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小曼 《中华读书报》1999年8月19日“文史天地”
编者按：（据人民网） 张西曼(1895-1949)又名百禄。湖南长沙人。京师大学堂肄业。早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到海参崴，入帝俄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学习。1914年回国，1919年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曾任北京大学俄文专修科教员。1925年在北京创办中俄大学。1927年参加筹备成立武昌中山大学，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学院院长、俄文法政学系主任。1928年起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行政院新疆建设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1935年在南京发起创建中苏文化协会，任常务理事。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5年初在重庆创办《民主与科学》杂志。抗战胜利后，任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理事长、九三学社理事、中央大学教授。1948年底到中原解放区，后到北平参加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并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张西曼与陈独秀是近代史上两位赫赫有名的革命者：张西曼是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中国共产党第一届至第五届的总书记。张西曼1919年7月从苏联回国，就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编目员。当张西曼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大学共同组建“社会主义研究会”时就开始了与陈独秀的友谊。张西曼不仅曾与陈独秀并肩战斗，在陈独秀被国民党关进监狱时奋力营救，还曾挺身而出为陈独秀辩诬，那是61年前的一段往事。
1938年3月16日，在武汉《大公报》上刊登了一篇《来函照登》，傅汝霖、高一涵、王星拱、梁寒操、张西曼、林庚白等9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发表声明，谈到《解放》、《群众》及《新华日报》等报刊近一段时期以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认为“此事殊出于情理之外”，是“莫须有之诬蔑”，并说“为正义，为友谊，均难默缄，特此代为表白”。当时被党内野心家康生及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王明把持的《新华日报》随后发表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抨击党外人士为陈独秀辩诬的行为。
3月17日林庚白先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来函照登》，说明自己对前篇声明曾“提出修正文句，乃顷读该函，并未更易一字……”，因此林先生表示“本人于该函之内容，完全不能同意，应不负任何责任！”同日《新华日报》发表《再论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的文章，说：“我们对林先生这种政治家的风范，深表敬意！这种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之态度，足为全国青年之模范。”大力赞扬了林庚白先生声明对该信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
按说陈独秀是否受屈与张西曼个人并无私人利害关系在内，林庚白与张西曼历来是好朋友，但在对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发表声明以后是否继续坚持自己观点的问题上所持的却是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生坚持真理、敢于见义勇为的张西曼不识时务地在18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了一篇《来函照登》，首先说明“我那时就慨然提笔签署，不过还曾要求过将内容酌加修改”的情况，但紧接着张西曼就再次严正声明表示继续坚持为陈独秀辩诬的立场，张西曼写道：“我为什么敢负责为独秀先生辩护呢？就因为在他出狱后，作过数度的访问。”张西曼坚持认为陈独秀“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和对我所创中苏文化协会的伟大使命以及中苏两友邦联合肃清东方海盗的热烈期望中，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并诚恳地表示“在各种革命和救国力量集中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奋斗救亡的现阶段中，自然是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除证据确凿的汉奸巨恶应由国家法律和民众力量痛加制裁外，断然要力求避免一切无谓摩擦和误会，方可群策群力应付时代危机。现在倭寇已囊括我资源富庶的十省，民众的牺牲痛苦早非人境，分化宰割，大难日殷，我们一般许身国事的志士，应该痛定思痛，互相谅解，认清敌友，待罪图功。万不能稍存意气，重蹈以往覆辙，骨肉相残，殃民祸国。”
可惜张西曼的肺腑之言并不能被一生以整人出名的康生理解和采纳，他继续挥舞极“左”的大棒打击一切敢于反抗他淫威的人。康生、王明控制的《新华日报》在同年3月19日发表短评《不容含糊和小心上当！》，点名抨击张西曼，并要求张西曼“我们很希望张先生对此问题能重新加以考虑和表示”。其实张西曼的态度毫不含糊，他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是对诬指陈独秀为“汉奸”的人的忠告。但康生的愿望落空了。不为威服、不为利屈的张西曼却宁肯受打击，也不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为人的操守。
这段被歪曲的历史在1949年7月张西曼逝世之后仍然余波未尽，郭沫若先生五十年代出版的《洪波曲》一书中对武汉时期的“托派汉奸” 问题就有明确的记载，郭先生再次重申了1938年《新华日报》的观点。
但历史是公正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这桩公案过去已经一个花甲之年，它已经有了确实的答案，真理在张西曼一边。陈独秀根本不是什么汉奸，而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王明、康生则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张西曼当时不可能了解三十年代在数千里之外的苏联国土上发生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叛国案” 也是一桩天大的冤案，但所幸的是张西曼对于身边发生的陈独秀的这桩冤案能够作到明辨是非、仗义直言，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1992年，原《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同志在《报人生活杂忆》一书中沉痛地回忆了这段往事，他写道：“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材料证明陈独秀是一个降敌叛国的汉奸。可是，在抗战初期，王明、康生从苏联一回来，就通过作报告、写文章，声色俱厉地指斥陈独秀是领取日本津帖、破坏抗战的汉奸。当时，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新华日报》上突然宣布陈独秀是汉奸，引起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疑虑和不安。就连张西曼教授这样的靠近我党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都对这种武断的作法表示了不满。一些学者联名写信，要求澄清事实，王明不但不允许报纸发表这些信件，并且以评论的形式对此提出责难，伤害了这些朋友的感情。后来，还是周恩来同志在十分困难的局面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减轻了这起事件给党造成的损失。”
1998年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朱宗震研究员在整理黄炎培先生日记时发现黄先生在1949年8月2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以下一段文字：
平生只有主张正义，绝不计较利害。待友好热肠如火，其与所否，则冻若冰霜。甚早接受最新学说，迨此学说大行，而先生遽逝。然既及见大行，则复有何遗憾？
题亡友张西曼永念集 受其夫人魏希昭之属 西曼1949年七月十日殁于北平
张西曼仗义执言为陈独秀辩诬的行为，也正是黄炎培先生所赞扬张西曼的“平生只有主张正义，绝不计较利害”的生动写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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