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即楼子春） 《观察家》第２６、２７期
楼国华（香港人比较熟悉的名字是楼子春，或一丁） [注；本文缺第六部分，网上没搜到]
〔作者附記〕：本文曾投寄給本港兩本著名的雜誌，都被先後退回。陳獨秀是隻死老虎，有人還不敢正視他，連帶這篇紀念他的文章也到處被摒。1979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載有《正確反映黨的鬥爭歷史》一文，有云：「陳獨秀是中國新文化的倡導者之一，是五四運動的實際領導人之一，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之一……從黨成立後直到第一次國內戰爭失敗，陳獨秀一直是中國黨的主要負責人。」國內現在正倡導實事求是的研究中國共產黨史，但還不敢將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歷史發展，同蘇聯共產黨內部當時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爭論聯繫起來，也不敢由此去說明何以在中國當時會產生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為甚麼陳獨秀會成為托派的領袖？所以他們今天對於陳獨秀的平反，只能停留在陳獨秀的前段歷史，不可能深入到他的後半段歷史。因此，他們即使想實事求是的研究正確的黨史，也決不可能恢復歷史面目的真相。本文的目的，卻正在超越他們的禁區，把陳獨秀個人和歷史的真實，呈獻於讀者之前，作者相信，在十年之後，中國共產黨也必然會這樣做的。
（一）性格與生平
陳獨秀，這個與中國近代史關係重大的巨人，今年已是他百年祭了。他生於1879年10月8日，逝於1942年5月27日，活了62歲。從他18歲起，到死為止的45年中，是中國歷史激劇改變的年代，中經兩次革命，一次大戰，他的個人命運隨著時代而升沉，最後寂寞地死在四川省的一個小縣城——江津，人們簡直把他忘記了！
1896年17歲，進了秀才，院試時取了第一名，第二年，他赴鄉試，如果中了試，便是舉人了。可是他在試場中見了考生的許多醜態，使他「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經過一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他「往後十幾年的行動」，接二連三的做了康黨、亂黨、共產黨，和共產黨裡面的左派反對派（托派）。這是如何的奇特，因為他的鄙科舉而不為，並無其他先行的影響。
他做康黨大約四年，做亂黨大約十二、三年，五四運動前後作為啟蒙運動者大約五年，作共產黨九年，托派八年。他一生重要的幾十年，也可以說經歷了不斷的革命。
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陳獨秀在他短短的兩章《自傳》中，最好不過的敘述了他的性格：第一，他生性崛強，不畏強禦，他受了祖父的毒打，總一聲不哭，他祖父罵他「長大成人後，必定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他有生之年，真是「不怕打，不怕殺」，對於橫逆，並不放在心上；第二，他自說秉承了母親性格的遺傳，並不「疾惡如仇」，「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前一種性格決定了他的行誼，後一種性格使他負了歷史上「機會主義」的惡名。
「不怕殺」，有二個故事流傳下來。據高語罕的記述：「二次革命失敗，先生從安慶逃到蕪湖，被蕪湖軍人某逮捕。……已經出了佈告，要槍決先生。先生很從容地催促道：『要槍決就快點吧！』，後經劉叔雅、范鴻僊、張子剛先生力救得免。」
第二次，他在1932年10月被國民黨逮捕，押解赴京時，他在火車上酣睡達旦；章士釗入獄探視，欲為辯護，他責士釗不識本末，且言「為人類奮鬥了十餘年，從此有個交代，可以撤手不管了，個人樂得借此作一安身立命的歸宿。」言畢微笑，態度安詳，而精神恬適，似乎一切都已放下。（見高語罕《入蜀前後》）
他的兩個兒子，延年和喬年，1927年後都被國民黨殺了。延年死在上海，喬年死在北京，死得都很慘，也極可惜。尤其是延年，曾是廣東共產黨的負責人，幹練誠篤之至，他被捕後，吳稚暉打電報給國民黨稱賀，認為除了心腹大患。獨秀聽了兒子被殺的消息，不下一滴傷感的眼淚，這時他已從總書記下了台。殺延年的人，後來成了民主人士，不僅在北京頤養天年，而且死後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二）從「新青年」到組織共產黨
辛亥革命後，經過洪憲稱帝，張勳復辟，政權落入北洋軍閥手中，陳獨秀放棄了革命工作，轉而做啟蒙運動了。1915年，他創刊了《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1917年，他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請，做了北大的文科學長，《新青年》的影響遍及全國，他在近代政治與文化的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遠在康有為、梁啟超之上；他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兩個要求，即使在社會主義革命已達30年之久的今天，仍貫穿在「四個現代化」之中。
「新青年」的思想解放工作，在現實政治上直接引起了五四運動，這運動的主流是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凡爾賽和議上，帝國主義者無視中國人民的民族要求，重新劃分勢力範圍；其次，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北京賣國政府。運動向前發展，又影響並擴大了《新青年》的內部矛盾，不久便發生分裂。誠如後來魯迅所說，「……當時的戰士，卻『功成，名逐，身退』者有之，『身隱』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場惡鬥，幾乎令人有『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之感。」他這話，自然只適用於胡適之一流，卻沒有涉及更向左傾的陳獨秀和李大釗，更沒有說到自己的中立路線。
向左的陳獨秀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傾向馬克思主義的提倡、研究與實行了。胡適之認為《新青年》已成了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魯迅和周作人贊成分裂，《新青年》移上海出版。據魯迅回憶：「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著〈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1920年22年間，倒顯著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
戰場轉移了，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全國各主要城市，紛紛成立了同樣組織。僅僅過了一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會議，陳獨秀被選為總書記，以後一直擔任到第五次代表大會，他負責領導了1925──27年的中國革命。
這一段彰彰在人耳目的歷史，共產黨在長時期內是加以抹煞的，他們抬高李大釗，夾硬捧魯迅，卻不提陳獨秀。
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28周年》文章中說：「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澤東不提《新青年》和五四運動，不是陳獨秀，這當然不是無意的遺漏，而是黨見使他數典忘祖了。
（三）從「機會主義者」到「墮落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
1925——27年中國革命失敗了，陳獨秀直接負了革命失敗的責任。中共在歷史性的總結文件中說：「革命在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但是，「由於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於強大，特別由於這次革命的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以至於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選第三卷976頁，1953年版。）
這段話可說每一句都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要把歷史真相從頭敘述，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做到的，但是當時的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是否英明，可以從他們對國民黨的態度上見之。斯大林認為，國民黨不是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四個階級的聯盟」，即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民和工人的聯盟。因此主張加入國民黨，對國民黨抱有很大幻想。在蘇聯，與斯大林等持不同意見的托洛茨基則認為國民黨是中國買辦資產階的政黨，所以反對加入國民黨，但他的主張在斯大林等所把持的共產國際裡得不到支持。所以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決議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時，只有托洛茨基一票反對。1925年托洛茨基提議退出國民黨，遭到否決；1926年3月12日蔣介石政變後，托洛茨基再次提議退出，仍被否決。
由此可見，無論是加入國民黨或在國民黨叛變革命時應該採取甚麼對策，都不是由陳獨秀來決定，而是由共產國際決定的。相反的，當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加入國民黨之初，陳獨秀由於他對國民黨認識的本能，曾經加以反對，但他卻無法在理論上抗衡國際的指導，因為當時的共產國際是挾著蘇聯革命勝利的耀眼光輝，在指導世界各國的革命上具有絕對的權威，又有誰知道，自從列寧死後，它已成為斯大林等在國內和國際範圍進行黨爭的工具。
當時在蘇聯共產黨內部，對於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都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代表左派的是托洛茨基，代表右派的是布哈林和斯大林。但鬥爭只限在莫斯科，並未影響到中國黨。所以陳獨秀在國際代表參與的八七會議上被撤消了總書記職務後，他在上海渡過了兩年痛苦的日子，仍未能了解革命失敗的原因。「他是一隻雄獅，人家可以打敗他，甚至可以殺死他，但你休想他乖乖地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的機會主義路線有系統地斷送了1925──27年的中國革命，結果卻將全部責任往陳獨秀的頭上一推。陳獨秀如果是一個軟脊骨的政客，他肯和斯大林合作來串演這齣悲喜劇，自認全部錯誤，以此來洗清斯大林的罪過，俾後者能抵擋住托洛茨基們的批評，那末，陳獨秀不僅可以在共產國際當要人，而且多半還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引自《雙山回憶錄》」130頁）
1928年以後，莫斯科留學生中的托派，陸續有人回國了，陳獨秀和其他部分的老幹部，逐漸和托派發生接觸，陳獨秀見到托斯之間爭論的文件，簡直像在黑暗中摸索的人，忽然見到了一線光明。這點經驗，作者本人在1928年冬也是切身感受過的。
陳獨秀在國際上的地位太重要，他的傾向托派，引起了斯大林派的驚惶，國際在1929年10月26日訓令中國黨：「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主義陳獨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裡暗藏的陳獨秀派。」這時候，八七會議上代替陳獨秀做總書記的瞿秋白已因犯了盲動主義錯誤（其實他也是國際政策的替罪羊）下了台，繼起的李立三正出色當今，於是按照國際訓令，於11月15日正式開除了陳獨秀黨籍，但國際不旋踵又對他發出了邀請，要他參加莫斯科會議，這時托洛茨基已被放逐至中亞細亞邊境阿拉木圖了。陳獨秀拒絕邀請，於1930年2月17日寫了《答共產國際書》，正式提議公開托洛茨基關中國以及整個國際問題的文件，交付黨內討論，這提議當然沒有答覆。過不多久，李立三又以「左」傾路線下台了。
1930年夏，陳獨秀領導的托派組織——「無產者社」正式成立，再過一年，四個分立的托派小組織統一，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這時候，全世界的主要國家都成立了托派組織，共產黨開除牠們，但托派仍自命為共產黨的左派反對派，直到德蘇協定以後的1938年9月3日，左派反對派才以獨立的革命黨資格，宣佈成立第四國際。
（四）從被捕到抗戰
1931年5月1日，由四派統一成立的左派反對派組織，不到一個月，除了陳獨秀以外，全體執委都被國民黨捕了去，搜捕的目標本是陳獨秀，國民黨決不會讓他漏網的。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果然被捕了，這是轟動全世界的中國歷史大事件，國民黨不得不公開審訊他，而且由於全國群眾的抗議，也不敢殺害他。他和其他同志公開在法庭上宣傳自己的政治理想，指責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與軍事獨裁。他的老朋友章士釗替他義務辯護，但他聲明：「章律師的辯護，全係其個人意見，並未徵求本人同意，且亦毋須徵求本人同意。至於本人之政治主張，不能以章律師的辯護為根據，應以本人之文件為根據。」
結果，他和彭述之一同判處十三年徒刑。
在他五年的監獄生活中，世界和中國發生了幾件大事：（一）1933年，希特勒客觀上得到斯大林「第三時期」路線的幫助，奪取了政權，共產國際和德共不經一戰而降，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早爆發，並促進了無產階級世界組織——第四國際的建立；（二）1934年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勝利，迫使紅軍長征，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中取得共產黨的領導權。（三）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日甚一日，1936年，發生西安事變，東北軍要求蔣介石抗日，實行兵諫。
陳獨秀在獄中仍關心托派工作，1935年底，第一批被捕者已有人出獄，工作又逐漸上了軌道。他通過種種關係，不斷向托派領導提供意見；但他的主要研究，則是文字學，在東方雜誌上連續發表《實庵字說》。他的獄中生活不同於其他囚犯，卻也加重了他的心臟病與靜脈炎。中日戰爭爆發後，他於1937年8月釋放出獄。
（五）全世界共產黨對托派的瘋狂誣衊
陳獨秀山獄後在南京逗留期間，對抗戰工作非常熱心，臨出獄前，他起草了抗戰的七條根本意見，但托派並不全部同意。他的一個老同志羅漢拿給葉劍英看了，葉要他去西安找林伯渠，林又拍電報到延安，過了幾時，毛澤東有了答覆：「讓陳獨秀承認去錯誤，公開聲明反對托派，歡迎一起工作。」陳獨秀知道了羅漢的個人行動得到如此「招降」條件，大為生氣。這時京滬戰事已經終結，他不得不撤退到武漢去。駐漢口的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是董必武和秦邦憲，他們對老先生（陳獨秀）是恭敬的，對托派也並不攻擊。但在1938年初，真正能夠代表斯大林的王明到了漢口，我們知道，他在遵義會議下台後去了莫斯科（王明應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結束後去莫斯科的──編者），任中國駐國際代表，氣燄依然不可一世。1935年夏，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對全世界共產黨發出了向右轉的命令，提出「人民陣線」口號，代替了開始於1929年的「第三時期」哲學。王明緊接著擅用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名義，發表八．一宣言，勒令延安執行新路線——「抗日統一戰線」。據張國燾說，他們聽到這個消息，「似乎一夜之間，整個世界都改變了。」這種改變，以後在歷史問題決議案中，稱之為「第一次國內戰爭時期陳獨秀機會主義的復活」，但在當時，王明不僅代表了黨，而且代表了國際，和國民黨進行統一戰線。
希特勒一上台，使斯大林驚惶失措，他在西方訂立德蘇協定，瓜分波蘭，在東方一面和日本修好，一面命令中國共產黨盡量對國民黨讓步，免得在抗日戰線中嚇跑蔣介石，以此拖住日本帝國主義的後腿，避免蘇聯兩面作戰。
這種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首先得堵住反對派——托派的批評之口，於是在全世界進行一次規模巨大的誣衊工作，在蘇聯內部則進行血的清洗。
清洗工作長達三年，過程如下：
1936年8月，舉行「托齊聯合中心」審判。25日，齊諾維也夫、卡明尼夫等16人被殺，托洛茨基父子缺席判處死刑。
1937年1月，布哈林、李可夫、賴可夫斯基被捕。23日，「反蘇維埃托洛茨基中心」案審判拉狄克、畢亞大可夫等17人，托洛茨基父子列為主要被告。30日，畢亞大可夫等13人處死刑，拉狄克徒刑10年。6月11日，紅軍將領杜哈契夫斯基等8人被捕，第二天槍決。
1938年2月16日，托洛茨基兒子西道夫在巴黎為斯大林特務毒殺。3月15日，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被審判，旋被處死。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陳獨秀之被誣為漢奸，乃是毫不足奇的了。這工作是王明一手佈置的，現在已經臭名昭著的康生，首先在延安的《解放》報上，寫了一篇題為《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說「早自『九．一八』日本駐滬偵探機關，經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
王明一到漢口，《新華日報》就連日宣傳這個誣衊，陳獨秀誠默不答。3月16日，大公報、武漢日報登載了王星拱等九人的公開信，為陳獨秀辯誣；17日，新華報用短評答覆他們，利用蘇聯黨獄中捏造的文件，反證托派勾結德日，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短評竟說「陳獨秀是否為漢好問題，首先應該看陳獨秀是否公開宣言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這就露出了中共誣衊的真正意圖，陳獨秀至此不得不加以回答了：「……我在南京和劍英談話時，曾聲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來武漢後，一直到今天，還是這樣的態度。……我的政治態度，武漢人士大都知道。事實勝於雄辯，我以為任何聲明都是畫蛇添足。從前我因為反對盲動政策，被中國共產黨以取消主義而開除，此全世界週知的事。所以有人要求我公開聲明脫離『赤匪』，我曾以為這是畫蛇添足而拒絕之，我現在對於托派，同樣也不願做此晝蛇添足之事。你們企圖捏造漢奸的罪名，來壓迫我做這樣畫蛇添足的事，好跟著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
王明的誣衊在政治上是沒有效果的，因為1938年的漢口究竟不是莫斯科，新華日報也不能起真理報的作用，可以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以莫須有的罪名誣陷一個有歷史地位的革命家的。但挾有國際背景和共產黨軍事力量的狂妄小子，他的胡作非為，終不得不在現實上使陳獨秀陷於孤立，董必武，葉劍英等人當然不敢再和「老先生」來往，民主人士也立刻和他疏遠；流寓在一起的年青托派，都從事實際工作去了，以後，甚至他的文章，也遭到國民黨的禁止，原因並不是受了王明們的指使，而是因為他雖自稱不再代表托派，卻仍然是一個真正的會主義者的緣故。
（七）從「最後意見」到寂寞的死
陳獨秀在1940至42年寫給托派的信和文章，由他的學生印成一本小冊子，胡適之見了如獲至寶，立刻加上長序廣為發行，這就是「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一書。
陳獨秀與托派的討論，多半屬於策略性質。在武漢時，他對托派同志再三聲言應該改變工作方式，否則，「三個月活動，三整年長監」，決不會有甚麼結果的。陳獨秀是非常敏感的現實的革命家，他在策略上與其他托派有很大距離，特別對於民主主義的解釋，很難為托派所接受，但綜合他的意見，可以歸納之如下：
（1）戰爭期間（他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會爆發革命，除非民主國戰勝軸心國，才能形成革命形勢，所以社會主義者首先應該支持民主國家反對法西斯戰爭；
（2）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沒有質的差別，後者只是前者的擴大，他把民主主義看成超歷史的範疇；
（3）戰爭的根源是資本主義，惟有世界革命才能消滅戰爭，他仍堅持這個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
（4）民族解放鬥爭同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應該連接起來，才能促進社會主義革命。他沒有進一步主張民族解放鬥爭應該是不斷革命，反對自己國內的資產階級；
（5）他分別出列寧時代的蘇聯與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具有不同性質，但沒有指出斯大林的蘇聯，是甚麼性質，這是他死前十四天的意見，他不可能進一步得出結論了。
（6）由於列寧把無產階級專政和一般的民主對立起來，所以列寧應負斯大林罪惡的一部分責任。（世界上反對斯大林政制的人，無一不把斯大林的「原罪」推論到列寧身上，認為列寧的職業革命家的組織原則，造成斯大林的個人獨裁。）
（7）因此，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一定要是這樣的一種革命：人民的民主權利，應該比資本主義社會更加被尊重與擴大，否則便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這主張在中國革命勝利已30年的今天，益發證明其正確。
陳獨秀的意見，經過歷史的證驗，其錯誤與正確之點，我們都可從中獲得應有的結論。一般地說，他在1941年德蘇戰爭之前的文章，與德蘇戰爭以後寫的文章，精神完全不同，陳獨秀深深痛恨德蘇協定和殘殺十月革命元勳的斯大林黨，認為法西斯與斯大林獨裁是雙生子，所以他要擁護資產階級民主，打倒「比中世紀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與格別烏政治」；德蘇戰爭以後，他在最後一篇文章「被壓迫民族之前途」中，已不再擁護英美的民主主義，而一般地主張民族解放戰爭，有打擊資本帝國主義的進步意義了，甚至更進一步主張：「我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現世界，任何較弱小的民族，若企圖關起門來，靠自己一個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國主義的侵入，以實現這種獨立的民族政策，是沒有前途的。牠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壓迫的勞動者，被壓迫的落後民族結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國主義，以分工互助的國際社會主義新世界，代替商品買賣的國際資本主義的舊世界，民族問題便自然解決了。」
這樣的國際革命觀點，仍然是托派的基本觀點。他和托派的距離，是對蘇聯的立場不同，他非常正確的分析了列寧時期的蘇聯和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兩者之間的不同，但他反對稱後期的蘇聯為社會主義國家。德蘇協定之後，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中，不少人改稱蘇聯為帝國主義國家（比毛澤東早了幾十年），托派之中，甚至為這個問題造成分裂。托洛茨基堅持這樣的立場：蘇聯是墮落的工人國家，但托派要保衞十月革命的成果──國有財產制度。他以瓜分波蘭為例，蘇聯不得不在蘇佔區實行沒收大地主的產業，並將生產工具國有化。「這並非由於官僚集團還忠於社會主義的政綱，而是因為官僚集團不情願，也不能夠與佔領區中的舊統治階級分享政權，以及政權必然帶來的種種特權。」他以拿破崙第一為例，拿破侖第一用軍事獨裁停止了法國革命，但他一侵入波蘭，就簽發第一道命令：「廢除農奴制度」，這並不是由於他對農民的同情，也不是由於他遵守民主原則，而是由於他的獨裁建立在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上面，所以必須反對封建的農奴制度。
由此得出來的結論，應該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世界革命，打倒斯大林！」
可惜陳獨秀僻處在閉塞的四川小縣城，孤立而寂寞，且受共產黨與國民黨的誣衊與封鎖，寫了「被壓迫民族之前途」一文之後的第十四天，就與世長辭了。
陳獨秀留下來的思想的閃光，我覺得有兩點也是超過斯大林和毛澤東的，（一）他指出在資本主義世界裡不能存有和平主義的幻想，這是勝於斯大林毛澤東的「和平共存論」多多的；（二）他把世界集團分為四類：同盟國、半殖民地、被保護國、殖民地；這種按照實際情況的分類，遠非毛澤東的「三個世界論」所能及。
（八）歷史地位
在戰爭的年代，陳獨秀的死訊，只佔報紙上不重要的幾行地位，除掉幾個親近的人送他入土，沒有甚麼「哀榮」。世界彷彿早已忘記了這個人，中共過去一向有意抹煞這個創始人，但歷史還是公正的，今天，經過了五十多年以後，人們終竟打破了長期的沉默，重新把他在革命中的功績提到了應有的平面。
「平反」還剛在開始，還只恢復他在五四和組黨初期的地位，人們不敢提到他1927年之後的發展，間接地，已有人批評斯大林的錯誤，說他在1936──38年誤把左派反對派視作敵我矛盾，擴大了肅反之不當。（見1979年8月22日光明日報載「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幾個問題」）。不久之後，或許不會再罵陳獨秀「墮落為托洛茨基分子」了吧！
陳獨秀的歷史地位，不僅僅因為他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不僅僅因為他是自成立以迄1927年末的總書記，也不僅僅因為他是1925──27年的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的意義應該比這些還要多些，還要大些。陳獨秀的最大的歷史作用，應該說是中國思想近代化過程的一個最完整的代表者。
在「近代化過程」這一意義下面，我們所了解的是：從啟蒙思想一直到社會主義。這個過程，在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像英法的歷史上，先後延續了約有一、二百年。從盧騒到羅伯士比爾，從羅伯士比爾到聖西門，從聖西門到馬克思主義者，在法國是走了兩百年的。在俄國，從倍林斯基到普列哈諾夫與列寧，也走了七、八十年；可是在中國，從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走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若從運動轉換的意義上說，只走了三、四年，而且這段過程又是在同一個人的身上完成的，這個人就是陳獨秀。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過各種各樣的人物，他們能等於歐洲近代史上的一些名人；倘就思想性質而不就事業成功來說，其中有過中國的馬志尼，有過中國的俾斯麥，有過拿破侖，也有過馬克思。可是要找上一個人來，以其一生遍歷從盧騷到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變遷，那只有陳獨秀，我們可以說，他是這個過程的一個最完整的代表人物。
落後國家總是以縮短的，跳躍的，錯綜的方式，補走著先進國家所已走過的路，這情形，托洛茨基稱之為「配合發展律」，陳獨秀該就是這個規律在中國的化身。
要將人家一兩百年的歷史，配合在一個人的身上發展出來，其間必然充滿了突兀的轉變，充滿了對昨天的否定。他必然永遠走在時代前面，永遠讓人罵着「叛徒」的罪名。
沒有最高的道德勇氣的人，休想完成這樣的轉變；沒有特立獨行精神的人，決不能有如此的發展；這樣的人，理該被衞道者詆為「洪水猛獸」的，他理該憔悴以終的，陳獨秀的寂寞是他求仁得仁的結果，他不怕寂莫！
（九）餘論：陳獨秀的詩、文和文字學
蘇曼殊是出名的詩人，陳獨秀未嘗以詩名，可是事實上叫人難信，這個半日少吟詠的陳仲甫，竟是詩僧的啟蒙老師。
陳獨秀年青時別名「三愛」，他所愛的三者之一，乃是陸放家翁的詩。可惜他沒有保存自己的詩作，最近有人他作年青時的傳記，煞費苦心地蒐集了他的若干詩作，聊見一斑；五四運動以後，他在北京被捕，出獄後也曾作過一首白話詩，答謝劉半農的慰問。以後在戰鬥的歲月中，他自然沒有心情作詩，到了老年，又以詩寄他的悲憤了，我在亞東圖書館汪孟鄒先生那裏，抄存了他的一首長詩，作於1939年9月的江津鶴山坪，詩後自註：「伯強，中國古神話中之大疫厲鬼也，以此喻死狗。近日悲憤作詩，知己者可與一觀。」他所謂「死狗」，指斯大林，莫斯科長達數年的審判，王明奉命到漢口對他進行的誣衊，使他刻骨地憎恨，他把這些感情都發洩在這首長詩裡面了。詩如下：
告少年
太空暗無際，晝見非其形。
眾星點綴之，相遠難為明。
光行無所麗，虛白不自生。
半日見光彩，我居近日星。
光行無所麗，虛白不自生。
半日見光彩，我居近日星。
西海生智者，厚生多發明。
攝彼陰陽氣，建此不夜城。
局此小宇內，人力終難輕。
吾身誠渺小，傲然長百靈。
食以保軀命，色以延種姓。
逐此以自足，何以異群生。
相役復相斫，事慣無人驚。
伯強今晝出，拍手市上行。
旁行越郡國，劫若吞舟鯨。
食人及其類，勛舊一朝烹。
黃金握在手，利劍腰間鳴。
二者唯君擇，逆死順則生。
高踞萬民上，萬民齊屏營。
有口不得言，伏地傳其聲。
是非旦暮變，黑白任其情。
雨雲翻覆手，信義鴻毛輕。
為惡死不足，惑眾美其名。
擧世附和者，人頭而畜鳴。
忍此以終古，人世晝且冥。
古人言性惡，今人言競爭。
強弱判榮辱，自古相吞併。
天道順自然，人治求均衡。
曠觀伊古來，善惡常相傾。
人中有鸞鳳，眾愚頑不靈。
哲人間世出，吐辭律以誠。
忤眾非所忌，坎坷終其生。
千金市駿骨，遺言覺斯民。
善非惡之敵，事倍功半成。
勿輕涓涓水，積之江河盈。
亦有星星火，燎原勢竟成。
作歌告少年，努力與天爭。
陳獨秀一生極多波折，困頓艱險，備嘗痛苦。但他從不洩氣，紿終樂觀、豪邁、勇敢，發為詩文，誠摯動人。
他的文章很有名，我們只消擧兩個人的批評就夠了，蔡元培認為他的文章風格，三個字足以盡之，就是「勁、廉、桿」。魯迅則說得非常形象化：「……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有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是開着的，裏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文如其人，陳獨秀是革命家，不是擅用「陰謀、陽謀」的政治家，由於他的「吐辭律以誠」，而且「忤眾非所忌」，所以到頭來，只能「坎坷終其生」了。
有人完全從獨秀的性格中，尋找他文章遒勁的說明，其實這是不盡正確的。他誠然是天才，他文章中的優點，不少可說是「與生俱來」，但顯然是經過苦學的。他在舊文學的造詣上，即使在他同一輩的大師中，地位也是很高的。他和魯迅一樣，愛讀莊子。
他的文章限於政論，不曾寫過純文學的作品，但不能說他的文學活動與純文學無關。恰好相反，他是新文藝園地裡的第一個花匠，是繼往開來的批評家。俄國大批評家倍林斯基曾經確定了普希金和戈果里的文學地位，獎掖了屠格湼夫那樣的作家；陳獨秀對於中國舊小說的重新估定，對於新小說的鼓勵誘掖，都盡了極大的作用。魯迅就曾經說過：「這裡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
陳獨秀在多種多樣的學術興趣中，只有一種始終不變，就是語言文字學，五四以前，他寫過一本「字類疑義舉例」，亞東出版；獄中寫「實庵字說」，據專家意見，這是非常有價值的著作。這些專家中包括獨著開明「辭通」的朱起鳳先生，北大教授魏建功先生。
陳獨秀對自己所有工作，極少自負，但對文字學則當仁不讓。在江津幽居時，寫「小學識字課本」積稿盈尺，由他的學生帶到上海整理，因內戰日亟，無法出版，全部歸商務印書館保存。共產黨如果有意發揚中國歷史文化，對於如此重要的學術著作，是不應該長久冷藏的。
1979年10月26日寫畢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