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闾小波，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来源：《学海》2006年第3期
内容提要：近年来，陈独秀晚年书信中的民主观备受学界的关注，且被有些学者不适当地夸张。本文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影响其民主观形成的一些思想资源。其中既有当时西方一些“苏联之友”的作品，更有托洛茨基的几部重要著作，尤其是《被背叛的革命》一书。挖掘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生成的思想资源并不排除陈氏本人对此所作的思考与辨析，更不否认陈独秀在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衰落时期的至尊地位。
关键词：大众民主 官僚制 自由 独裁
一、问题的提出
陈独秀“最后的思想，特别是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 这是1949年胡适留下的文字。然而，此后大陆差不多半个世纪极少有人去细想这些“结论”。近年来，大陆学界对陈独秀晚年“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后就民主而发表的见解的介绍与分析颇多，《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地位也被重估。这一方面缘于国内陈氏研究空间的放大及学界对民主有着越来越强的诉求；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有关苏俄极权主义的统治资料公诸于世，斯大林走下神坛，从政治上剖析苏联解体成了学术界又一热点。
当下，相关的文章更多的是停留在对陈氏晚年民主思想与学术贡献的归纳与颂扬上。如有人称:“陈独秀对苏联制度的剖析，比同辈大家托洛茨基、纪德、罗曼·罗兰等更为透彻清晰，鞭辟入里；他对斯大林的历史评判，比下一辈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围绕所谓‘个人迷信’的争论，更不知要深刻和高明多少倍。让后世之人感到，20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事情都被他说中了。”
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后人透视陈氏思想图谱不可或缺的底色。高力克先生敏锐地注意到此间陈氏民主思想的生成与独特的时代背景相关联，即“专制逆流中的民主危机”。在西方，192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不仅表征着自由市场经济的衰落，而且导引了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的溃败。随着纳粹德国的崛起和苏俄工业化的经济起飞，经历了大萧条的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疏离了自由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左右徘徊。“大灾难年代”自由主义的衰微，在经济上表现为国家干预的“统制经济”代自由市场经济而兴，如美国罗斯福新政、英国凯恩斯革命的经济改革；在政治上则表现为民主的危机和“法制的衰微”。从20年代至1938年，世界上奉行民主宪政的国家由35个锐减至17个。在苏俄，1934-38年，苏联经历了血腥的“大清洗年代”，斯大林运用秘密警察“格柏乌”（GPU）镇压异己，红色恐怖从党内波及全国。在“莫斯科审讯”时期，列宁时期的许多苏共领导人相继被处决，它使十月革命的苏维埃民主理想沦为一场历史悲剧。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苏联的反民主形象进一步强化。而同期的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利用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各界人士对统一高效的中央政府的期待，大行一党专制的“训政”；法西斯主义者公然鼓吹“20世纪的30年代是法西斯蒂的时代”。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危机，更表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的疏离，大批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于对亡国之祸的忧患和对西式民主的失望，开始告别自由主义，转而倡言个人专制和强力政府的“新式独裁”，从而在其内部引发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 。
学界也注意到陈独秀晚年对民主问题提出的一些独到的见解，乃是基于对苏联教训的总结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对照。所以，陈独秀如何理解和评判苏俄当是揭示其民主思想来源与形成的关键。
高力克先生也注意到了陈独秀民主观生成的思想资源。指出陈独秀在30年代险恶多变的历史环境中，阅读了中国托派译介的大批揭示和批评斯大林极权主义和“大清洗”内幕的书籍，其中有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真理在前进中》，法国作家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以及《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苏联党狱之真相》等。这些多经陈独秀推荐而由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刊行。作为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领袖的陈独秀，在狱中仍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传》、《第一国际史》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正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反思，成为陈晚年民主观演变的理论契机 ，可谓一语中的！本文拟探讨陈独秀晚年在“沉思熟虑”的六七年中，从这些“思想资源”中到底获取了什么？哪些“思想资源”对陈氏晚年的民主观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二、影响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的主要著作及基本观点
重新审视与评定苏俄政治，是导致陈独秀对大众民主、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立宪、自由、人权等一系列核心政治理念发生转向的逻辑起点。
与同期许多追求共产主义的中共领袖人物及托派成员不同，陈独秀从未到过苏俄，亦未寻访过欧洲，但他对苏俄政情与特质的把握及欧洲近代以来政治发展的历史与走势的研判却高人一筹。这无疑与他长期的知识储备和政治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就知识储备而言，除却中国传统文化外，其留学日本的经历与主编《新青年》及在北大任教，使他对日本文化（包括日本的西学）、法国文化、俄国文化均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就革命实践而言，除了早年追求民主共和，参加辛亥革命及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外，担任共产党领袖后在大革命运动中对共产国际及苏俄有更直接的感受。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的指责(如1938年上半年中共在汉口与延安发动的“托匪汉奸”的宣传)、共产国际的借祸、斯大林的专横、国民党的迫害以及对其公民权被粗暴剥夺等，构成对其个人权利与尊严的严重侵犯，也是促成个性刚毅的陈独秀对民主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原因。而前面提到那些“思想资源”恐怕是催发其思想转向或升华的最为重要的发酵素。
托洛茨基的著作当是影响曾是托派首领的陈独秀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除了《被背叛的革命》、《真理在前进中》外，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自传》也是重要的思想资源（下详）。
30年代，国际舆论对苏俄形象的构建为陈独秀认识苏联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素材。当时 “一切文明国家的书店里，已经堆满了关于苏联的书籍” ，但是苏联的国际形象是多面向的。既有右翼排斥，也有左翼溢美。30年代中期，苏联计划经济的巨大成就，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形成鲜明的反差，苏联的声望在西方工人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大大提高，西方世界还涌现了大批所谓“苏联之友”，出版了许多著作介绍和颂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其中名气最大的当推韦伯夫妇。悉尼·韦伯和比阿特利丝·韦伯（Sidney and Beatrice Webb）是英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名流，费边主义的掌门人。十月革命之初，他们敌视苏俄，但从20年代末开始，其态度有所转变。西方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苏联同时开始实行的五年计划(1928-1933)动摇了很多西方人对自由制度的信念。原来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纷纷箴口不语，而那些原先就有社会民主主义偏好的人开始用“不可避免的罪恶”来为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开脱。他们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肖伯纳(G.B.Shaw)在1931年夏天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后把斯大林的社会实验捧到了天上，这更激起了韦伯夫妇对苏联的兴趣。1932年5月至8月韦伯夫妇在苏联采访与参观。回国他们闭门在家整理成箱成捆的材料。他们深知自己正在为一个在地平线上崛起的新文明建立第一座纪念碑，因此这个纪念碑的底座必须格外坚实。1935年英国书店里上市了一本将近1300页的大书——韦伯夫妇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的文明？》（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在仍然被经济危机困扰着的英国，很多人都想知道西方文明是否真的衰落了，是否已经被一个新的文明所取代，于是两年中这本书就销掉了4万册。在韦伯夫妇的视野里，苏联的制度应被看作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社会组织面前，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之间那种使西方资产阶级如此痛苦的区别、自由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之间那种仍然白热化的冲突已全然失去了意义，这种新的社会组织不是从理论上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一个拥有约两亿人的国家的日常生活中实现的。这种“新的文明”废除了“利润”并谴责“剥削”；为了实行“社会平等”，它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的制度中，“工会”已不再发挥维护工资的微薄作用，而是在工业和农业中展开积极的合作活动。继西欧文明的议会制而来的，是一种正在充分发展着的新的文明 。如果这样一个社会不是新的文明，那么什么是新的文明呢？“如果你认为这种想法是乌托邦的话，那只能说明两个文明之间的鸿沟之深。” 当时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斯大林制造的莫斯科大审判冤案时，韦伯夫妇还在为之进行反驳与辩护 。（对西方一些“苏联之友”对苏联的吹捧，托洛茨基特写了《论所谓苏联“友人”》附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 。）
但左翼人士对苏联的描述也不尽相同。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1866-1944）和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这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15/1947）的法国左翼作家对苏联看法甚至相左。
30年代初，罗兰和纪德也是深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所吸引，具有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而1934年12月1日苏共领导人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暗杀，这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为左翼的探路人，前者应高尔基之邀于1935年6月访苏；后者于次年5月应邀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高尔基追悼大会。罗兰与斯大林有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其间写成了《莫斯科日记》，回国后一再征求斯大林的意见，请允其发表，斯大林始终没有回音。罗兰遂在日记标题页上写下该书50年内不得发表的字样。同年10月，他公开发表了《莫斯科归来》一文还是对苏联作了正面的描述：他“最主要的感受就是体验到那富有青春活力、热情洋溢的强大力量；苏联人民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对自己的领导者更是无比信任。……这就是历史上的那种‘伟大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人民掌管着自己的命运，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1936年12月4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公布，并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罗曼·罗兰在日内瓦发表谈话：“这在生活中实现了直到今天为止始终不过是人类梦想的伟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而纪德访苏回国后发表的《从苏联归来》（在狱中的托派成员郑超麟将其由法文译成中文，出版署名“林伊文”，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完全是一个负面的形象。纪德的转向当即招致苏联当局及其拥护者的强烈指责和辱骂，对此，纪德又写下了《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为自己争辩(该书也由郑超麟翻译，出版署名“林伊文”，亚东图书馆1937出版 )。
虽然苏联官方对纪德一行的访问礼遇有加，住高档宾馆，吃美味大菜，连香烟都是“特供”的，可纪德不为所惑，大胆直言。苏联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民生活极度贫困，思想麻木，舆论一律，个人崇拜。在苏联，一种非常的“一致性”支配了人们（甚至连服装都是统一的白色基调）。“第一眼看去，这里，个人是混合在群众里面的，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以至于谈到人事时候，似乎不需说‘众人’，而说一个‘人’就够了。” 集体农庄留给他们是“一种完全消灭个性的印象”：“每幢住宅都有同样的丑陋家具，同样的斯大林肖像，此外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没有一点个人纪念。各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的；那些集体农场人员本身似乎就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他们由这家搬到那家，甚至自己都不觉得。” “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 “在苏联，一件作品无论如何美，若不是在路线之内，就要受到排斥的。美，被人看作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一个艺术家无论如何天才，若不是在路线之中工作，公众的注意就要从他转移开去，或被别人从他引开去：人们所求于艺术家，所求于作家的，是要他随声附和；做到这点以后，其余一切都可给他了。”
苏俄的官僚制还催生出一个新资产阶级，所谓苏维埃民主是虚伪的，连资产阶级民主都不如。这是苏联留给纪德的又一深刻印象。“那边令我烦恼的，却不在于那些缺点，而在于立刻又遇着我所讨厌的那些利益，我所希望取消的那些特权。……使我惊讶的，乃是在这最好的事物和普通的事物中间有如此大的差异；在如此平凡或如此恶劣的普通事物旁边，那特权却显得如此过分。” 他看到苏联的大小官僚过着豪华舒适的生活，而广大人民依然还在为生计进行艰苦的劳作。在苏联这个正在形成起来的新资产阶级 ，“具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它刚从贫穷地位爬上来，就已经看不起贫穷的人了。它贪图那好久没有的一切好处，它知道应当如何去获得并如何去保持起来。”
学理解析并非作家的长项。但该书作为一个生动而鲜活的纪实作品，苏联与西方政治及社会的对比描述，在陈独秀对苏联感性认识的形成过程中无疑占有重要的份量。
自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杀后，斯大林就借机指责系托派分子所为，诬称托派替盖世太保当间谍，遂动用秘密警察“格柏乌”（GPU）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清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等列宁时期的苏共领导人相继被处决，红军近半数将领遭清洗。《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和《苏联党狱之真相》均为介绍并分析莫斯科大审判的文字。前者由杜威等编（原题为《列夫·托洛茨基案》），李书勋（王凡西的笔名）译；后者编译署名为“张家驹”（该书先由王凡西编译，不久王被捕，由陈其昌补译而成）。这两本书均为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
莫斯科大审判作为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杜威委员会是由美国哲学家80高龄的约翰·杜威领导的一个旨在调查莫斯科大审判真相的国际调查委员会。1937年4月该机构曾在托氏在墨西哥的住所举行了多次听证。他们认为：莫斯科的审判使任何一位不带偏见的人确信：这次审判没有为查明事情的真相作出任何努力。该委员会在对所有的供词进行最严肃的分析后认定：这些供词本身由于其固有的荒谬性，因而不能被认定是代表了事实的真相，不管它们是用什么手段获得的。该委员会最后作出了如下裁决：“根据一切材料，……我们认为，1936年8月及1937年1月的（莫斯科）审判纯属诬陷，我们确认列夫·托洛茨基与列夫·谢多夫（托洛茨基之子——引者注）无罪。”
《真理在前进中》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托洛茨基的著名的演说稿——《以我的生命作担保》（又译为《我赌我的生命》），系为1937年2月9日，托氏为纽约大会的电话发言而准备的（因电话线故障，发言未果）。他声明：如果国际调查委员会确认他在莫斯科公审中指控的任何一点罪名成立的话，他愿意接受莫斯科的处置 。另一部分是摘译的杜威委员会的判决书。出版署名：（美）杜威著，江维亮（陈其昌）译，1937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莫斯科大审判是惊天冤案，这对厌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同命相怜并也被多次不公正审判的陈独秀来说，无论在情感还是理智上受到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斯大林的独裁作风、苏俄大众民主的假象等，当构成陈独秀在狱中及出狱后反复思考与追问的重大议题。
三、托洛茨基对陈独秀民主观的影响
较之读纪德游记之类的作品，托洛茨基的著作对陈独秀对苏联的认识及民主观所产生的影响要深刻许多。
托洛茨基一生著述极丰，但《被背叛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前途》在他所有著述中“占有十分特殊的位置”。“这是由他亲手写完的最后一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的政治遗嘱。在此书中他对苏联社会作了最后一次分析，并对其直到斯大林时代中期的全部历史作了概述。在他的所有著作中，这本书是最复杂的一部。”
该书是托氏1936年流亡挪威时用了半年时间写成，次年在英国出版了英文版。据郑超麟回忆，“七七事变”后，陈独秀等一批在押的托派分子获释。陈独秀的学生、金陵大学文学系主任陈钟凡将陈氏接到家中暂居。8月29日郑超麟获释后亦居陈钟凡家。当晚陈独秀嘱咐郑超麟，要他负责完成濮德志（西流）和罗世藩二人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已开始了的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的翻译工作。原文是英文。郑把已译成的译稿和原书带去绩溪县补译和校正以后，就寄回上海，由春燕出版社于1939年印行（出版署名“何伟”译，本文的引文均出自香港春燕出版社重印版）。“我出狱前，陈独秀已经把原书和译稿交给了我妻刘静贞。我至今还记得陈独秀对于这本书的评价。他说，托洛茨基这里不仅仅是反对斯大林和当时的苏联，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可以推断，陈在狱中已阅读了该书的英文版或部分的中文译稿。
王凡西在为该书作的“出版者序”中称：“以托氏这样一个资格来写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那么其价值之高出于任何‘印象记’或‘感想’之类的作品，自属自然。”
针对1936年苏联官方声称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说法，托氏依据列宁所下的社会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的定义，分别从生产力水平与政治民主化两个方面予以反驳。“今日的苏联，在技术、文化和生活的享受上，还远较资本主义国家为低。所以就今日的苏联制度，包含它的一切矛盾在内来说，与其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毋宁称为一种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制度。”
关于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托氏认为：“它已经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暴机关了。官僚制度不但没有销声匿迹，让位于民众，反而变成一种毫无监督的力量，来统治着民众。” “现在的苏维埃已经为一种与群众脱离的政治机关所代替了。”
托氏在书中对布尔什维克的堕落及官僚阶层形成的分析颇为用心。故多伊彻称该书“是托洛茨基对官僚集团的一份经典起诉书” 。
针对布尔什维克蜕化变质的机理，托氏缓引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特尔米多（即“热月政变”）来加以阐释。自1923年各国工人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受挫，“官僚们则趁热打铁，利用工人的迷惑和消极，使他们中间落后的阶层起来反对先进的阶层，而且愈发大胆的依靠与富农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几年以内，官僚们就这样粉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 而斯大林之所以成为官僚阶层的总代表亦非偶然。
“如果以为素不为群众知道的史大林，是突然一下夹着完满的战略计划而显身出来的，那这种想法未免有点天真。事实绝不是这样。史大林寻到他自己的道路以前，官僚们先寻到史大林。他带给他们一切必须的保证：一个老布尔雪维克的声望，倔强的性格，狭小的眼光，而他的势力的唯一源泉，又是与政治机关之密切的联系。胜利之落在史大林身上，当初连他自己也觉得惊奇的。这胜利是新的统治集团对于他的友谊的欢迎，这集团想抛弃革命的原则和免除群众的监督，而在他自身内部的事务上，又需要一个可靠的仲裁者。史大林在群众面前和革命事变中本是第二等人物，如今成为特尔米多派官僚之天然的领袖和第一个人物了。” 而陈独秀关于“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的判断可谓应和了托氏的分析。
布尔什维克的堕落，“乃是这个国家官僚化的原因，同时又是其结果”。堕落的发生首先是“党制”（民主集中制）受到践踏。“‘民主’和‘集中’这两个观念之联在一道，并无一点矛盾的地方。党所要严密注意的不仅应该严格划清民主与集中的界限，而且在此界限中每个人应该享有真实权力来决定党的政治方向。批评的自由和思想斗争，乃是党的民主制之必不可少的内容。现在人们所宣扬的，说布尔雪维克主义不容许党内小派别的存在，那完全是堕落时期的一种神话。实际上，布尔雪维主义的历史就是小派别斗争的历史。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既以改变全世界为任务，并且集合最大胆的迷信破坏者、战士和反抗者在它的旗帜之下，那它怎能平静存在和发展下去，而没有思想的冲突，没有内部小集团和暂时的派别组织呢？布尔雪维克党领袖们之远见，常常能使冲突减轻，并能缩短小派别斗争的期间，但没有其他的本领。中央委员会完全依靠在这种民主制的热烈的支持之上，因此它才有胆量来作决定并发布命令。在一切危急的时期，领袖们之明显的正确，给予中央一种最高的权威，这就是集中制之最宝贵的精神资本。”
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困难之增加，民主制日益缩小了。开始时，党立意并希望在苏维埃机构以内保持政治斗争的自由。然而国内战争使这个计划大大改变了。反对的党派相继被禁止了。这种办法，显然是与苏维埃民主制的精神相冲突的；布尔雪维克党的领袖们并不把这个办法看成一种原则，只认为是一种权宜的自卫手段罢了。” 但从此以后，“民主集中制让位于官僚集中制”，“柔顺服从被人宣布为布尔雪维克的主要美德”。党的历史也就成了迅速堕落的历史。“而苏维埃、工会、协作社以及文化机关和体育机关的民主制，也都跟着消灭了。高踞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各级党部书记的无限权威。……格别乌成为党内生活的决定的因素了。” “禁止反对党派的存在之后，继之以禁止派别。禁止派别的存在，其结果则是禁止一切与那‘不会错误的’领袖们不相同的意见。经过警察之手制造出来的党的‘一致’，使官僚们为非作恶而得不到任何的惩罚，这就是一切放肆和腐化的源泉。”
没有反对党派的存在就没有民主，这是托氏的研究结论，而陈独秀的民主观中也以此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尺度，他强调“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1949年4月14日夜胡适乘威尔逊总统号轮去美国途中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写的序中说：“在这十三个字（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
与此相关，苏联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名存实亡。新宪法虽然保证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等的自由。“但这类保证，其形式不是沉重的口套便是手足的镣铐。出版自由便是野蛮检查制度之继续，其锁链操纵在中央委员会书记手里，这书记并没有人选举他。拜占廷式的谄谀自由，如此自然得到完全‘保证’了。……‘集会自由’便是同以前一样，民众中某部分人必须依照官厅命令参加会议。……关于‘自由’方面，什么事情都同旧时一样的。连苏联报纸也不敢散播任何幻想。恰好相反，宪法新改革之主要目的被宣布为‘更加巩固专政’。谁的专政？对于谁的专政？”
在托洛茨基看来，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纳粹如出一辙。“在工厂内，在集体农场内，在营房中，在大学校内，在中小学校内，甚至在幼稚园内，如果不是在托儿所的话，人们宣告说：一个人最大的光荣乃是忠实于领袖和无条件地服从。如果戈倍尔不是从史大林的同僚方面抄袭来的，那苏联近来许多教育上的口号和格言，似乎就是从戈倍尔那里抄袭来的。” 陈独秀在1938年致郑学稼的信中说：“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并对郑学稼关于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的看法“不禁拍掌大悦”！
苏俄的极权体制还放大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现在各国党的‘领袖们’，都是从上面指派的，一纸命令，即可以改变全般的政策，党的机关是完全无监督的，它对于下层的态度是骄横和跋扈，而对于克里姆林宫则是奴颜婢膝的驯服。”
“苏维埃社会已经分成一个享受特权的舒服的少数，与一个在贫乏中生活的多数，从两方面的极端情形看来，这个不平等，已经带着明显的对立的性质。” “在苏维埃社会一切阶层之中惟有官僚层最完满的解决了自己的社会问题，并且完全满意于现存的状况，所以它对它的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不提出什么主观的保证了。它之继续保持国有财产，只因为它害怕无产阶级。”
关于苏联的未来，托氏推断：“假使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打倒了苏维埃的统治层，那它就会在现在的官僚当中，行政长官当中，技术家当中，经理当中，党部书记以及在一般特权的上层当中，找到大批的现成仆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也还需要把国家机关清除一下。但是资产阶级的复辟，较之革命政党所要清除的人，一定要少得多。” 可谓一语成谶。
四、结语
出狱后，疾病缠身的陈独秀在流亡期间仍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动员全民抗日上，并密切关注变幻莫测的国际时局。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得陈独秀对苏俄政权的本质有了更深的体认。1940年9月，陈独秀“根据苏俄20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终于就民主这一主题将其结论性的意见和盘托出，亦可谓其政治遗嘱。
1、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但若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心术特别坏。
2、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
3、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它有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范围有广狭而已。
4、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长期以来许多人把民主等同于议会制，因排斥议会制而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的最大原因。苏维埃制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俄式苏维埃甚至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5、民主是自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而不应该民主，则斯大林的一切罪恶都理所应当了，而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
6、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时期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的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不幸十月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固有其局限，但即如英法美不彻底的民主制，也有保护的价值。
为简明起见，陈独秀特列一对照表：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1、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2、无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
3、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4、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5、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1、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2、秘密政治警察可以捕人杀人。
3、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4、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5、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陈独秀就民主问题而发表的这些见解，从上面提到的一些“思想资源”尤其是托氏的著作中大都能找到依据。我们固然不能据此轻率地断言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观完全来自于托氏，或否认其对托氏的思想有超越之处，但至少可以审慎地说，其民主思想绝非无源之水，亦非天才的创造，而承认这一点，绝不会因此而贬低其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不朽的地位，毕竟他是在“自由主义的衰落” 时期捍卫并张扬民主真谛的斗士，也是同期东方世界为数不多的可以与哈耶克进行心灵对话的人物，而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或许是陈独秀和哈耶克对话的桥梁。哈耶克捍卫古典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立场，同样是以否定苏俄集权模式为逻辑起点，而哈氏对苏俄模式的研判也得益于托氏的著作。哈氏曾多次征引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的一段名言可为此提供一个注脚：“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感谢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干事林致良先生和英国在约克大学就读的郑一郑小姐为本文提供的稀见的中英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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