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摘抄
悼仲甫联：
半生革命，半生著述，血幻昙花，终有令名垂宇宙；
辞尊居卑，辞富居贫，尘生沧海，更无同国觅宗师。
（P643）
——以上见续编《一、生死战友简忆》
三大 三大中央设秘书一职，由党章规定通告须由秘书联署，否则无效，以防独断专擅行为。马林提出，毛泽东附议。陈独秀虽不以为然，但格于众议，不敢申异议。陈有时发脾气便向文虎1说：“我一切相信你，你代我签字也是一样。”文虎明知这是他的气话。文虎说：“我们受大会重托，应该按章办事，否则别有用心的人必乘机进行挑拨离间，将来怎么向全党交代呢。”陈对此事乃不再说话了。
（P232）
四大 伍廷康说，北方书记部的人不听中央的，什么事自己作主干，事后才跟中央说一声，不听话。请彭述之、尹宽、赵、王若飞合作，陈独秀接受了伍的意见，四大中央让这些人掌了权。
（P233）
五大 大会开幕时执行主席任务，提名通过主席团名单。会场布置主要标语：国共合作到底，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文虎、润之在会场同坐中排凳上，由仲甫作政治报告。陈穿黑色短衬衫，带红领巾（红领结）。罗易、汪精卫、谭延闿均列席参加开幕式……
（P235）
——以上见附录《罗文虎笔记谈历次党代会》
国民党员虽共戴孙为党魁，但组织松弭，更无革命原则，朝秦暮楚，视为故常。独秀尝云：“混蛋的中国社会才会有混蛋的政党”，最初本为讥评国民党而发。中共参加执行部主要工作同志某次由孙邀请茶话座谈，表示联欢。时汪、胡等侍侧，不敢就坐。孙谈三民主义包罗万象，自矜创获，语多浮夸。会毕辞出，有人问仲甫，孙言论疏放，可谓“盛名难副”。仲甫说：“他向来就是如此！”（罗按：孙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等首先加盟，并怂恿独秀加入，独秀不允，盖认为孙为不学无文，后尝戏称孙为江湖医生，因孙本业澳门医师，又称孙为大圣。）
——以上见中编《五、环龙路国民党执行部》
（P251）
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中共中央与国民党间发生过多次笔战。如一九二四年九月间，国民党右派藉口让社青团团刊七号所载三个决议为中共政策要瓦解与吞并国民党，乃印行“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公开散发，攻击中共。独秀乃以“我们的回答”为题，在《向导》八十三期刊布一文，答辩指出右派错误为：（1）反对为工农利益而奋斗。（2）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3）反对蒙古民族自决。（4）与帝国主义妥协。（5）与个别军阀妥协。（6）反俄及所订的中俄协定。（7）诬蔑共产党受俄运动费等。
（P256）
当时戴季陶在理论上攻击中共最力，仲甫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亲草长函与戴辩论，长达万言，从理论上驳斥戴文缺乏革命观点，并诬枉民众事实，戴理屈词穷，无法自辩，转请求笔下超生。（罗注）
一九二六年九月张静江为北伐筹款等问题致函仲甫质问，词色甚严，仲甫乃于九月十三日作答，坚持原则不让，谓北伐不能牺牲民众利益，张乃默然。
（罗注）据云：戴季陶接仲甫信不胜羞愤，时正饮茶，立将茶杯掷地，对座客邵某云：“请转告陈先生笔下超生，我戴某誓与中共不同戴天！”人言戴号天仇，至此始获真诠。
（P257）
三月二十日事变，独秀时在上海，数日后接到事变详细报告，已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后乃函蒋介石责其败盟。蒋见目的已达，故仍在口头上向鲍罗廷发誓表示忠诚，鲍见事已如此，无可挽回，只得承认既成事实，忍让了事。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独秀致蒋介石信，晓以革命大义，说：“国民党于三民主义共信之外，应有别信，中共对冯玉祥尚且爱护，何况蒋。”劝蒋不应自绝于革命。蒋接信后仍是抵赖敷衍，毫无悔过诚意。
……三月二十日事变后，蒋见鲍对己优容，乃组织黄埔实力派以植私党，并大肆排斥异己，拉拢中共不肖分子。又藉口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有讥讪蒋介石言论（说高曾向黄埔学生演说，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要先打倒广州的段祺瑞。）逼高辞职，高遂于五月二十五日被迫离开广州。当时独秀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中山舰事已吃大亏，语罕问题比起来还小，不应坚持，因令高为文辟谣。某曾批评独秀此举亦属蛇足，独秀亦未置辩。
（P260）
——以上见中编《六、国共争衡——三月二十日政变》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之役，在暴动准备期间忽发生中央书记被拘事。某日晨中共正值例会时间，文虎到中央办公处出席会议，有顷大家到齐，唯独仲甫不见。众人正疑虑间，荣盛忽从外来，春熙因问：“先生在家否？”荣盛答：“不在，他早八时出门来办公室开会，何以现尚未到？”众人面面相觑。荣盛言毕返身出门，春熙追及荣盛，说：“我和你一道去寻找吧！”于是荣盛回到仲甫寓处，二人共坐一会，仍不见他回来。正焦急时，荣盛忽自语：“先生可能是送文章去《向导》校稿处去了！”说毕，荣盛乃引她向宝山路印厂走去，中途忽遇何今亮迎面而来，文虎亦随至，因问今亮：“见仲甫先生否？”今亮答：“未见！方才闸北工会来人说，今早纠察队在东方图书馆附近截获一穿黄色雨衣的人，等我前往理落。”荣盛闻言顿启疑窦，因早晨微雨，他〔先生〕出外时手携雨衣。文虎闻语立嘱荣盛返寓守候，以防意外，乃偕今亮往查明事情真相。二人继至闸北工会党团处访问究竟，到工会时，但闻工会中人声鼎沸，正在议论拘获嫌疑犯事，乃入室问讯。工会纠察队引二人进内，大家见文虎与今亮至，众人喧声立止，时有纠察队小队长向今亮报告：“纠察队队员今早巡逻，在工会附近瞥见一人头戴雨帽，低头疾走，问之不答，我等因见他形迹可疑，遂将其拘留。”因为仲甫平日行路时文思萦回脑际，故不甚注意周遭所发生事情，此次对纠察队盘诘，竟未听悉，以致被拘。过了一会儿，纠察队引一人至今亮前，身着雨衣，手拿报纸，二人谛视，果然是仲甫，不免暗吃一惊！今亮乃佯作镇定，对队员说：“你们且散去。”众既散去，今亮叫队长近前，附耳语道：“此人乃我娘舅汪先生，昨日方从外埠来此，初到上海，路道不熟，又不谙本地语言，竟遭误拘，我送他回去。你们以后巡逻仍应着今日的作法，认真盘诘，不要疏忽怠意！”纠察队长聆言后，信以为真，深表歉意，告辞而出。于是三人归寓，荣盛见面，喜形于色，今亮仍将经过告知，荣盛听罢，笑道：“今日事情仿佛是晁盖与刘唐在搬演戏文，值得庆贺。”三人不禁失笑，时已十二点，扰攘半日，至此始定，但开会时间已过，荣盛乃临时做饭，留二人共进午餐。进餐时，今亮诙谐地说：“今番仲甫先生总算又被拘囚一回，照次数是第三回了。”仲甫道“这不算是一回，何况是被自己人拘留，勉强计算，只能算作半回吧。”
——以上见中编《十四、中共扩大会与上海暴动》
（P317）
汪陈宣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深夜，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自上海乘英轮到武汉。次日清晨召集原在武汉中委谈话。第三日即四月十日上午，在鲍公馆正式召开中央常委会议，仲甫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内容分为几项：（1）上海工人暴动失败后局势。（2）四月五日汪陈宣言及其经过。（3）当前关于武汉工作进展诸问题。就当前政局观察，四月五日汪陈宣言，颇关重要。先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汪精卫自欧洲返中国，抵上海后即往晤仲甫，商谈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时北伐军已于三月二十一日占领上海，二十五日克南京），汪陈二人会商结果，决定发表两党合作宣言，在上海各报公布，全文如次：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致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解。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间离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省自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汪精卫，陈独秀。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见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上海《时事新报》与《向导》周报）
上述宣言，综其要旨不过是说明共产党坚决承认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无产阶级独裁制不至发生，中国需要建立被压迫阶级的独裁。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不怀疑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最后劝告两党同志须鉴于敌人之武力压迫及流言离间，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
中共中央开会时，仲甫报告汪陈宣言商谈发表经过，他说当时上海革命危机在酝酿中，宣言真正旨意在争取舆论向蒋示威，使蒋孤立，同时奠定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基础始克完成国民革命。在中央会议上鲍罗廷说：“宣言非常正确必要，且极有力量，符合国际指示，宣言所谈上海事虽未明白指蒋介石，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眼人一见便晓。宣言对武汉政府一字未提，实则给予武汉政府很大支持。事后证明宣言使国民党左派政府延长了约百天的政治生命。
——以上见中编《十六、革命高潮——武汉国共合作政府》
（P325－327）
在经过一般辩论后随即取得一致意见：通过省委建议并就具体方案执行内容作了广泛的补充。当时出席代表一致表示武汉为当前革命策源地，应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代价争取保卫革命首都武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挽救革命危机。扩大会议讨论结果，通过省委建议与下列紧急行动纲领：（1）以湖北武汉工农组织为中心，夺取汉阳兵工厂储存武器及生产武器，武装工人二十万，农民五十万。（2）在武汉、南昌、长沙三地同时暴动，各县工会、农民协会一齐动手，组织地方乡村政权。（3）各省互相采取联络一致行动，使各省军阀自顾不暇，不能采取联合行动。（4）逐渐扩张暴动区域到长江、珠江流域及其他省份。（5）在各地暴动中推翻国民党政府，逮捕汪、唐，成立工农兵学商联合政权，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军阀、地、资势力。（6）联合各地反军阀势力，扩大暴动区域。（7）作长期战争准备，肃清南方内部后再举北伐。
根据上面的纲领，经扩大会讨论采纳入方案中计有以下几条：
军事方面（1）在武装动员方面，下令叶、贺主力军队（约十五个团）迅速集中武汉三镇，从事战斗准备。（2）中央军校员生全部扩编为一个师，准备作战。（3）中共控制之下国民政府警卫团，准备参加作战。（4）武汉市警察武装一律改编，加强作战准备。（5）武汉工人纠察队、农民协会武装进行扩大编制，准备参加作战。（6）责成汉阳党委迅即取出兵工厂库存枪支、武器、弹药，武装工农及党团员，编成独立师团。（7）派专人到河南，令张兆丰师向武汉移动，策应暴动。（8）电令湖南、江西省委协同一致行动；
在加强革命群众组织方面，（1）组织武汉三镇工人联合行动，以实力进行反击汪唐反动政权。（2）发动全省各县农民协会协同一致行动，扩大农民自卫武装，消灭地主武装。（3）下令各群众组织、青年学生、妇女等团体采取有效行动。（4）通知湖南、江西省委采取联合行动，就地夺取当地省、市、县各级权力，扩大武装。省委一致通过上述方案，公推文虎、荷波、史文彬、苏兆征出席中央会议时向中央及国际代表提出。
省委紧急议案送达中央后，次日中央举行会议提出讨论。在中央会议上，首由文虎即席说明提案理由与内容，并重申省委会议全体成员的决心，申请中央迅速做出相应的决定，成立行动机构，统筹一切，立即付诸实施。文虎强调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稍纵即逝！全党应万众一心，破釜沉舟，力战克敌！
在中央会议上，多数中委纷纷发言附议省委方案，均认为目前舍此以外别无良策。在诸人热烈发言中，国际代表独排众议，表示异见。罗易与鲍罗廷先后发言，他们说话词句语气轻重各有不同，但总的立论却是一致，就是说：“省委建议与国际历来政策精神不相符合。目前任务是加强团结左派，千万不能闹分裂。”他们多次发言，均围绕团结左派问题上面翻来复去，语不离宗，主张培养新左派（主要是指邓演达等），别的都谈不到！最后仲甫发言，他认为省委行动方案危险性极大，弄得不好，会招致一败涂地。他引用国际决议说：“新军阀（指蒋、冯）屠杀工农，但他们仍反对北方军阀（八次执委全会决议案）。”言外之意是：革命危机听其发展下去，宁可革命受挫，不能与左派翻脸。仲甫又主张：“保存实力，观察敌人内部矛盾发展，以图他日卷土重来。”因他坚信敌人阵营决不会稳定，中共只要保有相当政治、军事、组织力量，就可以举足轻重，选择作战机会，乘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此时会场上双方展开激烈辩论，互不相让。正在争论难解的时候，最后国际代表说，此案关系重大，今天难作决定，宣布会议暂停，以后当慎重考虑，从长计议。按照中共中央会议以往惯例，国际代表和书记实际上都拥有否决权，遇到纷争难决的时候，往往他们片言可以息争。所以在这次会议上，省委的建议未经表决就被搁下来了。文虎当场郑重声明保留鄂省委意见（即不放弃原方案主张），于是会议无结果而散。当时出席会议的省委成员，心虽愤懑不平，但亦无可如何，只有付之浩叹！回省委后，对党员同志还花了很多时间去解释这个问题。以后的工作便是计划如何处理中共武装与转入地下工作的问题。
——以上见中编《二十一、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间关于应变问题的争议》
（P344－345）
在大革命高潮时期直接领导武汉革命者为中共武汉中央局（中共中央武汉办事处），具体从事武汉实际革命工作的为中共湖北省委。……凡此诸端都是在武汉中共中央时期完成的。上述革命业绩声光广被，影响深远，均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罗按：中共四届中央正式自上迁到武汉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中事，同时中共中央书记随中央迁移来到武汉至七月离汉口时止，中央书记前后驻武汉时间为三个月。）
武汉革命危机表面化始于郑州会议（一九二七年五月），自尔以后，中共中央即开始计议有关应变诸项问题，其经过前面已扼要叙述过，此处所说只是属于中共党内组织新部署事务。中共在七月十五日以前几个星期，中共中央及省委鉴于当前环境下既不能另辟空间，别开局面，又不敢背城借一，冒险决战，盱衡局势，乃采取首先是重新调整工会斗争阵营，包括充实各省工作，加强工会、农会斗争实力。另方面决定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全党一切工作转入地下，作长期斗争，用工农组织力量，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专制政府。七月间中央连次会议论关于与国民党决裂后党、工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对策，主要作成下列各项决定。
中央委员之一部分赴各省市调整充实地方党部，亲身参加指导工农群众运动。基于这个原则决定派到湖南工作者有文虎与润之，到江西工作者有陈潭秋、刘俊山，到北方有王荷波与韩麟符，到广东者有邓中夏、阮啸仙、彭湃、苏兆征等。派到上海者有陈延年、陈乔年、项英、史文彬、林育南、李求实等。此外又派周唯真到四川，柯庆施到安徽，王儒廷到云南，谭寿林到广西等省工作。中央决定上述措施以后，各省工作迅即稳定下来，在新基础上向前发展。又为了使一部分干部有提高理论学习机会，乃又派遣一部分党员到莫斯科学习。当时决定赴莫学习干部有：夏曦、罗章凤、汪奕、李梅羹、曾钟圣、熊受暄、何叔衡等三十余人。
中共中央本身因武汉反共无地自〔可〕容，乃决定迁往上海继续工作，仲甫令秘书处人员先行赴沪，筹备迁移各事，并亲自决定《向导》停刊（出刊至二○一期），在中央重迁上海途中耽搁的日子，中央对外暂停工作。
以上诸组织部署大都是经过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联席会议做出决定的。其总的精神是要求在敌方强大攻势来到的时候作好准备，坚决作战，这样才能做到败而不溃，再接再厉，屡败屡战，戮力向前。在往后若干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暗无天日的艰难岁月中，全党组织虽然转入地下秘密工作，但是仍然保持革命朝气，使中国革命逆流而进，取得相当成就。
——以上见中编《二十五、中共全党组织新部署：巩固全国革命阵地，加强斗争实力》
（P357－359）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临时中央在国际代表领导参加下，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地点在上海英租界西区，出席者为五大一部分中委，各区及省委书记与少共中央代表等四十余人。
…………
扩大会议上阿双曾倡议◇◇2应与谭一例处分，但讨论结果，未通过。事后他语老寡妇云：“处分就处分，于我何干!?老◇给我走的道路太窄了，左右为难，洛易胡闹！他本人难道完全不明白吗？真是错怪了人。”又说，“他叫我穿高橇，踩钢丝索，又不给撑伞，这怎么行？”会后不久洛告他，奉指示要他到莫学习。他默不作答。后派人催促动身，他告其人说：“我不打算去！不愿坐洋房！”后遂连发三信公开批评临中路线的错误……
…………
结论 汉口会议在中国革命与中共党史历程上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汉口会议以前，中共领导革命虽然曲折艰难，但是仍然循照正常轨迹运行。溯中共革命在中共领导之下，发韧于二十年代（一九二○至二七年），历备艰辛，始达到相当成就，一九二六年冬乃获建立武汉革命政权。在前此革命进展期间，虽然遇到重重阻力与挫折，但从大体趋向观察革命是前进不止的，政治路线一般是没有遭逢到严重的失败。但是自汉口会议起与成立临时中央后，中国革命形势却引起质的变化，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势力乃一蹶不振，由此至一九三一年第二个临时中央成立，革命颓势仍长期继续存在。追源祸始，实与当时临时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息息相关的。
——以上见中编《二十七、中共八月汉口会议》
（P372－374）
我在长沙的时候，在学问上有些自高自大的思想，但是进入北大以后，这是文人荟萃之地，能人之上复有能人，因此我有些自卑起来，茫然不知安身立命之所在，我在教师中最先认识刘三、李大钊、仲甫等。同学中我最先认识特立、中夏、夜郎三王等。仲甫云：仲甫父亲以科名任清朝皖南守备之职，教子甚严。仲甫十四岁中秀才（第一名），考举人未中，遂绝意仕迹，赴日本。1912年归国与柏文蔚共谋起义推翻满清任安徽教育厅长。袁世凯专政后遁逃日本，过流亡生活。1917年归沪后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五四”后提倡新文化，推倒古文，遂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文在预科偶被推为代表向仲甫交涉某事，仲甫赋性急躁，师生间口角冲突，双方不协而散。事后仲甫认为文虎有胆识，乃叫人把文虎请去解释，以后二人渐成莫逆，过从无间。仲甫在文科学长期间多次邀文参加他与蔡孑民（元培）的谈话。
（P758）
河大南迁是借用张学良、靳云鹗在鸡公山的别墅为临时校址，教师分住旅社。鸡公山高一千五百公尺，山上泉甘水肥，风景宜人。文在此山居住半年，附近有泻红涧，七里香诸胜。
…………
某日文正准备下山，忽见一着西装客人来访，文定神谛视，认识来人是十年不见的旧友罗汉。汉语文云：“今日相访主要是与兄叙旧，以慰多年契阔之情，同时奉仲甫之命，请兄下山一叙。”两人倾谈之下，知道他们最近所发生的情况。文留汉在山上住了几宿，便约定相偕下山来到武汉。
文到汉口住扬子江饭店，是晚罗汉偕仲甫、特立二人来到旅馆，由是十年阔别老友又见面了。翌日，三人在双柏树会谈一次，并在仲家便餐，由仲夫人亲自招待。在座马衡（故宫博物院长）、罗汉，尽欢而散。饭后在双柏树下聚坐闲谈，仲鬓发已苍，然神采奕奕，犹似当年风度。他郑重说道：“我等分之当合，扎结三矢，便成连弩，既可致远，又可威敌！”言简意远，座中闻者感动！特立十年军中生活，风尘满面，然已百炼成钢，气象雍容，意识形态均告成熟。特立感慨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今后我决不作退休之计，赴汤蹈火，破釜沉舟，在所不计！”又向文云：“你从今日起应该洗手不再教书才是，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可也。”仲甫见特立意志卓绝，说：“只要你们合作，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万事便可从头做起，大家愿当过河小卒，勇猛向前！”文终席默然，主意不定！
（P775－776）
文淹留重庆的时间，经常在大雾中生活，主要是为大学备课，出外则进出防空壕。时特立寓城内大梁子张家花园，常往来。仲甫远居江津，曾遣其甥◇◇专程来访，邀文往该地避嚣，文因路远辞而未往。
（P778）
——以上见续编《罗章龙自传》
注释：
1 文虎，罗章龙笔名，又以“文”自称。下同。——摘引者注
2 ◇◇即陈独秀。——摘引者注
（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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