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933年，一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爆发，从美国、欧洲到日本，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笼罩在大萧条阴影下的西方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传统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感到绝望，普遍向另一个方向张望，向苏维埃俄国和纳粹德国投去艳羡的目光。
要自由还是要面包？它成了一代人不能回避和坦率讨论的问题。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陷入一场空前的危机。
在这个人类文明的大灾难时代，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师陈独秀，在极端落魄的生活境况下，勉撑病体，发出最后的呼喊，捍卫民主政治的价值，为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中国奋力挽留一线生机。
统制经济的魔力 极权主义的狼吻
1933年，华尔街股市崩溃，美国所有的银行都关了门，工厂停工，货品滞压，失业人数高达1000万。记者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这样描写当年美国的街景：
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
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
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写道：“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
本土没有经受过世界大战的美国尚且如此，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欧洲诸国日子更加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俄国、法西斯的意大利、纳粹德国先后走出一条有别于英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道路，给信奉“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经济和“有限政府”的西方人当头棒喝。
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实行统制经济和极权政治，到1938年，工业生产增长89％，通过重工业立国，扩大军工生产，基本消灭了失业现象，德国人吃饱了肚子。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不是通过军事政变，而是通过选举合法上台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德国民众从纳粹统治中得到了安全和满足，当然那些被投入集中营的人除外。
前苏联电影大师罗姆根据历史素材剪辑出一部政论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发现：许多纳粹分子只是一些再普通不过的民众，就在不长时间以前，他们还是店员、医生、大学生、工程技术人员或汽车司机，是人们生活中的好伙伴、好邻居。但在法西斯主义的鼓噪下，身不由己卷入一场全民族的狂热，成为纳粹的帮凶、“自愿的行刑者”。为活命拥戴独裁、为面包舍弃民主，大概是人性最深刻的弱点和误区！罗姆说起剪辑这部电影的初衷：
我要探讨的是人类社会为什么在20世纪中期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为什么一些平时看起来很普通很善良的人突然会变成“普通的法西斯主义者”，它的历史根源和政治根源是什么？
在英法这一边，绥靖政策的“慕尼黑协定”和“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都没能阻挡德国咄咄逼人的侵略，民主宪政在极权政治的进攻面前竟然不堪一击。
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大的诱惑。自由主义向极权主义举手投降。据西方学者统计，从20年代至1938年，世界上奉行民主宪政的国家从35个锐减至17个。
连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英美，也开始服用国家强力干预经济的猛药。发源于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在美国罗斯福“新政”中得到广泛应用，英美等国行政权力大幅扩张。《光荣与梦想》写道，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的当天，就要求国会授予他遭遇外敌入侵时那样的“广泛行政权”。当然，罗斯福“新政”并没有动摇民主宪政的根基，反而是借助“统制经济”的某些手法，巩固和捍卫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但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知识界和社会舆论，《光荣与梦想》记载：
《浮华世界》周刊竟发出这样的呼声：“任命一个独裁者吧!”共和党参议员戴维·里德爽性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
以美国当时经济危机的深重和民心的躁动，如果没有罗斯福，未尝不会出现另一个希特勒。
对“五四”的全面反动
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作为现代化的后起国家，中国也卷起了一股极权主义的狂潮，形成对不久前“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全面反动。
蒋介石实行一党专制的“训政”，掩饰不住内心对法西斯主义强烈的兴趣，派遣一批党政军要员到德国和意大利考察学习，还礼聘了一些德国顾问来华。在蒋介石麾下，力行社、复兴社应运而生，公然奉蒋介石为唯一领袖，宛若希特勒的冲锋队。尽管南京实施了严格的图书审查制度，一些国民政府“体制内人士”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书籍还是合法出版、招摇过市。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亡国灭种之祸就在眼前。“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言），一些人误以为只有效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建立一个法西斯主义的“万能政府”，才能挽救民族危亡。1934到1937年，在一批英美归来的知识分子中，发生了一场民主还是独裁的争论。原来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蒋廷黻、丁文江等人，转而提倡个人专制和强力政府的“新式独裁”，反对现阶段“取消党治、实行宪政”。哈佛毕业的法学家钱端升在天津《益世报》上这样坦陈心迹：
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惶惑的中国知识界，经常扮演的角色，不是专制政治的解毒剂，而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理论帮凶。有时是出于现实利益的算计和交换，有时是出于理性思考的偏差和迷失。
拯救大脑，不要退回到猴子
这时候，陈独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在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角落，再次发出了自己的灼人的光亮。
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不惜犯“滔天的大罪”，为中国青年推荐两位海外来客——鼎鼎大名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他曾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宣誓：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在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陈独秀慨然写下《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为世界通行的民主制辩护，斥责法西斯主义是人类公敌：
法西斯的统治，是要停止人们思想之自由，全德国人非希特勒之言不能言，全意大利人非墨索里尼之言不敢言，企图把全国人变成无知的牛马，随着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鞭子转动……人类因为能够自由思想，才由猴子变成人类；法西斯统治停止自由思想，会把人类变成猴子。
深知中国民主思想的脆弱和极易受到独裁倾向的蛊惑，陈独秀谆谆告诫国人：
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度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
风烛残年的陈独秀呼吁：
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拿出毅力来救救人类的大脑吧！不要跟着法西斯特“把历史向后转”，不要领导人类退后到猴子的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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