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培
改造国民性，是新文化运动初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出的救国主张。陈独秀作为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核心人物，对改造国民性问题有其独到见解，本文仅就此问题谈谈粗浅认识。
一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改造国民性”主张，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的。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而告失败，中国开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以图重振革命精神。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意见分歧，有些人甚至消极失望，响应者寥寥。资产阶级的政治变革似乎已到了“山重水复”的境地，人们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这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异军突起，努力肩负起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这些知识分子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又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受过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的熏陶，较少受封建传统的影响，其中大部分人还到国外留过学。他们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普遍产生一种认识，即革命没有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广大国民受传统积习的毒害太深，还处于不觉醒的麻木愚昧的状态，以致多数人还没有卷入这场革命，革命活动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他们的结论是：要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就必须来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把广大国民从麻木的状态中唤醒过来，把他们从专制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借以形成民主政治的强大力量，这就是当时所说的“改造国民性”。
陈独秀在其政治生涯中，一开始便站在反对旧势力的前列。他信奉过康梁维新，亲身参与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热情宣传民主思想，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在政治斗争屡受挫折之后，他经过认真思索，认为像过去那样单靠政治斗争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把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作为救亡图存的新途径，由此而致力于启迪民智、改造国民性的艰苦工作。
二
在陈独秀的论著中，最早提出国民性问题是１９０３年在安徽组织爱国会。进一步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并从多方面展开，则是在《新青年》创办初期。陈独秀这一思想的发展表现为两个阶段。
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０４年，陈独秀在安徽组织爱国会并创办《安徽俗话报》。他以《安徽俗话报》为阵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并开始触及到国民性问题。他在发表的《恶俗篇》中，对那些束缚人民个性自由发展的封建恶习和迷信思想进行揭露和批判。陈独秀在《亡国篇》中还探讨了“亡国”的原因。他认为，国家已面临“鸡犬不惊，山河易主”的亡国危险。为什么弄到如此地步呢？他说：“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陈独秀认为，中国人有两个根本弱点：“第一桩，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第二桩，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版，第５３、５４页。】笔者认为，如果仅仅据此来谈论“亡国”危险，诚然是不妥的。但陈独秀把问题深入了一步，他结合国民性问题批判了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他指出，中国最为“完备”的家族制度，造成了中国人“只知道家，不知道国”；至于中国人的天命论，也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用“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的天命思想促成的，它使人们不思反抗和斗争。这就是说，国民的弱点，归根到底，还是由封建统治阶级造成的。陈独秀认为“国家乃是全国人民的家”，要求人民应该“振作自强”，不要“听天由命”。
陈独秀在谈论国家命运问题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人民寄予希望。他说，如果说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淡薄，是因为“无人提倡刺击”，才造成国民“以私见蔽其性灵”，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的爱国机关“拨动”，救国的事就有望了【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３页。】。由此，他在自己的救国方案中，把启迪民智放到了首位。
１９０５年，孙中山组织同盟会，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斗争迅速走向高潮。在这种形势下，陈独秀也在安徽组织了革命团体岳王会，自此把主要精力投入了推翻清政府的政治斗争。
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在经过１０年的政治风浪和反思之后，又螺旋式地回到启迪民智的认识上。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以此作为宣传新思想的主要阵地，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宣传也较之１０年前更加深入和扩展了。
陈独秀反复论证了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指出，一国的存亡兴废决定于“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如要从根本上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在于多数国民能成为“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就会内遭独夫统治，外受强敌侵略，其国“无时不在灭亡之数”【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０—６１页。】。他认为，在国家危难时，那些血染义旗的爱国烈士固属可敬，但这少数人并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唯一的出路还在于使多数国民增强国家观念，使国家富强起来以避免危局的发生。他把这一认识称之为“治本”的爱国主义。
陈独秀产生这一强烈的意识，是因为他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认识到，单纯的政治变革而不改变民众的思想，不能解决民众同革命结合的问题，也就不能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他指出：中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９５页。】陈独秀把旧意识看做是政治革命木成功的根本原因，这自然不够科学，因为他没有去触及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问题。但这却表明他更加看重了精神因素对社会变革的作用，这对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来说，还是十分必要的。陈独秀的结论是：要革新政治，就不能不首先革新旧意识。
当时，陈独秀革新政治的直接目标，是要实行国民政治，即欧美式的“立宪政治”。他认为，能否实现立宪政治，“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否则，就不是真共和、真立宪，而只是装饰品。民国以来的所谓政党政治之所以不行，就是因为它“与多数国民无涉”【注:《独秀文存》，第６３１页。】，因而不能保障民主制度的推行。要由人民参与政治，就必须启蒙，提高国民的素质。
为强调启蒙事业的必要，陈独秀还以进化论的观点进行中西文化优劣的对比，罗列出东西文明的差距，借以论证促进国民伦理道德觉悟提高的重要性。陈独秀认为，西洋的学术、政治，尤其是伦理道德都比中国优越。他指出，西洋的政治以自由平等独立为道德原则，而中国政治则以三纲之说的等级观念为标准。如果想一方面在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一方面又在伦理上保持纲常名教，“以收新旧调和之效”，那就是“自家冲撞，此绝不可能之事”。所以他把伦理道德的觉悟称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认为，要改造国民性，就要使国民树立新的道德观、是非观和价值观，概括起来，就是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的六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条标准，实质上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伦理、道德、价值等观念代替中国封建主义的旧观念，就是要以西方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独立自主精神为标准，在中国国民中树立起新的道德风尚、是非观念和行为准则。
从上述标准出发，陈独秀在许多文章中进一步肯定了西洋文明的优越，批评了东方文明的落后。应该看到，陈独秀所讲的“西洋”和“东方”文明的差别，名为谈论地域性文化传统的差别，而实际上讲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和封建主义文明的时代性的差距。陈独秀肯定西洋民族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的民族，是以其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维护“个人之自由权利”的民族，而东方家族制度则“尊家长，重阶级”，以忠孝为道德，“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正因为如此，西洋人能“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于社会经济发展也极为有利。东方文明则使人们“依赖成性，生产日微”。东方民族如能对西洋民族“肖其万一”，就不至于处于被征服的地位了【注:《独秀文存》，第２７—３１页。】。
三
以上粗略地谈了陈独秀“改造国民性”主张的思想基础和基本内容，下面笔者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首先，从上述可以看出，“改造国民性”主张的实质，就是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的伦理道德去批判封建主义落后的伦理道德，这在当时是进步的，应予基本肯定。当然，陈独秀当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可能准确地对“国民”进行阶级的划分，这样笼统地谈论“国民”素质并多有指责非议，反映出陈独秀的历史局限性。但应该看到，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既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要学习资本主义的文明，而封建主义又恰好是接受西方文明的严重障碍。为了扫除这种障碍，他们以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为武器，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向封建主义的旧思想发起猛烈进攻。这样，陈独秀所说的国民性，就并不在于全面评价国民的道德水平和心理素质，而是具有其特定的含义，那就是特指积淀在国民心灵深处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只有坚决彻底地清除这种意识，国民的精神风貌才可能改变，中国的民主政治才有希望。
其次，陈独秀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表明他在两个方面比前人更前进了一步。其一，他更加看重人的精神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这反映了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学习的逐步深入。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林则徐、魏源看重的是西洋的“船坚炮利”。康有为、梁启超宣传过民主思想，看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并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但他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于封建势力都有极大的妥协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倡民权主义，建立了民国，但他们在宣传工作中过多地强调了政治斗争，于封建主义思想并无重大破坏。陈独秀则毅然举起了思想革命的大旗，表现出对旧思想毫不妥协的彻底革命精神。他认为，只是在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方面学习西方是不够的，还必须像西方先搞启蒙运动那样，把人的思想改变过来，才能进行社会变革，才能巩固变革的成果。其二，陈独秀更加看重了民众在救亡图存中的作用。虽然，旧民主主义者都不可能真正彻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但不能否认，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程度上还是有差别的。陈独秀提出“改造国民性”的命题和国民政治的主张，强调“最后的觉悟”不能只是少数人，必须是多数国民的觉悟，表明他比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又前进了一步。
再次，在“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革命运动中，与同时代的一些人比较，陈独秀具有更加急进的立场和强烈的政治色彩。《青年》杂志创刊时，为突出思想革命的任务，曾表示不谈时政，但实际上，无论是陈独秀本人或是该杂志，其言论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其后，陈独秀更明确地表示，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是不能“装聋推哑”的，而他要关心的和谈论的，更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根本政治问题”【注:《独秀文存》，第１５０页。】。这表明，陈独秀关于“改造国民性”的主张，虽然是重在提高国民的伦理道德觉悟，但从他整个活动来看，始终没有离开政治斗争的主题，始终是把封建伦理道德作为政治变革的障碍而加以清除的。陈独秀指出：“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注:《独秀文存》，第１０３页。】反映出他对旧势力全面进攻的急进态度。
陈独秀作为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加之对于中国国情了解不深，难免在观点和方法上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虽然他的言行有相当的政治色彩，但却没有强调要从根本上去变革旧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样，仅仅在思想领域进行改造国民性的工作，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出路问题。就“改造国民性”主张本身而言，也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宣传和呼唤能奏效的。尽管如此，陈独秀等提出“改造国民性”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辛亥革命后的思想补课和其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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