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森
[摘要] 本文研究《青年杂志》和《甲寅》的关系，指出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并没有成熟的办刊思想，而是沿用《甲寅》的办刊宗旨，相袭《甲寅》的编辑思路，依靠《甲寅》的作者队伍，以宣传青年文化为核心，向青年提供国外的新思想、新思潮、新文艺，既注意实用性，辅导青年学习文化，更注重新潮性，宣传国外的新思潮的新观念，鼓吹个性解放，宣扬个人主义，辅导青年“修身治国之道”，在对个体和群体的关系的认识上突破民初的思想文化格局
[关键词] 《青年杂志》 《甲寅》 编辑出版
《青年杂志》是《新青年》的前身，创办《青年杂志》是陈独秀迈向中国近代历史中心舞台的重要的起点。现在学界有一个几成定论的观点，认为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创办的目的是宣传民主和科学，进行思想启蒙和发动新文化运动。这种论点不切合《青年杂志》的创刊实际。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青年杂志》基本相袭《甲寅》的办刊思想，套用《甲寅》的编辑思路，并靠《甲寅》的作者维持稿源，以宣传青年文化为核心，侧重为青年的学习服务，提供可供青年选择的国外的新思想、新文艺，带有鲜明的《甲寅》的痕迹 ，意在开拓青年的视野，向青年传授“修身治国之道”，实为青年文化刊物。
一
《青年杂志》相承《甲寅》的办刊思想。《青年杂志》第1号到4号的面目极不清晰，刊发的文章内容散乱、芜杂，没有形成明确的办刊宗旨和主导言论，也没有找到与青年对话的共鸣点，而且从栏目设置，文章的思想论点，完全抄袭模仿《甲寅》。
陈独秀不但不忌讳《青年杂志》雷同《甲寅》，反而以《青年杂志》相承《甲寅》为荣，并借读者的来信在《新青年》公开阐明《青年杂志》与《甲寅》的承袭渊源。《新青年》第二卷第1号就登载这样一封读者来信。这封信中说：《甲寅》遭政府禁止后，在“一般爱读该志者之脑海中，殆为垧源中绝，饥饿特甚，良可惜也。今幸大志出版，而前之爱读《甲寅》者，忽有久旱甘霖之快感，谓大志实代《甲寅》而作也” 。这封署名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的信，清楚明白地点出《青年杂志》“实代《甲寅》而作也”。陈独秀刊登这样的读者来信，其良苦用心也就是刻意突出《青年杂志》与《甲寅》的渊源，告诉读者《青年杂志》的目的是“代《甲寅》”。
第三卷第3号的“通信”，就刊登“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余元浚”的来信，说：“前秋桐先生之《甲寅》出版，仆尝购而读之，奉为圭臬。以为中华民国之言论界中当为首屈一指，不谓仅出十册……仆当时为不欢者累月。然不料续《甲寅》而起者，乃有先生之《新青年》。《新青年》仆于今岁始得而读之，乃知为《青年杂志》之改名” 。这是陈独秀借读者之笔，公开宣明《青年杂志》与《甲寅》的一脉相袭。《新青年》这时因提倡批孔，倡导文学革命和搬到北京凭借北京大学的声望，正如日中天，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颇有市场，影响颇大。陈独秀这时还强调《新青年》是“续《甲寅》而起者”，可见《甲寅》的办刊思想对陈独秀的影响极大极深，也证明《青年杂志》是刻意相承《甲寅》的办刊思想。
读者有近10封信论及《青年杂志》和《甲寅》的相承相继。限于没有史料，不能明确这些信是真的读者来信，还是编者的托名。但不论是什么人写的，陈独秀都是想借它明确地阐明《青年杂志》与《甲寅》办刊思想的承袭关系。陈独秀如此张扬《青年杂志》与《甲寅》办刊思想的相承，只有二个理由：其一，《青年杂志》确实是模仿《甲寅》，具有一脉相承的办刊思想。其二，陈独秀想借《甲寅》抬高《青年杂志》，加大《青年杂志》的影响。不论是不是因为这二个理由，或者还是其它缘故，都证明《青年杂志》和《甲寅》的办刊思想脉络相通。
《甲寅》是政治刊物，创刊号的《宣告》明确强调用“条陈时弊，朴实说理” 的办法批评时政，阐发“政治根本之精神”。章士钊在具体编辑《甲寅》的活动中，通过分析一件件具体的政治事件，宣传“多数政治” 的根本精神，达到批评时政的目的，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倾向。《青年杂志》虽然不象《甲寅》那样公开标榜以“批评时政”为目的，并且努力想远离现实政治，公开宣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第一期的内容确实也远离中国的现实，但陈独秀骨子具有叛逆性，而且深受《甲寅》办刊思想的熏陶，因而不知不觉承继了《甲寅》“条陈时弊”的议论政治的思想。“从创刊号开始，他设立了两个专栏，分别叫‘国内大事记’和‘国际大事记’，籍新闻报道的方式，曲曲折折的议论时政。即使发表学术文章，也总是用各种方法，例如在句子下面点圈，在文章后面刊登评点式的‘编者附志’，等等，突出那些学术议论的政治意义” 。陈独秀不仅这样通过栏目设计与编辑技术议论时政，更表现为一种思想的承继。
章士钊在《甲寅》提出吾人今后“惟一的觉悟”是“政治的觉悟”，高度重视“政治根本之精神”。《青年杂志》继承了《甲寅》的这种注重政治根本精神的做法，表面强调“不谈政治”，不直接评论时政，而是冀图通过学理的灌输，更具体地落实到把政治根本精神具体落实到青年身上，向青年宣传个人主义等西方新思潮、新思想，辅导青年学习“修身治国之道”，从根本上提高公民的自觉。《青年杂志》创刊时，袁世凯正做皇帝梦，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社告的第一条中就明确宣告：“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 。陈独秀在创刊号上紧接着社告，发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承继《自觉心与爱国心》的思想进一步论述国家兴亡取决于国民的觉悟和智能：“自觉心”，而希望则寄于青年身上：“予所欲涕陈泣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并找出了衡量这种“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的六条标准，表明创办《青年杂志》志在造就“新青年”：新型的的民国，从根本上探求拯救中国的道路而奋斗。陈独秀这时心目中的“新青年”“以个人为本位”，还没有超越梁启超的“新民”论。陈独秀同时还论述了“新青年”的六条“修身治国之道”：“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强调科学和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陈独秀强调的这些“修身治国之道”，就是在政治形态方面具有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权平等观，在社会和历史观方面具有进化信念，在人生观方面具有进取精神，在民族观方面具有与世界联系的观念，在伦理观方面具有实利主义观念，在信仰观方面具有科学的理念，其实质上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彻底掘挖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思想文化基础，初步揭起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主义”和“科学”、“民主”的旗帜。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则更直接在痛陈公民素质的根本要求之时，明确宣告：“无论何国，苟稍顾立国原理，以求长治久安，断未有不以民权为本质” 。高一涵的这番话肯定是有所指而发，是在痛批袁世凯的帝制逆流。陈独秀还以“通信”和国内大事记的形式，驳斥帝制谬论。所以说，《青年杂志》实质没有回避政治。
《青年杂志》立足“改造青年之思想”，向青年宣传西方的民主政治，西方的新思想新思潮，以提高青年的“修身治国之道”，培养一代具有现代的民主政治意识的青年的同时，并进一步把《甲寅》的“政治的觉悟”具体化为青年的“伦理的觉悟”。陈独秀认为只有青年伦理的最后觉悟，才能带来全国“政治的觉悟”。为此，陈独秀尖锐地指出：
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第以共和宪政，非政府所能赐予，非一党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伟人大老所能负之而趋。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
陈独秀承接着章士钊的政治理念，指出即使多数国民达到“政治的觉悟”，还仅仅是具备共和的“真精神”的第一步，而要多数国民达到共和的“真精神”的最重要的最后的一步是“伦理的觉悟”。因为只有“政治的觉悟”，没有“伦理的觉悟”，“共和立宪”就不会“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陈独秀最后进一步强调指出：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承继章士钊的思想，提出辛亥革命后国民的政治已觉悟了，共和之所以还“在惝恍迷离之境”，全因为国民的伦理还没有觉悟，并更进一步把“政治的觉悟”具体化为青年“伦理的觉悟”。因此，《青年杂志》把青年的修养放在首位，辅导青年进行治国修身，自觉进行伦理思想的革命。《青年杂志》的这种办刊宗旨是《甲寅》办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
杂志的编辑思路体现在栏目的设置和文章的选择编排上。《青年杂志》创刊之初，陈独秀按照《甲寅》的编辑思想，突出“政治刊物社会化”。这种编辑思路充分地体现在模仿《甲寅》设置“通信”栏目。
章士钊不论是办报还是办刊，都高度重视与读者的互动，以达到舆论的总动员。早在民元主持《民立报》时，就用一整版篇幅全登读者“投函”，在中国报刊史上首创“通信”。数年之后，章士钊在《甲寅》创刊伊始，就设置“通讯”栏，并宣布：“本志既为公共舆论机关，‘通讯’一门，最所置重，务使全国之意见，皆得如量以发表之。其文或指陈一事，或阐发一事，或于政治学术有所怀疑，不以同人为不肖，交相质证，俱一律欢待，尽先登录。若夫问题过大，持理过精，非同人之力所及，同人当设法代请于东西洋学者，以解答之” 。章士钊不但理论上高度重视“通讯”，事实上也确实极为重视“通讯”，总是亲自编辑“通讯”。无论是发表读者来信、社外来稿或是不同意见的文章，章士钊大都亲自作复。章士钊总是针对来信，不但具体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且必定对来信的观点认真加以评说，并且作答必定长达数百字，有的竟至长达数千字。章士钊为吸引读者来信，还借《甲寅》公开承诺：“本志非私人所能左右，亦非一派之议论所得垄断，所列论文，一体待遇，无社员与投稿者之分，任何意见，若无背于本志主旨，皆得发表” 。章士钊开创了中国报刊“制造”和“动员”舆论的先河，不但使“通讯”逐渐为读者接受，而且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
陈独秀随章士钊办过《苏报》、《国民日服》，并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深知“通信“能造成刊物与读者的互动，从而制造和引导舆论，因而高度重视“通信”。《青年杂志》从创刊号开始，就继承和吸收《甲寅》“通讯”的编辑思路，设置了“通信”栏，并明确宣布“通信”栏主要是为青年读者提供园地：
本志特辟通讯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新思，增益神志。
《青年杂志》的“通信”虽学《甲寅》而设，但又与《甲寅》不同，侧重“以为质析疑难，发抒意见之用”。如果说《甲寅》的“通讯”侧重给读者提供一个自由讨论、相互沟通的对话空间，并在读者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新青年》的“通信”不但承继《甲寅》又有所改造，不但联系读者，而且借此宣扬刊物的思想，以期达到“启发新思，增益神志”的目的。“陈独秀除去主政《新青年》作总体设计和组稿撰稿，还以相当精力化在通联工作上，《新青年》设通信栏，吸引了全国各地青年的来信，他的不少主张都是通过答读者问方式更直接地教育着他们，或说是指点迷津罢。在所联系的青年人当中不乏日后的革命干才，如叶挺、恽代英、柯庆施、蔡和森、舒新城、王统照等等，当时都是中学和大学学生，或小学教员，或社会青年，其中不少人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少人成为学者，也有不少人成为国民党中坚”。
陈独秀善于操纵“通信”，制造一种互动的舆论，形成一种热烈争论的热闹情态。《青年杂志》创刊号就借王庸工的来信，申明办刊的立场，强调每期“必有崇论闳议，唤醒青年。惟近有惊人之事，则北京杨度诸人发赵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是也。……切望大志著论警告国人，勿为宵小所误，国民幸甚，国家幸甚” 。陈独秀先剖析“筹安会请人所持国体变更之理由”，指出“筹安会请人所持上列之理由，均未能令人满足”，尔后借题发挥，申明《青年杂志》的宗旨是“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并强调这样定位的是因为“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 。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就通过通信既宣告了办刊宗旨，又不在讨论时政的幌子下大大抨击了一番时政，达到互动舆论的日的。在《新青年》第二卷第1号，陈独秀还借毕云程的读者来信，高度评价《青年杂志》：“未几大志出版，仆已望眼欲穿，急购而读之，不禁喜跃如得至宝。若大志者，诚我青年界之明星也”。毕云程在高度赞扬《青年杂志》之后，还不忘宣传推广杂志，兴奋地表示：“嗣是以后，仆随时随地，凡遇良好青年，必以有无读《青年杂志》为问，其未读者，必力为介绍” 。在陈独秀的心中，赞扬《青年杂志》好，就是为了让更多读者接受。陈独秀在答读者陈恨我的信中，也很为自豪，认为《青年杂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盖以理愈辩而愈明也” 。陈独秀自认为《青年杂志》属于社会进步的力量。《青年杂志》如有“不幸，亦社会之不幸”。高度自我表扬。
陈独秀还借读者的笔盛赞“通信”栏，以期读者更多关注，形成互动。如在第一卷第4号就发表读者张永言这样的来信：“内有通信一门，尤足促仆心动，因仆对于耳目所接触之事物，每多怀疑莫决，师友中亦间有不能答其质问者。今贵杂志居然设此一门，可谓投合人心应时之务。仆今后当随事随物，举其所疑，用以奉质” 。陈独秀借张永言之信，不但颂赞“通信”，而且鼓励读者“随事随物，举其所疑，用以奉质，”希望造成编者和读者的互动。在第一卷第6号上，还借另一位读者辉瞿的信称：“见贵刊有通询答问一栏，不竟雀跃而请教益焉” 。而在第二卷第1号上，更发表了读者程师葛充满热情的来信，赞扬“通信”。“备读大志，造福青年，无任崇仰。又辟通信一门，以为读者析疑辨难之助，用意良盛” 。由此可见陈独秀不但极为重视“通信”，而且对“通信”极为得意。
《青年杂志》“通信”为制造互动，还常对各期的重要文章组织或批评、或赞扬的读者来信，造成一种热烈讨论的局面，引诱更多的人参予争论。如《青年杂志》始创刊就批判儒、释、道等传统思想，为形成一种互动，就借读者来信，阐述了大量的或反对、或支持、或补充的意见，使批判传统思想形成一个又一个的高潮。如第一卷第3号，就刊登读者李大槐的来信批评：“见独秀君所著文章，均非难佛法，走甚惑焉。深幸有以教之”。创刊仅三号就刊登这样尖锐的反对意见，就是想用激烈的言辞引起读者的关注，鼓吹读者参予争论，形成互动。陈独秀在答李大槐的信中，就这样回答：“愚之非难佛法，有精粗二义。精者何？见所为《绛纱记叙》。……粗者何？略见《青年杂志》一卷二号论文” 。陈独秀绕来绕去，还是将读者绕回《青年杂志》，鼓励读者参于互动，多读《青年杂志》，扩大读者量，不但增加经济的效益，同时造成更大的影响。陈平原极为推崇《青年杂志》的“通信”，认为：“《新青年》最具创意的栏目设计，非‘通信’莫属。……几乎五四新文化的各个子命题，都曾在‘通信’栏中‘表演’过。使用‘表演’一词，并非贬低‘通信’栏中诸君的高谈阔论，而是指向其刻意营造的‘众声喧哗’局面，还有行文中不时流露的游戏色彩” 。到了第6号又发表汪叔潜的读者来信，批评陈独秀抹杀政党政治，汪叔潜认为：“吾民政党之观念，极为薄弱。吾人方提倡不暇，乃先生于一九一六年之论文中（见正月号《青年杂志》），——将政党政治，轻轻一笔抹杀”。这是一个当时社会上争论得很热闹的问题。陈独秀借汪叔潜的来信，发表了对政党政治的看法，造成了一种争论热烈的场面。陈独秀首先肯定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制度，但中国没有实施政党政治的社会基础，陈独秀认为：“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尊重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法政治则就未可。以其与多数国民无交涉也。《青年杂志》以教育青年为的，每期国人以根本之觉悟， 于今日求而未得之政党政治，百欠竿头，更进一步”。陈独秀认为现在国内政治腐败，已经不值得再议论了。他在信的结尾说：“若夫腐败无耻之官僚政治，益所鄙弃，何待讨论？”点明了陈独秀不歪批评时政的症结，既批评了时政的腐败，也阐明了《青年杂志》的立场，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舆论互动。
三
《青年杂志》的作者几乎全为《甲寅》的作者。六期刊物中，陈独秀文章最多（10篇文章，4篇翻译文章），高一涵（7篇文章，2篇翻译）、易白沙（5篇文章）、其它作者为汪叔潜（1篇文章）、陈嘏（5篇翻译文章）、彭德尊（1篇文章）、李亦民（3篇文章，6篇“世界说苑”）、薛琪瑛（4篇翻译文章）、谢无量（两首五言）、刘叔雅（1篇文章，2篇翻译）、汝非（2篇翻译）、方澍（一首五言）、孟明（2篇翻译文章）、潘赞化（2篇文章）、高语罕（淮阴钓叟）（2篇文章）、李穆（1篇翻译）、谢鸿（2篇文章）等，不但均是《甲寅》的作者，而且大多是陈独秀的朋友。高一涵是安徽六安人，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与陈独秀有师之谊。易白沙虽为湖南长沙人，但长期居住安徽。辛亥革命兴起，高一涵与易白沙等人在安徽策划起事。二次革命失败后，高一涵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学。易白沙流亡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1914年，高一涵也到《甲寅》当编辑。《青年杂志》的19位作者中，“只谢无量和易白沙非安徽省籍。不过，谢无量虽然是四川籍，但是父亲历任安徽诸县县长，自己在安徽公学任教，与安徽籍知识分子熟稔。易白沙虽本籍湖南，却长期居皖从事教育和革命工作，与皖政界和文化界关系极密。至于其他作者都是安徽籍，在《新青年》创刊前，早与该刊主编陈独秀熟稔，交谊甚深。潘赞化自1902年起以迄于二次革命，与陈独秀并肩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1916年，潘氏与传奇性女画家潘玉良结婚，陈独秀是其唯一的嘉宾，可见两人交情之笃。高一涵和刘叔雅是安徽公学或安徽高等学堂的学生，与陈独秀似有师生之谊。1914年两人同协助章士钊和陈独秀在东京办《甲寅杂志》。高语罕在清末是陈独秀创办并任总会会长的‘岳王会’外围组织‘维新会’成员，有同志关系。另外，在杂志早期专事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陈嘏，原名陈遐年，是陈独秀兄孟吉的长子。经此简单对《新青年》首卷作者背景的疏解，清楚见到《青年杂志》的初办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仁杂志，且互相间有共事革命的背景” 。这样的作者队伍，使《青年杂志》不可避免地一脉相承《甲寅》的思想风格。这样，《青年杂志》必定在思想上延续《甲寅》。
自由主义是《甲寅》的思想要基。《甲寅》注重代议制政府，宣传对立党间的相互容忍，强有力的法律制度，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提倡以公共意志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政府对个人隐私的干涉。章士钊在《甲寅》的第一期上，就译载英国茺法专家白莞浩（今译白哲特）的《白茺浩内国论》，第二期译载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蒲浩（今译霍布豪期）的《哈蒲浩权利说》，强调：“凡妄侵入者，必受惩创。私人如是，惟国亦然”。指出“庄严灿烂之国家，坚筑于人民权利之上。惟所谓权利，理解亦不容或读。天下无个人权利可离社会公益而立，或背社会公益而成” 。《甲寅》经常提及西方自由主义学家，如研究美国政治的权威詹姆士、布鲁思，英国宪法权威艾伯特·迪西，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和约翰·穆勒。《甲寅》的自由主义也都是《青年杂志》的思想基础。《青年杂志》只是拓宽了《甲寅》开创的对“政治精神”的探索，更注重青年，内容更广泛。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将“自主自由之人格”列为青年修身治国的修养之首，并将“人权”和“科学”并归为现代文明之两大基石。紧随《敬告青年》之后的是陈独秀的《尘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和高一涵的《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主题都是与《甲寅》的以政治为中心的主旨密不可分。
《青年杂志》对自由的宣传，承继《甲寅》的思想倾向，极为推重美国自由精神。陈独秀翻译美国的国歌《亚美利加》，就是借美国国歌宣传自由理念：“吾爱土兮自由乡，祖宗之所埋骨，先民之所夸张。颂声作兮邦家光,群山之隈相低昂，自由之歌声抑扬” 。这是陈独秀借美国国歌的自由精神，突出在埋葬着祖宗的故土上，高唱“自由之歌声抑扬”。而刘叔雅翻译的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伯克（Edmund Burke）的国会演说《美国人之自由精神》，更是讴歌美国的自由思想的名篇。伯克指出，美洲人民具有举世无匹的自由精神，其所由来甚坚且众。究其原由，则为根植于北美殖民地英国移民的深固的自由传统：“属地人民移往之时，为吾英自由精神盛旺之日。彼辈离吾人而远去之时，实挟吾人之所执持以俱往，故彼辈非仅爱自由已也，又实本吾英人之理想主义以爱自由也”。伯克还高度赞扬美国高度发展的自治制度和代议制政体。认为这种政体保证了自由精神。“彼辈之见解以其各州立法议会之形体证之愈益坚确。彼辈之政体自治之度甚高，或且纯为自治制。各州政府莫不以代议制为重。人民之参与政治常能唤起其高洁之情感，使对欲夺其最重要之政权者深恶痛绝焉”。其次是北部新教徒所具有的基督教中最崇尚自由的新教精神，南部诸州奴隶主由统治特权而滋生的珍爱自由的精神，美洲普及法学之教育所培育的公民法律精神，以及殖民地远隔重洋而宗主国威权难及。这种种的历史机缘，而成就了美国人民强烈的自由精神 。
《青年杂志》承继《甲寅》思想的另一重要观念是“人权”说。人权思想是欧洲启蒙时代的产物，最初起源于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其后卢梭的天赋人权说以及18世纪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皆深受洛克人权思想的影响。《甲寅》的人权思想，皆源于洛克的人权思想。《青年杂志》的人权思想，也可以说是洛克人权思想传统的回响。陈独秀所译法国历史学家薛纽伯(Charles Seignobos)的《现代文明史》（节选），介绍了洛克的人权理论。指出：
陆克以为人类未成社会以前，即生而赋有自导其行为之德性，及天然之权利，此即人权也。人权者，个人之自由也，家主权也，财产权也。此等权利，皆建基于自然教义之上皆神圣也。人类之创设政府，为互相守护此等权利耳。为政府者不可不卫此天然权利。人民服从之者，唯此条件之故，政府试侵犯之，即失其存在之理由，盖彼自破此授彼以权之契约，凡属公民，人人得而反抗之也。国家权力，决非绝对之物如神权说之所云，乃受公民天然权利之限制者也。财产权为绝对之物，君主亦无征收租税之权。易词言之，即无权夺取公民财产之一部也。彼因公益需赀，应请求于国民或国民之代表。国民代表，监视君主，禁制其行使绝对之权。
陈独秀极为精确地指出洛克的人权思想的精髓是财产权，强调个人的自由、家主权、财产权都“建基于自然教义之上皆神圣也”，是天赋的自然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陈独秀不但极为推崇洛克的这种人权思想，而且人权观念全源于洛克的这种自然权利说。
《青年杂志》承继《甲寅》思想的又一重要观念是崇尚人权和公民权利，尤为推重构成英国式自由秩序之基础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高一涵《戴雪英国言论自由之权利论》，译介了戴雪(Albert V．Dicey)的自由理论及英伦言论出版自由制度。高一涵认为，“英国言论自由，冠绝寰宇，而报章印行，全民拘束”，并指出其原因在于英国具有独特的出版自由制度。高一涵在充分展开论述前，还特别引述一段章士钊翻译的论述英国出版自由的话，并明确指出这段话“见民立报及甲寅第一号。”章士钊说：英国“如人欲出版，则出版而已，无他程序也。至出版后如或违法，须受法庭审判。则亦与它种违法事件等耳。非于出版独异也。”高一涵在章士钊的论点上展开阐述：“英自维新以后，报章违法，无间于谗谤煽惑，抑为渎神亵天，从未受特别法庭之审理。此在英人，固属习以为常之事。然推其实益，俾脱去出版之拘束者，殆无以过之。出版之事，既一唯陪审官之命是从。则凡百著述，为此十二人所认为不得处罚者，虽君后阁员，亦莫得施其严酷之督责” 。高一涵对出版自由的阐述，就如与章士钊同出一辙，其思想完全是《甲寅》的延续。
《青年杂志》宣播的自由主义思潮，基本上还没有超越《甲寅》，显示出与《甲寅》思想传统的连续性，并显露出鲜明的一脉相承《甲寅》的思想风格的色彩。
总而言之，《青年杂志》因创刊的目的及办刊思想、编辑思想及作者队伍等的浓厚的《甲寅》色彩，强调“青年文化”，重点介绍各国的青年文化，与中国青年的实际较远，而且因为陈独秀办刊的目的更多的是为生计，所以，在办刊上求稳，思想上甚至可以说后退 ，没有什么特色和亮点引起读者注意，所以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更没有受到追捧 。《新青年》第四卷以后，《新青年》社团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如日中天时，益群书社重印《青年杂志》时读者才开始重新阅读、认识《青年杂志》。
The follow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th Magazine and Jia Yin Magazine
Zhuang Sen
Post-doctor of Chinese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Youth Magazine and Jia Yin Magazine the author argued that: Chen Du-xiu didn’t have mature editing ideas but followed Jia Yin Magazine‘s editing thoughts to edit and publish Youth Magazine. With the author team from Jia Yin Magazine, Youth Magazine put its emphasis on propagating youth’s culture via introducing new western thoughts, ideas, literature and arts. Youth Magazine is both practical in helping the youth learn new culture and fashionable in introducing the new western ideas, advocating individual’s freedom and publicizing individualism. It broke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limit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group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helped the youth to administer their country.
Key words: Youth Magazine Jia Yin Magazine editing and publishing
陈平原就认为：“《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社告》，最具创意的很可能不是常被引用的将读者锁定在青年，以及呼吁青年‘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此等思路，晚清以降已成新派学人的共识；而是两则不太起眼的关于杂志编辑体例的说明。前一则‘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对于曾经主编过《安徽俗话报》的陈独秀来说，似乎有点后退。”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第228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青年杂志》创刊及改刊名前，只发行1000多份，而且还含有一定数量的赠刊。（参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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