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衍增[1]
摘要：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伟人。他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都发挥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评价却是莫衷一是。恢复陈独秀的历史地位，不仅涉及到对其个人的“公正”问题，而且涉及到我们如何对待文化精英、思想先驱与革命功臣的问题，意义重大。本文试对陈独秀的功过是非略陈管见。
关键词： 陈独秀 评价 功过是非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具复杂性的重要人物，他的名字与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他的头上既有金灿灿的光环，如：“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共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伟大的思想家”、“有远见的哲人”；又有沉甸甸的帽子，如：“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1]长期以来，对陈独秀的评价莫衷一是，对他的功过是非更是众说纷纭。研究陈独秀的历史作用和功过是非，不光是还个人以公正，更是还历史以公正，意义重大。
一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安徽安庆人，出生于光绪五年即1879年。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演变的年代。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签定了《马关条约》，成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忱，陈独秀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并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离开了“举人、进士、状元郎”的旧路，踏上了“康党、乱党、共产党”的新路。陈独秀几乎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从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到反袁斗争；从励志会、青年会、暗杀团、欧事研究会到岳王会；从《国民日报》、《甲寅》、《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更为辉煌的是他成为了“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既是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是指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最先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无庸讳言，陈独秀在领导新文化运动中确实发表过一些过激的言论，对一些问题也确实是矫枉过正。然而，矫枉过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包袱过于沉重的民族来说，不啻为跳出窠臼的必要动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观点“固然偏激武断，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不能不说，它是打破宗法礼制、圣贤名教一统天下的禁锢，为中国文化步入现代化进程，立下不世之功的。” [2](pp.90-91)因此，毛泽东和孙中山都对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认为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3](p.302) 。孙中山则认为“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4](p.210)。然而，长期以来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突出，反而被其他文化人盖其锋芒。对此，一位台湾的学者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中国大陆的文化界长期以来高举鲁迅而贬低陈独秀，在台湾及海外则高举胡适而贬低陈独秀，两者都是有欠公平，而不合乎实际的。事实上，陈独秀无疑是这一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的领导者，而鲁迅和胡适乃是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时代的左右大将罢” [5](p.305) 。
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非常注重启迪民智、民德的工作。他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认识到，仅仅依靠政治变革而不变革国民的思想，就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就不能促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因此，他明确指出，一国的兴衰存亡，决定于“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的优劣，在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陈独秀致力于使民主与科学成为广大国民的信条，以取代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虽然，他没有造就出新一代的国民，但他对于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影响却是不容低估的。这正是他能够成为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领袖的原因所在。
1917年1月，陈独秀接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职，他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带入北大，使这所著名高校顿时充满活力，生机盎然。陈独秀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鼓吹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舆论阵地。他敬告进步青年要成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而非想象的” [6](pp.4-8)新青年，勉励受难的青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除了监狱就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价值的文明”。[6]( p.540) 陈独秀的激进的政治主张，受到进步学生的欢迎，陈独秀本人也被奉为导师，成为青年们崇拜和追随的偶像。当年北大的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五四时期，陈独秀一直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周围”。[7] 陈独秀引导学生们获得了独立的思想人格，敢于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敢于迅速行动起来，直接干预国家政事，从而为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四时期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这既说明了陈独秀是“开一代风气的宗师”，又说明他深受世人的景仰与爱戴。毛泽东在日后评价陈独秀时说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个《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才成立了党。”[8]( p.294)陈独秀对五四运动确实起到了领导和推动的作用，而五四运动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这就使得陈独秀能够在领导五四运动后，再创辉煌——创建中国共产党。
1920年2月，为摆脱北洋军阀政府的监视和骚扰，陈独秀离开北京赶赴上海，李大钊、高一涵陪送至天津。一路上陈独秀向李大钊谈了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并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9]，这就是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发起者和创建者。就建党这个角度来看，陈独秀的作用超过了李大钊。正如萧克将军在《陈独秀诗集》序言中所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是主要人物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
充分认识陈独秀在建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首先需要澄清一个事实，即“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以前的党史中大都有“共产主义小组”的提法，并且在表述上使人感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单独成立、相互平行。这就使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特别是陈独秀在建党过程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突出。实际上，“共产主义小组”在当时并不存在，参加过“一大”的张国焘、包惠僧都有过类似的会议。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也指出“共产主义小组”只是一种“习惯”的叫法。2002年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改变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提法，而称之为“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
1920年8月，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建立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它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10]( p.75)而陈独秀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更是直接帮助、推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陈独秀委托张国焘联络李大钊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8月底，陈独秀让张国焘转告李大钊，希望其“从速在北方发动”。李大钊对此“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11]( p.144) 。1920年10月,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正式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陈独秀的直接指导下建立的。陈独秀先后派李汉俊，刘伯垂到武汉开展建党工作。1920年8月，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昌成立。陈独秀委托毛泽东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一时期，陈独秀给予毛泽东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回忆说：“他对我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关于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2]( p.130)1920年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王乐平本人虽未参加，但是向陈独秀推荐了王尽美、邓恩铭两位青年。此二人虽然只是高中生，但是思想十分先进，已经初步具备了共产主义觉悟。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帮助下，他们于1921年春，在济南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陈独秀亲自建立的。1921年初，陈独秀召集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在广州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陈独秀先后委托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在旅法学生中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也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施存统回忆说：“我于1920年6月20日去东京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日本小组，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11]( p.36)由上观之，陈独秀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和具体组织等方式对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独秀虽未亲自参加中共“一大”，但由于其崇高的威望和重要的影响，仍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一直到中共“五大”他都担任着总书记或者相当于总书记的职务。
可见，陈独秀一生做了两件大事：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推动了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以高瞻远瞩的目光和开天辟地的勇气，发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两件大事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他名留青史、功垂千古！
二
陈独秀一生既有叱咤风云、纵横政坛的风光，又有蛰居寒乡、病痛缠身的窘境。世人对他的非议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理论上的“二次革命论”、实践中的“大革命失败”、组织上的“托陈取消派”以及工作中的“家长制作风”。而陈独秀在这些问题上是否犯有错误或者说犯了何种程度的错误，随着时间的沉淀，随着大量档案材料的公开，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关于“二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是指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待各种条件成熟后，再来进行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虽然陈独秀本人从未明确提出“二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这个名称是别人强加给陈独秀的”[13]( p. )。但是，无庸讳言，陈独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二次革命论”的代表，或至少是有“二次革命论”的倾向。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分阶段进行；二、民主革命的开展乃至成功，离不开以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三、民主革命的结果，在普遍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获得政权。陈独秀的这种“二次革命论”的主张，实际是一种“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凡是认为，革命过程需要划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性质不同，但又要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思想，都可以叫做“不断革命论”。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提出了“不断革命论”的思想。例如，恩格斯在1847年10月到11月间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他说：“在德国资产阶级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决战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那么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权，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它推翻。” [14]( p. 226 )可见，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马恩的“不断革命论”是有相通之处的。
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最大指摘集中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上。不可否认，陈独秀存在着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 [15]( p. 29 )，“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15]( p. 32)。这在客观上对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起了消极作用。但是，应当看到陈独秀在主观上并未“自觉”地放弃领导权。有学者把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的“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16]( p. 23)这句话当作陈独秀放弃领导权的有力证明。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统率”资产阶级并不是让资产阶级当“统帅”，况且这句话的主语是“中国国民党”，它对资产阶级当然是“统率”，对无产阶级当然是“联合”。陈独秀在起草的《二大宣言》中对革命前途作了分析：“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 [17]( p. 15) 可以看到，陈独秀并没有坚持民主革命后，必须要有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是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是可以“即刻成功的”。而陈独秀的这段分析又与中国后来的社会发展何其相似！因此，我们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评价应结合当时的具体国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既要认识“二次革命论”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又要看到“二次革命论”产生的客观历史环境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
关于“大革命失败”。学术界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已基本上达成共识，客观上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主观上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幼年的党，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加之共产国际给予了错误的指导。然而，究竟谁应该对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夕，斯大林就开始为莫斯科对华政策辩护。他说，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18]( p. 410)，然而中共中央并没有执行这些重要的指示。“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18]( pp. 406-408)。这样一来，失败的责任自然落到了中共中央的负责人陈独秀身上。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据俄罗斯新近公布的档案材料，可以看到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所谓七大右倾错误（在国民党二大的上退让、在中山舰事件上的退让，在整理党务案问题上的退让、对北伐持消极态度、对汉口会议决策负有责任、“四·一二”政变前三十丧失对蒋介石的警惕、危机时刻对汪精卫抱有幻想），“都与莫斯科方面的决策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19]。
必须承认，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给予过很多正确而有益的指导。但是，从组织关系上看，实际上是联共（布）通过共产国际来领导中国共产党。联共（布）指导中国革命，其中既有国际共产主义的情感又有民族利己主义的因素，而后者往往处于主导地位。联共（布）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强调中国革命中反帝的重要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必须将反帝与反封建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政策就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发生了某种错位。这就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祸根。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陈独秀也曾向共产国际争论过很多问题并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意见，但是，没有被共产国际所接受。共产国际实质上主导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政策和行动，理应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
对此，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们也不能否认。维经斯基承认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20]( p. 159)。鲍罗廷也认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18]( p. 501)。在大革命后期，“‘五月指示’来华，陈独秀、鲍罗廷、罗易都认为无法执行，于是作出决议，并由陈独秀答复莫斯科。结果，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就被指责为拒绝和违反国际指示而成为替罪羊。”[21]( p. 7) 对于为何让陈独秀来当“替罪羊”，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作了恰如其分的分析：“中国革命失败了，责任问题要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只能挺身而出，承担这个责任。”“如果这一失败由中央政治局全体负责，中共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那我们不如把全部失败责任推给他（陈独秀）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立场上，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22]( p. 237)。
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对于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犯有严重的错误。他的错误在于缺乏坚持真理的决心，缺乏驾御复杂问题的能力，而这些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可以被理解的。但如果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推给陈独秀，那似乎是说不通的。
关于“托陈取消派”。陈独秀确实加入了托派组织，并且被推举为中国托派的领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说陈独秀是“托陈取消派”实难令人信服。即使在被称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陈独秀仍然指出：“我们更不是主张用国民会议来代替苏维埃，而是要利用国民会议的斗争来发动广大的下层民众反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走向‘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23]( p. 481) 可见，陈独秀只是认为在革命低潮时应当保存、积蓄力量，不能盲目的进攻，而一旦时机到来仍要通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何以见得就是取消革命？
陈独秀的一个重大过错就是参加了中国托派。但是，对此我们也要作具体的分析。中国托派统一后的全称叫做“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加入其中并成为领袖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陈独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他个人的脾气禀性则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如前所述，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当作“替罪羊”。随后的中共“八七会议”即对陈独秀作了简单粗暴的批评。周恩来在谈“八七会议”的缺点时就曾指出：“‘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24]( p.172)。1929年，陈独秀给中央的“三封信”成为其日后被开除出党的原因之一。但是，从这三封信的内容上看，7月28日和8月11日的两封信主要是与中共中央争论对于中东路事件的政策，认为不应该简单地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应当从民族利益出发，反对国民党的误国政策。应该说，他与党的争论，从主观上讲是“对于重要问题，都想有点贡献于党” [23]( p.343)，从现实上讲“仍是革命阵营内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25]( p.1)。至于陈独秀8月5日的那封信，“对于向李中央盲动主义的批判，不消半年历史就证明是正确的，指出因盲动主义而扼杀党内民主推动命令主义也是正确的” [26]( p. )。然而，中共中央对这三封信大家指责，使陈独秀极为不满，成为他另起炉灶的重要原因。
令陈独秀更为不满的是共产国际的所作所为。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四个理由（不肯去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教育；不同意“拥护苏联”的口号；反对“六大路线”；公开为托洛茨基鸣不平），可以说个个都与共产国际有关。陈独秀是有反叛精神的，他崇尚民主、自由和平等，敢于为追求真理而斗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在他被迫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时，已经不断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大革命失败后，又受到了“不白之冤”于是乎他恢复了“终身反对派”的个性，不在接受别人的意旨，不管它是来自莫斯科还是党中央，他都极力抗争，即使被开除党籍也在所不惜。陈独秀确实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他在去世前四个月给友人的信中承认了这一点：“自来立论，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27]( p.567)。那为何这样的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开始时会接受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必须服从组织原则，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优容奸恶”的性格，“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 [28]( p.213)。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是在1929年11月5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后，才组织了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发表了托派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在1931年5月才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书记。所以，他并没有违反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当然，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相信随着有关档案材料的公开，这一问题的研究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关于“家长制作风”。陈独秀在工作中确实有一些简单粗暴的做法，但据此认为陈独秀有一贯的“家长制作风”却是值得商榷的。陈独秀禀性倔强，年青时就是“酒旗风暖少年狂”，到晚年依然是“且喜疏狂性未移”。陈独秀脾气火爆，“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象一团烈火似的”[11]( p.134)。这种脾气禀性或许是他工作简单粗暴的重要原因。事实上，陈独秀一生提倡民主，反对专制，胸怀宽广，从未对持有不同意见者恶意攻击。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的这一特点就表现了出来。他在同各种保守的文化主张进行激烈的争辩时，仍能尊重对方在学术上保持见解的权利，他赞成蔡元培先生给辜鸿鸣、刘师培、黄侃等学有专长的旧学者以讲学的机会。他说：“蔡先生对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意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29]。1920年，陈独秀在与张国焘讨论党的组织问题的时候，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的总理那样”，强调“减低书记的职权，遇事公决；这不仅可以确立党内的民主作风，也可以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 [11]( p.137)。直到1929年被开除出党的前夕，陈独秀依然认为：“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23]( p.418)。当然，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不能单单看他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动。在陈独秀担任中央重要负责人的1921至1927年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次中央扩大会议和政治局会议；领导了四次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四次劳动大会和多次全国及省的农民代表大会。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党内民主比较充分的时期，从而使党员积极性较高，使党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而且，陈独秀对待同志谈成坦诚率直，光明磊落。鲁迅先生曾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30]( p.56)。陈独秀从未因为意见不同对任何同志进行过打击和处分。可见，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实践上，陈独秀都是主张民主的。他在工作中某些带有“家长制”倾向的做法，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中似乎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做法在当时复杂的革命环境中甚至是必须的。
三
“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31]( p.27)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尘埃慢慢落定，一个真实的陈独秀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更加接近了客观与公正。笔者在此谈两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对陈独秀的错误应作进一步的研究。现在，学术界对于陈独秀的许多问题都达成了共识，为他摘掉了很多“政治帽子”，洗刷了许多“不白之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将陈独秀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学者提出看法，认为陈独秀没有形成一条系统的机会主义路线，因而，主张用“右倾错误”来为其定性。而笔者认为，陈独秀的重要错误在于主观与客观相分离，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宜将这种错误简单归之为右倾或“左”倾。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这种简单的划分在党的历史上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何不以“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提法为参照，将陈独秀的错误称为“陈独秀后期错误”。
这里顺便谈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自愿地放弃对于人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10]( p.280-281)
这段话将陈独秀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所说的“右倾投降主义”相比是一个较大的进步。然而，段尾引用了毛泽东的话，笔者认为似乎不妥。不妥的关键在于“自愿”二字，如果是自愿放弃领导权而不是迫于当时的形势，那就只能是投降主义路线。造成不妥的原因是片面引用的毛泽东的话。毛泽东的完整表述是：“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候，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着重号为笔者加），自愿地放弃对于人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 [32](p p.1257-1258)不难看出，毛泽东讲“自愿地放弃……领导权”是针对“投降主义分子”的，所以用于此处显然不妥。
二、对陈独秀的功绩应作进一步的肯定。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推动了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开一代风气的宗师”；陈独秀领导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成为学生的精神领袖；陈独秀以开天辟地的气概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中国革命中的不懈努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确立提供了经验教训。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那么陈独秀就是抡起开天之斧的盘古氏；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是“始于毛、成于邓”，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则是从陈独秀开始的；如果说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将继续在黑暗中摸索，那么没有陈独秀结果也是如此；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那么陈独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核心，虽然在他的身边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但这丝毫不能动摇其领袖的核心地位。总之，陈独秀是20世纪初一位功不可没的重要的历史人物。
历史的发展就如同一场接力跑，后来者总是以前人达到的地方为出发点，又远远地跑到前面去了。又好像登山，拾级而上，登到高处极目远眺心旷神怡时，最初走过的路已经在视野中消失了。但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最初一步一步艰难的跋涉，就不会达到今天的高度。所以，我们必须对前人、对革命先驱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他们或许存在着一些偏差和失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乃至于否定前人的历史功绩。
“此骨非饥寒所困，一身为人类之桥”这是陈独秀的自我写照。他一生赞扬“造桥”的精神，认为从桥上“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座桥留下了永远底价值”[6]( p.434)。陈独秀虽然失败了，但他无愧于一个坚实的“桥墩”，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尤其如此。所以，忘记陈独秀就近乎于“过河拆桥”，而过分否定陈独秀就更是有失“历史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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