憋不住了，便发动了一场砸佛像、剪辫子的运动。但这场运动却遭到守旧势力的报复，他们一怒之下把明强小学也砸了，结果使学校停课好多天。在这次轰动叶集的造反举动中，倡议和领头的就是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都积极参加了。
童年时代的一次炉边夜谈，是李先生终生难忘的。这次夜谈就在韦素园的家里，参加的有韦素园、台静农、张目寒、李霁野、韦丛芜5个人。脚下生着一盆烧得正旺的炭火，火边上煨着一个陶罐，罐里的沸水发出嘶嘶的悦耳声。他们就围坐在盆火旁海阔天空地交谈，从人生理想、个人希望、社会新闻、国家大事，一直谈到正在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边谈边饮茶，并不时发出一阵阵欢畅的笑声。就这样一直谈到鸡鸣报晓，才惊觉到已谈了一个通宵，事先准备的一担水几乎全被他们喝光了。
1925年夏未名社成立到1931年秋未名社解体，这7年时间是台静农、李霁野的重要人生阶段。他们已从童年的青春伙伴，变成同一壕沟里的战友，他们的友谊在经受一次重大磨练后变得更加坚实深厚了。1928年4月，由于李霁野译的《文学与革命》（托洛斯基著）被北洋政府视为共产党的违禁宣传品，未名社被查封，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同时被捕，在前门警察局的牢房里关了整整50天。在这段囚禁的日子里，他们亲身感受到旧势力的黑暗与暴虐。夜里，牢房的气氛更加恐怖，少女的细声呻吟，大汉受刑时的凄厉叫喊，让人听了不寒而栗，但这一切并没有摧毁这两个青年人（韦丛芜因病已提前释放）的精神，他们虽然生死难卜，但还在想着出狱后要读读法布尔的《昆虫记》，翻译波兰小说家式曼斯基的《一撮盐》。经过好友常维钧在狱外四处奔走，鲁迅先生也给北平一个政客写了信，台静农、李霁野终于取保获释了。自由是珍贵的，也是要用斗争来保卫的，但他们手中只有一支笔。于是在出狱后不久，李霁野便开始翻译《一撮盐》，并很快译成一本小说集《不幸的一群》，在被捕一周年时由未名社出版。这是别有深意的纪念，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李霁野与台静农最后一次告别是在1949年的台北。那时他们两人都在台湾大学任教，又像当年在四川白沙那样，情同手足地生活、工作在一个校园里。不料风云突变，传闻李霁野有随时被捕的危险。李霁野只好挈妇携子惶惶出走，于1949年秋经香港来到天津，从此两人一别40年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为了避免麻烦，他们只好间接通信问询近况，互报平安，有时则是辗转寄送录音带，把自己的声音传给对方。1977年12月，台静农托女儿从美国寄来信、照片和他画的一幅梅花小品，上面题写了宋人的两句诗：“孤灯竹屋清霜夜，梦到梅花即见君。”深情地表达了对老友的思念。1986年台静农又寄来了他书写的自作绝句多首，李霁野从中选出一首表现祖国之思的，送给天津书法家协会，供他们刻在蓟县长城碑林上，给老友留下个久远的纪念。
1990年10月9日，台静农因癌症逝世于台北。这一噩耗使李霁野深深陷于悲痛里，一年后他写了一篇风格独特的散文《记梦》。文章以杜甫《梦李白》中的两句诗（“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起始，记述了他梦中返回故乡探看老友旧居，并在四川白沙见到台静农的情景，全文且喜且悲，亦真亦幻，读后让人唏嘘不已。如今，两先生已先后去矣，但音容虽渺，精神犹存。他们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除了他们的学问、著作、操行外，就是那种不为市俗玷污的人间真情。我想，生活中只要还有一点真情在，既使在冷酷的环境里，我们也不会感到太寂寞的吧。
●做人与做文
作者：台静农
行文作诗往往是希望自己看见的最美的事情和最动人的景能够在笔下凝固起来,不独善其美。以临后人亲身于此,事已往,景已迁,唯有读书析字,往历史深处追溯。
于泱泱大同世界,仿若地下铁,这一辈子的人进来了,上一辈子的人匆匆走了。沧桑人事,无休无止的微不足道的进化,然而却是无休止的人情世故。下笔索思,何谓做人,又何谓做文?倘若二者没有关系,那又怎样去希冀传世文章。寥廓之人不受世俗之左,所写文字终让人产生涌泉与莲花之感。不志之人,终会无病呻吟,在他们笔下的东西往往是昙花一现,只会适合社会上那些“大病不愈,病根不明”的人的口味。
司马迁曾经说过:“人能弘道,无如命何。”他自己正如这句话所说,无论命运如何,都要弘扬正道。在这一点上,完全体现在他的写作上,文章古今传诵。没有好的品行是写不出好的文章的,因为读者想通过文字来解读一个人的心。现在青少年都想在文学上走捷径,也希望能够成为作家。但很多人都必须先学会做人,修品性,能够学习周代的鲍焦,然后再下笔做文。像王树梁这些人参加过革命,为新中国的建立挥过汗,洒过血,多少读者为他们的文字流过泪,因为他们是用纯洁的心去写东西。
岁月悠悠,回顾空灵,人唯有一死生,唯有一百年。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 贪财者为财而亡,烈士为了名而牺牲,弄权者为了权而死,一般百姓为了生活而挣扎。现在的青少年正是树立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时候,面对挑战要坚强, 面对诱惑要不乱。社会上有些东西靠起来很美,实际这并不是它的真实的面貌。以怎样的姿态在社会中生存?这是一些青少年应该认真思考的。墨子曾见了白色的丝而哭泣,因为它既可以被染成黄色, 也可以被染成黑色。
青少年喜欢文学创作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鼓励。因为文学可以为迷路的人指明方向,为痛苦的人带来欢乐,为失败的人带来希望,为跌倒的人带来勇气,从这一方面讲,放手让青少年进行文学创作是件利事。但我们应该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文学作品存在浮而不实,朝歌暮讽的现象,这都是因为很多青少年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用一只眼睛观察世界,对社会的认识还是一种感性。在这一点上,青少年应该检省自己。所谓“磨刀利砍材”,这道理大家应该都懂。
作文必须先做人,举凡品行劣者有几人能作文,或文皆不传世,或传世皆以为之反面之材。春秋鲁国大夫少正卯,从小能作诗,而其品行甚劣。人们并没有传诵他的诗文,反“恶其品”,“诛之以为快”。好的品性是文章的灵魂,做人先于作文而施之,方能如鱼得水,得心应手。
青少年的文学创作总的来说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是在不断提高与进步的,是常为“新”的。但在前进的道路上应该不断完善自我,只要这样才能为社会的文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民国四年·冬
作者：台静农
英雄的罪孽
民国四年的冬还在继续。没有声音。
叔叔死了，也许这个是命运的力量。叔叔想阻止历史，自己却成了历史，多可笑。
母亲回来了，我不曾记得母亲是这样的苍老，一个多么荒凉的人。她努力的抱起我，想亲我，我撇了头不让。
父亲不和母亲说话，一个人抽烟。
母亲不去看父亲，在一支烟的烟中断蓄的咳嗽。
我站在其中。
多么可笑，一家人弄成这样。我开始讨厌他们，一个虚伪的父亲，一个陌生的母亲。
雪下了。长沙飞雪。
母亲说这时候，岳麓山一定很调皮，和我小时候一样。我差点想笑，但是我没有。然后她要带我去，我很久没有看见山了。这是真的，湖南的山很散的。岳麓山位于长沙西郊，是南岳衡山72峰之一。虽然里我家不是很远，但是我也没有去过几次，谁带我去？我便谁她去。
“你知道陶渊明吗？”母亲忽然问。
我漠然的抬头看着母亲。
“是东晋大诗人！”母亲补充道。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桃花源是他描绘的人间仙境、世外桃源，至今已有一千百多年的历史。
“你知道人们为什么要避世？”
我摇摇头。
“战乱！”母亲只说了两个字。
我看着雪纷飞，好美，好美，为什么会有战争？
“因为会有英雄！”
父亲在警察局上班了，母亲在洋务馆里翻译英文著作。我无所事事的研究八股，有空的时候我回给长沙日报副刊写点文章。
日子很不平静，中国的军阀像着了魔般疯狂。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社会制度的变更而变更。
这是个元帅横飞的年代。
我承认他们的伟大，我在心底早就他XX的承认了这些道貌岸然的人们的伟大。请原谅我说了个他XX的。我平时是不会骂人的，就算你骂人的骂是极度苍凉的。
你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吗？我面对着桌上油印的报纸。
我狠狠的把手甩进空气，很狠的给了疮痍的历史一记耳光。
民国四年的冬还在继续。没有声音。
战争还在继续，我听不见它的声音，创造英雄的时代也在创造罪孽。
附前文：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叔叔已经死了。是自杀，我有点不相信。
为什么？
私塾的老师告诉我，你叔叔是个疯子。我很害怕，我父亲也曾经说我母亲是疯子。
民国四年的冬，特别冷。甚至我的记忆也开始结冰，我想我会忘了他。
《三字经》我终于能够模糊的说出三分之一，但是另三分之二我怎么也不能够在父亲的责骂声中忽然记起。
“你有没有背？”父亲问我。
“有！”
然后父亲会跟我说，旧清会回来的。我看着他很长的头发，心里有点瞧不起父亲。帝王时代的奴性已经占领了父亲，他会每天偷偷的在爱新觉罗氏的尘古的画像前跪拜，他甚至会哭，之乎图腾的信仰锁住了父亲的思维。
我从外面的议论中，得知北平的军阀张珐已经进了湖南境内，父亲开始惊慌与不知所措，他每天往相天寺里跑，不知道干些什么。
他没有写信给母亲，也许他忘记了还有这个人。母亲在另外一个地方，名字很奇怪的地方---大英帝国。母亲说中国人如果想富强，必须学西学，办洋务，然后她毅然去留学了。整个村子的人都说母亲疯了，包括接受“三民”的人。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三民”，孙中山可能并不知道，敷衍革命人的太多太多。
私塾的老师说认识孙中山，一口一个老孙。同学们都很崇拜他，但是并不喜欢他。如果说喜欢，那只有在他宣布不要求背《论语》的时候。
在父亲从相天寺回来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想去北平。父亲的脸一下冷了，和外面的月色般冷。液态的月亮在井中飘摇，荷塘里有些奇怪的精灵在争吵。
“你想干什么？”
“我去求学！”
“到那边？”
“是！”
我惧怕父亲，但是我不惧怕真理。
父亲没有给我钱，还让我在祖先的牌位前忏悔。
回到叔叔身上，叔叔死了。
那是民国四年的冬，叔叔站在了相天寺的塔顶，纵身往下。
父亲笑了，他收起告密的赏银，然后去理发店剪了个帅气的板寸。
●故园归不得——台静农《龙坡杂文》
作者：王海良 《龙坡杂文》 三联书店 2002年12月北京第1版
台静农先生的作品读过一些，如他的论文集，几篇小说，当然也包括他的散文；他的作品不多，加上诗，总共也就那么几本。但是一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他是一个有着那么多心事的人！对台静农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鲁迅了，可以说他的前半生都是在追随鲁迅。他的后半生好象鲁迅并不存在，但其实一直隐忍在他内心深处。鲁迅曾称台“为人极好”，可见台当是个笃实君子，从台为文为人也可见一斑。因为笃实，所以行动上的反抗性就会减弱，但内心又十分丰富和刚强，两者形成了矛盾，这个矛盾给了台很大的痛苦。几次牢狱之灾对他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直接促成了他收敛的性格。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鲁迅的逝世。鲁迅的几乎所有师友都写过关于鲁迅的文章，而和鲁迅关系这么深的台静农却没有留下只字片语（解放前的可能会有遗漏，但至少去台后没有留下文字，如果说早期国民党白色恐怖没有留下文章情有可原，但后期其实环境已经大好，写篇文章实在已经没有什么了）。没有留下只字片语的原因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完全的背叛，我们虽然很难窥见台静农晚年的内心世界，但从他为人为文可以说这个可能性几乎就不存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最亲密的人，对于最亲密的人，很多感情我们都宁愿是自己的独享，而不想说出来让很多人议论。知己之感，也是如此吧。台的性格中其实也有一些和鲁迅不一样的地方，即他的江湖气息和妥协性格。如他的嗜酒。他和张大千的深情厚意。他的领取国民党颁发的一些奖项。其实嗜酒可以不提，但总觉得可以看出他性格中不少地方，尤其是和张大千联系在一起。张大千的江湖气息和匠气媚世，鲁迅大概是不会看上眼的。当然，张晚年是跨进了很大一步。痛苦和隐忍一旦时间过于长久，很多本来是一时权宜的事情也就成了生活本身，附在性格中永远去不掉了。台对自己也是十分的了解，所以，他到台后几乎没有什么著述。一个原因是长久不去接触刺激自己内心的东西，内心也就渐渐枯槁了；还有是即使有刺激了想写作，也不写下来，不想让别人窥见自己的内心；对于没有自己内心世界的事物，不想多写，生产垃圾。他执教于台大中文系二十余年，但他的论文集只有薄薄的一册，本来论文是不怎么涉及思想禁区的，可见他实在无意学术。他写诗，而且写了不少，但生前除了几个知交之外，很少人知道，读到的也很少。只到逝世后才出版，而这些诗甚至包括解放前的。可见对于真正具有自己内心世界的作品，他还是很存珍视之念。他大概有自己的想法的，但远未尽才。
《龙坡杂文》里面也不是篇篇都是好文章，敷衍之作也不少。在序中有一些吐露心声的话：
身为北方人，于海上气候，往往感到不适宜，有时烦躁，不能自已，曾有诗云：“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盈书未是家。”然忧乐歌哭于斯者四十余年，能说不是家吗？
烦躁气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其实更重要的还不是气候，而是性格，性格和环境的冲突，内心的斗争。忧乐歌哭，可见心境的复杂。板屋盈书，到后来只写了那么一点，“难的不是为读者，而是对自己的要求”。说没有几篇象样的，自然是自谦，但也是说了一点实话，后面则提到了应该注意的他的文章，也应该是他认为应该珍视的文章：
前年途中看见一书涉及往事，为之大惊，恍然如梦中事历历在目。这好象一张尘封的败琴，偶被拨动发出声来，可是这声音喑哑不足听。
喑哑不足听云云，又是在自谦和打迷。《龙坡杂文》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这些回忆文章。人物故事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人物情怀。台静农回忆的都是和他同时代的人物，这个时代的人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和情操。这些想法和情操在后来的时代再也没有那么生动的发生过，这些想法和情怀也随时代慢慢消磨死去，酿造了一个又一个悲剧。台静农是在为这个时代造像，为这个时代中的想法和情怀造像，为这个时代中的人造像。他同时也借这些人写自己，抒发自己的想法。如《记波外翁》，所谓“个人的寂寞，时事的悲观，感情极为沉重”云云，也是他自己的自况。北望江山，江山已渺。万里层云向谁去。无可奈何，楼高风寒。转瞬已白头。骸骨留何处？
●《<台静农先生诗稿>序言》后记
作者：叶嘉莹
当我为《台静农先生诗稿》写了前面一篇《序言》后不久，就因国内南开大学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方面工作的需要去了天津。台先生当年的知交好友原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的李霁野先生退休后家居在津，于是我就于96年2月上旬的一天，携带着这一篇《序言》去拜访了李先生，李先生虽已年逾九旬，精神仍颇为癯健，惟目力已大为减退，闻知我携此《序言》前来，极为兴奋。当下就令我把这篇文稿稿朗读了一遍。先生聆听后对此文颇为赞赏，以为我透过台先生的诗歌对其感情心事所做的探讨颇为深放，决非一般序言的泛泛。同时对我在《序言》中所谈到的台先生早年与一位女友的情谊做了补充。惟是我的《序言》原是就诗论诗之作，对本事方面并不想多费笔墨。只不过有了李先生的证实，就使我想到了如先生《龙坡草》中的另一首，我在以前撰写《序言》时，虽曾经有一些感发联想，但因本事不足而未敢深求的作品，那就是题为《甲子春日》的一首绝句，诗云：“澹澹斜阳澹澹春，微波若定亦酸辛。昨宵梦见柴桑老，犹说间情结誓人。”据方瑜所写的《梦与诗的因缘》一文之记叙，台先生曾亲自对方珍说“不知怎么会梦到了渊明，还跟他谈《闲情赋》，醒来独坐，信笔就写了这首绝句”。因此方珍在文中就曾将台先生之梦见渊明，与辛弃疾之梦见渊明，做了联想的对比，说“想不到老师竟与辛老同梦”。其实我以为台先生之梦见渊明，与辛弃疾之梦见渊明，两者间原有很大的不同，辛氏之梦是果然以渊明为主的梦，而台先生之梦，则似乎并不是以渊明为主，而是以“结誓人”为主的梦。如果透过这种认识，再来看台先生此诗开端的“澹澹斜阳澹澹春，微波若定亦酸辛”两句，我们应该就更可以体会到这一首诗之凄美幽微的韵致了。“澹澹斜阳”是岁月长逝后今日的迟暮之年华，“澹澹春”是岁月之长逝也难以使人忘怀的当日的青春之痕影。因此这一句表面看业虽似乎只是写眼前“春日”之景色，但却能使人读之而感到景中有情，似乎别具绵缈之思，这在诗歌中实在是一种极难传述的意境，而使得这种意境更加“绵缈”起来的，则是此诗之次句“微波若定亦酸辛”七个字所写的一种难以具言的情思。从“微波”二字所给人的直感来说，自然是一种水面微波的动荡，但此“微波”二字究竟何指，则就中国诗歌传统所给人的联想而言，乃似乎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曹植《洛神赋》曾有“托微波而通辞”之语，既表现了追求向往之深情，也暗示了心波之摇荡；其二则若结合“微波”之“若定”来看，则“波”之“定”又可使人联想到唐人孟郊《列女操》中的“波澜誓不起”之句，表现了对摇荡之心波的一种约束和节制，台先生的诗句之妙，则在于其所表现者，既有“波”所提示的摇荡和向往，又有“定”所提示的节制和约束，而更妙的则是他在“定”字上所加的一个“若”字，所谓“若”者，似而未是之谓也。如此则在其“波”之动与“定”之间，遂表现了一种永无休止的痛苦的挣扎，所以台先生遂在“微波若定”之后，加上了“亦酸辛”三个字，这三个字表现得真是“酸辛”得使人感动。但台先生却在此句后紧接着写了“昨宵梦见柴桑老”一句，把一切都推到了陶渊明身上。反客为主，把自己的情思做了绝妙的转移，然后却在最后一句借陶渊明的《闲情赋》才点出了“独说间情结誓人”的主题，呼应转折，一片神行，这真是一首既有深情又有远韵的绝妙的好诗。而若从台先生的手稿来看，我以为此诗之妙处，实在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之处，那就中台先生在诗之未句“独说间情结誓人”中，他自己所写的“间情”乃是“间”字，但在诗后的自注中引陶渊明之《闲情赋》时，所写的则是“闲”字，盖“闲”字有闭锁防止之意，其所求之结果在“定”，而台先生所写的则只是“若定”，其结果所得并未全“定”，所以乃有意不用“闲”而用了“间”字。虽然“闲 ”字与“间”字本可相通互用，但台先生的手稿在未句与句后的自注接连写下来的时候，却用了两种不同的写法，我以为这种微意，也是颇可使人吟味的。不过微妙的好诗，最好是不加解说。台先生手稿后曾亲笔录有方瑜的三首和诗，其最末一首的结句说“微波若定何曾定，淡淡斜阳淡淡春”，也许这种不解之解才是真解吧。我之更为此后记，只因这是一首好诗，而且如果引申而言，则此诗所写的原可以不仅暗示了一种至老难忘的深情，还可以暗示出一种终身志意未酬，而即使老去也依然此心未已的酸辛和哀感，可以为台先生晚年整体心情的写照。因特再写此后记，为之表出如上。
96年7月28日写于哈佛燕京图书馆
●寒梅著花未——臺靜農先生的小品墨戲
作者：不详
過世已經十年的臺靜農先生是國內重要書法家，他的書法風格與個人氣質讓許多人的心中有著極深的印象。幾年來，他的書法作品展覽受到重視，受惠於他的門下第子也對他的成就、貢獻諸多討論，研究他文學創作與書藝風格表現的文章近幾年陸續出現，吾人相信他在近代書法史上會有著明確的地位。
前言
過世已經十年的臺靜農先生是國內重要書法家，他的書法風格與個人氣質讓許多人的心中有著極深的印象。幾年來，他的書法作品展覽受到重視，受惠於他的門下第子也對他的成就、貢獻諸多討論，研究他文學創作與書藝風格表現的文章近幾年陸續出現，吾人相信他在近代書法史上會有著明確的地位。
在書藝之外，先生有作一些梅竹雜卉，不少作品或許只是其餘墨殘紙，似乎是文人戲墨的作品，卻也不遑書畫齊名的前人多讓，筆墨之外還有個人特質的流露，箇中趣味頗讓人細細思量。
寂寞沙洲冷
臺靜農先生出生於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安徽省霍丘縣葉家集鎮。原名傳嚴，進北京大學時改名靜農。十三歲入鎮上小學，二十一歲以靜農署名，新詩〈寶刀〉登於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同年考取北大旁聽生資格，次年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風俗調查會」事務員，與常惠（一***四—一九八五）、董作賓（一***五—一九六三）、莊尚嚴（一***九—一九八○）結為莫逆，後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肄業。一九二五年初識魯迅，禍福無論，自此兩人友誼深厚。一九二七年初入杏壇，任中文系講師，隔年因為出版《文學與革命》首次被羈押五十天，一九三二年、一九三四年亦有捕押情事，一生總遭遇三次牢獄之災。一九四六年來台，任教台大中文系。一九四八年獲聘為台大中文系主任，迄一九六八年以年事高堅辭止，一九七三年正式自台大退休，計在台大任教達二十七年；同年應輔仁大學與東吳大學禮聘擔任中文研究所講座與研究教授，奉獻心力作育英才，培育許多當今文學中堅，一九九○年十一月九日病逝台大醫院，享年八十九歲。一生學術論文專文豐富，著有《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地之子》、《建塔者》，後收錄有《龍坡雜文》、《靜農論文集》、《我與老舍與酒》等書。
透過前人整理的年表，回顧他一生經歷，這位早熟的現代文人，在文學表現早就展露頭角，無論詩歌或是小說都有傑出的表現，整理歌謠更是年輕時期的主要志業。隨著翻閱的歷史書頁，跨過了時間的長河，到達了民國初年，一群極力改革的年輕人正在辛勤的奮鬥，而他也是其中的一員，這一時期是文學與思想齊進。因緣際會來到台灣之後，在文學創作的工作稍微停歇，專心於傳統中文的教學與古代文獻的考證，這是研究傳統典籍的時代。退休之後，所有繁重授課工作以書畫取代，這是他專心書法，閒時畫畫的階段。在這幾個階段裡，他的文人特質貫於其中，所以當我們想要去討論這位頗具特色的書家所代表的意義時，不免聯想到在他骨子裡保有的那股濃郁的五四精神，是以儘管後半生的歲月投身於台灣的中文高等教育，但是那種桀傲不喜受到束縛的特質卻依舊在他的書法作品中呈現。
跳離不間斷的練習與琢磨，吾人相信書畫是一個人生活歷練的縮影。在臺先生的書法作品中每個階段都有明顯的變化。從生命轉折而論，或許到台灣的生活並不是臺先生所預期的，至於是否常住於此的問題也當時許多戰亂時期隨軍隊前來的人的想法，但畢竟在這裡安定的生活是比之在大陸隨時都有莫名的災禍來的好些；此外，離開故土也遠離了一些政治壓力。是以臺先生以中文造詣獲得台灣大學的中文教職，在學校任教時期僅以授課與專業論文寫作為主，孜孜不倦的培育新的中文人才，韜光養晦以致生活可以平順。至於書法、繪畫雖然不曾間斷，但卻不以此誇示，盛名則是在離開學校生活安適後才衍生的行為。
誠然，書為心畫，書法的線條可以加以剖析而後得到某種程度的對某人性情的認識，事實上在中國書畫中的一些文人簡單的筆墨戲作，更是提供我們進一步理解其內在涵養與創作風格的重要依據。在米芾的《珊瑚筆架圖》中，他慣有恣肆的筆觸，將他的自信表現無疑；而在趙孟頫的《秀竹疏林圖》中，似乎也透露出這個舊時皇親那般的無奈。所以當我們要去面對這些折枝入畫、用筆簡約、構圖輕盈的畫作時，不免就要對這一位書畫家的生平做些回顧，從他一生翻騰的經歷中尋出他畫作想要訴說的內在世界。
寒山轉蒼翠
常說「書畫同源」，指的是書法與繪畫在筆法上的關連。傳統繪畫無論是哪種師承，都要求從筆法開始，從練習書法中掌握用筆的巧妙，之外輔以水墨畫事的練習，便可以說是文人平常練習書寫動作之外的休閒娛樂。從北宋以來，文人士大夫繪畫便自成一格，抒情寄性，況物言志，不拘泥於形似，用水墨寫意以表現不同於職業畫家的情趣。花卉中的梅、蘭、竹、菊被文人賦予道德品格，稱為「四君子」，畫之表示高節品格。其中的梅花，在中國人的心中有著特殊的意味，在詩詞中詠梅的詩句，不勝枚舉，總地而言，這一花種被定位在冰清玉潔，深具傲骨。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表示一個人的成功是來自許多的困頓與挫折的磨練，絕對不是一蹴可幾，更不會是無中生有。
墨梅傳始自華光和尚，北宋末年的楊補之，書法學自歐陽詢，「以其筆劃勁利，故以之作梅。」其所畫墨梅清雅閑淡；之後趙孟堅的梅花「清而不凡，秀而雅淡。」元朝畫作更加強調筆墨趣味，王冕畫梅「萬蕊千花，自成一家」，並著有梅譜總結了前人與個人畫梅的創作經驗，也影響到明代的畫梅表現；到了清代，人文環境諸多變故，花卉成為特色，揚州畫派中就有多人擅長畫梅：金農的藏巧於拙、羅聘的蒼厚之趣、汪士慎清淡秀雅、李方膺蒼勁雅健。畫梅一事遂成一股歷史淵流。
「幽心人似梅花，韻心士同楊柳。」文人氣質濃郁的臺先生，梅花的表現也最為出色，不論簡枝或是繁枝，在在生動有勁，「以其筆劃勁利，故以之作梅。」這句話似乎也可以是欣賞其墨梅的重點。（圖120、133）莊申師曾說台先生晚期幾件梅花作品，是他畫梅的重要變革，畫面構圖不同於早先簡單的幾支梅枝橫斜風格，逐漸變成繁花茂枝。究其理由包括來自與大千先生的交游觀摩，與對自己膝下子嗣的關照等。莊老師的言語切中那些梅朵的心意，那正是相交相識的友情與水濃於血的親情，至於故土，可就是「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的感慨了。
梅枝的姿態一旦成為論述的重點，無由地，骨幹堅硬就是注意的重點。畫論有言：「梅花眾在枝稍峭拔，長短合度，穿插自如，疏密有趣。老幹最忌木炭一段，要有顯露，有掩映，分枝之前後，老幹毋皆在枝前安放。美花必須先從嫩枝畫，由細而粗，由嫩而老，層層生發，千變萬化，不可重複。」論及臺靜農的梅花時提及他與張大千先生的交遊，這一方向確然也是影響其梅花的表現的重要因素，同樣以影響到他的書法表現。張大千筆下有意無意所造成的書寫顫動，那線條的表現與臺靜農那種提按筆調，同是那類趣味，將這這種趣味轉之於畫梅，那在梅幹的處理更顯得琳瓏有致，在梅枝的翻轉盤錯中，就因為筆觸提按所造成一種前後虛實的局面。查禮的《題畫梅》有一語：「繪畫之事，文人筆墨中一節耳，能與不能，精與不精，故無足輕重，然古人敦忠孝者或能書能畫，或書畫雖不甚精，而世多珍惜之，何也？重其人遂重其翰墨耳。……梅於眾卉中清介孤潔之花也，人茍與梅相反，則媿負此花多矣。詎能得其神理氣格乎？」作品《斧斤之餘》（圖124）就是如此合拍。
作品《竹石》（圖132）一圖中，竹節堅貞，石體堅固，就如米芾說蘇軾《枯木竹石圖》之語：「石皴硬，亦怪怪奇奇，如其胸中蟠郁也。」而《紫玉》（圖131）正也如同徐渭的《墨葡萄圖》那般點劃葡萄，水墨酣暢，筆簡意濃，形象自然，狀物不以形似，生動而有發揮。作品《菊竹》（圖125）中的幾朵菊花挑明了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那種隱逸的思維，後頭挺立的竹影，宣示了本身的氣節，在不大的尺幅中表現了高士般的精神。
郭若虛評文人畫時說：「高雅之情一寄於畫，人品既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高矣，生動不得不至。」從為數不多又看似墨戲的作品中，有著淡逸空寂的意境，也可見到清新氣象，這位現代文人是將最精采的生命歷程奉獻給文學創作與教學，但卻用終生的思想積澱的精華提供于書畫創作，在瞬間即逝的繁華世界留下令人嚮往的讚嘆。
骨傲情多
在梅譜中說道：「古人以畫為無聲詩，詩乃有聲畫，是以畫之得意猶詩之得句，有愁而得之者，有感慨憤怒而得之者，此皆一時之興耳。」又說：「繁預作畫者須寄心物外，意在筆先，正所謂有諸內必行於外矣。」是基於相同的理由，相同的情感，臺先生的這些簡筆花卉也正以此脈絡鋪陳。《醉古堂劍掃》有這樣一句話：「結想奢華，則所見轉多冷淡；實心清素，則所涉多厭塵氛。」或許可以為這一時期的一些作品作了註腳。因為人格的完成，與個人的生物本質情感、傾向、慾望與本能有關，是由經驗所獲得本質與傾向的綜合體，只是這個運作模式不單是生物性的本能活動，同時也受到既有的社會文化影響，在其認知下，人格發展便有一定的秩序。
十九世紀的西方社會也曾出現田園風，藝術家紛紛將表現鄉村和自然的景緻，來舒緩新興都市所帶來的煩囂壓力。不過這種風尚早就是中國文人畫中的主軸，在畫中的世界中，既是人生的起點，更是生命的歸宿，穿過這樣的一條通道，我們彷若更加靠近了這個書畫家的表現逸趣。
●台静农的气韵
《北京日报》2003年7月14日 作者不详
启功晚年写回忆文章，有几篇给我的印象很深。关于台静农，他说了许多话，尤让人过目难忘。记得有一篇短文，曾写到台氏的书法作品，谓之“一行之内，几行之间，信手而往，浩浩荡荡”。什么叫“浩浩荡荡”呢？大概是只可意会的一种冲荡气韵吧？近忽读台静农谈书法的那篇论文《智永禅师的书学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才知道启功的那句话的本意。作为书法家的台静农，所以让世人敬重，来自于那深厚的学识和人生境界。他的作品之高，乃学识之深所致，读其学术著作许多妙理，可做其书道的注解。说句实在的话，读懂台氏，仅看其书法，还只是一隅。学问之道，才有他的本真呢。
台静农早年以小说闻世，文字暗仿鲁迅，也兼得鲁夫子的某些神韵。晚年的文风大变，已没了先前的晦涩、阴冷，好似一个道士，悠闲地坐在枯石之间，并不直视世间，而内心却装着古老的历史。因为往来于旧迹之间，便参透了世间诸理，奇气自然也夹带其间。他和鲁迅一样，喜爱汉代与六朝文章，对金石之学、造像与篆刻亦有体会。那篇谈智永禅师的文章，写书法演变的历史，资料翔实，辨识高深，多言他人难悟之言，读了让人豁然开朗，至少像我这样的人，在其文字里，读出了真史，真趣，读出了他是个真人。比如论及智永书法对后人的贡献，文字平实有力：“在智永前后汉魏晋，真草书刚在孕育，至王羲之等，始蔚成大观。智永发下宏愿，以三十年的功力，从事此道，不可能死守家法，必然的要广收前人之所长。曾植博学弘通，最精书学，能见人所未见。谓智永体变《急就章》为一家，足与唐人说相阐……因智永以前，草书体势，并不一致。最显著的例子是陆机的《平复帖》，短短不及百字，就有许多与今之草法不同的；又如楼兰所发现的纸书，也是如此。智永利用那一个不重复的字，写下了八百本，流传人间，后来书家当作范本，划一了草书的笔法，后来书家尽可改变其体形，却不能变其笔法，由纷纭而归于统一，是智永奠定了唐以来千余年的草法，功不可没”。
作者谈论那一段历史，举重若轻，每每涉猎史料，力求周全，立论亦不空泛，有可信之感。对照他的文，再看其书法作品，也有沧桑、厚道的韵致。其字有汉隶之风，参以六朝奇气，阅之如读古诗，远古的精魂与五四的余响，似乎均有所现。若说将今人的冷暖苦乐融于古意的书家，我以为他算是一位的。
除了书法，台氏的杂文亦好。他晚年曾有《龙坡杂文》行世，两岸学子喝采多多，惜不为青年一代了解，是个可叹之事。台静农的文章，写得随便、简约，亦有六朝之风，他的话像是从书道里飘来，历尽了人间的沧桑。先生以不动情而让人动情，以平淡之笔写惊世之态，为一般作家所不及。比如写陈独秀的那篇文章，就凝练、沉静，历史的悲酸竟以冷静、平凡之笔托出，真真是大家手笔。看了台氏的文章，便想见其人品之高。他虽一介书生，久在书斋之中，但一生与奇人奇思为伍，终于写下了旷世的好文章。鲁迅喜欢他的厚道，陈独秀看重他的学问，那是彼此相通的证明。我有时偶看他的字画，便想起五四知识分子的分裂与流变。有一些人，本来是激进的青年，但后来并未投身革命，而是走到书林之中。落伍的与做隐士的固然存在，但那些在苦读枯坐中精研历史与艺术者，也有埋头于五四未了之业的。他们将忧患之思，散于文章笔墨之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佳作，这样的人，将人间的明暗深切到艺术之中，那些的劳作，岂可说是空幻之举？像台静农这样的人，在知识群落里，亦是殊难遇到的。在他的遗墨里，你难道感受不到现实的冷暖？倘说他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儒雅夫子，那定然是看走了眼神的。
●台静农的三个斋名
作者：徐鼎铭
台静农在近一个世纪的生活中有三个斋名，即一曲书屋、歇脚庵、龙坡丈室。
抗战爆发后，台静农在江津，结识了刚从狱中出来的陈独秀。陈为了自食其力，欲编《小学识字课本》卖给编译馆，通过在编译馆挂职的台静农借些资料，并与馆方联络有关事宜，为了感激台静农，陈独秀将自己在南京监狱中手书的自传稿送给台静农，还替台静农用篆书题写了“一曲书屋”的匾额。
1946年，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发生风潮，为了支持师生的正义行动，台静农同舒芜愤然辞职。之后，台静农接到许寿裳的聘请，赴台湾大学任教。这本是他暂时栖身之计，在那里歇歇脚而已，有诗曰：
“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楹书未是家。”并自书了“歇脚庵”的小匾挂了起来。
祖国大陆解放前夕，魏建功、李霁野、李何林等学者纷纷弯道返回大陆。台静农何尝不想呢？他的生父还在江苏南京，他带母亲栖身海岛，一家七八口苦于没有路费，只好不想留而留下。随着大陆的解放，台湾岛上的政治形势日趋凌厉，台静农想回大陆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于是，在台北龙坡里的台大宿舍，请大千居士题了“龙坡丈室”，取代了“歇脚庵”。
●台静农小传
作者：不详
台静农（1903—1990.11.9），中国著名现代作家，安徽霍丘人，曾用笔名青曲、闻超、孔嘉、释耒等，离开中学后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后转至北大国学研究所半工半读，其间积极参加鲁迅支持和影响的文学社团未名社，和韦素园、李霁野、李何林结为好友。20年代后期在《莽原》半月刊和《未名》半月刊发表一系列短篇小说，并于1928年集结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地之子》，为鲁迅所赏识，以为是“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地之子》多取材于乡间贫苦农民生活，风格朴实，如实描绘了一幅幅人间悲剧，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乡土文学的早期代表作。1930年出版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建塔者及其它》，思想更为激进，表现了反对不合理现象的愤慨和向往光明未来的激情，讴歌了先知者“以精诚以赤血供奉唯一的信仰”和伟大的献身精神，成为反映20年代中国进步事业的难能可贵的文学收获。30年代曾在北平辅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在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书，任中文系主任，课余仍写了不少小说、散文和论文，对鲁迅先生的人品和文品推崇之至，对时局进行了严肃尖锐的剖析，表现了浓烈的民族情感和奋发图强的人生态度。抗战胜利后去台北，在台湾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因周围环境缘故，以潜心教育、钻研学问和书法创作为主，成为一名成就斐然的教育家、学问家和书法家，间或撰写散文，1988年出版了杂文专集《龙坡杂文》，晚年的作品里怀旧之情溢于言表，蕴藏着对中华大地的一往情深，文笔炉火纯青，恬淡的风格反衬了感情的奔放，格外感人。身后第3年（1992年）有文集《我与老舍与酒》问世。其一生的文学成就日益得到普遍肯定，被尊为一代学人的风范和“中国新文学的燃灯者”之一。
●台静农年表
作者：行者
臺靜農（歿） 學者
【姓 名】 臺靜農（歿）
【性 別】 男
【出生日期】 1902.11.23 (射手座)
【出生地點】 ★ 安徽省霍丘縣葉家集鎮
【經 歷】
★ 臺靜農先生學術簡表
★ 1902年 1歲 11月23日（陰曆十月廿四日）生於安徽省霍丘縣葉家集鎮。原名傳嚴。二○年代初期，改名靜農，字伯簡。
★ 1914年 13歲 小學階段，即已開始閱讀嚴復所譯西學著作，萌發改革思想。
★ 1919年 18歲 中學期間，與同鄉同學創辦《新淮潮》雜誌，鼓吹新文化運動，只出兩期即停刊。
★ 1922年 21歲 1月，發表新詩〈寶刀〉，署名靜農。9月，考取北京大學旁聽生資格，與董作賓在中文系旁聽數年。
★ 1923年 22歲 5月14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新成立「風俗調查會」，由哲學系教授張競生任會長，先生任事務員，負責管理會務。
★ 1924年 23歲 7月，發表第一篇小說〈負傷的鳥〉。與常惠、莊尚嚴先後進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研究生。8月底，與于韻嫻女士結婚。
★ 1925年 24歲 4月，經小學同學張目寒介紹，初識魯迅。此後兩人關係密切，友誼深厚。 8月，魯迅、李霽野、韋素園、韋叢蕪、曹靖華與先生等六人在北京成立文學社團 「未名社」。「未名社」存在時間約七年半，先後發行《莽原》及《未名》兩半月刊，並出版《未名叢刊》及《未名新集》兩種叢書共二十餘冊。
★ 1926年 25歲 7月，編輯《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一書。本書輯有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間全國主
★ 要報刊對魯迅之評論、感想及訪問記共十二篇，為新文學運動以來第一本評論魯
★ 迅之論集。
★ 1927年 26歲 8月，因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劉半農引介，初入杏壇，任北京私立中法大學服爾德學院（即文學院）中國文學系講師，講授歷代文選。
★ 1928年 27歲 11月，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地之子》。仍任職中法大學。
★ 1929年 28歲 8月，應輔仁大學校長陳垣之邀，轉任該校國文系講師，先後三年半。其間亦曾在北平私立郁文大學兼課。
★ 1930年 29歲 8月，出版第二本小說集《建塔者》。
★ 1931年 30歲 8月，在輔仁大學由講師升副教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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