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洪波
在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政府官吏的昏庸无知，平民百姓的冷漠愚昧，使陈独秀深感在民族危亡种种因素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更为可怕的阴影——民众愚昧落后的种种劣性。因此，分析国民素质状况，追寻国民素质形成的原因，探究改造国民性的途径，成为陈独秀以及一大批思想家十分关注的问题。
陈独秀首先指出了国民性劣下的种种表现：
其一，“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陈独秀说：“我们中国，家族的制度，在各国之中预算完备的了，所以中国人最重的是家，家家有家谱、有族长、有户尊、有房长、有词堂……个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①至于“国家何物，政治何事”，一概不知。如果与他们谈到国家之事，总认为有皇帝官府作主，与老百姓无关，不知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国大乱，家何能保”②的道理。越是有钱的世家，越是只知保守家产，越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即使是有“澄清天下之心”的“硕德名流”，一遇艰难，也只知激流勇退，“上者愤世自杀，次者厌世逃禅，又其次者，嫉俗隐遁，又其次者，酒博自沉。”③毫无为国保民之心。无近代国家观的人民，必是不能团结，不能御敌的“散沙之国民”，既无识别国家之智，又无救国、建国之力。只有当国民有了近代国家观的“自觉性”，并为救国而斗争，国家才有希望。
其二，“只知听天命，不知尽人力”。陈独秀说：“偏偏我们中国人，无论何事，都是听天由命，不知道万事全靠人力做成的。”④总以为“世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个天命作主，人不用费一毫心，用一丝力的，若无天命，就是费尽心力，也是枉然。”⑤对此，陈独秀批驳说：“人类以技术征服自然，利用以为进化之助，人力胜天，事例最显。”⑥而宿命论主张“人生一世，安命知足，事事听其自然，不去强求，自然快活得很。但是，这种快活的幸福，高级动物反不如低级动物，文明社会反不如野蛮社会，我们中国人受了老庄的教训，所以退化到这等地步。”⑦
其三，“沉迷于利禄”，“诈伪不诚”。中国“经数千年之专制政治，自秦汉以讫洪宪皇帝，无不以利禄奔走天下，吾国民遂沉迷于利禄而不自觉。卑鄙龌龊之国民性，由此踌成。⑧为了获取利禄，不择手段去钻营官职；“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学以求官，驱天下之生利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皆利禄之见为之也。”⑨仅北京一地，求官谋事者，不下二十万之众。其实这些人中，不乏“有学识经验之人”，完全可以自食其力，但为求一官半职，跻身于“摇尾磕头之列”，“而不知食力创业为可贵也”。这是一种严重的“官迷根性”。贪图金钱，也是国人的通病。只要有钱可图，便无恶不作，“中国人专以造罪恶而得金钱，复以金钱造成罪恶。”(10)朝野上下“贪声载道”，“贪”之一字，几为吾人之通病。(11)陈独秀还指出国人不诚之心，到处可见。“浮词夸诞，立言之不诚也，居丧守节，道德之不诚也，时亡而往拜，圣人之不诚也，吾人习于不诚也久矣。”(12)就拿袁世凯称帝来说，不少人士，分明内心是反对的，但表面上却依附赞成，“国民之诈伪不诚”，暴露无遗。这种从权逢恶之人，一旦强敌压境，必会成为奸臣国贼。
其四，“惰性过强”，“昏聩糊涂”。国人只知中国是开化日久的世界古国，认为环绕国境只是一些蛮夷小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闭户自大”风气，虽经数百年中西文化的冲撞，无奈“吾人惰性过强，旋觉旋迷，甚至愈觉愈迷，昏聩糊涂”(13)。不懂得引进西方民主科学、政治伦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识智，两无可言”，因无感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见智识，既不知此，亦不知彼。
“吾华惰民，即不终朝闲散，而不解时间上之经济为何事，可贵有限之光限，掷之闲谈而不惜焉，掷之博奕而不惜焉，掷之睡眠宴饮而不惜焉。”(14)对于劳动的提倡，勤勉之推崇，中国人与西方民族大不一样，“劳动神圣，晰族之恒言，养尊处优，吾华之风尚，中人之家，亦往往婢仆盈室。游民遍国，乞丐载道，美好丈夫，往往四体不勤，安坐而食他人之食，自食其力，乃社会有体面者所羞为，宁甘厚颜以仰权门之余沥”。(15)如
此民族，怎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其五，“无常识”，“信鬼神”。陈独秀认为，中国人的科学思想十分薄弱，“吾国学术思想，尚在宗教玄想时代，故往往于欧西科学所证明之常识，尚复闭眼胡说，此为国民根本大患。”(16)由于无科学常识，在科学领域闹出了许多有悖常识的笑话。对哥白尼早就提出的日心说，在有些中国人看来，是抵毁天地二大，日月并明，有违三纲之说。对婴儿在母腹中是脚向天头朝地，认为有违“男女向背端坐腹中”的中华传统。
由于科学之风不盛，所以不少人十分崇信鬼神，主张有神论，并有严密的组织。1916年，在日本神户成立了“中国精神学会”，1917年，上海成立了“上海灵学会”，并出版了《灵学丛志》，1920年，北京成立了“北京悟善社”，出版了《灵学要志》，192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心灵学会”，开办了“心灵科学书局”，出版了数十种宣传灵学和鬼神迷信的书籍。“上海灵学会”宣称“本会同人研究新学，组织灵学会，设有盛德坛，遇有精微不可通之故，则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明之隔。”“北京悟善社”则标明《灵学要志》为“神圣仙佛乩笔劝世兴教救劫之书。”并说“悟善社者，神之托于人以劝天下之善，而为民请命者也。”对于何谓“鬼”，何谓“神仙”，也作了各自的解说。这些无稽之谈，带有很大的欺骗性，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可忽视的有碍民主和科学的反动势力。
其六，“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17)时虽青年，但已过“头童齿豁之期”，艰难辛苦之事，力不能胜。
“朴茂青年，等诸麟凤”。(18)因此，“人字吾为东亚病夫之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19)陈独秀的这些指斥，是不无根据的。
其七，“囚首垢面，污秽逼人”。不讲卫生，不爱整洁，也是中国人的一大坏习惯。他说：“公共卫生，国无定制，痰唾无禁，粪秽载途，沫浴不勤，臭恶视西人所畜犬马有加甚，厨灶不治，远不若欧美厕所之清洁。”(20)因此，中国人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常受侮辱，虽与国力不强，社会落后有关，但“不洁之习惯”、“污秽可憎之辫发与衣冠”也是原因之一。
对造成国民性低劣的主要原因，陈独秀分析认为：一是“学说之危害”。这里的学说，主要指“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21)老子“以雌退柔弱为教，不为天下先”；孔子“崇封建之礼教，尚谦让以弱民性”；佛教则“薄现实而趣空观，厌倦偷安，人治退化”。道、儒、佛三学虽各有差别，但均非“强梁敢进之思”，都有着教人谦卑忍让，安命知足，柔弱不争，消极忍让，不求进取的特点。由于这些思想的长期熏陶，使国人的素质深受消极影响，如此心死之民族，难以立足世界民族之林。
二是“君主之流毒”。因为在君主专制政治下，“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力，以奉一人”。“全国人民，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惟一人之意是从，人格丧亡，异议杜绝……民德、民志、民气，扫地尽矣。”(22)在这样的专制之下，人民毫无自由可言，人权、民主丧失殆尽，谈不上人格与自尊、个性与自由。一切顺从君主，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如此心态之民众与经济民治、政治民主的现代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也。”(23)
三是“统一之危害”。陈独秀认为，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以后，社会风气大有变化。在“列邦并立”之时，各国统治者为了谋图霸业，无不积极招募人才，因此，智勇豪杰之士，“争受推重”。自秦以后，“天下同风，民贼独夫，益无忌惮”(24)智勇之士在政治高压之下，只得“奉命惟谨”，否则，难觅生路。如此境遇，只能涅灭人智，培养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辈，不利于积极向上风气的形成。
陈独秀不但揭示了国民的诸多劣性，也分析了产生国民劣根性的原因，而且对如何改造国民性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要以“民主”观念取代“民奴”意识。在陈独秀看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造成了“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惟一人是从”(25)的不变观念，从而造成了如下罪恶：“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室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26)他大声疾呼：任何个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27)而“独立自主之人格，平等自由之人权也。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人权亦巩固。”(28)陈独秀把个人权利的享有程度同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考察，并认为“民为邦本”，执政者不过是民意的代表和公仆，以唤起国人的主人意识，只有让国民知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才会意识到爱国就是爱自己之国，才会知道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他们自身命运休戚相关，才会知道“国破家亡，四字相连”，才会激发民众的爱国思想。
显然，独立人格观念的形成，特别是主人意识的确立，不仅为民主国家的建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民众基础，而且必然赋予人们的责任感，荣辱感和紧迫感，也必然赋予人们以爱国心和凝聚力。
二要提倡科学，克服愚昧。在陈独秀看来，要克服愚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根治“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厥惟科学”。(29)是否尊重科学是关系到民族的优劣智愚、强弱兴衰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懂科学，只能是愚昧无知，盲从迷信，浅薄暗弱，“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怜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死之所需，一一仰给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网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于矢人同科。”(30)由这样无科学知识的士、农、工、商、医组成的社会，必然黑暗贫弱，无力与它族争雄。
陈独秀对科学的推崇，并不在于呼唤人们去研讨具体自然科学和制作技术，而是要人们树立科学态度，发扬科学精神，把握科学方法，用科学头脑去洞察社会，探索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以便更好地去改造社会，懂得科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大法宝。因此，陈独秀反对宗教迷信，反对愚昧盲从，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必须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科学兴“而迷信斩”，“无知妄作之风息”。科学不兴，则“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地气风水之谈”猖狂肆虐。要根治愚昧无知和鬼神迷信，只有提倡科学。他指出“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都应破坏。”(31)针对当时的“灵学”盛行，陈独秀专门写了《有鬼论质疑》一文，对有灵论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有说服力的批驳。
三要发展教育，提高民智。陈独秀认为，教育对国民素质的提高与社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是很大的，社会要离开了教育，那人类的知识必定不能发展，人类知识一不发展，那国的文化就不堪问了。”(32)甚至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最后唯一工具。”(33)要改造“人类普遍资格水平以下”的国民，通过办刊物、建学堂、兴教育，可起到事半功倍之效。通过教育，可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34)他曾奉劝国人把敬菩萨、打醮、做斋用的钱拿来办教育，奉劝贵妇人把置办镣铐般的手饰费作读书费用。这样与国与民与己均有利，因为教育可以使入增加学识，发展才能。人的善恶智愚与国家教育是否发达以及自己所受的教育情况是紧密不可分的，“人类之美点，可以由教育完全发展，人类之恶点，也可由教育略为减少。请看世界万国，那教育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人民，智慧贤否迥然不同。”(35)只有发展教育，才
有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故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并不在军队的多少，而在于教育是否发达。八十年前，陈独秀就有科教兴国的思想。
面对激烈竞争的时代，针对中国古代教育重德轻智、体的传统以及体弱多病的中国国民，陈独秀十分重视身心教育，把“兽性主义”列入教育方针。他对“兽性主义”的解释是：“意志顽强，善斗不屈”，“体能强健，力抗自然”，“依赖体能，不依他活”，“顺性率直，不饰伪自文”，也就是健康、自信、坦诚。欧美各国之所以雄视世界，日本之所以称霸亚洲，均是因为他们发挥了“兽性”特长。而“中国教育，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稍稍讲究，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36)这样身心薄弱，毫无“兽性”特长的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无力与别国争雄，更谈不上担当起振兴中国的重任。
综上所述，陈独秀关于改造国民性思想不无偏颇之处，有些也缺乏辩证分析，甚至有不少过激言词，但其用心是良苦的。他指出的许多病症，在今天中国人身上也并末绝迹，甚至严重存在，他开出的救治之方，今天也不无参考价值。
注释：
①②④⑤陈独秀.亡国篇［A］.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81-83.
②⑥(21)(22)(24)(25)陈独秀.抵抗力［A］.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53-155.
⑦陈独秀.人生真义［A］.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46.
⑧⑨(11)(12)(14)(15)(20)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A］.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C］.上海：上海入民出版社，1993.207-210.
(13)(23)陈独秀.吾人员后之觉悟［A］.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75，178.
(16)陈独秀.陈独秀书信绍·答汤尔和［E］.
(17)(19)由陈独秀.新青年［A］.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84，185.
(18)(34)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A］.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46，142.
(26)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A］.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67.
(27)(29)(30)陈独秀.敬告青年［A］.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30—135.
(28)陈独秀.一九一六年［A］.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72.
(31)陈独秀.偶摆破坏论［A］.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91.
(32)陈独秀.新教育的精神［A］.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C］北京：三联书店，1984.490.
(33)陈独秀.平民教育［A］.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29.
(35)陈独秀.近代西洋教育［A］.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22.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