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陳獨秀誕辰125周年。2004年10月上旬在南京舉行陳獨秀研討會，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我國著名的學者、思想家陳獨秀的思想、學術、文化、生平、他與他同時代的名人、他與共產國際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而自由的討論。在此情況下，我們把20世紀50年代以來臺灣、香港及海外學者對陳獨秀的研究加以梳理，吸取其“合理的內核”，指出其缺失，對於我們更好地研究陳獨秀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
一、臺灣三老、香港托派、大陸南來香港的作家和香港學者對陳獨秀的研究
國民黨政府兵敗臺灣，原已投降國民黨的托派任卓宣（葉青）等人，也隨之到了臺灣。他們偶有回憶和談論陳獨秀的文字，但無甚價值。倒是台靜農、胡秋原、鄭學稼三位老人對陳獨秀的回憶和評論，有足觀處。台靜農的《酒旗風暖少年狂---憶陳獨秀先生》（載《聯合報》1990年11月10日、11日），講了他“為未能做仲甫（陳獨秀的字）的學生而遺憾”；陳獨秀“談及（蘇）曼殊的日本女友”；章士釗在陳獨秀面前自稱“小癟三”；陳獨秀的“筆底寒潮撼星斗”；“藝術趣味終未滅”和“晚年遺願”。晚年陳獨秀的氣度、風貌、理想、心態，躍然紙上。由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編印的《台靜農先生珍藏書紮（一）》，全為陳獨秀的手跡影印，共有114封陳獨秀書信手跡，彌足珍貴。文化老人胡秋原則在1996年11月14日與老人鄭超麟先生的通信中，辯證陳獨秀《給H和S的信》中H是他自己，S是薛農山（Shich）(按：S實為孫幾伊)；1997年1月8日致鄭超麟信中，謂“弟自西游後即主張中國應實行資本主義，陳先生入川後在民生公司演講，亦有此主張”；1997年5月31日信中，說陳獨秀在抗日戰爭時期“堅信抗戰必勝”。在他的著作《一百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中，胡秋原引了三封信和一篇文章的大段原文，作了具體精闢的評介，可見胡秋原對陳獨秀確有研究。早在1942年，陳獨秀逝世後不久，胡秋原即寫了《悼陳獨秀先生》的文章，說陳獨秀“是近三十年來中國文化政治史上的一個彗星，當年叱吒風雲，此日銷聲匿跡，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這一形象的譬喻，倒也切中陳獨秀的肯綮。臺灣學者鄭學稼於辭世後（1989年）由臺灣時報文化出版社企業有限公司出版的《陳獨秀傳》，稱陳獨秀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旗手，馬克思主義先鋒，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還算符合實際。書中有些資料比較難得，如陳獨秀晚年從江津發出的致作者的14封函件的手跡，就很寶貴。但全書反共色彩濃厚，是其失誤。
香港學者對陳獨秀的研究別是一家。一是香港有托派、有托派刊物《先驅》。居住在香港的中國托派元老一丁（即樓子春）於1986年4月接受香港《開放》雜誌記者訪問時說：“到目前為止，您知道，中共對中國托派，對陳獨秀個人，曾經做了一些比較好的事情。近來我們見到，他們甚至對托洛茨基的生平和思想，都企圖作出比較為公正的評價。這都是好事，值得歡迎。”（載《開放》雜誌1986年4月號，）反映了今日托派（按：還在1988年，蘇聯政府已對托洛茨基--季諾維埃夫聯盟中的托派平反，謂托派系工人運動中的一個派別，並非帝國主義收買的間諜、特務）對陳獨秀的看法。如《先驅》1994年第二期發表的向青的文章：《似曾相識燕歸來》，借評論唐寶林《中國托派史》的機會發表了托派的陳獨秀觀：“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前，陳獨秀是中國托派裡面政治能力最強的—個，他比所有別人都更懂得運用托派政綱，制訂實際策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陳獨秀非常積極地支持並且企圖影響當時的抗日反國民黨的群眾運動，就是一個光輝的例證。”“大約從一九四○年起陳獨秀倒退拋棄馬克思主義，接受社會民主黨那種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立場了。他認為一次世界大戰不可能引起社會主義革命和殖民地民族獨立，只能夠是同盟國或者軸心國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之一勝利，同時認為民主主義的同盟國勝利比較好，所以主張支持同盟國作戰。他還把獨裁的蘇聯同德日並列為世界三大反動堡壘，主張首先打倒它們。到了這個時候，當然再沒有理由把他算在托派之列。他在最後這段時期的言論，成為反對馬克思主義者最愛使用的武器。這是陳獨秀最大的悲劇，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事蹟。”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托派，認為陳獨秀晚年與托派分手是悲劇。香港研究陳獨秀的還有從大陸去香港的“南來作家”。如現年80歲的王尚政先生，原是菲律賓華僑，1949年10月歸國。1979年去香港。從20世紀80年代起，即研究陳獨秀，以其研究所得，寫了一部專門為陳獨秀辨正的紀實小說《逝水餘波》。王尚政認為，陳獨秀不只在創建共產黨的事業中作用重大，就是“五卅”運動，也是陳獨秀發動起來的。在王尚政看來，蘇共在莫斯科遙控，瞎指揮，是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陳獨秀對大革命的失敗有沒有責任呢?王尚政的意見是：有！主要是政治上幼稚，缺乏經驗。“原因是陳獨秀、羅亦農他們中能根據一些蛛絲馬跡去判斷對手的大致動向，抓不到真憑實據可以扭住對方喊捉賊，捉強盜！所以在總書記的口裡才會有這樣混淆不清的邏輯：既要讓民眾知道，蔣介石已成反動勢力中心，又只能在口頭上宣傳，不能見諸文字……”而這，與黨在當時還處於幼年時期政治經驗不足是有聯繫的。陳獨秀對蔣介石的反動是有預見的：“但總書記看得更遠，他甘冒一時之不諱，提出北伐必須真是革命的勢力，要提防夾雜著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後來歷史的發展不正證明總書記預見的正確嗎?”特別是“陳獨秀帶頭反對蘇聯的鎖鏈，是他公開拒絕去蘇聯受訓，是他豪邁地提出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這一點，中國共產黨還要經過多年的曲折鬥爭才能擺脫史達林的折磨，不更顯現陳獨秀的高瞻遠矚嗎?”王尚政認為，陳獨秀能提出這一點尤其難得。至於陳獨秀拒絕在黨中央報刊上發表毛澤東寫的有關湖南農運的文章，王尚政認為對那些生動的文學描寫，讀後會連聲叫痛快，但揆諸當時的實際，“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毛澤東提出的這樣一些主張，“當然必在農村得到巨大反響。但如果我們不是圖一時之痛快，冷靜考慮一下政策，北伐官兵受到過火農運的反響和農村經濟秩序受到嚴重破壞等事實，就會覺得毛澤東的主張，雖然從根本上講是有理的，但它們不正是大大超越了革命的階段和老百姓的自覺嗎?我相信當時陳獨秀的拒絕黨中央報刊上刊登毛的文章，和黨的五大否決他（毛）的主張，決不是有什麼個人的恩怨得失，而星當時政治現實的決策。”“我有時不免在夢中呼喚著：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誠然偉大，但你有無感覺到這和你當年發動的湖南農民運動一樣的超越了革命階段，而變得主觀、空想和情緒化了呢?”王尚政的這一看法，自然可以“爭鳴”，但至少不失為一家之言。即使是陳獨秀的晚年，他也是優長大於過失：“他在抗日、反蔣獨裁和民族大節方面，始終是立場堅定，正氣凜然，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這是他被國民黨拘捕，坐了五年多監牢的真實寫照。”《逝水餘波》寫了幾近十年，終於在1994年1月完稿，1994年7月，由香港河流出版社出版，在香港，在菲律賓，都有好評。無論作者的觀點是否完全正確，但我國內地的史學界至少是應該對之引起重視的。此外，據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在1999年10月5日廣州中國革命史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中共創建史述評》中的介紹，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香港出版了學者鄧文光先生的《中共建黨運動中諸問題》和學者司馬璐先生的《中共的成立與初期活動》兩部著作，其中對陳獨秀也有評論。
二、日本學者對陳獨秀的研究，堪稱海外第一
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陳獨秀曾經留學日本，所以日本對陳獨秀的研究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堪稱海外第一。還在1953年，朝日新聞社即出版了東京明治大學法學部教授橫山宏章的《陳獨秀傳》。他“總結陳獨秀一生變化”，認為“陳獨秀可稱為清末的民族主義者、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民主主義者，國民革命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研究陳獨秀的妙趣，就在於追隨他那令人眼花繚亂的思想變化，探討他那既能適應革命時代，又能隨時代潮流而變化的思想過程。”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石川禎浩教授於1996年1月25日寫信給《陳獨秀研究動態》主編唐寶林時說：“雖然我國專門研究陳獨秀的人不多(我估計只有十來人)，但研究中國近代史(包括陳獨秀在內)的隊伍相當雄厚。”這是事實。緒形康在《30年代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重新評價》一文中認為：“顯然，以陳獨秀為首的新思潮派輕視了外國資本對中國資本主義的壟斷性和侵略性。但反過來。馬克思主義陣營也忽視了在中國近現代社會中民族資本主義積極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與科學技術的發展這些事實。應當指出，馬克思主義者的論斷是受了30年代中共中央極左政策的強烈影響。”（見《陳獨秀研究動態》第8期，1996年7月）這表現了日本學者研究陳獨秀的獨立精神。緒形康於1994年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學術交流時認為：1922年9月，陳獨秀在《造國論》一文中，第一次（也是中國最早）提出了“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概念；1926年9月13日，陳獨秀在《答張人傑、符琇、黃世見、冥飛〈關於北伐問題〉》一信中，第一次(也是中國最早)把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三大政策概括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原文是“中山先生擁護農工利益聯俄聯共，此革命政策”——編者唐寶林注）緒形康還著有《論危機——1926至1929年的中國革命》（1995年10月，日本新評論出版社出版），其中有涉及陳獨秀處。日本大阪教育大學青年學者菊池一隆在《中國托派的產生、演變及其主張（1927—1934）》一文中提出，在革命鬥爭中，中共與托派“是一種互補的關係”。“中國共產黨由城市轉向農村建立根據地，開闢了最終將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的道路”；“而托派留在城市，認為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但民主並不完備，因而強烈要求民主”；“不管其主張多麼對立，結果都是分別承擔了農村和城市，是一種互補的關係。”(日本史學研究會編：《史林》第79卷2號，1996年3月)2002年5月27日，日本學者發起成立“日本陳獨秀研究會”，東京大學教授佐佐木力任會長，慶應義塾大學教授長崛佑造任幹事長。佐佐木力在《吉野作造和陳獨秀》——文(載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安慶市陳獨秀學術研究會主辦的《簡報》2002年3、4合刊)中介紹，“陳獨秀成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時候，吉野也是日本民主主義運動的旗手。”吉野“在獲知中國爆發五四運動消息後”，“特別邀請陳獨秀訪問日本”。但是，“由於陳獨秀在散發傳單時被捕，接著雖營救出獄，但仍受員警監視而不得不流亡上海去建立中國共產黨，失去了雙方合作的機會。”這是很可惜的。佐佐木力在2002年7月10日日本《每日新聞》報上著文稱：“如果給這位被稱作‘中國的托洛茨基’的陳獨秀的一生下個判語，最確切的就是‘徹底的民主主義的永久革命者’吧。”2002年11月9日，日本陳獨秀研究會舉行成立紀念演講會。長崛佑造教授的講題為《陳獨秀與魯迅》，著重講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與魯迅的關係。日本大學江田憲治教授的講題為《作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陳獨秀》。他依據歷史事實，對至今仍貼在陳獨秀身上的種種標籤，比如“鼓吹二次革命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家長式作風”、“輕視農民的城市革命家”作了考證，闡明了這些標籤，其實是在陳獨秀投身于托派反對派運動之後，“主要由當時仍在莫斯科的史達林派共產黨員杜撰出來”的。（按：江田憲治於1990年日本《東方學報》第62冊上，即發表《陳獨秀與“二次革命論”的形成》一文，為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正名；後又在中國第七屆陳獨秀學術研討會（南京會議）籌備處編印的《紀念陳獨秀先生逝世60周年論文集 陳獨秀與廿世紀學術、思想、文化》中《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的功與過》一文裡，進一步申述了他對陳獨秀時代“城市中心論、陳是否實行了“家長制統治”、是否“二次革命論”者三個問題的看法。）佐佐木力教授則做了題為《陳獨秀與第四國際》的演講，論述了]937年陳獨秀從南京監獄出獄後的立場。他指出，“陳獨秀的重視‘民族性的’民主性鬥爭，呼籲‘一致抗日’的觀點與托洛茨基極為接近”。（見日本弘前大學李梁對“日本陳獨秀研究會舉行成立紀念演講會”的報導，載《簡報》2003年3、4合刊）2002年一二月中旬日本托洛茨基研究所出版的《托洛茨基研究》NO.39《陳獨秀特刊》則是一期專門發表陳獨秀研究文章的特刊。
三、美歐學者對陳獨秀的研究另是一種眼光
美國學者研究陳獨秀的人數很少，但著作有一定分量。1983年，即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李芾甘（Leen Feigon）著作的《陳獨秀——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一書。作者及其祖母與托洛茨基既是同族又是親戚，因此，如林茂生教授對該書所評說的，“作者由於其本人的經歷特點，書中對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理論、實踐的評述有其特點”，“指出陳與托並不屬同一思想理論體系。”據香港托派《先驅》雜誌2001年第59期廖化的《大陸史學界撥亂反正》一文介紹，“幾十年前就已經有美國學者Lee Feigon的陳獨秀傳及旅美華人學者郭成棠的《陳獨秀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指出這些事實。”（按：“這些事實”指的是1999年底在中國召開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研討會”上揭示的事實：“過去黨史著作上說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路線’歷史上是沒有的；它是1927年7月上旬史達林面對大革命失敗無可奈何的形勢，文過飾非而尋找替罪羊的產物。”）“雖然當時海外有關蘇共與共產國際的史料大大不如今天豐富，但畢竟所能看到的已經不少；況且，因為學者在海外（某程度上可包括香港）享有相對的學術與議論自由，所以能夠百家爭鳴”。
歐洲學者對陳獨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法兩國，以華人學者為主。托派老人“連根”（文元，即王凡西，曾任托派少數政黨“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的書記）于1957年寫了《從陳獨秀的“最後意見”說起》一文，敍述了他與陳獨秀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民主、關於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問題上的爭論。其中講到陳獨秀關於革命獨裁的意見：“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它只是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我的根本意見》）連根不同意這一意見，認為“這條意見裡包含了根本錯誤與促人深思的兩方面。”連根高度評價了陳獨秀關於民主的某些見解，但批駁了陳獨秀把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對立起來的觀點。托洛茨基認定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陳獨秀也有這種觀點，所以，連根、意因（即鄭超麟）等一直把陳獨秀視為同志。連根對陳獨秀的研究是從托派的立場對陳獨秀的研究，具有很大片面性。1998年2月，王凡西在《“走你的路，讓別人去說吧!”——〈陳獨秀最後論文與書信〉英譯本前言》一文中說：“說它最後，就他的生命而言，它卻決不可能是最後的。在新的世界與新的中國的環境中，陳獨秀的思想、見解一定還會改變。至於如何改變，卻是一個頗有研究價值的問題。我個人，始終認為，在基本上，他將回到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立場來。”王凡西寫的《雙山回憶錄》中，作者以親身經歷談到了陳獨秀與托派的關係。托派元老之一鄭超麟於]998年8月在上海去世後，在英國的王凡西寫了《悼念鄭超麟》一文，其中提到，“一九三一年五月，他代表‘無產者’派與陳獨秀一起參加中國四派托洛茨基組織的統一大會，被舉為中國托派統一組織的中委，兼宣傳部主任。”王凡西老人于2002年12月30日去世，據日本長堀佑造《悼念王凡西先生》一文，“王老和鄭老（超麟）常說，他們能以陳獨秀那樣偉大的人物為自己的領袖，覺得很榮幸。”可見他儘管與陳獨秀在政治思想上有很大分歧，但他對陳獨秀是極其尊敬的。英國學者Gregor·Benton（漢譯名高裏戈·本頓，又譯名班國瑞）在《中國城市革命者——中國托洛茨基主義歷史研究1921—1952》的第六章《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與陳獨秀》一章中認為，陳獨秀“是中國現代思想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卓絕的代表人物，也是受互相矛盾的大批群體圍繞著的精力充沛的自由主義的思想家。”（該書由美國新澤西州國際人文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
在法國，也有人研究陳獨秀。如發表於1951年2、4兩月合刊、托派國際機關報《第四國際》上的佛郎克（當時第四國際和法國托派領導人）的《陳獨秀——“中國共產主義之父”》一文中說：“儘管陳獨秀有嚴重的政治局限性，他卻是偉大的革命人物之一。”“他如此勇敢與忠誠地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帶路，以致他配稱為中共初期曾送給他的名字：‘中國共產主義之父’——他將以這樣的身份留存在革命者的記憶中。”法國國際政治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陳映湘（彭述之的女兒，跟母親陳碧蘭姓），在獲悉陳獨秀已得到新的評價後就寫信給中國國內的歷史學家，內稱：“由於你們在國內多位歷史學家的努力，陳獨秀的身世、他的政治生涯以及對中國的重大歷史貢獻不但受到國內有識人士的賞識，並正在爭取公正的評價，當然是我們值得慶幸的事。希望不久在世人面前獲得全面的平反，並盼望其他不少被遺忘、其生平被誣衊扭曲的重要歷史人物也早日以正面形象見之於世。”彭述之的妻子陳碧蘭，在《陳碧蘭回憶錄》中講述了陳獨秀轉向托派的經過，出獄後與托派分手的情況，有一定史料價值。
至於蘇聯和俄羅斯學者對陳獨秀的研究，如佩爾西茨（Persits）的《中共形成史料》、舍維寥夫（Scheve lyoff）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等人的著作中，對陳獨秀也都有所涉及和評論，“一直發揮資料上的優勢，對於中共的創建和共產國際的實際關係問題，提出了很多珍貴的歷史事實。”（見日本石川禎浩：《中共創建史研究述評》，《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9期，2000年1月）
即使從以上很不完整，很不全面的陳獨秀研究述評中也可看出，陳獨秀研究在臺灣、香港與海外已形成為一門“陳學”。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台、港及海外學者時陳獨秀的研究，是可供我們國內的陳獨秀研究作為借鑒和參考之用的。
參考文獻：
1．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安慶市陳獨秀學術研究會主辦：《陳獨秀研究動態》及《簡報》第1—38期；
2．全國第七屆陳獨秀學術研討會（南京會議）籌備處編印：《紀念陳獨秀先生逝世60周年論文集 陳獨秀與廿世紀學術、思想、文化》
3．《逝水餘波》，王尚政著，香港河流出版社199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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