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共合作”政策的转变及陈独秀的个人思考
作者：冰云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诸领袖中，最早思考“国共合作”问题的是列宁。早在思考东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时候，列宁就萌生了希望东方各国革命党派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想法。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在接见中共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时关切地询问道：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1〕然而，无论是列宁的理论思考，还是他通过国共两党的代表询问两党合作的可能性，传达的只是他对一向不被重视的落后的东方世界的关注和标示着他突破马克思主义传统教义，提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观点而已——他并没有为中共提出建立国共合作联盟的具体方式和步骤。
被派遣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则是最早将列宁的观点具体化并付诸实践的人。
1921年12月，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在桂林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会晤的马林向前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尽管此时的孙中山先生对于和苏联建立密切的官方联系心存顾忌，对于和不足百人的中共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也不予以重视，但双方的会谈气氛却颇为友好，思想上也不乏共同点。随后，在中共党员张太雷（担任翻译）的陪同下，马林对中国的桂林、广州等南方城市作了一番考察，在考察过程中，通过与国民党领导人张继、陈炯明等人的接触和会谈，马林对作为革命政党的国民党非常满意，尤其是他得出的国民党是一个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和工人四类成员组成的多阶级联盟式的政党的结论更坚定了他促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决心。〔2〕
1922年2月7日，带着考察结论的马林回到了上海，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以当时的陈独秀及其他中共领袖的思想状况来说，马林的建议引起陈独秀等人感情上的强烈不满，并且被毫不犹豫地否决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很自然地倾向于不妥协，较少倾向于机会主义（托洛茨基语）。”〔3〕作为马克思主义真诚信仰者的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正是出于对资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民主革命中表现出的软弱、投机和苟且行为的失望和否定，才义无返顾地踏上了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而如今，马林竟然建议年轻的共产党加入与他们的思想信仰格格不入国民党，更何况这是一个在他们眼里已经趋向没落的政党。〔4〕
进一步而言，陈独秀对马林提出的似乎不伦不类的合作方式的反对，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前辈谆谆教导的不与资产阶级政党同流合污的原则的固守外，更多的是凭借自己的政治直觉以及对国民党性质的深刻认识。与国民党许多上层人物十几年的并非泛泛之交的往来让他对国民党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等”。〔5〕陈独秀警惕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被这个家长制领导味极重的团体束缚住了手脚，从而丧失自己的战斗锐气,甚至会在无形中被熔化到了组织涣散的国民党中——那将是得不偿失。
但无论如何，国共两党之间是否需要建立合作以及以何种方式合作已经作为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摆在了中共党人的面前。
1922年4月，陈独秀代表中共向吴延康（维经斯基）写信阐述了中共对加入国民党这种合作方式的反对意见：
吴延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兼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想来对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并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议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望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6〕
年轻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所尊奉的自以为博大精深的“三民主义”向来不以为然，而他们对国民党依赖军阀却每每被军阀所利用的所谓革命策略更是不敢恭维。即使是促进中国革命蓬勃发展的堂皇理由也无法让他们改变初衷，从而卷起自己的旗帜栖身到在他们看来已经被历史淘汰的国民党中去。在这六条建议中，陈独秀还考虑到即使中共同意采取马林的策略，也可能遭遇一厢情愿的困窘——当时的孙中山先生还没有遭到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打击，他正雄心勃勃地筹划着凭借广东积蓄的武装实力出师北伐，从而完成他梦寐以求的统一中国的未竟大业。沐浴在一帆风顺的幻想中的孙中山并不觉得没有中共的扶持他的北伐大业会有怎样的缺陷或是怎样的艰辛（至于孙中山先生积极地邀请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则是后来的事情，是孙中山先生走投无路，痛定思痛后的变通之计）。
在1922年前后，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奔波在中国政要之间的马林对中共还不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被陈独秀否定了建议的马林于4月24日垂头丧气地返回了莫斯科，企图为自己的政治规划的实现寻求更强大更有权威的政治支柱——共产国际。而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写信给维经斯基的目的恰恰也是希望共产国际能够否决掉马林这个在他们眼里无异于天方夜谭般的合作计划。
双方都期待着共产国际这个神圣而英明的法官能够作出公正的裁决。
1922年7月11日，回到莫斯科的马林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上海“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但却没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了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马林在报告中高度评价国民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他的党的领导者们在广州支持工会，在罢工中常站在工人一边”，“国民党与罢工工人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致在广州、香港、汕头三地竟有一万两千名海员加入国民党”。在热情颂扬国民党政治上的进步性和强大的实力的同时，马林却极力强调中共思想上的落后及其与实际政治运动的隔膜和微不足道的政治能量。他指出：“广州的共产主义团体却不和罢工工人联系，也不支持罢工”，他甚至说中国共产党“仍然作为一个宣传团体更好一些。”“由于共产党只能非法地进行工作，所以没有显著的成就。”〔7〕
这是一份影响深远的报告。马林综合以往革命经验和他在中国的考察成果而得出的一系列结论无疑是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策略的唯一来源于实际生活的生动信息源泉。而马林对中共毫不掩饰的轻视态度自然也会相当深刻地印在对遥远的中国缺乏了解的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头脑中；更为重要的是，马林那份充满考察资料的报告对共产国际领导人梦寐以求的尽快在东方引发连锁革命反映的心态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使得对中国革命有着更深远筹划的共产国际不敢将完成中国革命的赌注押在微不足道的中共身上。
翘首企盼的共产党人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的是一个让他们失望但又不得不顺从的结论。7月18日，共产国际决定采纳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到国民党中进行政治活动的”合作方式，尽管同时也强调“党则不需要放弃独立”。〔8〕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的共产国际仅仅凭借肤浅的一面之词就大胆地制定着中国革命的宏伟策略。这和在远离尘嚣的书斋中绘制天才蓝图是同样的荒谬和可悲。但是在当时却似乎没有人看到这其中掩藏的危害和后果的不堪设想。共产国际在决议里向年轻的共产党人指示道：
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9〕
马林，这位让几乎所有共产党领袖感到不愉快的人，也因为共产国际决议中的条款而在陡然间提升了说话的分量：“所有的工作必须在菲利普同志（即马林—引者）紧密联系下进行。”〔10〕从此，马林在中国共产党人眼里就不仅仅是一位值得尊敬、却又极难相处的革命家，也不是一个被中国共产党放置在顾问角色的共产国际特使，而是代表着无数共产党人崇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绝对权威——共产国际。
陈独秀断然否决了马林提出的在共产党人眼里无疑是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中去的合作方式。但是，陈独秀和其它共产党人并不是一味孤傲地强调自己与国民党之间不可逾越的阶级沟壑。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的方式虽然遭到了陈独秀等人的抵制和拒绝，但马林的建议无疑是陈独秀积极投身国共合作策略制定的不可或缺的催化剂。而且，对陈独秀而言，同意与国民党实现合作却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也不仅仅是共产国际理论引导和纪律的压服的结果（尽管这是一个重要的外界推动力），而且还有他长期思想发展的因素存在。
早在刚刚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1920年, 陈独秀就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敏锐地感觉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严重滞后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主要指工人阶级)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相当幼稚和孱弱的。因为大多数的工人所追求的还只是“待遇改良”，而不是“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等政治愿望。〔11〕陈独秀在1920年的《劳动者的觉悟》一文中流露出的对营养不良的中国劳动者实力崛起的迫切呼唤，抑或包含着淡淡的失望情绪：
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的有用，贵重。
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两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的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象日本和中国，还不过是第一步。〔12〕
陈独秀承认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和弱小，无疑显示了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实事求是的气质。但越是接受这样的事实，就越是将陈独秀和中共推向进退两难的境地：承认无产阶级数量上的弱小和政治上的蒙昧，就意味着得进一步承认中共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政治早产儿的事实，就意味着中共在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的时机和条件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但是，只要陈独秀没有怀疑共产主义理想的合理性，他就不绝对不愿意承认并接受这样的惨酷结论。正是在对共产主义理想笃信不移的力量的支撑下，陈独秀一心渴望的就是如何促进中共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冷静地扫描中国政坛，开始重新评估其它党派的力量和作用，以及重新定位中共与他们的政治关系：
劳动运动最终目的，自然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但在这力量未充分的时期，便不得不采取各种和劳动界战斗力相应的战略，这应该是注重实际运动的人所了解的。劳动者在自己阶级（即无产劳动阶级）没有完全力量建立革命的政府以前，对于别的阶级反抗封建式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助；因为援助这种革命党派成功了，劳动者即少可以得着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的自由，这几种自由是劳动运动重要的基础。〔13〕
平心而论，陈独秀的这种见解与后来的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的理论相比自然还相差甚远。但是，陈独秀对其他政党区分对待的态度不仅与中共“一大”纲领中否定其它党派的见解相比高出一筹，并且与后来倡导的建立“民主革命势力联合战线”的理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
但是，在马林明确地提出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之前，陈独秀对“民主革命势力联合战线”的倡导更多的只是纸上谈兵的呼吁，他并没有费大力气去付诸实践、而他的认识也是含糊、肤浅的。直到马林遭到中共的抵制垂头丧气地返回莫斯科之后，陈独秀才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将国共合作推向实质性阶段。
古语有云：“先发制人，后发则受制于人”。既然已经承认了国共实行合作是谁也无法阻碍的趋势，那么，只有变“被动”为“主动”才会为自己的政党在将来的联盟中赢得进退自如的主动权和优势地位。正因为如此，陈独秀开始从积极的方面重新认识并定位国民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价值：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是国内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中最具革命性的组织，那么共产党就不应该蒙住眼睛忽视它的存在，并且援助民主派的革命是中共不容推卸的责任。
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陈独秀从没放松自己领导的政党追求的目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他只是将中共参加国民革命当作不得不参加的革命（尽管也鼓励中共积极参与），而将革命的重点一直放在第二阶段——即国民革命胜利后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阶段上。因此，国民革命在他眼里无论多么具有革命性，无论多么不可逾越，但也只不过是为无产阶级革命积蓄力量的前奏曲而已。而且在合作的方式上，他坚持的仍是在两党平等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建立合作联盟。
甚至到了1922年5月，陈独秀在发表的《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一文中表达的观点仍旧是将与其它党派（不仅仅是国民党）的合作界定在“结成一个联合战线”的程度上。他说道：
在这样的世界趋势及中国劳动运动极幼稚的现状之下，中国共产党应该本诸党义，对于劳动运动，比他党加倍的努力，自负的努力；同时又应该理解在目前中国劳动运动第一战线上，与他党真心做劳动运动者有同一的目的。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它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的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14〕
陈独秀是思想敏锐灵活的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墨守陈规的教条主义者。作为中共领袖的他对建立革命联盟思想的阐述既是自己原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并且也吸收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的某些内容。然而，他这些观点显然无法让共产国际满意，因为陈独秀的观点在1922年8月的“西湖会议”以前也仅仅是发展到这一步而已。陈独秀对中国无产阶级幼稚性的估计以及对建立革命联盟的重视并不能使这样的结论在他的头脑里显得水到渠成：赞成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就意味着赞同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而推动国共合作，使革命阵营的力量得到统一和加强。
客观地讲，在中共高层领袖之中完全反对国共两党以任何形式建立联盟的不知变通的花岗岩脑袋寥寥可数。大部分中共党员都客观地承认国民党是中共运筹中国革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盟友，他们绝对没有把国民党驱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的偏激。但在中共党员心目中的合作却是建立在双方平等基础之上的并非中共单方面牺牲“独立自主”原则的党外联合方式。他们坚持在这种合作中两党至少要平起平坐——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开展工作，或多或少损害了共产党人的阶级优越感和限制了中共开展政治活动的独立性。陈独秀“在党内有绝对的威权，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威权”，〔15〕因此，他的反对意见只不过是中共党内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情绪的代表罢了。
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几乎是在共产国际以纪律的压服，理论的论证不断影响共产党政策的结果。从中共“二大”到“西湖会议”，从共产国际“四大”到中共“三大”，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影响、推动下，一步步走上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的道路痕迹。无论当时的陈独秀及其它中共领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多么的反感，进行过多少次的抵制，但他们在最后却还是将共产国际的意志转化为自己党的政策（尽管内心是充满矛盾和困惑的），并且在实际政治活动中予以贯彻。
更何况，陈独秀等人在最初根本就不会预料到国共合作会以那样悲惨的结果落下帷幕。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共产国际，都没有预测到国共合作的路途中竟然布满那么多的荆棘，甚至是那么多的毒刺。在他们的头脑里之所以会形成如此天真的想法，是出于这样的一种想法，即：国民党毕竟是一个拥有无数赤诚的革命家的革命政党，而居心叵测、追名逐利的投机分子的破坏终究难成气候，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国民党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领袖孙中山是“国共合作”政策的最热忱的支持者，这样的定心丸足以让他们在认清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之前对国共合作充满信心。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强调：中共——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将“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作为最终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这份宣言也指出，在现阶段“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时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16〕
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中共破天荒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分为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政治方略。而中共在国民革命阶段：“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一）消除内乱，打到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17〕
这份宣言为中共与其他党派建立合作关系从理论上做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诠释。
中共“二大”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这份文件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这次大会事实上对于“国共合作”肯定并寄希望的仍旧是党外联盟的模式，并且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具体主张：
（A）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B）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的左派联盟。（C）在全国各诚实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工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成“民主主义大同盟”。〔18〕
这份议决案很清楚地表明，中共此时设计的 “民主联合战线”的合作对象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国民党，更不是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是建立一种包括一切进步的革命团体的民主革命的“大联盟”。而且，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对其他党团杂芜的阶级成分的警惕使得共产党不愿放弃保持自己党派独立性的权利。大会的决议谆谆告诫全党：“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和援助，绝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19〕
这表明，此时中共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更渴望坚守自己的原则，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运筹中国的革命。不过客观地讲，以中共当时的人数和政治影响力而言，这样的提议多少有些一厢情愿的色彩。因为无论是以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领袖自居的孙中山先生，还是国民党内的其他领袖，甚至一心督促国共建立合作关系的马林，都不可能接受中共提出的建立各党派平等联合的革命大同盟的主张。事实上也恰恰如此：“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20〕
在中共“二大”上还通过了一份对中共命运影响深远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这份决议案指出：“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21〕
这份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正式的上下级关系。此后，共产国际对中共不再是一个出于共同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之下的义务援助者的身份，而是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的对中共有纪律约束力的上级领导者。中共对它通过的各种决议也有了必须执行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与马林带回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上的分歧使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难遂心愿。一心想将中国共产党推进国民党组织里以达到其认为的团结革命力量目的马林批评中共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22〕带着共产国际下达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工作必须在菲利普（斯内夫利特）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23〕指示的马林返回中国后底气十足地有了与中国共产党对抗的资本。迫于无奈的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在西湖又举行了一次在国共合作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西湖会议。
参加西湖会议的中共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张太雷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通过自己在中国的一系列“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和通过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高层领袖的接触、会谈而对国民党产生的强烈的好感。正是凭借这种经验，马林在西湖会议上“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造这一党推动革命。”〔24〕据陈独秀后来回忆；“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大钊），张特立（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25〕张国焘与蔡和森认为和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而加入国民党无疑有与资产阶级混合而丧失中共独立性的危险。他们提议“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以比中共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共并不是要与国民党来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26〕
马林对国共合作的大力支持最主要的论据似乎就是国共两党政治实力上的悬殊——对于以推动中国实际政治斗争为己任的马林来说，实力的强弱无疑是最重要的。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理想对于此时的势单力薄的中共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的天方夜谭。相比之下，对中国现实和政治运作有透彻了解中共党员对国共合作问题考虑的则要比马林多得多，并且也深刻得多：国共两党信奉的政治理论存在巨大的差异，对党内合作混淆组织上独立性必然引发一系列不必要的争权夺利斗争的忧虑，对国民党历史上屡次出现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操守的质疑和不信任情绪；对这个松散的，战斗锐气几乎消磨殆尽的政党的鄙弃。这种种情绪都并非杞人忧天似的神经过敏或是纯粹出于对异己政党的偏见——这些全都为后来国民革命中的惨酷争斗和悲惨的结果所验证。但是，既然中共已经接受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么，当马林以共产国际的指示向中共施压的时候，他们就唯有服从纪律，被迫接受。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会议上陈独秀的态度转变上，据参加会议的张国焘回忆：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的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先生还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他着重指出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膜，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27〕
建党后的陈独秀自觉地收敛起了自己暴躁而桀傲不驯的个性，他努力做一个恪守纪律的共产党员。因为在他此时的头脑中，身体力行地遵守组织的纪律才是保证自己的事业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西湖会议证明，陈独秀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但陈独秀的服从也使得他那“是李卜克内西与贝贝尔型的真诚革命者，有经验的，具有敏锐而正确的观察力的，但没有系统化的意见”〔28〕的弱点暴露无疑。他对自己参与筹划的中国民主革命在头脑中并没有酝酿出一个有步骤的清晰蓝图，他对国共合作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事件保持着清醒的判断力，但却缺乏一种凌空鸟瞰式的缜密系统的理论的指导。他对国共合作的方式自始至终有种基于经验和直觉的抵触和不理解，但本质上他并没有形成支持他矛盾而困惑的见解的充分的理由。尤其是当共产国际以权威的身份捧出一套言之确凿的“国民革命论”时，他更是在动摇和怀疑中向共产国际的政策屈服了，靠拢了，因此，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指令的服从并非纯粹出于铁的纪律的压制，而是一种被动式的理解和接受。
尽管中共诸领袖在共产国际指令的约束下通过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但是，国共合作毕竟是两个党派之间的事情。从某种角度来说，更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国民党对合作的态度甚至比中共的态度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在最初并不见得比中共更加积极。
而孙中山先生此时遭遇的劫难——孙中山先生和陈炯明的反目成仇——恰恰为国民党接受 “国共合作”政策提供了一个契机。
陈炯明是当时国民党内屈指可数的掌握军权的实力派人物。因此，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倚重远远超出了其他国民党领袖。而陈炯明控制的广东省不仅是失意的、偏居一隅的国民党积蓄实力，再次发起革命的大本营，而且也是缺乏财政来源的国民党的经济支柱。但是，孙、陈两人因政治见解的分歧而产生的矛盾却也是越来越突出了：孙中山一直以积蓄力量，出师北伐统一中国相号召，而陈炯明则更倾心于“联省自治”。两人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所部4000余人围攻观音山总统府，炮轰孙中山先生住所。孙中山先生在慌乱中避难永丰舰。在永丰舰上，孙中山先生通过陈友仁先生之口向在中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传达了自己态度的转变：“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29〕
8月14日，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先生打击极大，这个一生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革命先驱沉痛地回忆道：“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具其阴毒凶狠，几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上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30〕
而就在孙中山先生陷入孤立绝望的困境的时候，中共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拜访了孙中山先生。中共在他落难时的真诚支持让孙先生大为感动。他“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31〕
公平地讲，最初的陈独秀等中共领袖对“国共合作”无疑是抱着真诚的态度。最能表明陈独秀对“国共合作”态度的事件就是他对领导广东党组织的谭平山、陈公博继续支持陈炯明的行为的严厉处分。
广东的中共组织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成立以后就在谭平山、陈公博等人的领导下，一直都在与陈炯明进行合作，并且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因此，当陈独秀以党的名义发出的反对陈炯明的指示传到了他们面前时，他们无法接受党的政策过于突兀的转变——更何况此时的中共党员还没有在铁的纪律制裁下养成驯服的习惯。因此，他们继续在他们主持的《广东群报》上发表支持陈炯明的文章。为了贯彻已经确立的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以及显示中共对合作的诚意，陈独秀对不顾党纪警告，继续支持陈炯明的谭平山等人立即予以纪律的制裁——陈公博甚至还因此离开了中共。
经过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袖的轮番商讨之后，孙中山先生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党人加入国民党。此后，孙中山委托张继先生等人与国民党在上海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1922年9月初，经张继介绍，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先生等人正式加入了国民党。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先生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的九名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与此同时，他同时还任命与吴佩孚来往较多的李大钊先生和张继一起担任同吴佩孚联络的代表。当李大钊先生坦诚地向孙中山先生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的情况时，孙中山先生明确表示：“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32〕两位领袖的坦诚相待（尽管不乏政治利害的权衡）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开创了一个顺遂的局面。
至此，国共两党在共产国际、国民党及中共诸方的努力促成下终于迈进入了实质性的合作阶段。
无可否认，在中共的政策从抵制“国共党内合作”到“暂时支持国民党”的转变过程中，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沾染着浓厚的为了寻找支撑共产国际灌输到他头脑里的政治观点而搜集证据的被动色彩。但是，这些似乎搜肠刮肚得来的论据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说服了陈独秀，并且转变成了经过他头脑过滤过的个人观点。在国共党内合作的政策确定后，陈独秀以他在党内的权威引导着中共将主要精力放在推动国共合作联盟的建立方面。
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引经据典的理论阐述和铁的纪律钳制下接受了国共党内合作作为中国革命的策略，这同时也意味着陈独秀等中共党人不仅要学会彻底抛弃那种无论是在共产国际，还是在国民党人眼里都是过分夸大中共及无产阶级实力和先进性的说教——强调中共的优越性是很多共产党人长时间以来的真实想法。更为重要的是，陈独秀还必须为迫在眉睫的国共合作创造出雄辩而合乎时宜的理论上的解释——这样才能让心不在焉的形形色色的革命家信心百倍地投身革命斗争而毫无怨言，并且让苛刻的国共合作的批评者不会将这种合作庸俗地理解为不得志的政客们苟延残喘的权宜之计。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陈独秀迅速地修正了西湖会议上“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33〕的观点。但是，考虑到陈独秀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国民党的态度就发生了如此让人不可思议的变化，我们有理由对他的思想转变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对一个思想成熟的政治家来说，如果没有大事变的刺激或重要因素的推动这样的转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当时的陈独秀来说，促使陈独秀的思想迅速转变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共产国际在背后的推动。因此，我觉得陈独秀态度的变化出于策略方面考虑（极力推动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未必是陈独秀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在国共合作初期对改造国民党的特别强调就是明证）的意义远远大于反映他的真实思想（起码在最初一段时间是这样）。
1922年9月20日（距“西湖会议”不到一个月），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二期上发表了《国民党是什么》一文，这篇文章对国民党的性质做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判断：
从中国国民党员分子说起来，知识者（旧时所谓士大夫，现在的职业是议员，律师，新闻记者，教员，官吏，军人等）居半数以上，华侨及广东工人约占十之二三，小资本家约十之一，无职业者约十之一。
照以上两点分析研究的结果，再参看他十几年来革命的历史，我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党纲所要求的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34〕
客观地讲，陈独秀这种仅仅从国民党党员的成分上就判定国民党并不是一个仅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的理由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判断一个政党性质并不能仅仅以其构成成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党的基层（哪怕是农民、工人占绝大数）成员在大多数时候并不能左右党的决策。居于权力中枢的政党领袖的个人意志对政党的决策的支配作用让底层群众的作用黯然失色。而国际、国内瞬息变化的政治局势，政党领袖的个人性格、修养、道德，这些无一不是影响一个政党走向的重要因素。考虑到对国民党的定性未必是陈独秀当时的真实想法，因此我不愿也觉得没必要对陈独秀的观点提出过分苛刻的批评。
尽管陈独秀等人开始大力鼓吹“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陈独秀（包括一大批共产党人）此时并不认为加入并支持国民党就是他们政治上追求的最终目标。在两党合作之初，陈独秀对这一点的坚守似乎比对推动“国共合作”更加饱含热情。既然已经皈依共产主义，那么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就成为他们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而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革命则不过是暂时性的权宜之计——既然国民革命是实现共产主义不可逾越的一段险途，那么，辅助国民党尽力完成国民革命在他们看来不仅与自己的最终目标并无冲突。“我们必须明白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目前也只有这各阶级群起的国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贪图超越可能的空想，实际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动丰富起来，以应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国的革命事业上是怠工，而且阻碍了世界革命之机运。”〔35〕陈独秀的观点可代表一大批中共党员的真实想法。
中共党人纷纷加入了国民党，但是，自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高人一筹的中共党人大多数在内心无论是对国民党组织，还是对作为国民党理论思想的三民主义，不仅无好感，而且心存鄙夷。他们一直认为作为担负中国革命领导事业的政党，国民党是绝对不称职的。因此，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国民党就成为他们加入国民党后的当务之急。陈独秀的观点很典型地代表了共产党内部的这种情绪：
中国国民党当然还不是一个很好的党，因为这个党里还存在许多旧思想，但这个党已有多年历史；其中有许多革命人士……因此我们应该扩大和改组国民党……目前，国民党虽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但我们应该将群众吸引到国民党里来，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党并且还要改善（实为改造——引者）这个党。〔36〕
在最后，我觉得有必要针对“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强调一点。“国共合作”后来以疯狂、血腥的杀戮落下帷幕使得许多人在事后对这种政策提出了质疑，甚至将中共的惨败完全归咎于这一政策本身。但是，如果细细回顾、琢磨“国共合作”中的一幕幕场景，我们就应该感到，将责任仅仅归咎于“国共合作”这一政策本身似乎过于简单了。事实上，“国共合作”不仅让国民党在长期的沉沦、不得志后再次成为中国政坛上独一无二的政治巨人，也使得中共迅速崛起，成为让其它党派不敢忽略的政治势力。因此我觉得，导致中共在“国共合作”中最终不仅没有为自己赚取更加有利的政治资本，反倒遭到残酷杀戮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党内合作政策本身（因此，我们似乎也不能将罪过归咎于党内合作模式的“始作俑者”马林身上——尽管他的思路和观点并不总是那么切合中国政治的实际情况）。中共的惨遭杀戮和溃败的原因还在于中共（说共产国际似乎更加恰当）没有把握住结束这种合作模式的时机，并且在关键时候完全被对中国实际并不总是了如指掌的共产国际（通过其在中国的代表）牵着鼻子走，更何况在国共两党合作初期，尽管两党党内都有不绝如缕的反对声浪，但是两党携手，共同革命毕竟还是起支配作用的政策。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说：“如果它（指中共——引者）在1922年和1923年选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联合，它可能干得更糟；如果它较早地为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会干得更好。”〔37〕
注释：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198页；
（2）马林在中国考察的结果，以及他对国共两党政治实力、性质的评估基本上都体现在了他1922年7月提交给共产国际的那份报告中；
（3）王凡西译、唐宝林编：《托洛茨基给伊罗生的四封信》，《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3集，转引自唐宝林：《求真集》，第209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据马林后来会议：“我曾向我们的同志建议放弃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党则不需要放弃独立。……但是我们的同志反对这种意见。只要他们不敢和国民党联合，这些小团体开展宣传工作的前景。” 见马林：《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0——2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12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6）陈独秀：《陈独秀致吴延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31—3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7）马林：《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15、16、17、13页；
（8）马林：《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0——21页；
（9）《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转引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2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转引自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上），第8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陈独秀：《劳动者的觉悟》，《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136页；
（12）同上；
（13）陈独秀：《告做劳动运动的人》，《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362页；
（14）陈独秀：《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366页；
（15）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第125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6）《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转引自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第4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7）同上书，第46页；
（18）《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6页；
（19）同上书，第65页；
（20）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87页；
（21）《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2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38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23）《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24）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87页；
（25）同上；
（2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42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27）同上书，第242—243页；
（28）王文元：《托洛茨基与陈独秀》，转引自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第2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9）达林：《达林回忆录》，第1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30）孙中山：《致国民党书》，《孙中山选集》；
（3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48页；
（32）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转引自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
（3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42—243页；
（34）陈独秀：《国民党是什么》，《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391—392页；
（35）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567页；
（36）《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辑，第262页；
（37）费正清、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0章 ，《1927年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统一战线内的紧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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