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对安徽同乡，陈独秀出生在历史名城安庆，胡适出生在徽商发源地绩溪。陈独秀长胡适一轮，同属卯兔。当年，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因发动新文化运动而相识，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近30年的交往中，他们有过愉悦和快乐，也有过误解和分歧，但是，他们终不失为一对相知有素的老朋友。
共倡文学革命
他们是由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介绍而相识的。汪孟邹和胡适同是绩溪人，并且是亲密的朋友。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在日本留学时，和陈独秀结为密友，经汪希颜介绍，汪孟邹也和陈独秀成为朋友，后来又因创办《安徽俗话报》而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他的科学与民主的呐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奋进号角。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也跃跃欲试鼓吹新文化运动，他在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第一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二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独秀通过汪孟邹知道大洋彼岸的胡适，并了解到胡适的思想和主张，与自己所推波助澜的运动极为相似相近，所以当《青年》刚刚出版时，便让汪孟邹将它邮给胡适。汪孟邹受陈独秀之托，三番五次去信胡适，转达陈独秀的殷情期望：“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再三转述，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杂志光宠。”信中甚至有嗔怪之意：“何以至今仍然寂寂，”“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
1916年，陈、胡之间开始书信来往。2月3日，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只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已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到了8月，陈独秀致信胡适，通知他所译俄国短篇小说《战斗》将在《青年》刊出，并告诉他，《青年》“已改名《新青年》”。他还在信中说：“中国百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耶?”
胡适赞同陈独秀的认识，对未来的文学走向提出了具体而又激进的8项主张：“(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话。(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10月初，陈独秀连去二信，对8项主张“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只是对“须讲求文法”和“须言之有物”提出质疑，并指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望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次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飘洋过海，转到陈独秀的手中，很快便登载在《新青年》上。这篇文章对8项主张作了调整：(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胡适后来回忆说：“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条件还有点怀疑。……但独秀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同我的主张。”陈独秀读过《文学改良刍议》，极为振奋，特意在文后的跋语中说：“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果，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作为响应，陈独秀很快便发表《文学革命论》，他的态度更果敢更坚决，中国“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他表示，为文学革命的胜利进行．“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胡适远在大洋彼岸的哥伦比亚大学，为撰写博士论文已是心力交瘁，国内蓬勃兴起的文学革命，他只能隔岸脱火。面对留美朋友中“保守分子的反对”，历来温柔敦厚、胆怯怕事的胡适不愿意事态扩大，竟给陈独秀去信，表示文学革命的事，“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明确答复胡适：“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同办《新青年》
1917年1月，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可是，他却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胡适任文科学长，并致信胡适。胡适虽已完成博士论文和口试答辩，可是他的导师杜威因不谙“汉学”，对胡适的论文不甚了了，兼之胡适考试没能顺利通过，而要想得到学位至少也得等两年。陈独秀来信说得再明白不过，只要他愿意回国。北大教授的头衔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胡适是个聪明人，立即作出了既合适又明智的选择。5月29日，他向导师杜威告别，7月，抵达上海。9月，便在北京大学就任教授职。这年，他才26岁。可谓翩翩少年，英姿焕发。不久，又加入《新青年》的编辑行列，成为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
次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约定，《新青年》须遵循“20年不谈政治”的方针。但是陈独秀通过实践意识到这个方针是错误的，面对政治问题，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又“怎么该装聋作哑”呢?那么，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他们创办一个新周刊《每周评论》，“来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胡适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
他们都是文思泉涌的作文大家，文章都写得精妙绝伦。胡适作文时，桌上摆满了参考书，注意做到旁征博引、言之有据。陈独秀写作时，案上仅一沓稿纸，一块砚，一支狼毫，写起来如笔端走龙、一气呵成。
这一期间，陈独秀的文章特别多，多是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他的《驳康有为》的长文，肯定和赞扬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说十月革命的胜利“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这种革命，在政治上算是顶有价值的事体”。读过这篇文章后，胡适吃惊地说：“想不到仲甫越来越左倾了。”胡适担心陈独秀将会走得更远，《新青年》不谈政治的方针，将仅仅是一句空话。
果不出所料，陈独秀发表了大量针砭时政的文章，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方面的准备。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正在上海，为其导师杜威做翻译。陈独秀来函通报时，胡适很不高兴，反对采取罢课的方式，一再要求学生复课。复课不成，又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以避事端，发起征求意见签名时，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陈独秀对这一举动非常不满，但是，碍于情面，不便争执，只得将傅、罗叫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6月11日，他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师警察厅逮捕。于是，胡适接办《每周评论》，专刊发表《杜威演讲录》，宣传实验主义的思想。
经多方营救，陈独秀终于在9月16日出狱。12月1日，他在《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主张把有产者的政治，变为不受财产限制的政治，鼓吹“民众运动”，以实现社会的大变革。胡适也在这期发表《新思潮的意义》，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不赞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理论，主张对社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解决”，只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一点一滴地去进行，而切不可进行政治革命。陈独秀在这期发表的7篇随感录，直面敏感的政治问题，肯定和赞成布尔什维克党，他说：“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
俄国思想和美国思想
北大发生的变化，遭到守旧派的忌恨和非难，陈独秀成了众矢之的。守旧派纠集起来，罗织罪名，讹传流言，以将其排挤出北大。1919年4月8日晚，蔡元培在各方压力下，以教务总长总理文理二科，使陈独秀体面地失去文科学长职。
胡适不赞成这样做，说所谓陈独秀“私德太坏”，都是“小报所犯，道路所传”，他对蔡元培等将此无稽之谈“视为铁证”而惊诧不已。16年后胡适认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与陈独秀离去有直接的关系：“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陶孟和，英美派——编者注)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陈独秀离开北大后，摆脱了周遭保守势力的纠缠，他的思想更是汪洋自恣，无羁无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正是在此时确立的。
1920年始，《新青年》已不仅宣传民主主义，还宣传社会主义，读者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阶层。胡适对此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很少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实在推脱不了也仅仅是写几首应景诗而已。
2月中旬，陈独秀又回到上海，《新青年》的政治倾向已如磐石之坚。蔡和森称之为，“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这里说的“美国思想”，便是针对胡适宣传的杜威实验主义而言。《新青年》这两员大将成为两个营垒的对手，开始论战和较量，昔日志同道合的愉悦时光，恰似流水落花春去也。
这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胡适对《新青年》的变化极为惋惜，他在《口述自传》中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
陈独秀在粤主持教育时，又给胡适去信。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希望胡适等人“多做文章”，以继续维持和扩大《新青年》的社会影响。但胡适十分清楚，《新青年》的政治方向已不可逆转，尽管陈独秀表示“有意抹淡”，但那也只是策略和手段。所以他回信答复：“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他提出了解决分歧和矛盾的具体办法：“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所到。……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个办法。”
陈独秀接信后，非常生气，认为胡适要另办杂志，旨在反对他个人。而更令人可气的是，陶孟和居然还提出停办《新青年》的意见。他简直忍无可忍，立即给陶孟和去信，宣布和其断绝朋友关系。围绕《新青年》编辑方向的争论，陈独秀和他的一班自由主义倾向的朋友们的分裂。已是难以避免的了。1922年，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提出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陈独秀则批评其主张的荒唐。
次年11月．应他们共同的朋友汪孟邹的邀请，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两人又发生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
陈独秀希望拉着这位老朋友成为同一营垒的盟友。1932年，他曾向人说：“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犯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
他们仍常在亚东图书馆会面。1925年冬，胡适住在亚东医院治痔疮，陈独秀于夜间来探望这位老友，两人略略寒暄后，便又开始争论，一个讲马克思如何如何，一个讲杜威如何如何；一个讲苏俄如何如何，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急了，胡适便不失绅士风度地说道：“仲甫，我有事，你坐罢。”走下楼去，暂时挂出了免战牌。过不了几天，陈独秀又来亚东，一场新的争论便又开始了。然而，他们的争论是从无结果的。
胡适帮助营救陈独秀
胡适之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出尽风头，就是因为他写了《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最先在他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后来陈独秀一再索稿。他只得一稿两投，又抄了一个副本寄《新青年》。在《新青年》发表后立即哄传全国，使他成为蜚声遐迩、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正是因为这样，胡适才十分珍惜这段友谊。他们之间无论分歧多大，他总是把陈独秀当做他的朋友，称陈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两个老朋友”。
陈独秀一生多次被捕，几乎每次胡适都积极参与营救。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师警察厅逮捕。胡适知道后，便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通过在京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致书京师警察厅，说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
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不因陈独秀是中共领袖而囿于政治成见，依然尽其所能，为帮助其早早释放而奔走。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外交总长顾维钧，详说陈独秀一案的原由，并请转告法国公使：“我并不是为陈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陈独秀出狱后，胡适又与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邓中夏、李大钊等，在《为陈独秀君募集论费的启事》上共同署名。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胡适与翁文灏、罗文干致电蒋介石，希望能“依据法律特赦”。10月30日，他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专题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说，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1)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2)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3)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在陈独秀坐牢之时，胡的评价仍不失公允。
陈独秀入狱后，胃病复发，苦不堪言。他去函胡适诉说苦衷，并对胡适的关心深为感激：“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并让胡适代找英文版《原富》等著作。在这封信中，陈独秀劝告胡适勿要从政：“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流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有趣的是，胡适也为陈独秀不能专心研究学问而惋惜，胡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弟弟与诸兄说及，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多暇可以著述(陈仲子即独秀)；及其脱离苦厄，反不能安心著作，深以为不如前者苦中之乐也。”
次年11月初，胡适因事路过南京，行色匆匆，无暇探望狱中的陈独秀，他惟恐老友误解，便去函解释：“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他们的晚辈朋友汪原放也去信解释。但是，陈独秀不高兴了，在给汪原放的信中说：“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它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胡适倒不失君子风度，深知陈独秀倔强、孤傲的性格，理解囹圄囚禁中难耐的寂寞和孤独。他后来途经南京时，总是挤出时间探望询问，并给陈独秀带去一些书，两个老友又和好如初了。
转眼陈独秀已坐了5年牢。几年来，胡适为此焦虑费心，还专门找了汪精卫。请其从中转圜。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胡适又来探视，谈谈气候后，便切入正题，说：“仲甫啊，我已找了兆铭，他来信答应帮忙。”
陈独秀接过递来的信，只见上面写道：“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陈独秀看后感激地说：“适之，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添麻烦，……”
不久，这封信公开发表。不出一周，陈独秀便释放出狱。
次年8月，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几乎同时，胡适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没有忘记老友的窘困境况，早在一年前，便想让陈参加“国防参议会”，却遭到陈的拒绝。后来，胡适又通过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又婉言谢绝说：“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
陈独秀以老病之身僻居四川，携家带口又无家资财产，生活十分艰难。老友汪孟邹牵挂在心，多次给胡适去信，请求胡适给予帮助。1941年2月25日，汪在信中说：“仲甫兄自人川后，即患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阻，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叮虑，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亦太难矣。”胡适认为，老友摆脱困境的惟一办法，便是来美国撰写自传，以稿酬维系生计。可是，陈独秀却一再拒绝，热心的胡适再也想不出良策，当然也就暂缓书信，直至陈独秀逝世。
胡适对陈独秀的最后评价
陈独秀带着困惑和遗憾走了，他的探索和思考，他的本应结出硕果的学术业绩，他所走过的坎坷崎岖的人生道路，对于后来者都是份沉甸甸的遗产。陈独秀逝世后3年，重庆举行“关于陈仲甫先生遗著出版问题”座谈会，议定出版陈独秀著作，并委托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负责整理陈的遗著，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何之瑜想到了胡适，请求胡适为之作序。以陈独秀这样一个是是非非的政治人物，商务印书馆给他出版著作是要担风险的，故仅断断续续地印了一些，而所有书稿，据说都由何之瑜带到美国，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
1949年4月，胡适飘洋过海去美国当寓公。途中，他聚精会神地阅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读着读着，不禁站了起来，踱着方步，嘴里不断地嘀咕着：“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然后，将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接着便作起了序：“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陈独秀写的《我的根本意见》，已把“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看得更透彻了，这便是“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和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之自由。”
陈独秀最后见解的是与非，历史自有公论。然而此时牵动着毕生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胡适的心，他似乎感觉到，他和老友的心是相通的，他的“美国思想”，好像在这里得到了回应。老友转了几十年曲曲折折的路径，如今又转回到“美国思想”，他怎么能不感慨系之呢?10年以前，他自甘“诤友”和“过河卒子”，为开放党禁、推行西方的民主政治而犯颜直谏拼力向前。可是，蒋氏政权是一党专政，所以，他的所有自由主义言论，必然是对牛弹琴、无的放矢。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1959年l0月，胡适和友人谈话时又重提北大话题，说：“从前在北大时，人家把北大教授分作浙江派、安徽派，浙江的人才多，安徽只有陈独秀和我。”这是他一生中最奋发、激动的一段经历，他已把它深深地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是那么的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1961年5月，台湾学者李孤帆给胡适去信，征询收集、整理和出版陈独秀遗文的意见。开始，胡适对此饶有兴趣，建议李孤帆首先应该设法买到《独秀文存》，同时回到家中检查所保存的陈独秀遗文。他知道陈独秀的文章是难以收集齐全的：就是收集齐全了，在台湾这样一个专制政体下，陈独秀的那些讨伐国民党、蒋介石的文章，是不能印刷出版的。况且，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陈独秀的政治见解仍是不同的。他说：“我把他的《最后见解》印行，是要保存他最可以珍惜的最后见解，其余的许多党八股是不值得再流传。”
李孤帆执意要编印一本新的《独秀文存》，并邀约胡适作一篇序。可是胡适还是认为现在“不是选印独秀文选的时候”。8月28日，他在致李孤帆的信中，对陈独秀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我觉得独秀早年的思想大都是浅薄的：除了他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之外，我也总觉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
半年后，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胡适一直为陈独秀的弃学从政而抱憾，一直为他们之间的政治向背而痛心。纵观陈独秀一生，能作出客观、真实、公允的历史评价，也惟有胡适。当然，这之中不乏政治的偏见，我们勿须苛求责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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