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洁
全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在忙着拆除老房子。当华夏大地上的老房子越拆越少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们才会猛然意识到本土的一些不可替代的重要标识已经稀罕了！屈指详数，那些储藏着历史风云、标志着时代特征的老建筑们，已经成为暴发的水泥楼林里衰老而稀疏的老人，正朝不保夕地等待着被那些毫无特色的方楼埋葬。于是，每次到外地，我在工作之余的惟一爱好，就是对照着当地地图或某一本书去寻找那些苟延残喘的代表性老建筑，赶往目的地时的心情就如去医院最后一次探看垂危的故友。
这一次，我探寻的是一个大大小小的北京市地图上都没有标明的老房子：东城区北河沿箭杆胡同9号。
这个让我心仪的地址是从一本有关鲁迅的书里读到的。这是去年12月14日下午的一次难忘的寻找，北京的寒气把大部分人都堵在了屋子里。我和北京的一位朋友从沙滩儿当年的北大红楼出发，南拐北池子大街，开始了这次寒冷的探访。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路线，完全是因为我想循着八十多年前的先贤们的遗迹走一遍。北京的胡同差不多与皇家宫禁同样称著于世。老外到北京，看金顶红墙的紫禁城与串灰瓦灰墙的小胡同都一样的兴味盎然。北京什刹海一带甚至有标着“胡同游览”的三轮车，专拉老外在前恭王府花园、宋庆龄故居和郭沫若故居一带转悠。那些身穿黄马甲的车夫们悠然蹬车的身影和坐车人兴高采烈的表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但随意串胡同体味一种当地的风情与刻意找某一条胡同完全是两回事。有资料说，现今，北京直接叫胡同的小街就有一千三百多条，找这一箭之地的纤纤细巷，何其难也！果然，我们一路打听，也许是惮于严寒，很少碰上行人，即使偶遇一二人，也不知道其所在；等感觉是快到了时，又迷失在曲里歪拐的胡同里了。
这一片紫禁城东墙外的胡同尚没被现今的建筑热潮淹没，因此也就很清冷。正不知如何是好，对面来了个骑自行车的姑娘。热心的女孩子从小巧的自行车上下来，不好意思地回答：“好像就在这一带，可能是那条吧？”她犹豫地朝前指了指，又抱歉地摇摇头，转身搬车进了一个大门里－－原来她就是这里的居民。这儿的居民竟然都不知道箭杆胡同，可见这胡同真小得可以。
等我们蓦然见到灰墙上“箭杆胡同”的红色路牌后才发现，姑娘的家距这里还真的只有一箭之地－－就隔着两条胡同。东西向的“箭杆儿”只有二十米长吧，宽仅三米。北侧有三个街门，南侧仅一个。抬眼一看，我便选中了南侧的院门。这是南边惟一一座门。木板甚旧，坎已蹭圆，朱颜尽失，两扇洞开，唯门口两个小小的石狮子和门楣上两方六角木能看见些旧日的痕迹，细细辨出，六角木上镌着的是“吉祥”两个褪色的红字。但门牌不对，是箭杆胡同20号而并非9号。大门里像绝大多数北京胡同里的杂院儿一样，堆满蜂窝煤和旧物，既脏且乱还差。我有过作这种院内不速之客被不欢迎的游历，所以，我俩踟躇着迈了进去，想看看就走。
原来挺好的一座典型的清代四合院儿，但已被众多违章建筑挤占得只留一条窄窄的通道。也许现住户得有一二十家吧。正茫然，一位清癯的老者从深处走来。问此地是否当年的《新青年》杂志社，老人答：正是，原先是9号，现在改为20号了。问陈独秀当年可曾住过这里？答：就是外面临街的这一排。原来，老人正是本院儿的旧时房东，今年七十七岁。他在我笔记本上流利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孙志诚。
天正冷，朔风透过已朽的老房檐灌了下来，但我心头确实热了，因为找到了陈独秀的旧居，找到了《新青年》的故址，找到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部！我突然感到，曲折的来路全都有了意义，因为，胡适之、蔡元培、李大钊、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文化革命的巨匠们，和一大批有才华的热血青年，就是这样顶着凛冽的寒风走到这小院儿里，来会他们的总司令。
1942年3月30日，在延安的毛泽东谈到《如何研究党史》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紧接着，他还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此前，一生极少服人的毛泽东，还对他见到的第一个外国记者斯诺回忆过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由来，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人”。有人考证出，1920年1月，在北大图书馆里当助理员的毛润之来过箭杆胡同，可以想见，这个地位低微的湖南青年造访一代青年的宗师时会是怎样激动。虽然此前毛泽东在他工作的地方经李大钊介绍见过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但估计陈先生不会注意他，因为十六年后他告诉过斯诺：那时，没有人注意一个只会讲南方土话的图书馆助理员。所以，这惟一一次登门造访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极为难忘的人生经历。
在陈独秀死后的第三年，在党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又郑重地提到了他：“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步了。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在这里，毛泽东直接把陈独秀称为共产党的创建者，李大钊是排在陈之后的“周围的人”，而他和在座的其他领袖们仅是学生。这和后来的提法大相径庭。在陕北呆了１３年的学生们入主北京后，人们便不再这样赞扬陈独秀，学生成了党的缔造者之一，他则成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第一名反面人物。
话再说回到箭杆胡同。骁勇的陈总司令，当时并无一兵一卒，只有一本他从上海带来的100页左右的装帧简朴的学术性刊物。后来，我在北大见到过原本的《新青年》，三个大大的刊名下面，是一行外文：“LA JEUNSSE”，再下面，是“陈独秀先生主撰”。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本没有什么包装，只是一篇篇、一行行排列下来的文件汇编而已。然而，就凭这本小书，他周围迅速聚集起一批优秀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他们同心协力把这本杂志办成了启蒙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的“圣经”，培养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中国现代史上最出色的人才，最终让中国改变了模样。彼时此地，独秀先生，功莫大焉！
陈独秀自沪至京，从办刊人成为一代革命宗师，完全缘于蔡元培先生的诚心挽留。当初，陈独秀北上募款，被蔡元培先生闻知，居然要请这位没有正规大学文凭的社会活动家留校来任文科学长。陈不担心自己的能力，倒是他在上海的《新青年》让他放心不下。蔡先生特允将其刊物一块儿迁到北京，于是，这才有1917年《新青年》由沪移京的战略转移，这才有独秀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潮头的伟岸一峰－－独秀之名源于其原籍城外的一座独秀峰，是陈先生1914年始用的笔名。那时，无论是你自己居住还是为编辑部开设房间，完全是个人开支，蔡校长不管那些琐事儿，北大也不补贴你的房费。不过，那时知识分子的地位也确实高，北大教授的月薪都是二百多块钱，陈独秀来当中层干部，拿三百大洋。蔡校长主持北大时没有几个官儿，除他一个校长外，下面只有三个业务干部，即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院长，庶务都是教授们兼着的，如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就是兼职，他的本业是当教授。那时北京的物价很低，一个学生在食堂吃包饭的话，一个月六块大洋就够了；而教授们都是租独院，有专包的人力车（胡适更享受，上下班坐别人送他的小卧车）。按一般教授的生活水准，陈独秀租的这个地方不算大，再挤进一个编辑部，就更显其局促。当然这是相对当时而言，与现在的教授住房和编辑部办公室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陈独秀是个不计小节的人，他满脑子只是如何改造中国，怎样唤醒青年，哪有别的闲心思。不过，当初他家的房租是多少，孙志诚老人已经不知道了。孙志诚老人的先人是干什么的？为何能在这紧挨紫禁城的护城河边有这片小院？老人说，他先人是“在宫里做事儿的”。我追问其具体官职，但老人依然说是“在宫里做事儿的”。这个含混的回答，似让我感觉到了点什么。老人没细说家史，只是说自己以前一直在当铺里干事儿。
1917年1月，著名“乱党”陈独秀当上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后改文学院院长），自兹，这个深巷里的小院儿就失去了往日的安宁。请记住，那时的陈独秀先生尚不满四十岁。陈独秀是个从来就不肯安分的人。现在看他的照片，犹能从他那既方且阔的前额上读出“头上长角”这四个不祥的字来。他思想激进，性情暴烈，小时候因背不过《四书》遭爷爷毒打时，他居然咬着牙一声不吭，吓得老人连呼其将来必为杀人放火的强盗；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为了反对中国政府派去管理留学生的监督，他竟然约上几个哥们儿窜进人家室内称“要么杀你头，要么剪辫代杀”，而且真的一剪刀绞下监督的长辫－－清代男人被剪辫是奇耻大辱，只有偷情被捉的人才会遭此羞辱；被驱逐回国后他更是参加了反清的暗杀团，甚至学过爆破；辛亥革命成功后主持过安徽军政府的事务，实乃文人中的武士！而他带进古城里的这本《新青年》更是令京师老朽们深恶痛绝。惊世骇俗之说迭出，教得人心不古。这样一个人来到数代帝都折腾，岂不把一班封建遗臣活活气煞？而且，这个头上长角的家伙其生活也卓然独秀，他活他的，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当代名学者冯友兰写过他亲历的一件事：他在北大上学时，毕业前，与老师们合影，无拘无束的陈学长与谨小慎微的梁漱溟教授比肩而坐。班长把印出来的照片送给陈独秀时，他一看就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梁的长袍下确实露出了一只脚。但班长更正说，那是您自己的脚。原来，是大咧咧的陈把脚伸到人家跟前去了，独秀先生为人之狂放可见一斑。更让人所不容的是，该学长居然曾忙里偷闲去妓院，结果被反对他的人闻知，在报上大加渲染，说他为争风吃醋抓伤某妓的下体，以期激起全社会的倒陈运动。然而被正人君子们集体“暴啐”的陈导师非但没身败名裂，反而成了搅得整个旧中国战栗的中国的头一位领袖。
对老朽暴烈，但对青年人却十分和蔼。一位学子上古文课时有些疲倦，便捧头而坐，惹得教授勃然大怒，认为他在睡觉。学生辩称后老师余怒未消，说：“不愿意听就下去嘛。”学生竟负气而去，一连两个星期没上这位先生的课。陈独秀闻知，把该生叫到办公室，问明理由，亲自牵手将该生送至那位教授面前，眼见倔强的学生坐好了，才离开教室。这份豁达与耐心，不是每个为人师表者所能做到的吧？
这个性情率真我行我素的安徽好汉，把他的家当成了《新青年》杂志社的编辑部，当成了他与才华横溢的同事们共商文学革命的大本营，当成了他与同志李大钊发誓要改造旧中国、创建中国的红色风暴发源地。在他抵京的第二年，他嫌一月一本的《新青年》火力不够，又在北大红楼里召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同事集资办了个七天一期的《每周评论》，与《新青年》共同朝旧营垒猛烈夹击。在这条离着封建堡垒的象征紫禁城极近的小胡同里（从此地步行至故宫东华门，不用十分钟），陈独秀住了三年多，直到1920年9月回到上海。他到上海后的惊天动地的行动表明，正是在北京的风风火火的岁月里，使他悟到了一条救国的真理，也找到了自己的同志，更使他在同志中赢得了无人比肩的威望－－待1921年的7月中国在上海成立时，尽管他缺席（在广东做革命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但仍被共产国际和出席一大的代表推选为总书记。不妨一提的是，出席一大的13个代表中，至少有三个是他在北京时的学生：张国焘与陈公博是北大的正式生，毛泽东是在北大图书馆里作助理员的旁听生；会议期间，领袖欲极强的张国焘被推举为主持人，沉默寡言的毛泽东则被委托为记录人。会后，张国焘甚至还成了第一届中央局三领导之一－－陈独秀是书记，张国焘和李达分任组织部与宣传部主任。
不过，具有这种自由无羁的性格的人，做一员闯将是很合适的，当一个升帐的元帅，却并不合适。有例为证：陈独秀当了中国总书记后，隐身于上海法租界内。但第二次被捕并被逐出法租界后，党组织内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了！原来，他因移情别恋而自我失踪了。发妻之后，他与妻妹高君曼同居，后又协议分居。现另有年轻女子相伴，这个女人是谁？他对同志们闭口不谈，而小他一辈的同志们也不便打听。在总书记好长时间不到秘密的中央秘书处来之后，中央机关的同志们着急了！于是，登报寻人，未果，大家都以为出大事了：他被反动军阀秘密处死了。正绝望，他却捂得严严实实出现在秘书处，告诉虚惊一场的同志们：他生了伤寒住了医院。不过，陈独秀并非只对同志们严守女友的秘密，对女友也一视同仁，从来没告诉人家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直到女友从报纸上看到长自己二十多岁的夫君的照片时，才恍然大悟：丈夫竟然就是领袖陈独秀！这个女伴可能就是后来他的第三位妻子潘兰珍。潘为烟厂女工，被租居邻室的陈的气质所征服，遂与之同居。后来，正是这位感情纯真的少妇一直等到先生出狱，又陪他移居四川江津，最后送他上了黄泉路。陈独秀死时潘才三十二岁。后潘女士领养女孩为伴，并在1949年底病逝上海，那时，她生长并结识陈独秀的十里洋场已是共产党的天下。此为题外话。你看，陈独秀这样的人当一个立誓要推翻当时社会的革命政党的一把手，是不是太玄乎？
屈指他在北京的时候，正是和高君曼住在一起，但这些活生生的历史已经没人看见了－－算一算，陈独秀先生寓此期间，孙志诚还没出生呢。老人说，他知道他家的三间北屋曾租给过陈先生住，现在偶尔也有学者来寻访、拍照。老人怏怏地说，现在这个院子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儿了，陈先生的住处早成了好几家邻居的住房，看不出什么来了。老人又把我们领出大门外，指着东边的那幢镶嵌着白色瓷瓦的大楼说：那是民政部新大楼，原先那个地方，也是北大的地方，陈先生去上课就几步远。至此，我才恍悟，现在很僻静的箭杆胡同，早先并不寂寥啊！岂但不寂寥，反而很热烈！就是在这里编辑的《新青年》，陆续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随感录》；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和刘半农、沈尹默等同人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批白话诗、白话文。陈独秀本人更是一马当先，撰写了《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文学革命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和《＜新青年＞宣言》等一批直截了当向旧伦理道德、旧社会体制宣战的檄文。在有机会读到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后，我才更加真切地体会到，“陈独秀”这仨字为什么不可小写，这个五四运动第一领袖为何不可低觑，他的犀利而深刻的思想，直到今天也并不过时啊！他对封建制度的极为严峻的批判，对所有偶像的极为凌厉的否决，对爱国主义的极为率真的注释，居然依然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呜呼！我们对这个人的关注实在是太少了！试想，为什么到现在中国还没有出现比他更受时间考验的青年导师－－不靠一己至上的权威，不靠众人一时的盲从，全凭自己的进步思想和透明人格感召起全体知识分子为祖国的未来而呐喊而奋斗而前仆后继。只说《新青年》，却绝口不说它的主人，岂不很滑稽吗？1933年在上海已为文坛泰斗的鲁迅回忆新文化运动时说过这样的话：“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那时的鲁迅，也知道第一至第五届总书记已被剔除出其亲手创办的政党，但却依然不改口地称这个皖系老弟为“前驱”，可见独秀先生当时革命领袖之地位确实独秀。
然而，关于“革命的前驱者”，以前我所接触过的所有注释鲁迅的文字，都说是指李大钊，后来才知道，注释家们都有意省略了应该排在第一的陈独秀。很长时间里，陈独秀是不让说的人物。但陈独秀的确是前驱者，而且不光是五四时代的革命前驱，而且是整个二十世纪的思想前驱。读读1938年出狱不久的他发表的《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一文，你才知道鲁迅先生的评价是怎样的富有远见。容我引用陈先生该文最末的两段文字吧：
“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
我们不像一班迂腐的先生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老成谋国者，要“负责任，说老实话”，不好有丝毫虚矫之气！”
你听听吧，这话至今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啊！这样的人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的前驱者吗？
送我们出大门时，孙志诚老人说，现在陈独秀又让说了，但这个故居却连区级的文物也不是，好多人－－包括外国人－－都要找半天。唉！－－老人不由又叹起来：其实陈独秀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我不觉拍了拍门前的小石狮子。它已经被凿残了，面目模糊。而且，很凉。
1920年的2月9日，这门口肯定更凉，一个黑衣警察缩头缩脚地守候在这俩小狮子旁，准备将这里的房客缉拿归案。上次陈独秀被保出狱时，保释书上有“不得擅自离京”一条。但首都警察厅已经从外地报纸上得知，陈独秀不光未经许可去了武汉，而且还公开发表了赞扬马克思的《资本论》、主张消灭私有制的连续演说，遂决定在陈回京后再次将其关押。数年前他因跑到东安市场撒传单而被警方逮捕过，军阀政府对住在这里的这位激进党头领一直很是头痛。但这次，他的铁杆同事李大钊已经获知此讯，立即派人在火车站接到陈独秀，自己冒险护送陈独秀乘骡车去了天津。
知情人写过这样出逃的细节：李大钊让穿了件油花花厨子背心的陈独秀躲在车里，不得露面与说话，因为陈的南方口音会露了马脚；说河北话的大钊先生自己则坐在车把上，携着几本账簿，像个外出讨年关账的生意人，就这样平平安安送走了陈独秀。假若－－我突发奇想－－大钊先生不是被反动军阀绞死，他也许会像这次护送一样，保护陈独秀平安摆脱日后的所有厄运吧。以守常先生承担道义的铁肩与对朋友的笃厚，他肯定会全力维护性情直率的陈独秀的。大钊先生死后6年，正是陈独秀在南京坐蒋介石的大牢的时候，北京数千人为李大钊先生大规模送葬，其中有副挽联写得非常之好：
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
延安整风时期，陈独秀已经病倒在四川江津县的寓所里。他执拗地对数度前来探看的共产党方面驻陪都的代表、一大代表董必武表示过：“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从命。”因为，他一直认为，托洛茨基主义就是比斯大林主义正确，他拒绝公开为自己的政治态度认错，而共产党的报纸上还正骂他是日本人的间谍、汉奸，所以，他不会去延安甘心被养起来。后来，过了好多年，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中央全会上说：陈独秀之死的责任在共产党……，我们没把他接到延安，因为那时党的实力不大，怕他散布他的那一套。
陈独秀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呆了五年多，从没认罪，当初被起诉时他竟然把法庭当成了自己慷慨陈辞痛斥国民党政府的演讲台，而他更像一个原告！抗战爆发后，他被原先的北大同事胡适博士和蔡元培等人力保出狱，打算动员全民抗战的蒋介石为他预留了参政会议员甚至政府劳工部长的高位，但他朗朗告诉“报喜”者：“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两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中国的“托派”头头们来找他，希望他担负起中国的托洛茨基的重任，继续作为“中国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也被他谢绝；甚至跑到国民党特务机关里任闲职的一大代表、前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也来找过他，企图游说他师生联手另起炉灶再搞一个党，他反问这个最没尊严的前北大学生、现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亦即臭名昭著的“军统”的小头目：难道你还能比毛泽东他们弄得好？一句话，就把张国焘打了个“闷棍”。戴笠与胡宗南专赴江津看望他，也无功而返。还有人要帮他办出国，到美国去写他的回忆录，那也可以让他过上安逸的寓公日子，但他还是不去。他放弃了所有的搀扶与利用，一个人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默默地研究起中国文化，忍受着孤寂与疾病的折磨。彼时的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无论去延安或是重庆，都能得到比较好的治疗，都不会猝然病逝川中小城。偏偏这位一生独立自主的硬汉不肯向任何人认错，他已经公开宣布了：自己“不隶属任何党派”。
此时的他已经门前冷落，常去看望的故交极少了。共产党一大时作他的代表、现已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政府内政部司长的包惠僧是一个，包曾请他题字留念，他写的是岳武穆的《满江红》中的一段诗，寓意极为凄凉：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空悲切的陈独秀先生于1942年5月27日凄然诀世，享年64岁。史学家说，当时不少政治势力都公开对这位孤傲的大人物表示了哀悼，蒋介石甚至差人送去一千大洋为昔日的头号政敌治丧。他的墓，先在江津城外，后迁安庆老家，“文革”中被捣毁，现已重修，且不断翻建，但从照片上看，其归宿的规格仍与这位大人物的历史身份不符。
关于陈独秀先生，尽管现在有了不少传记，却都不如一本不厚的《怀旧集》对我如醍醐灌顶。为我开蒙的是郑超麟老人，这个陌生的名字写的书是陌生的东方出版社于1995年3月出版发行的，只印了2000册。在青岛的一家个体书店淘回这本极为简朴的书后，我才恍然大悟：以前看到的所有关于此先生的评语都是反话啊！
作者是早期高层干部，曾在中央机关里任职，后来成为中国“托派”的重要人物。在这本小书中，郑老只是极为平静地写了些他亲历的陈独秀与共产党最高层的人和事，没有一句评价，但却让我直看得欲言无语欲哭无泪。原来，一切都是脏水－－陈独秀就是讨厌外国人干涉中国人的事，不愿让中国成为苏联操纵的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下属支部，对前来指手划脚的欧洲秘使们（况且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大孩子）不肯恭敬从命甚至暴吵，后来居然抗命不去莫斯科受训斥；再加上驻上海中央机关的共产国际代表和驻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苏联顾问两位之间的矛盾，他的悲剧就在所难免了。这个满脑子民主意识、声称中国的事只能由中国人来决定、立誓要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杰出知识分子领袖，是斯大林时代苏联的一块烫手的山芋，人家就是要舍弃他。于是，无条件服从莫斯科指令的那些在苏联留过学的少壮干部们便遵命把“家长”轰下台来，他们被安排轮流去坐第一把交椅。他们的说法（其实是前苏联人的说法）成了定论，后来便沿用下来，直到现在。
后来，党史专家们一点点地、有些难为情地让我们知道了，1921年7月23日中国成立共产党之日，除十三位中国人在场外，还有两个共产国际派来的两个洋小伙儿在坐；而将陈独秀开除出党的决议，也是“远方”安排的。细一想，对指手画脚“崽卖爷田心不疼”（彭德怀骂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语）的洋大人的态度和认识，后来的毛泽东与前期的陈独秀完全一致，没有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哪有1949年开始的共和国江山？只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初在这箭杆胡同“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谁能料到会有这么个结果呢？
读过那本书后，有一段时间，我实在想去上海访一访郑超麟老。我想向这位敢说真话、不把因袭说法遗给未来的勇敢的长者当面致敬，并五体投地。后来，在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我终见得郑老的尊容，虽已九十多，脸上满是老年斑，手也颤个不停了，但头脑却十分清醒。他谈到了邓小平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组织的情况。无疑，他是比邓资历更老的布尔什维克，电视片的旁白是:“在这里，他（指邓小平－－引者注）结识了汪泽楷、王若飞、郑超麟等一批当时的先进青年，并和他们同住在一间工棚里。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并接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于是，大部分中国人才突然知道，有一个叫郑超麟的老人曾是邓小平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之一。今夏，突然从广东的一份报上读到怀念郑老的副刊文章，这才知斯人已逝，心怦然疼了一下子。说真话，无论何时，也不欺骗自己和别人，这大概就是陈独秀先生和他的弟子如郑超麟等的作人原则。
陈独秀有三个儿子：老大陈延年，与周恩来同为旅欧中国少年发起人之一，历任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1927年被国民党处决，年仅二十九岁；老二陈乔年，最早一批党员之一，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被国民党处决，年仅二十七岁；这二位都因喝过苏联的牛奶而对老爸的“右倾机会主义”持反对态度。老三陈松年是陈家父子中惟一未从政的，所以，最后守着父亲并为其送葬、年年扫墓的就是这个小儿子。且看松年回顾的父亲是怎样的勇于说真话：
“1932年父亲被民国政府起诉时，有些朋友帮忙将他的供词改为对他有利些的了，但他在签字时发现后竟然又改了回来！老朋友、大律师章士钊出庭为他辩护时慷慨而辩：如若法庭判他“危害民国罪”那孙中山改良政治也是犯罪！岂料，他居然不以为然地称：这些话只能代表章士钊而不能代表我！－－宁可下地狱也不否认自己乃这个社会的罪人，这是何等的直言不讳！”
大事如此，小事亦然。最早介绍他到北大来的国文教授、书法家沈尹默回忆过一段亲历：陈独秀在别人家见过沈写的一幅五言古诗后，隔日竟找到沈的门上，进门就大声说：我叫陈仲甫（其字），昨天在某人家见过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但字俗到骨头里了！刺耳之言令沈尹默为之发愤，遂成为一代大家。对陈独秀先生的坦诚为人，鲁迅先生说得最到位：“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但是，这种直面人生的坦诚，却不正是陈独秀与他的追随者之所以成为悲剧人物的祸根？他初为一代革命领袖却终于被抛弃：而终生不改对陈先生敬仰的郑超麟则坐了一辈子的监，直到1979年才开始有写出真实往事的自由。说真话的代价居然这么大！一阵冷风刮来，我蓦地打了个寒战。
回望箭杆胡同时，惟见那座白花花的新建大楼堵在尽头。新房子终究要取代老房子，但老房子的故事却是新房子永远也讲不出来的啊。因为《新青年》日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最为先进的武器库，那这个小院自然就是当时最为强大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根据地。这样一个真正的革命发源地，居然无人知道，居然任其衰败，真是令人怅然！
“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惟一和陈独秀一样作过五届党的一把手的毛泽东的话，怎么还没有被人记起？现在，短短的胡同，已经不到一箭之地了。距人们全面、公正地评价和从新研究寓居在这里的这位历史人物的日子，也该不到一箭之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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