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6周年和建军80周年
陈晓南 李建军 王登科
毛泽东说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同志，不仅在我党，而且在共产国际运动中，都是很引人注意和有很大争议的历史著名人物，也是杰出人物。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的灵堂上有幅挽联云：“伊人去兮事迹犹存，一生功过自有评述”。这幅挽联的含义是何等的深刻啊！所以，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整风时指出：“将来要好好写一写陈独秀的功绩”（《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20日）。据湖南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当代党建》1996年第7期报道，1953年2月20日，毛泽东视察陈独秀的家乡安庆时说：“陈独秀这个人是有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的影响也许比任何人都大，我是他与李大钊那一代人的学生。”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很对！因为只有好好的写清楚陈独秀——我党最早的领导人的功绩，他在天之灵才能愉快、才能清净安乐、才能放心永别儿孙……陈独秀的历史功绩很复杂，万言难尽。他既是中共的首创者，又是被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开除”了党籍的人，世人称之为“开山书记”。但他又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保持了一个中国伟人的民族气节，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斯大林同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造的”。陈独秀同志就是这样的“特殊材料”。被开除了党籍的陈独秀，为了继续走他的民主与科学的政治道路，也曾入错过门，被拥戴当过“托派领袖”。
何谓托派？这要从共产国际运动的复杂性讲起。列宁曾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托洛茨基是俄国人，生于1879年，死于1940年。列宁时代，他任苏共中央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他曾是野心家，想接列宁的位，反对斯大林。因此在“肃反扩大化”中，斯大林领导集团将托洛茨基定为反党反苏维埃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于1927年将其开除党籍。既是这样，斯大林还不解自己心头之恨，不久又将托洛茨基等人驱逐出境。1938年，托洛茨基等人在法国巴黎组建了新的共产党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后来被称之为：第四共产国际。托洛茨基于1940年病逝于墨西哥。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受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影响很深，也曾异口同声地说过：“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毛泽东选集》第146页，1967年版）。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上个世纪的80年代即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时代，“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被平反昭雪了，认为那是一场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悲剧。世界事物无独有偶，1982年2月29日通过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昭雪了刘少奇同志的右倾叛变冤案。这也从根本上为陈独秀同志平了反。因为定陈独秀为右倾投降机会主义时，主要依据就是当年的几千条破枪、土枪不该拱手由刘少奇交给武汉国民党驻军。当时是贺龙的部队，后来实为“自己的队伍”。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贺龙带着“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京剧样板戏唱词）”今年是纪念南昌起义即我军建军80周年的大喜大庆之年，理论界、政治界、文化界等必将会好好写一写这段历史的光辉业绩，我们的文章只是开个头吧。新闻年年有，唯独今年的更稀奇，奇就奇在陈独秀同志人生道路是最具戏剧性、喜剧性、悲剧性、显明性与复杂性……
我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毛泽东说得好：“世界事物是复杂的，共产党员的头脑也应该复杂一点。要多动脑筋想问题，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年代，定名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等。研究建军80周年，不可避免地要研究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举措与光辉业绩。那么，我党的首创者陈独秀在抗日战争中的光辉业绩有哪些呢？也是万言难尽，今天略举几例，作为引子，不当之处，请史学界特别是中共党史学说界领导和专家学者雅正。
“天兵怒气冲霄汉”。抗日战争一开始，共产党、毛泽东就主张联合中华一切爱国人士共同抗日即全民抗战，反对片面抗战。这是我党我军的抗战主张。那么，陈独秀的抗战主张是什么呢？
一、主张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特别是就连曾经杀了他的两个爱儿——延年、乔年的蒋介石，只要抗日，就愿意与他联合起来。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陈独秀同志明确表示：“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作者注：国共第一次合作，也是独秀同志亲自主办的），既然是国家需要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并由此导致独秀同志与托派关系破裂，从此“托派”不“托派”了。因为从这时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严厉地批判了托派中的极左思潮，与时俱进地站到了共产党、毛泽东的抗战路线一边，这是当代的共产党员们，当代的中央领导们，都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不要老是认为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者！
二、宣传中国共产党是有权威的党，是中华民族的领袖。在他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指出：“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了不少错误，但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而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的地位”。
三、拥护和爱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八七”会议后的一个时期内，陈独秀瞧不起红军，认为与正规化、现代化差距太远，战斗力不强……云云。到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对人民武装部队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到底是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过的陈独秀，懂得爱军如命。他说：“南方农民争取土地和反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了，已经不仅仅是过去大革命之余波”。（《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272页）特别是在1932年1月1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明确指出：在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要“联合行动，不加任何形式的阻止与破坏，以便统一我们的力量向阶级敌人进攻。我们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政治形势下，陈独秀还主动向中共中央写信：表示“合作抗日”的愿望，他说过：“任何同志，谁还固执教派精神（作者注：指托派中极左派、顽固派）拒绝合作，他将会在革命之前铸成莫大的罪恶。我们应当提议，马上召开一个联席会议，以决定在群众行动中一致步骤问题，希望你们不要使革命失望”（《红旗》第34期1932年4月1日）。
然而不幸的是，陈独秀的爱党、爱军、爱国主义思想，却遭到了当时控制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王明等“高官”的敌视。他们置当时国际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情况于不顾，把“托派和改组派、江苏耆老、第三党”等中间势力，都打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他们不仅反对和拒绝了陈独秀的提议，甚至还胡说：“妥协派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向我党提出要求联合、开联席会议”。王明一伙人甚至还说：“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左得出奇的王明等人，就这样无限上纲上线，把我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陈独秀打成“反革命的陈独秀”。王明等人的这一恶劣的颠倒是非的极“左”作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是绝对不能也是没有接受的。毛泽东认为是不仅伤害了陈独秀，而且伤害了大多数革命同志。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讲话中严肃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毛泽东选集》1967年版，第901页）这就明显地告诉全党：陈独秀是犯的一次大的骄傲的错误，决不是“反革命的机会主义”。毛泽东还评论过：“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毛泽东选集》1967年版，第891—892页）
四、坚决支持和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也是抗战胜利的生命。陈独秀说：“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共产党主张抗战并不是为了帮助国民党政权，而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并在抗战过程中壮大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人民的政权”。这些表现为共产党领袖的言论，连当时资产阶级代言人也惊叹：“中国社会的领袖，能够真诚信念，不变节，不改话，言行始终一致的，能找得几个？我们希望大家应当成全陈独秀才对！”
当时中国的托派组织很复杂，表现出是理论上极左，行动上极右；战略上极左，策略上极右的怪胎组织。周恩来曾经对这个组织有过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我可以大约将这个组织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陈独秀属之；一派是和第四国际直接发生关系的；一派是转到其他方面活动的分子；一派是受了拉迪克影响的孙大学生”。（《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第44页）这就不难看出，周恩来代表党指出了陈独秀等人与其他托派分子不同，表明了党对陈独秀正确抗日主张的肯定。这里还必须澄清一下党史事实的是：陈独秀在1927年并不很右倾，而是很稳重很老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伟大领袖。定陈独秀为右倾机会主义时，除了当时的共产党国际领导机关的领导人如斯大林等很“左”外，中共党内的高层领导人员如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毛泽东、向忠发（后叛党）等，当时都很“左”。左势力对陈独秀就压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特别是周恩来当时还亲自参与撤销过毛泽东红军总政委之职……左得出奇呀！（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直到长征路上，周恩来自觉纠正了自己左倾错误，积极拥护和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直到1976年元月8日逝世为止……
五、无情地猛烈地批判托派中的极左思潮。正因为如此，托派极左分子攻击“陈独秀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陈独秀针锋相对的驳斥：“在此次反日运动中，我们内部由讨论抗日救国的口号，进而讨论到我们在宣传鼓动中可否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我以为名词是次要的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战略上应不应该参加并领导爱国运动，这必须切实的讨论，必须明确的决定，否则模棱两可的概念，会把同志们送到迷宫中去”。陈独秀认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担负民族解放的任务。因此，领导中国的民族运动以至完成的民族解放，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不能看着是别的阶级的任务，更不应对之加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嘲笑，这种嘲笑之结果，没有别的，只有把自己的任务和民族领袖的地位拱手让诸别的阶级。陈独秀还指出：“还有一些同志，一般说来，并不根本反对民主民族的口号，可是对于某些具体的名词如‘救国’、‘爱国’，甚至于‘民族主义’，也要放点冷箭，以为这些名词都含有毒素。这在根本观点上至少是接近极左派的立场，否则便是没有立场”。
综上所述，陈独秀对托派中极左分子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有力否定，因为极左派思潮来源根于“托氏”。在抗日战争期间，托派提出两个“打倒”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问题》372页）这正是根据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旨意所为。国际托派明确指示中国的托派：“在这次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我们无需要存丝毫幻想”。（《中国革命问题》351页）陈独秀主张：“此次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能看着是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应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陈独秀对托派中极左派的这些切齿痛恨的话，确实把托派中的极左分子不光彩的一面淋漓尽致地披露出来暴光了。使托派极左分子在抗日战争中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总而言之，从抗日战争的总个时期来分析，陈独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武装力量是无限热爱和拥护的，是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的；对托派中极左分子的批判是最有力的，对推动全面抗战，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从几万人发展到120万人的强大队伍，陈独秀的贡献也是有一份，而且是重要的一份！陈独秀的功绩是应该好好写一写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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