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弘
丁弘，原名丁德生，1927年生于安徽萧县。老报人。教授。1938年日军来袭，老家被付之一炬。八年抗日，流亡苏、皖、豫、鄂、陕诸省。战后，就读南通农学院两年多，地下党安排去解放区，在新华社工作。解放战争后期，随军南下，落户南通，参与创办《南通日报》。后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毕业后，奉命创办青海《柴达木报》。“文革”下放农村八年，返城后在南通大学做政治经济学、伦理学教授。离休后，应聘于深圳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箸有《流年回眸》、《历史履痕》、《探访陈独秀》、《晚睛之旅》、《天地悠悠》等。
从一本书，看一个人；从一本书的命运，看时代风云的变幻，很难找到像《独秀文存》这样一本有典型而生动故事的书了。
半个世纪之前，对此书有所闻，无从见面。因此书早已被查禁。思想上也早认识到“尽信书，不如无书”。认为这种书当然是不看为好的。
这些年，在有关史料中，对《独秀文存》的命运，渐渐了解一些片断，及至结识历史学家王观泉先生，从他提供的材料，才对这本书的故事，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这是一本什么书？
全书60万字，是论文、随感、信札三卷。原版本分为四册。内容是1915年到1921年，这几年的著作。第一篇是《新青年》杂志开篇的文章《敬告青年》，其中所提“六义”，不仅当时是醒世的晨钟，今日视之，仍是不朽的人生哲理和正确的治国方略。
书中所收录文章的时间下限，恰是建党的那一年。具体写的在嘉兴南湖的船上，“一大”结束的那一天，即1921年的8月1日。书的最后一篇，题为《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全书反映了陈独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演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作为建党元勋的陈独秀，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就是共产党形成的思想准备过程，还有比之更加重要、更加珍贵的文献材料吗？
在风雨中诞生
这本书，1922年11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个“图书馆”实是“出版社”。老板是汪孟邹、汪原放叔侄俩。这个馆和陈独秀、胡适的关系不一般，人称“三位一体，风雨同舟几十年”。汪原放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馆里曾建立了党的支部。《独秀文存》是他们出版的第一部红色著作，后来出了许多进步书刊，以至马克思主义的书。这个出版社最早标点《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名著。是胡适、陈独秀俩合作，并分别作序后出版的。开古典著作标点之先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1922年，陈独秀离开了北大，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职业革命家。他虽然到了上海，更无暇顾到出书的事务了。出版社7月编订了目录，陈刚刚写好《自序》，8月9日即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由于蔡元培、胡适、李石曾、李大钊、蔡和森等的大力援救，18日放了出来。汪原放在回忆中说：“出《独秀文存》时，真是颤颤惊惊！他8月被捕，我们9月发排，11月出书，这是与政府顶风而上的，亚东怎能不担心！”第一次印了3000部，（平装4本，精装2本），没有想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12月又印3000部。当时人口少，知识分子更少，实是畅销了。
陈独秀出狱后，立即又投入了党的工作。他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以编书的事他没有参与。书出版了，他也没有“躬逢其盛”。1923年，他回上海，又发生“二七惨案”。《胡适文存》二集在1924年出版，他的《独秀文存》二集，因为无暇及此而落空了。这第一集成为绝唱。
总书记的苦日子
离开北大，陈放弃了优厚的经济待遇。“革命津贴”每月40元。他吸烟，好烟吸不起。汪原放回忆说：“为了出书的事，他到亚东来，我知道他没有钱了，给他，他不多要，常是拿一元、两元就走了。”《独秀文存》的出版，稿费对他真是雪中送炭！妻子每月可先支50元。他自己最多的一次支了100元。而胡适仍在北大，他每月的薪水是300大洋，出入已有包车。亚东对他们同样招待，但感情上都护着“仲翁”。晚饭后来，汪原放的母亲也是立即下面，怕他没吃饱，说：“陈独秀苦啊！有碗面吃就是好了。”几十年后，写了《陈独秀传》的郑学稼先生，谈到当年初次看到陈独秀，对他的伙食之差，感到惊讶。说：“这种饭我是吃不下去的。”郑学稼对这个“第一印象”，品味了几十年。他说：“只有贫贱不能移，才配谈革命。”这成为他写陈传的原始动力。共产党的总书记当时就过这样的生活。
1932年，陈再次被投进南京监狱。党早开除了他的党籍。他仍是“共党要犯”。40元的“革命津贴”没有了。他要把监狱当作“研究室”。当时的条件，还允许他看书和写作。只是身体日趋衰老，胃病不时发作。他还要周济一些难友，他需要钱。他又想到了多年没有再版的《独秀文存》。汪原放到南京监狱看望他，他说：“我欠亚东的钱不少，心里难过，你可重印《独秀文存》，让我先把钱还了才好。”于是这部书，在1933年，有了第九次、第十次印刷。一个在押的政治犯，居然可以出书发行，这是在后来的岁月里不能想象的。
蔡元培为囚徒写序
最后两次出版，正文和版式都没有动，加了一个蔡元培先生的《序言》，算是新的版本。
蔡元培当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为营救陈独秀大力活动。他和杨杏佛（研究院秘书长）受到南京党部的严重警告。说他们“循于私情，曲加辩护，为反动张目”。蔡不为所动，居然给一个在押政治犯的出版物写序，还特地把手迹以铜版影印，并加“孑民”红色印章，以示郑重。这个序言，写在第一次开庭期间。亚东在广告上摘引了《蔡序》的几句话：
“……这个《文存》所存的都是陈君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活的态度。文章廉悍，足药拖杳含糊等病。及到今天，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我所以写几句话，替他介绍。”
蔡元培还特地写上了他曾到监狱看望陈独秀。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陈独秀在四川鹤山坪闻讯，十分悲痛，难免想到当年共图反清、蔡“三顾茅庐”，聘请他加盟北大，以及自己在狱中得到他的深切关怀。他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想》一文，评说了蔡在“五四运动”中的突出地位。这是陈一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胡适宣传《独秀文存》
亚东编印《独秀文存》，同时出版《胡适文存》，两部《文存》是亚东的孪生子。因为陈有党务，《胡适文存》的编辑工作顺利一些。两部《文存》观点不同，两位作者之间的关系却是发人深思的！他们经常在亚东相聚，是长时间的切磋、研讨、争论不休。汪原放先生回忆说：“别人没有插嘴的分儿。”他们争论却加深了友谊，彼此关怀，工作上配合默契。
陈独秀入狱后，胡适奔走营救，一再专程赴南京探监。胡适根据陈的需要，四处访书、借书，买书，支持陈在狱中的工作。他特别赶在对陈开庭审理之前，发表了《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一文，并以此为题，在北大作演讲，足见他对陈的深情厚谊。他们政治观点不同，但都坚持维护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立场。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学术层面，这正是一种政治理念的体现。胡适按照陈独秀的要求，组织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把进展情况及时函告在狱中的陈独秀。同样，在《新青年》成为党刊之后，陈独秀仍然发表胡适和自己观点不同的文章，说明早期共产党人的自信和宽阔胸怀。
胡适在北大的演说中，重点介绍了《独秀文存》中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一一说明陈提出的“六义”这些“基本的革命信条”，其第六点说应该是“科学的不是想象的”，后来进一步阐发、公认这是“五四”两面大旗“民主与科学”的先期预示。
两部《文存》，在一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很有象征意义。两个作者观点不同，但都崇尚民主自由，都尊重人权、人格，完全摆脱了党派的偏见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之间这一层次的友谊所体现的文化品位，是后人值得深思的。
前后两个“三十年”
《独秀文存》1922年出版后，共印刷10次，发行30年。在这期间，陈被捕两次，被关押五年，最后流亡四川山村去世。他的道路坎坷、生活艰辛，而书一直畅销无阻，累计印了三万二千部。1952年起，这部书被查禁，80年代初解禁。被查禁也是30年。为什么一部张扬民主与科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鼓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著作，在旧社会能公开出版发行，到新社会反而被禁了呢？过去常婉转地说“是人所共知的原因”，实是“因人废言”，直接的原因是受到“托派”之事的株连。
1952年12月22日夜，上海突然查封了出版《独秀文存》的、为社会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亚东图书馆。也就是在这一天，国内500多“托派”被一网打尽，投入监狱。30年后“托派”平反，说明是冤案。《独秀文存》被禁，更加是冤案了，因为该书出版时，不仅中国还没有托派，就是在苏联，“托派”也还没有形成。遑论“托派”的是非！
1922年，陈独秀作为中共的领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他曾和托洛斯基坐在一起，宏观指点国际共运。这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不幸的是，党内斗争使党的领袖人物，不是“伟人”，就是“敌人”――称之为叛徒、特务、间谍、反革命、汉奸、内奸、工贼等等。这是国际共运中值得研究的现象。托洛斯基本是苏联领导核心中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号人物。逃亡国外，也未逃脱被杀害致死。在斯大林的权势如日中天之时，陈独秀居然认同托氏的观点，说明他的不畏强暴，惟真理是求！这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浩然正气。今天，历史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出土文物，再现光彩
和托派之事毫不相干的《独秀文存》，奉陪冤枉30年，至80年代初又和读者见面。对这件事，应央视之约，在荧屏上讲陈独秀的惟一嘉宾、历史学家王观泉先生说：“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积极向上的了不起的象征！”重印此书时，观泉先生写了《重印本“独秀文存”序》，洋洋万言，其中有无懈可击的史实，有激情昂扬的笔触，反映老人愉快的心情，
《独秀文存》在陈一生著作中，是怎样的地位？收入《独秀文存》的这60万字，只是陈一生文墨生涯的一小部分。集政治家与学者于一身的他，写了三百万字以上。最近，台湾又出版了他晚年研究文字学的一百多封信，这是叫人想不到的。另外他有给中共、给“托派”写的公函文牍。更有大量翰墨藏于公私各处，有待发掘。他去世后，他的学生出过一本《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那是逝世前两年间的文字。胡适对此极为重视，他带到国外，改名《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集）》出版，并作了长篇的《序言》。这再次表现了他对这位共产党诤友的深情。在这个《序言》中，胡适强调了陈崇尚的资产阶级民主、人权和法制，对建立“二战”后世界新秩序的作用（注：陈晚年认为民主是漫长历史中人类走向文明的追求，不仅是某一阶级的概念）。胡适作古6年后，此书又以《陈独秀自述》为名再版。其中增加了陈的《实庵自传》等内容，是其“最后见解”的最佳版本。
涉及《独秀文存》的故事，最后一个问题，是它在今天还有什么价值？该书编者汪原放在出书60年后，有这样的评说：“《文存》里的文章，多数是关于民主与科学的。但后来已经有一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了。”反思历史走过的弯路，李慎之先生留下一句话，他直白地说：“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新的启蒙！”以实现“五四”的未竟之志。《独秀文存》这个不久前重新出土的“文物”，是适时地重放光彩了。一部呼吁民主与科学的书、一种引导中国走向自由、人权、法制的理念，它随着社会的发展，无疑葆有重要的“使用价值”。
王佩麟先生有收藏的《独秀文存》，借来一阅。捧读此书，叫人浮想联翩！原来是安徽人民出版社的最新版本，既没有蔡元培的《蔡序》，也没有王观泉的《王序》，只有《文存》，丝毫不涉及书的“故事”，可以理解，这样简洁、方便得多，但时间停留在1922年初版时，多少叫人感到遗憾。
这启发我，对它几十年间不平凡的经历，在此略有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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