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固然直接由巴黎和会引发，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没有呈现出“ 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狂热，不能不说与新文化运动开创了开放的世界视野有关 陈独秀天生是一个具有叛逆性的知识分子，向来不惮以异端的姿态表现其自由精神。 这种叛逆性格，使陈独秀的一生富于悲剧传奇的色彩。五四时期，他的声誉和影响力达到顶点，此后，从个人遭遇而言，陈独秀为他的作为付出了代价。 新文化运动意在革新中国传统文明，为中国带来了各种学术思潮、思维方法，以及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等观念；新文学运动提倡口语写作，使知识分子开始走上平民化道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前两个运动合乎逻辑的突发形式。陈独秀之于五四，若以“精神教父”相称，应属恰当。 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即以文化革新为宗旨：“惟属望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１９１２至１９１４年间，北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公民权利的法律和政令，舆论空间其实有限。正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几乎唯一的堡垒，五四新学人通过《新青年》发表社会、文化主张的同时，形成了一个对学生界具有影响力的思想集团。 １９１７年初，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如果说《新青年》是新知识分子的舆论基地，北大则是新知识分子的聚会所。在北大期间，陈独秀似乎经历了一次思想转变，《新青年》逐渐脱离避免直接开展政治批评的轨道，越来越多地批判北洋政府，主张开展群众运动。次年冬陈独秀与李大钊教授显示出了更深的投合，一起创办了时评刊物《每周评论》。在此前后，陈独秀和李大钊还协助北大学生创办了《新潮》月刊。这份学生刊物以“批判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为原则，它的创办证明新知识界对学生的思想影响。 陈独秀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种种主张，招致保守势力的强烈不满。压力之下，陈独秀于１９１９年３月辞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陈独秀去职，隐约传达出五四前夕社会紧张而充满硝烟味的气息。 五月四日学生游行所以发生，固然直接由巴黎和会引发，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没有呈现出“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狂热，不能不说与新文化运动开创了开放的世界视野有关。陈独秀１９１４年曾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乎？”他一直批判“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 学生抗议活动高潮阶段，有资料说陈独秀、李大钊等教授力劝学生们不要过于激烈。但６月１１日，陈独秀在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逮捕。这份宣言提出罢免亲日分子、撤销北京警察总部、保障市民集会和言论的绝对自由等要求，号召若政府不能满足，市民应“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此前两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了“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随感。这些情况显示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态度其实相当激进。 学生停止罢课以后，五四运动进入新的阶段。新知识界开始分化，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社会信仰。陈独秀认为知识分子应采取各种行动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开始致力于“为新政治建立一个社会基础”。至１９２０年，陈独秀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书记。 陈独秀对五四运动的理解，与众不同。他认为从拒签对德和约看，五四运动成功了；但五四的实质是要求民主和民族独立。１９３８年他在《五四运动过去了吗》一文中提出，五四运动应被视作自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起一直持续到“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也就是说，民主尚在争取之日，五四运动就仍在进行之中。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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