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十年（1932-1942），有五年是在狱中度过的，出狱后的五年也是晚境悲凉。但在这十年逆境里，他一直坚持学术创作，留下大量遗稿。这些遗稿，有一部分被本文作者收藏，还有一部分也在作者追踪的视
方继效 人民政协报2006-09-28
1939年深秋的一天，四川江津城中的一个旧书摊前，有一位身着简朴长衫的老者,正在翻阅几册散乱的旧文稿。他向摊主问了价格，便把那些文稿买了下来。过了不久，江津城内的人们才知道，原来这个神态憔悴而又气度不凡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陈独秀在江津，连同他购得本地前清进士杨鲁丞先生文稿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江津城。文稿主人杨鲁丞的孙子杨庆余也听说了此事。本来杨庆余一直想出版祖父的遗著，但后来文稿丢失了，此次得知祖父遗稿失而复得，而且是被陈独秀购得，便邀请陈独秀迁居杨宅，同时要求陈先生帮助整理祖父的遗著，陈应允下来。于是，陈独秀住到了杨宅。
陈独秀晚年写了哪些著作？
陈独秀是1938年8月来到江津的，先是住在江津城内东面的郭家公馆内，后又搬到江津城大西门外三十余里的鹤山坪施家大院。但是这两个住处对于有疴在身而且还要写作的陈独秀都不适合。
杨宅是杨鲁丞的故居，四周由石条砌成的高墙相围。房屋虽然陈旧、潮湿，但环境比较清静，且家中多有藏书，陈独秀很喜欢这里的环境。住下后，他曾利用杨家的藏书研究文字学。至于为杨家整理《杨鲁丞先生遗著》之详情，后来魏建功先生在《江津杨鲁丞钦士先生遗著五种》（实为六种）跋语中叙述甚详。
魏建功在跋语中提到：“先生（陈独秀）归道山……且谨保存遗稿手泽，属桐城方孝博、霍邱台静农、如皋魏建功共为集记，略订成（陈独秀）晚年著述若干种，皆国难疾病中所积存。”这里所说的陈独秀先生的遗稿手泽，包括了他1932年入狱到1942年离世这十年间的著作。
陈独秀一生被捕五次，最后一次是在1932年10月16日，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里。
敝寓存有记载“审讯”陈独秀案过程的《世界日报》，该报的标题新闻为：“陈独秀案最后审讯旁听者太多……均受检查陈谓共党最终目的并非推翻政府检查官论告谓陈等实犯違（危）害民国罪。”1934年，国民党当局的最高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
由于陈独秀在狱中进行了包括绝食在内的各种抗争，才得到了住单间牢房的待遇，并被允许看经、史、子、集方面的书和写作。于是，陈氏开始了他荒芜了多年的文字学研究。据与他同狱的濮清泉回忆：“他房里有两个大书架，摆满了书籍，经、史、子、集，每样都有一点儿，但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成天埋头钻研《说文》
……”此时的陈独秀俨然一个研究小学的专家，沉浸在文字学的研究之中，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服刑犯”。在狱中，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著书计划，拟在二三年内撰写《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酥与基督教》和《我的回忆》等书稿。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陈氏在文字学研究问题上有兴趣，又有扎实的功底，所以实际完成的著述，也是以文字学研究为主，即使未完成的书稿也都与文字学研究相关。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被释出狱。他的写作计划没有实现。于是，陈独秀带着他最后的伴侣潘兰珍和在狱中所写的完成了的和未完成的稿件，于1938年8月，辗转来到了四川的江津县，继续他的写作生涯，直到1942年5月27日离世。
从1932年入狱起至1942年陈独秀离世，在这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陈独秀先生一直没有放下他手中的笔。经过许多学者考证，陈独秀在这十年里的著述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正式完成的并发表了的，如《中国古代语言有复声母论》、《〈荀子〉韵表及考释》、《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实庵实说》、《孔子在中国》等六篇。二是已完成的（后刊有油印本）和未完成的（有的后来经改写出版），如《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屈原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识字初阶》、《干支为字母说》和《甲戌随笔》等。三是所拟著述计划，如《以右旁之声分部》、《玉旁字之研究》等。
这些著述的去向魏建功在上述跋语中提到：“略订成（陈独秀）晚年著述若干种。皆国难疾病中所积存。”那么，目前遗稿下落何在呢？
据何之瑜《陈独秀先生病逝始末·后记》说：“遗稿之整理：关于文字学、声韵学，已请魏建功教授负责整理；容署约台静农、方孝博两教授来津，参加初步工作。将遗稿中之关于文字学及声韵学如《小学识字教本》、《连语汇编》、《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等十余种，及尚未成编、零星遗稿，均分类登记，并抄录副本，以付出版。”
关于陈独秀逝世后的遗稿整理和有关出版事宜，学者沈寂在《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一文中有更详细的记述：
陈独秀逝世后，即由何之瑜、魏建功、台静农、方孝博在江津对陈的遗稿做了登记编号工作，文字学及声韵学方面的由魏建功整理，散文与诗词散失较多，搜集不易，拟由台静农，并拟请陈钟凡参加搜集。其他政治思想的论文，早已披露于各种刊物者，征得家属同意，暂不加整理。最后由何之瑜总其成。何氏至1943年4月19日编成《独秀丛著目录》，分寄陈独秀生前友人征求意见，当时驻重庆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欣然应允出版。不过他说在此不能排印，必须到战争结束。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何之瑜又去找王云五。王对他说，“仲甫先生的遗著，商务一定出版，但必须要等三个月”。
何之瑜于1946年由江津到上海，专事整理陈氏遗稿。此时胡适已由美返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即由陈钟凡致书先容，告诉他何之瑜正在从事整理陈的遗著，要求胡适托沪上友人对何之瑜的生活加以关照。胡适由此对陈氏遗著的整理工作，亦参加了意见。1947年秋，何之瑜将《独秀丛著目录》改为《独秀丛著总目》，把陈独秀所有著述全部列入，分十二册。
1948年5月，何之瑜移居上海，在此前后编辑《独秀丛著》，其间，他曾三次写信给北大校长胡适谈陈独秀遗著出版事，并希望他能写序。1948年6月间，陈独秀的遗稿均已整理完毕，并已交商务印书馆了，而且已排好《丛著》第一册，《小学识字教本》原稿尚在魏建功的手中。不久，北平已在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1948年12月15日，胡适乘坐南京派来的专机，仓促离开了北平。陈独秀遗著的出版计划，也随着时局的变化被搁置下来。也就是说，陈独秀的遗稿，除了魏建功带走的那部《小学识字教本》原稿和现藏敝寓的《甲戌随笔》手稿以及一些未完成文稿（即：《独秀丛著目录》第十一）以外，其余的理应在商务印书馆封存。
解放后，1950年，商务印书馆与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联营书店联合组织中国图书公司；1951年，编审部迁京；1952年出版部由沪迁京与编审部合并，商务印书馆把历年所存旧稿，也从上海装箱搬迁到北京；1954年，管理处迁京，商务馆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1957年，商务印书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分出，恢复独立建制；1958年，中央确定商务印书馆任务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何之瑜所编的《独秀丛著》的版样恐怕早在这几次折腾中丢掉了，那些“已排好、校好”的文稿，如果明摆着是陈独秀的著作，还能保存吗？即使当时保存下了，能够逃出后来的历次运动吗？
魏建功带走的《小学识字教本》，我曾与魏先生哲嗣魏至多次探讨。最后一次是2004年5月14日。那天上午十时许，我如约到东兵马司胡同魏至寓所。此前我曾告诉过他陈氏《甲戌随笔》等手稿现藏我家，他一再叮嘱方便时带上一观。此次拜访我随身带上部分陈氏手稿，展示时，魏至大惊，连说：“此陈氏手稿无疑！”对于其中几册非陈氏手笔，他分析说，或许是潘兰珍所为。并说，他的母亲就曾经帮助魏建功抄写稿件。我问他，有些资料云，魏建功曾为陈氏抄校文稿，魏至略显激动，说：“这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从陈氏的为人和性格，他不可能提出这个要求；二是其时魏建功实在太忙，根本无暇。此外，魏建功在世时从未谈到过此类事情。陈氏去世后，所有文稿均由何之瑜保管，1946年，何之瑜将陈氏手稿《小学识字教本》交魏建功并嘱其手校誊清以备出版，魏建功推却不掉，才接受下来，这是事实，但因赴台湾普及国语，无暇去校，更无时间誊清。后来回到北大，北平解放在即，亦无暇做此事。1952年，魏建功将此稿上交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杨晦，至今魏至仍保存北大开具的收条。魏至还说，当时收存者是吴晓铃。当问及这部书稿现在是否尚在北京大学时，魏至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想亲眼看一看这部书稿的真面目，但一直没有如愿。他嘱我想办法打听这部手稿是否就在北京大学，好给后人一个交待。
我所收藏的陈独秀文稿现藏敝寓的《甲戌随笔》等文稿，按《独秀丛著总目》，是《总目》中的第十一册，即《甲戌随笔》，包括1934年在狱中所写随笔和音韵文字杂记以及古史材料等。何之瑜对此部分亦有编号，按编号应为十八件，其中缺四件，并有六件为他人誊清本。
依次为：一、《甲戌随笔》陈氏手稿本，68个筒子页，每个筒子页约500字，因大部分是双行小字，总计字数约：六万字左右。
二、（缺）三、《诗支脂微A偶呀曰覅踉稀?
誊清本。12个筒子页。四、《广韵韵目》誊清本，10个筒子页。
五、（缺）六、《以右旁之声分部计划》
（陈氏手稿本，原无题名，现名为何之瑜所加。35个筒子页，大部分为双行小字）。
七、《玉旁字之研究》（原无题名，现名为何之瑜所加）誊清本。
八、《苏子由〈欒城集〉摘录》（陈氏手稿本，共22个筒子页，12至14页，为他人笔迹）。
九、《见于左传各姓之国》（陈氏手书），三个筒子页。
十、（缺）十一、（缺）十二、《道学与八卦》（原无题名，现名为何之瑜所加）誊清本，五个筒子页。
十三、《节林乐知〈四裔编年表〉》陈氏手稿本（原无题名，现名为何之瑜所加），三个筒子页。按：此文实际上是一篇随笔。
十四、《节录论孟德行、礼乐、政刑、天命、鬼神、性、教学、六艺》陈氏手稿本（原无题名，现名为何之瑜所加），16个筒子页。
十五、《甲骨文著作目录》誊清本。
十六、《三体石经》陈氏手书，一页。
十七、《杨鲁丞先生遗稿六种》何之瑜所列六种，实为三种，分别是：《说文假借例释》、《说文札记》和《说文逸字考》。
十八、《手拟民族英雄十五人传》为何之瑜抄录本，未见原稿。何先生旁注曰：右《民族英雄十五人传》，先生之原稿如此，实仅十四人之传目也。卅二年四月十九日，之瑜记于德感坝图书馆。
关于陈独秀的遗稿，是否有人所抄所校？我经过对家藏《甲戌随笔》等十余种“零星遗稿”的研究，结合《小学识字教本》的命运和魏至的说法，“分类登记”是肯定的，但“抄录副本”尚无根据。以《甲戌随笔》等“零星遗稿”为例，从最后一件何氏亲笔所注看，这组稿件是何氏整理编定的。从顺序上看，没有什么道理，编排是很粗糙的。“抄录副本”更不存在，因为连陈独秀亲笔拟的仅一页不足百字的写作计划，都未抄录；《杨鲁丞先生遗稿六种》更是原样未动。何况像《甲戌随笔》这样的68个筒子页，约六万余言的长篇文稿呢。
再者，关于上列稿本有他人誊清者，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曾经带着这些稿本走访过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鲁迅博物馆和前文提到的魏至先生，其说不一。有的学者说，像是许寿裳的字，而且说陈独秀在南京狱中，许氏亦在南京供职，并时常探望陈独秀。我对此说不以为然。另一说，或许是潘兰珍所为？按魏至的分析，潘氏是陈独秀最后的伴侣，在和陈氏相识之前，她究竟是否识字不去管它，仅从1932年先生入狱起，直至1942年先生离世，达十年之久，作为新文化运动始作俑者的陈独秀，能够让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爱人永远不识字、不会写字吗？何况，潘兰珍之不识字说，是传说，并没有更多的根据。我曾作过这样的推测：陈独秀在狱中差不多呆了五个年头，潘氏是被当局批准每天早九点至晚五点在狱中照料陈的。陈的部分文稿书于这五年里，一些写作计划也是在这个时期拟定的。后来到了江津又差不多四个年头，陈先生在此期间，除了继续写作，就是整理写下的文稿。假如推测成立的话，稍识字并会写些字的潘兰珍，在陈的指导下，帮助陈抄写一些稿件还是非常有可能的。即使潘不识字，与陈十年的朝夕相随，也应该能识、写了。尽管如此，我对此说，亦不以为然。理由是，陈独秀的“零星遗稿”中的几册誊清本的书法，还是有一定功力和底蕴的。即使潘兰珍经过陈独秀的指导，会写字了，达到如此水平，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认为，抄写文稿另有其人，这个人是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陈松年是陈家父子中惟一未从政的。陈独秀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亲人中陪伴他的只有潘兰珍和陈松年，他为父亲誊清一些文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大部分文稿都是用普通的缝衣线“装订”的，这是潘兰珍所为，不会有什么疑问。我曾就此事和陈独秀的外孙吴孟明取得联系。他在回信中说：“所云抄件非潘兰珍所写，诚然。抗战时我们全家在江津，知道潘没有写毛笔字的基础，倒很可能是陈松年抄的。我曾见松年叔写的隶书，写得很好。其实松年叔是个极聪明的人，平时一直平实而低调。”
上列陈氏文稿，惟《甲戌随笔》是陈独秀手书之完稿。“甲戌”年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这一年是陈独秀入狱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在这一年，国民党的最高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所谓“随笔”是“五四”以来流行的一种散文形式，属于笔记文学。《甲戌随笔》，是陈先生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写成的。
在《甲戌随笔》中，陈独秀以西人读“日本”发音谈起，自然地过渡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语言、姓氏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与世传百家姓的关系，然后以《史记》、《说文》和自己所见所闻，考证了百家姓之外的稀见之姓。对每个稀见之姓都有详细的考证。
《甲戌随笔》寓知识性、历史性、趣味性为一体，确是学问大家手笔。
放大镜下的陈氏书法陈独秀驾驭笔墨的天分，一如其治学鲜活独特的风格，敝寓所藏均为文稿，因涉及到文字学的研究，文稿中夹杂着众多的大篆、小篆结体，表现出的书写风格是多种的，行、草、隶、篆样样可观，皆能达到纯熟自如，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尽管陈独秀的书法造诣很深，但他从未以书法家自居，也没有类似康有为晚年以写字为生的经历，即使晚年以文字研究为专业工作，也未曾将写字作为谋生的手段。因此，他大幅传世的书法作品数量不多，且大都是应酬制作。而能够真正体现其书法水平的，以笔者看来，应该是他的文稿和信札。《甲戌随笔》和其他的零稿，从书法角度上乍看并无惊人之处，但细读之下，不但在书写上是字字珠玑，即使是行气及通篇的气息也是使人拍案叫绝的妙品。笔之挥运恣肆率意，字势雄伟、饱满、绝无纤弱之病。我曾在夜深人静时用放大镜仔细观之，令人感到文雅之气、刚毅之气扑面而来，小字放大后能有大气势是难事、是例外，即使是专业书法大家也是难以为之的。
身为一代文学革命领袖、一个政党创始人的陈独秀，几度生死悬于一丝，最后在僻居的江津小镇鹤山坪，为恳求将其著作油印几十份，分送亲朋及学校，连续给出版人写信，语谦词卑，使人读来心酸不已。他在人生的最后十年，还想做点对国人学习文化有用之事，最后的著作《小学识字教本》归纳出五百多字根，用记一推十的方法帮助认识古文字中三千至几万的繁难文字，以使学习古文有一简捷途径，这本穷作者十年心血之作，竟百难付梓，最后连原稿都不知下落，令人为之泪下。更令人担忧的是，除了现藏我家的十几件零星遗稿外，《独秀丛著总目》所列的大量文稿是否仍在商务印书馆封存？它们的命运究竟如何？都不得而知。
令人欣慰的是，由笔者校订、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陈独秀先生遗稿》即将面世。陈独秀先生若在九泉知之，或能稍许得到一丝安慰吧。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