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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科学,

  也就谈不上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陈独秀是伟大的。

  李 锐

  2002年1月25日,李锐在北京大学知识分子研讨会上的讲话

  来参加这个会,使我想起同北大有关系的三个人;一是陈独秀;二是马寅初;三是王若水,他今年一月五日在美国因癌症去世了.

  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的宗旨一共有六条:一、自主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条从民主、科学、实事求是,直到我们现在提倡的改革开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本性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等,无不包含在内。从陈独秀早年的活动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提倡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反对自古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这也是当年鲁迅谈的冲破“铁屋子”,反对做奴隶、做奴才。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春秋战国时期,多头分治,尚无统一集权的高压力量。士人(知识分子)处此时机,能自由讨论、儒道法墨,百家争鸣。人生、社会、思想、政治等等,观点、见解可以各不相同,互相独立、地位平等。自秦统一天下,统一体制,也统一了思想:儒法合流(阳儒阴法)归于一家,即霸道、王道合一的人治,由皇帝(圣旨)说了算,从各代帝王直到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脉相传。全国执政以后,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尤其迷信战争经验,迷信意识形态;晚年悲剧在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他自己坦然承认:“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实为斯大林)。

  缺乏自由民主,这是我国历史传统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没有自然科学与科学思维的传统。如实验科学就必须有形式逻辑、定量分析、还原论等思维方式为前提,关于自然,古代只有一部《尔雅》。我们的类书(从〈艺文类聚〉到〈古今图书集成〉)与西方的〈百科全书〉截然不同。我们的类书以皇帝为纲,历史、纲常、伦理等占绝大篇幅,最后才有一点器物、方术之类,且无植物动物矿物的概括,五谷与玛瑙、玉器并列,蝗虫与旱、贼同属“灾异”。西方则自然与人生分开,〈百科全书〉以天文、数理、植物动物、生理等为序,而后法律、政府、国家、伦理等。总之,中西文化整个结构体系不一样,中国从人生到自然,西方反之。从尔也影响传统思维方式,我们的眼光总是向上,而不向下,仰圣贤领袖,轻凡夫俗子。改革开放已二十多年,经济与政治仍未能同步,还是喜欢政治挂帅,人治高于法治,权势冒充权威,长官意志代替科学论证,把注意当作宗教。中西意识的差异,还可以举这这样这样一个例子:西方的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

  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士人习惯依附权门,揣摩皇帝脾胃做文章,有的变成“奴才学”大师,代优传人。北宋以后,称夷为父,变为奴才的奴才,如秦檜(状元)、贾似道、洪承畴等。当然也不乏人格独立的学者,如叶水心、顾亭林、王船山等。我国自古无民主传统,甚至不存在对自由的向往。无视自由妄谈民主,实缘木求鱼。个人自由乃民主社会的前提。西方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二、三百年的努力实践,人权、自由、民主这些问题早就不在议事日程了。

  恩格斯讲过,任何人都要受三种限制:一是时代,二是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三是思维能力。我认为还应当加一项,既个人品德。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做独立的人,即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这样才能不墨守成规,有所创造。可以说,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科学,也就谈不上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

  回到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当年就着意要将属于西方的好东西,已经经过历史考验的自由、民主和科学传统,引进到中国来。上面的六条,可以说是他的宣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是第一届到第五届的总书记。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过去完全归咎于他;但不论右还是左,主要还是共产国际领导的错误,陈的责任是次要的。现在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出有专刊专书,过去的错误评价基本得到平反。陈独秀一生是伟大的、光荣的,晚年还写文章批评斯大林的专制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制度创造了斯大林。他还认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就等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加普鲁士民族性。

  五四运动时,人们认为旧知识分子满脑袋圣贤语录,哪里还有自己,就怕“坏了心术”培养十足奴性,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恭顺奴才,朱自清曾说“旧知识分子---士大夫是靠皇帝(或军阀)生存。所以新知识分子是比较自由的,他们是‘五四’之后才有的。”可是,历史发展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延安是革命圣地,当年整风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我们过去是完全肯定的。运动高潮时还发生过“抢救运动”,认为“特务如麻”,许多机关、学校大部分知识分子被打成特务,人们被整得乃至有原罪感,于是竿做“驯服工具”了。这就为后来的毛主席万岁,让一个人思想,个人崇拜,“一句顶一万句”,“四个伟大”,大海航行靠舵手,打下了基础。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被称为小资产阶级;副。年以后,被称为资产阶级了,属于“异己”的行列。知识是科学的基础,延安“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有过极尽挖苦的词语,后来就发展到:“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文革时就变成“臭老九”了,学生统统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马克思将“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视为人的最高本质。可是,我们将这个本质异化为驯服工具,人人甘当螺丝钉;同时,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逼所有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划清界限,宣扬“成分论”,只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绝无中间道路。一切带“人”的观念--人权、人道、人性、人情等统统蔑视。苏维埃时期错误的“肃反”政策,曾冤死十万人,延安抢救接受教训,“一个不杀”,却未总结教训。终于发展到十年文革,满天下“反革命”,整人、死人不当回事,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造反有理”,“砸烂一切”,将推动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动力--知识、自由、民主、科学、法治(更不论市场经济),统统踩在脚下。这到底事怎么回事呢?

  共产党的创始人以及后来许多领导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可是为了所谓’不断革命“,知识与知识分子却异化为异己的对立物。这个问题不彻底弄清楚,我们走过的弯路不彻底弄明白,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搞不好的;我们必须从理论到实践澄清这些问题。我这里只简单谈一个问题。

  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过去叫做”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关系到劳动和智力劳动的问题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他创造的剩余价值论,都值得重新研究,现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这方面的专著不少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以体力劳动未基础的,体力劳动是简单劳动,似容易说通;但应用到复杂劳动上,就比较困难了;尤其应用到脑力劳动特别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上,就更说不通了。人的智力、灵感这些属于知识水平与思维能力的脑力劳动,因人而异,是不可能计量化的。《红楼梦》只有曹雪芹才能写得出来,你怎样计算其劳动价值?现在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宝贵的财富,如何计算其价值?比尔盖茨的资产曾达一千亿美元,怎样计算他创造的价值?科学技术所创造的价值,同工人、农民体力劳动创造的价值,怎样对比计算?历史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其载体是知识分子,是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是硕士、博士,还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所有这些人、这些知识分子同工人一样,都是生产力。因此,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写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以人体作比喻,知识分子是人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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