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始人的悲剧下场──读《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 张伟国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1903年在家乡筹备“安徽爱国会”， 1904年去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后来负笈东瀛，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学长。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进步刊物。在 “5．4”运动中他成了青年学子的精神领袖。作为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他在中共的前五次代表大会上连任总书记，但在共产国际操控的“87会议”上，被缺席免除了总书记的职务。这对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更迭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从此以后就像中国大陆著名作家戴晴在89年所言，几乎没有一个中共总书记是有好下场的。
陈独秀毕其一生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心力，先后曾五次被捕。他把自己革命的一生概括为对清王朝、北洋军阀、封建思想和帝国主义的四个“反抗”。他说自己在“5．4”运动前专注知识份子方面，“5．4”后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但因陈独秀笃信托洛茨基理论，结果被中共开除党籍。当他最后一次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时候，又被第四国际扶持的托派中央开除。最终以“托陈日特汉奸匪帮”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中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本《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在研究了大量的史料后指出﹕长期以来被中共教科书批判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陈独秀在代人受过。中共当时的许多右倾决策，如集体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镇压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时候，还继续要求中共党员一切服从国民党、拥护汪精卫、蒋介石，等等，都是出自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之手。恰恰是陈独秀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和抵制，并且提出“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
如果从中共的角度来讲，承认这些历史事实无疑是给陈独秀进行“平反”。但是，陈独秀至今仍被中共被当作一位“反面教员”打入另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的悲剧就是脱不出共产国际的国民党情节”。共产国际的错误就在于把国民党视作中共从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天生同盟军。同一个黄埔军校的师生，因为信仰关系，更多的只是遵照军令站到了各自的队伍，到了1927年4月12日，昔日的同窗师友突然变成了敌人，于是认定自己一方是在推进历史，把枪口对准了对方，于是在消灭北洋军阀的同时，一批最优秀的民族精英和他们的工、农同伴亦被杀害。王观泉揭示了这种“让人掉了魂似”的历史沈重感。
目前居住在大陆的王观泉认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由一群知识份子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掀起的。20年代的国民党是依靠中共崭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和强大的后盾──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援助──才制服了北洋军阀的。其苦果是﹕ “昨天的朋友成了今天的敌人”。不少英烈尚未醒悟过来就已经倒在血泊之中，祭了轩辕。1924至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辛亥革命遗留、南北分裂、国共双方在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下的合作等错综复杂的历史组合的悲剧。它既不能完全责怪中共的政治失误，似乎也不能责怪国民党方面的运动。
王观泉是哈尔滨社会科学院的退休研究员，着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火在中国燃烧》、《被席卷在最后的黑暗里──郁达夫传》等。他在这本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传中不无感慨地写道，中国史学界中人碰到难以启齿的、不好说透的事，或者碰上敏感问题或是政治禁区，总是来一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于是作者摆脱政治困境，读者体察个中奥秘，历史在苦涩中沈没。如今，历史正在──或被迫──逐渐透明，人们才感到，“由于众所周知” 云云，已经使沈没的历史僵成化石。陈独秀研究尤其如此，……江河湖海考不出其水之源头！（第十四页）不过，陈独秀晚年的民主主义思想近年来在大陆知识界重新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重视。
马克思在他的博士僳文中写道﹕普罗米修斯是人类哲学日历上最高尚的圣者兼殉道者。王观泉撰写的陈独秀传，把陈独秀视为“顺乎世界革命大潮在中国兴风作浪的弄潮儿”，他的确是为中国现代民主化献身的殉道者，不过他是终于没有走下高加索山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共的六千多万党员中，如今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创始人陈独秀的悲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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