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涯
陈独秀生于1879年，蒋介石小陈独秀8岁，生于1887年。由于政见不同，两人可以说是死对头。但这并不妨碍蒋介石对陈独秀的敬重。陈独秀晚年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十分不得意，他是当政的国民党的重要人犯，被共产党开除，被托派开除，在政治舞台上，他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当时的老蒋可谓春风得意，国家大权独揽，但他并没有对老对头陈独秀宜将胜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他完全可以这样做，但他没有，而对陈独秀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其中多有耐人寻味的地方。
陈独秀是1932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之后押往南京。陈独秀的被捕震惊了全国，蒋介石对此案非常重视，在他的授意，何应钦10月25日在军政部会客厅审讯陈独秀。何应钦时任军政部长，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等高官，在北伐中，曾与陈独秀共过事，蒋介石如此安排确有深意。何应钦并没有摆出审讯官的威严，也没有威胁利诱，而只是将北伐前国共合作时签定的《两党领袖联合宣言》递给陈独秀，希望陈合作。老陈大怒，啪的把宣言往桌上一拍说：“是你们不合作！”何应钦温和的说：“先生不要发火。”他转移话题，问：“不知先生与赣鄂等省的暴动有无关系？”“毫无关系。”“这就好。”审讯结束。这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温和的走走过场。据当时的报载，何应钦走后，看守的下级军官马上围住陈独秀索要墨宝，陈独秀的毛笔字和古体诗是很有功力的，完全可以自成一家，由此一节也可以看出，看守的军官也没有把陈当看成十恶不赦的罪人对待。上面的人对陈都不过于追究，下面的人才敢稍稍放肆。
蒋介石决定对陈进行公开审判，这在对中共要犯上也是少见的，审判即使是法官说了算，人们可以旁听，舆论可以曝光。在法庭上，陈独秀毫不退让，指责蒋介石“吸尽人民脂膏以养兵，挟全国军队以搜刮人民，屠杀异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议亲议贵之列。其对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使之自首告密，此不足消灭真正共产党人，只以破灭廉耻弃国人耳。” 从陈的抗辩中，不难看出他那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陈独秀一生都实践着这样的信条，“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即使在强权和刺刀下，他也不改初衷。陈独秀的让人佩服，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蒋介石并没有因为陈独秀的不敬而挟怨报复，他顶住国民党强硬派枪毙陈独秀的压力，没有重判陈，而只判了13年，后改判8年。
在监狱中，陈独秀这个重要政治犯是受特殊待遇的。单独住一牢房，可以看书看报写文章，著书立说，可以有外人来探望，可以与外界通信联络，更有甚者，他年轻的第三任妻子潘兰珍可以陪住。这种优厚的坐监生活，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享受得到。1937年8月23日，因监狱受到日机轰炸，蒋介石决定提前释放陈独秀。这可说是对陈的又一个优待。
蒋介石不是对所有曾做过中共高官的人都优待的，瞿秋白做过与陈独秀相等的职位，1935年被捕，蒋介石没有犹豫，就下令将其枪毙了，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是绝不手软仁慈的。
陈出狱，陈果夫、陈立夫立即宴请。他们传达蒋介石的意见：聘请陈出任劳动部部长之职。陈独秀即席发言：“……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许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今天国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蒋先生合作。”
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人，公私分明，直言不讳，国难当头，他可以先搁置私仇党见。他支持国民党抗战，但并不表明他不发表自己的见解。1938年7月16日，陈独秀在民生公司发表演说《资本主义在中国》，此后，他继续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表达了他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受日本欺凌，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发达的民族工业。所以，中国应该努力“发展民族工业”。“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就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汪精卫当时是国民党副总裁，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表示，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汪精卫的言论显然是针对陈独秀的，在汪精卫的推动下，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舆论界一度掀起了批驳陈独秀发展资本主义的论战。
陈独秀于1938年8月3日从重庆乘轮船顺长江来到了江津。 陈独秀到了江津之后，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和戴笠经蒋介石允许后，曾提着水果、茅台等礼品微服拜访陈独秀。开始，陈独秀拒不接见。后来，两人找到陈独秀的朋友、也是黄埔军校著名的政治教官高语罕通融，才得以见面。陈独秀表示，自己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但不问政治，也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陈独秀请胡宗南和戴笠转告蒋介石，要好自为之。蒋介石得知陈独秀的答复后说：他还是识大局的。
陈独秀夫妇与祖母及三儿子陈松年妻儿共一家7口生活在一起，陈还有疾病，经常需要看病治疗，陈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比较紧张，除了稿费，主要靠友人馈赠，但国民党人的他大都拒收。他的最稳定的馈赠是“北大同学会”按月捐赠给他生活费。晚期他也有甄别的接受了一些国民党人的馈赠。从心里上，陈是不愿接受别人的馈赠的，何况是国民党的。由于生活的窘迫他也完全是不得已。比如朱家骅先后所赠的三笔款项，分别为1000元、5000元、8000元。在给朱家骅的回信中，陈独秀写道：“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又说，“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可见陈独秀在本心中，是不愿意接受的。凡是对陈独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这种性格，在馈赠时都要想出能够使陈接受的方法和理由。
陈独秀在有生之年，并不知道有些馈赠的钱的真正来源，据现在人考证，朱家骅的馈赠的是国民党官方的钱，蒋介石是同意的。“北大同学会”的按月馈赠也是蒋介石安排的。
1942年5月27日夜，陈独秀由于食物中毒逝世，享年64岁。他的葬礼是江津国民党地方政府操办的，“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学者三四十人，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 当时来的最大的官员是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委段锡朋，段还带来了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赠金。蒋介石赠了一万元，朱家骅五千元、段锡朋、王星拱、陈立夫各两千元，许静仁一万五千元。此外，胡小石、欧阳竟吾、高语罕等人也也表示。收支相抵，尚欠五千零三元，由乡绅邓蟾秋叔侄承担。
有关陈独秀安葬的情况，当时的村民吴元珍说；“埋陈独秀那天，来了好几百人，有当官的，也有大户绅粮。双石乡公所还组织了上百个乡丁来沿途护卫，一路放火炮，点冲天铳。从石墙院到埋陈独秀的‘康庄’要走30来里路，队伍拉了好长好长。陈松年端着遗像走最前头，后面是八人抬的黑漆棺木，衣衾棺木都是白沙的大绅粮邓蟾秋送的。陈太太一路上哭得死去活来，由杨二太太和吴白林的堂客扶着，我们这些当下人的就打起花圈，跟在后头走。陈先生活时我们没觉得他有啥，死了，才晓得他了不起，连县长那么大的官，鞠躬时，还只能站在最后头。”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略知当时隆重的场面。
有人认为陈独秀晚年贫病交加，在凄凉中死去，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陈自己没有稳定收入，且有比较严重的高血压病，这些都不假，但在多方的资助下，他的生活在当时当地应该说还是可以维持小康的水准。有国民党上层的默许，且高官中的朋友也常来看望，加之本人的威望才学，受到地方上的尊重也是理所当然，江津的县长曾多次拜访就很说明问题。可以设想，以当时蒋介石的倾国之权，别说发话，就是暗示一下，陈独秀的日子就好过不了。蒋介石不但不干扰陈的正常生活，还暗中给陈资助。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政见不同，但蒋是尊重陈独秀的为人的。用古人的话说，为惺惺惜惺惺，好汉识英雄。或许有人会说，蒋只不过是要利用陈，这种用意肯定是有的，他曾几次派人劝说陈出来做高官，但都无一例外被陈拒绝了，但蒋并没有因此而对陈加压，反而任其自然。有人或许又会说，因陈社会威望很高，有很多人为陈说情，蒋也要考虑社会舆论。此说也不假。当陈被捕后，社会各界反响很大，《申报》刊出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董仁坚、全增嘏、朱少屏合署的《快邮代电》；傅斯年发表《陈独秀案》一文，说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说情；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烈武等或致电蒋介石或私下奔走，以求从宽处理。国际著名学者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人都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特别是与蒋介石关系非比寻常的张静江、陈果夫亲来说情，对蒋的影响确是不小，但这也不能掩盖蒋本人对陈的特别之情。我们现在看不到蒋对陈独秀过多的褒贬文字，但从他对陈独秀的处理上已经看出了他对陈的态度。
相比之下，中共的某些人对这位建党并是最初的领袖却恨入骨髓，恨不得杀之而后快。且不说他们公开以匪徒称呼，且不说他们在陈被捕后冷嘲热讽，希望国民党杀掉陈，且不说无中生有，大肆发表文章，公开诬陷陈为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就是老毛等人，对陈的态度也十分暧昧。陈出狱后，最想去的是延安，他曾委托罗汉与中共联系，中共对此事非常重视，专门开会研究，1937年10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林伯渠，提出对托派分子的几条原则，并要他转告罗汉。这几条原则是：(一)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侮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二)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1。公开放弃并坚持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实现之后可以再考虑。很多人都据此认为中共是欢迎陈独秀的，重要阻挠的是王明康生。此说值得商榷。那时，正是中共提倡统一抗战之时，欢迎任何人任何党派与中共联合抗战，如果拒绝陈独秀，显然与与其声言相违背。但提出的三个条件，对陈独秀来说，也是相当苛刻的，与陈长期共事的中共领袖们对陈的性情不能不清楚，陈对这样的条件是不会屈从的。果然，在董必武来见陈独秀。提出这三个条件后，陈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再看老毛对陈的态度。在五四时代，毛对陈是相当崇拜，1923年夏到1924年底陈独秀是中共总书记，毛泽东是秘书，他们一起共事一年多，1925年，在陈的同意下，毛泽东当上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在整个从23至25年的合作期间，两人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且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到达延安后，毛曾对前来访问的斯诺说过，胡适，陈独秀对他影响深远的人。并特别提到陈独秀是“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1942年3月30日毛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45年毛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讲“七大”工作方针时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老毛并不否认陈曾在建党时期的功劳，也并不否认他青年时期受到陈的影响，但这并不能表明他欢迎陈到延安，更不表明他没有否定陈的晚年。1955年3月，毛在对《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批语的修改时写道：“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叛徒者，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也。长期以来，一个潜规则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叛徒是众敌之首，陈被按上这样的罪名，如果他还活着，其下场可知。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对毛说：“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果来了。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过来，” 毛回答：“他后来去世了。那个责任也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延安。那时我们提了三个条件，他不能接受。当时我们还不稳固，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现在我们本钱大了……”
历史的是是非非已经离我们远去。当事人都已作古。但陈独秀的晚年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索。人啊，难道仅仅是政见党见的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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