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兴衰史之一 童金莹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马克思 前言
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据过去流行的各种「中共党史」记载，一九二一年的这一天前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宣告它的诞生；在此之前，祗是各地有一些「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小组」。近年来的一些考证表明，中共在「一大」召开之前就已经存在，「一大」开会日期实际上是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五日。中共修党史，重政治需要不重史实，且又垄断史料，是这类史误长期难以辩正的主要原因。 中共在毛泽东「一统江湖」之前，一直有所谓「国内派」与「国际派」之争。毛泽东作为「国内派」的后起之秀，对该派的祖师陈独秀倒一向很崇敬，从不讳言陈是他引路人。毛泽东说：「写党史应有陈独秀这段历史」，「开始（创党）是他」；「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陈独秀）的功劳」。然而，中共党内主持编修党史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前「国际派」的一帮人。这帮人自被毛泽东先后收服以后，一方面靠吹捧和抬高毛在历史上的作用以邀宠，另一方面又要掩盖中共「国际派」被外国人──苏共通过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操纵控制的历史以遮丑。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告全党，以「反党」的罪名将陈独秀开除出党，其两大「罪状」之一竟是陈独秀反对中共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当时统治中国东北的张学良军队与苏联发生边界纠纷）。周恩来当时是中共的实际最高负责人（共产国际指定的总书记向忠发并无实权），兼管组织工作，甚至亲自起草了那份通告。开除陈独秀是中共第一次「大清洗」的开端，一大批经历了一九二七年失败的中共忠贞骨干，包括一些「一大」前的党员，因陈独秀的关系随之而被开除，或退党、脱党。陈独秀是中共的最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袖，讲中共的建立当然不能不从他讲起。周恩来、邓小平等对「讲一讲他的功劳」显然毫无兴趣，以致中共至今没有自己的正式「党史」。 中国共产党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列宁主义政党，其发起成员却多是民国初期爱国、民主和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和学界精英。就人员组成而言，当初的中共与现时的民运团体几乎没有差别──正象目前的许多民运人士（尤其学生领袖）是「六·四」的产物一样，中共的早期党员多数都是「五·四」运动的骨干，其中有不少也曾是留学生和政治流亡者。 历史是今天的一面镜子。「六·四」后继续镇压民主运动的中共当局，与「五·四」后建党时期的中共已毫无相似之处，倒与当年的北洋军阀政权有些类似，甚至更为专制、残暴和腐败。一个由学界精英们创建的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主义政党，竟会在几年后演变为一个打家劫舍、攻城掠地的叛乱集团，并在数十年后蜕变为一个由官僚寡头操纵的扼杀自由民主的专制工具。这无疑是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的最大讽刺和悲剧。如何不再复制中共演变的悲剧，无疑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重大课题。 本文根据大陆学术界近年来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新发现整理而成，只述不评，以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陈独秀四次流亡与留学
陈独秀，字仲甫，一八七九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市）一家书香门第。他十七岁考中第一名秀才；十九岁考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法文和造船。因有反对满清朝廷的言论被追捕，他逃往南京，结识了在南京陆军师范学堂学习的章士钊等人。从此，陈独秀就开始了他「做学问──搞革命─ ─逃亡（或坐牢）」的学者兼革命家的生涯。他二十二岁时去日本留学，半年后回国组织反清宣传；不久又遭通缉，於是再逃亡日本。 一九零三年五月，陈独秀（二十四岁）和张继、邹容等五人闯入清廷派驻日本的学监姚文夫家中，由张继抱腰，邹容按头，陈独秀挥剪，剪掉了姚的辫子，因此被遣返回国。陈独秀先在上海与章士钊、张继等创办《国民日日报》，后到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白话文半月刊），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参加了蔡元培等领导的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为「震动已死的人心，唤醒同胞……」，陈独秀曾参与密谋暗杀清廷官员（另一参与者吴樾不久在北京炸五大臣未中而牺牲）。一九零五年，他在主编《安徽俗话报》的同时，还在芜湖的安徽公学教国文，与同校的体育教员柏文蔚等组织了半军事秘密团体「岳王会」，并任总会长。一九零六年，他第三次去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一九零八年回国。同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後相继去世，岳王会在安庆策动新军起义，失败后瓦解。陈独秀逃到杭州，在浙江陆军小学堂任国文和史地教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陆军小学堂成为浙江革命党人的联络机关。 当时，陈独秀已成为安徽省最有声望的学者革命家之一，民国初期的两任安徽都督均聘任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一九一三年七月，陈独秀协助安徽都督柏文蔚参加国民党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兵败被捕，后经保释出狱。一九一四年初，陈独秀第四次去了日本，在东京协助章士钊主编《甲寅》月刊，并在「雅典娜法语学院」学习法语；同年，李大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留学，因向《甲寅》投稿，与陈独秀结识。 二．新文化运动的「三圣」和「五·四」运动精神领袖
一九一五年八月，陈独秀由日本回中国；九月十五日，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大力提倡民主、科学和新文化运动。这份杂志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知识青年中影响极大，声誉很高。一九一七年，《新青年》一、二月号先后刊登胡适（当时在美国作哲学博士论文）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倡「白话文学」，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一九一七年初，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教授兼文科学长（文学院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同年七月，被陈独秀赞为「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的胡适学成归国，经陈向蔡元培推荐，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室主任；他还应陈邀请担任了《新青年》编辑之一。陈独秀（三十八岁）、胡适（二十六岁）及钱玄同（三十岁，北大文科教授），被当时知识界的进步人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圣」。 一九一八年初，李大钊（二十九岁）就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同时也担任《新青年》的编辑。陈、李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极好的朋友。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两人又共同创办了一份《每周评论》的政论性刊物。李大钊最先在《新青年》（一九一八年）上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陈独秀随后（一九一九年四月）开始发表了一些同情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文章。所以张国焘（北大理学院学生、中共北京组织发起人之一）说，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影响」。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出版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专号。在此前后，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还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等文章，对「五·四」运动起了鼓动作用。「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曾和学生们一起游行；陈独秀于六月十一日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他起草的传单──《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捕。由于陈独秀是当时公认的社会精英、「五·四」运动精神领袖，他的被捕轰动了全国。北京当局认定陈独秀为「五·四」及其后学运的两个幕后操纵「黑手」之一（另一个是蔡元培，当时已辞职离京），企图予以严惩，却慑于举国上下的抗议不敢轻举妄动。经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校友会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各省市教育会和国民大会等团体及各界知名人士的通电保释，陈独秀在狱三个月后被释放，但仍受监视。李大钊设法用骡车悄悄将陈独秀护送到天津，陈然后乘船去了上海。 陈独秀从此开始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在上海，他与《星期评论》、《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等刊物的一批鼓吹社会主义的学者过从甚密。《星期评论》社成员的思想倾向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编辑李汉俊是该社的精神领袖，曾留学日本，与日本和朝鲜的共产党人都有一定联系；编辑戴季陶是国民党的理论家，孙中山三民主义（被看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当时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事新报》和《解放与改造》的主办者张东荪等则比较倾向社会民主主义。陈独秀给在北京的李大钊写信，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不可，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一九二零年五月，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生、附属小学主事，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过助理员）为送新民学会的几位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由北京到上海，曾向陈独秀请教，并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 三．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创建
一九二零年四月前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中国来「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的领袖人物」。他带了个俄籍华人杨明斋作为助手和翻译，他们以新闻记者为公开身份，开办「华俄通讯社」和《俄文生活》报。维经斯基等通过北京大学俄文系的俄籍教授柏列伟等人的关系，首先认识了李大钊，还会见了一些其他人。他们了解到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况，知道陈独秀实际上是这个运动的精神领袖，於是就请李大钊写了一封介绍信，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差不多一见如故，两人多次交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基本上有了一致估计。通过陈独秀的介绍，维经斯基也认识了李汉俊、戴季陶、张东荪等人。维经斯基和这些人座谈过几次后，提出建议：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进步刊物的人团结起来，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 同年六月，陈独秀会同《星期评论》的李汉俊、戴季陶、沈定一（《星期评论》主持人，曾在浙江组织过中国的第一个农民协会）、俞秀松（原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施存统（原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正准备赴日本留学）、陈公培（原北京大学学生，正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等近十人在陈家聚集，商讨建党一事。当讨论在党纲上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时，戴季陶表示他不能与孙中山和国民党断绝关系，声明退出此活动，大家不欢而散。几天后，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通过了由李汉俊起草的党纲。沈定一和陈望道（原浙江第一师范教员，《新青年》编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本译者）不久也加入成为发起人。八月，李达以日本留学生（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代表的身份回到上海，开办「中国学生联合总会」。他去拜访陈独秀，探讨组织革命党派的事，陈就邀请他加入作为中共发起人。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以后，陈独秀分别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等人、长沙的毛泽东、济南的王乐平（山东省议员，「五·四」运动时曾为山东赴京请愿团代表），李汉俊写信给武昌的董必武（私立武汉中学教员）等人，委托他们在当地发起组织共产党小组或支部。一九二零年暑期（六至九月），陈独秀还与先后到上海的张国焘（由于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时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和张申府（北京大学讲师）分别谈过建党的情况和计划，请他们协同李大钊在北京从速发动；邀请路过上海回汉口的刘伯垂（律师）入党，委托他会同董必武等组织中共武汉支部。陈独秀还委托去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建立中共旅日组织，委托去法国任教的张申府建立中共旅欧组织。一九二零年底，陈独秀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委托谭平山（北京大学毕业生，广东高等师范教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等重组中共广州支部。陈独秀离开上海后，李汉俊成为中共发起组织的代理书记。 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上海发起组织出版了《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任主编。同月，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宣布「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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