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樊百华
或许出於特殊的心境，例如受到黯淡现实的刺激，我这两年对“五四”生出一种特别不以为然的认识。是的，“五四”的爱国比今天懵懂大学生们的爱国要高明些（见拙作《“五四”的爱国：反政府的反日》），但它同样是缺乏深度爱国觉悟的，正如陈独秀所说，这样的爱国当时的一些“卖国”政府官员，思想上未必没有。“五四”的低级主要表现在它的哄然而起、嘎然而止，只算得一“事件”与“风潮”，远远没有达到“运动”的水准（见拙作《“五四”不是运动》）。真正期盼中国出现民主运动的人们，必须这样来认识“五四”，再不能用“五四”来精神自慰了。
这里主要针对1989年以后，中国学界“思想淡出”在“五四”话题上的表现，谈一点我个人内心的感受。
一、 罪也“五四” 功也“五四”
每逢“五四”纪念日来临，“文革”以后的思想界总是要说到“慢慢不来”的“民主与科学”；1989年后、尤其最近几年，随着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反思，有老年中年学者又将“自由、独立精神”等等往“五四”这只筐里装。大家都说“五四”好，连反思“五四”偏激的人也还是将一些好东西继续往“五四”上面锦上添花。这是很有意思的、不无滑稽的中国现象。民主、科学（准确地说是科学精神）、自由精神、独立品格乃至宪政、法治，是“五四”前的政界、思想界（新文化运动）、学术界、新闻界的成绩，不问青红皂白地一股脑加于“五四”，纯属人为地拔高。这样的拔高，于今反而会使人们看不清实践的艰难，反而不利於“大智大勇”的娩出。
1919年12月1日，走过四年多光辉历程的《新青年》发表了她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其中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一条是：“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这意味着宣言执笔者陈独秀明确要致力于社会活动了。7卷1号的这一期《新青年》，陈独秀一人操刀7篇文章，最长的一篇恰恰是专谈“社会改造”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今人完全能从中获得“如初”的新鲜感，那些喜欢批评陈独秀的学者，至少要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再有就是针对日本等军国主义指责“布尔什维主义”为“过激派”，为苏联的普罗农工政党辩诬的文章。
恰好这几年对“五四”的反思，最主要的就是指其过激了。打人、放火本身当然是过激了。这一点今天首先应当对反人权的力量说，对“州官”说，也要对今天的懵懂“爱国青年”说明。（必须承认，70年后的一场比“五四”规模大得多的风潮，学生们的理性程度要远远高于“五四青年”）认为“五四”过激的老先生主要又说到陈独秀的过激。我认为，那时的陈独秀还并没有过激。他的“左向情结”也还是理性的，相当于50年后醒悟了的顾准的民主个人主义，并且至少保持到一年以后。1920年9月5日，他在《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一文中这样说：
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一不是跟着外国底新思潮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幺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於人类底同情心和对於同胞底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於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一书第21-22页，三联书店1984年6月）
那时中国的边缘弱势群体，也是今天的我们能够设身处地感受到的苦啊，例如，在陈独秀眼里俨然一个流氓世界、黑社会地盘的大上海，在日本贫民窟住了十几年，也曾去美国贫民窟调查过的日本学者贺川先生这样说：“见了中国上海底贫民窟，那日本和美国的贫民窟都算不得苦
恼。”
联想到当初很多像罗素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狭隘自私（罗素甚至直呼为“反社会”的“个人主义”），持强烈谴责的立场，我就想到，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完全可以有与保守良知相洽的理性左派，不但可能而且必须深具理性左派的底层道德关怀！在我眼中，今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是市场万能论者，也不是“私有化就是好、就是好”的浅薄之辈。那时的陈独秀与胡适离得并不远，他丝毫没有革命党的“浪漫”幻想，他说：“无论在何种制度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同上书第26页）
所以我想，人们反思“五四”，不应当将“五四”人为繁复起来。例如可以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清理”，但不应当将她与“五四”混淆起来，这是一；第二，不应当将“五四”与后来的革命党运动混起来，甚至将“五四”完全隐喻或者借代化，这会使得本来不相关的问题研究起来更不方便了。三年前我在写《初入清园》的时候，私心里是尊重王元化老先生因某种不便而出的“借代”办法的，但后来觉得这样做得不偿失，用“五四”指代以“‘五四’的精神产儿”自居的队伍，不仅是学理不严肃的问题而已。从法国革命到十月革命再到中国本土革命，在很多方面是相近的，但是将“五四”横插进来并不合适。“五四”不是橡皮筋，拉不到这样长这样宽，插进“五四”事实上对朱学勤说的将来总要有的“细说”，已经无意中增设了的障碍，更显得“思想淡出”了。请朋友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我总觉得90年代忽然用起那幺大力气来反思“五四”，有些突兀、不顺，甚至有些奇怪。海外儒学自由派文革期间就开始反思“五四”的激进，我认为一开始就在“话语背景”上有混淆，法国大学生还引进过“文革”呢，天大的无知与混淆！1968年法国的“无知运动”是一场“浑不吝”，但“五四”与“文革”都并非笑话，也不能搅合起来。第三，“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不是传播什幺特定“主义”的运动，正像鲁迅不是什幺文化革命的“旗手”、不是什幺跟例如知识分子过不去的“先锋”一样。明确
了这三点，人们再议“五四”有什幺过激不迟。
王元化老先生一方面仍将“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归于“五四”，另一方面反思反思居然借陈寅恪的名义将“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加进了“五四精神”，用心未免又过於良苦了。王国维、陈寅恪更不用说杜亚泉，都可以加以肯定、挖掘甚至弘扬光大，但他们与已经显得有些大而无当的“五四精神”，真那幺同席共枕吗？可以“淡出”，也可以“淡入”，如今信耶稣也都有了不同“信法”嘛，思想有学术，学术也自有其思想，但时下“思想”与“学术”语境、语用上的分别，明摆着，不在乎与“五四精神”结缘才是真正陈寅恪式的“独立”呢，不是吗？我想是的。如果将“五四”之前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细寻，宪政、自治、平等、博爱、信仰、人权等等，也都有的，现在自由知识分子持有的理念，那时期基本都有的。但“五四青年”头上的桂冠并不大，“颂歌奢侈”本来就是一种不良习惯，“德先生”与“赛先生”若只是一种话语优势，其实正见到话语者的软弱罢了。今天的自由知识分子，或许在理念上对先贤并没有特别的长进，这才有“悲剧世纪”之说嘛！
二、特别值得同情的陈独秀
比起之前的康、梁，同时代的胡适、鲁迅，之后的储按平等等知识分子来，我断定：陈独秀这个大人物是最让今天的我们放心不下、割舍不下的。实际上，反思“五四”的一个热点甚至焦点也正在他的身上。我在关于“五四”的文章中故意多介绍了“五四”中的陈独秀，原因也在这里。是的，我不相信今天的自由主义或者其他主义，能够轻松告别陈独秀。冷静思考，陈独秀的幽灵才最具有缠绕意义。
限於“五四”说话，我真看不出陈独秀的言论行为有什幺过激或者不当，相反，他是做得很多而且很好的。至於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该怎样评价自是另外的问题，这里顺带简单说一说也可以：有少数地方不够周全，但我相信他的言行总体或者大多都对。陈独秀是真正有大力量的，如果说20世纪的书生中真正有政治家气象的，首推陈独秀！
“五四”之前的陈独秀很了不起的，评价起来不应当很复杂；“五四”之后，准确讲从1920年10月开始，复杂了，因为他要行动了，他矢志要做一个新式的社会活动家了，而且很快就成了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尤其政治家，很不同于做一个学者、言论家、论政书生的，知识分子只有说得多说得少，说得精彩不精彩、言论力量大与小的分别，置身体制内外并不关紧，他们对“实践意图”不太当真的，由此人格操守一般也碰不到不可回避的影响，一般来说有些用，但要说用处有多大则不见得。
我觉得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当不怎幺看重劳动的“永恒价值”，也就是不应当怎幺看重一些文化人特别在意的“名山功业”。一个便宜也不拉下是“犬儒人生”，“精明的学者”有不关活人现实命运的“觉悟”：越“抽象”的东西寿命越长，例如自由主义的言说比争自由的奋斗寿命长。读书人往往注意《常识》而不注意潘恩、注意非暴力理念而不注意圣雄人格、注意米奇尼克而不注重瓦文萨、注意《七七宪章》而不注意哈维尔受难……──在读书人那里，“自由史”被省略在“自由思想史”之后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一个中国式的文化黑洞！波普说得多幺不可思议：我们不必为后代操心，而只为当代操心。（请注意：犬儒智慧是只为自己多占便宜操心）既然波普这幺说了，我也就不借用辩证法说什幺“最实际的推动才有最永恒的价值”之类的酸话了──但是，“只有这辈子的幸福，没有永恒的幸福”，应当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能鄙视的“永恒事实”。朱学勤先生说得很朴实：自由主义不是用来坐而论道的，而是用来走路的。现在就看中国的自由主义读书人有几个肯“上路”了。
上路之后当然就不可能有“清纯的品性”，而是免不了要染上些杂色的。像陈独秀那样真上了路，很大程度上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那不由己首先当然还在统治集团的作用，但已不仅在此了。做事哪能不“广交友”的，可“同志往往不同力”，是人就有个性，有特别的心思，特别的性情、气质、风格、趣味，种种合作的烦难就来了。例如被“国际指挥”收编，这时候，左的社会情感、底层道德关怀、法国革命的“人民话语”、西方思想界对资本家自私本质的批判、甚至世界上的大自由思想家都对新出现的普罗政权抱着“社会主义的原教旨期望”、当然与新型政治国家无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特别是本土军阀的颟顸、专制政治的昏暗，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真假民众主义混杂的革命党人实在再自然不过了。没有一个“行动者”在面对现实时，思想、人品能够绝对经得起吃“研究饭”的后来人的检验──假定“后来人的检验”有其可靠的尺度的话。瓦文萨、哈维尔、米奇尼克、萨哈罗夫、曼德拉、马丁·路德·金……哪一个是十全十美的？都不是。即使思想基本精当，实际行为也不可能“祭神如神”、一贯正确，要不怎幺说革命党的个人崇拜荒唐可笑呢。（抱成团混世的权谋并不可笑？）再说，当你一筹莫展，有人来帮你，有钱来支持你，你怎幺办？一做事就得妥协，就不能背书，像些样的政治家主要不就在人格、意志和审时度势、有限妥协的本领幺……只要不对“同志”施以流氓黑社会手段，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算是合格的。很多书斋英雄怕是一辈子都不可能知道“做事的烦难”的吧。
顺便说一句，不能因为有了《思痛录》，对归附革命的热血知识分子，就可以“耸耸肩”则过的──历史还没有让任何人真正能够轻松起来，说不定将来你会有资格写又一部《思痛录》，并且这就算你有过人样呢！从“恻隐之心”到“同情心”到“底层关怀”到“追求平等公正”，都是正常人格、个人道义心生长的常规过程，直面幽暗现实的真诚的“左派”，与从一开始就力批“犬儒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至此都没有大的差别，如果没有这样的“共识”，以眼下中国的深层情势论，真实的“左派”很可能获得再写《思痛录》的悲剧资格！与“告别革命”的论调不同，我个人事实上早就有对这一资格表示敬重的准备──有什幺样的作用力就有什幺样的反作用力，秀才与兵的关系绝对是本乡的第一隐喻──对於自由主义者来说，这里土壤的品质毕竟太恶劣了！
中国的现实正不停地催人上路呢！上还是不上比如和尚、上了以后怎样的顾虑要来得紧要十倍。你有什幺办法呢？权力集团就是不让你有从容训练自己的机会呀，想永远正确当然只能拒绝上路──只能匆匆上路恐怕依然是中国进步力量摆脱不了的宿命，幸运者只能在实践速成班中脱颖而出。我固没有为陈独秀辩护的资格，其实，对陈独秀的反思做得最好的，还是被双面党痞“无情夹击”后的陈独秀自己。
不做事的后人，至多只有反思陈独秀的蓝卡资格，即使是对秦始皇式的人物，我相信，“行为学”解读也还是“理念学”否定的深刻前提，关在书斋论短长难免“隔得慌”！是不是这样呢？我以为，反思还是应当转到那些与“文化传统”（李慎之先生语）一脉相承的现实烂货上来，理念的持守再不能外于行动中的“共同底线”──不行动无所谓“底线”（秦晖先生的论见）；我更以为，最有力的反思还在：向专家学习但不迷信专家，以免上当；尽可能深入准确地介入现实，逐渐习惯于从甚至是很不起眼的生活世界做起，例如公开为高勤荣先生说话；“无日不拱卒”即便不是“行为主义”却也不应当限於“宏论”，这些，就是我理解的今日自由知识分子，或者应当说是“左翼自由知识分子”，应有的定位与修为。
离开了这样的定位与修为，来反思“五四”、陈独秀，我估计是作不出什幺有实质意义的成绩来的。怎幺思考、怎幺言说，至少对我来说，还是很新的课题。我相信，对於那些不屑于与民主墙以来的“行动者”交往的“启蒙家”来说，更是新的课题。
无论陈独秀做得如何，没有陈独秀们的实践，民间大概永远只有软体动物的，进步力量的整合将永远是空想。我坚持认为：批评“行动者”的资格必须是“行动者”。书斋中的清白是无、是空白，或许正是以同流合污为底色的。
纪念“五四”不应当是一场集体意淫，想象中的膨胀只是苍白的狐假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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