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到1980 年，公开发表的评论陈独秀的著述、文章、通 信有800 多篇（部），其中1915 年至1949 年有300 篇左右，1950 年至1965 年近100 篇，1966 年至1976 年也有100 篇左右，1977 年至1980 年有250 多篇。①1981 年至1989 年，仅据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统计有130 多篇。②史学界如此关注陈独 秀研究，这一方面说明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 也说明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上述统计数字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独秀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首先纠正了十年浩劫时曾风行一时的“左”的评论，推翻了对陈独秀的诬蔑之词， 如诬指他是“尊孔派”、“混入党内”、“窃取了党的总书记”等等，重新对他进行实事求 是的研究，恢复了他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 令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二、发掘和编辑了陈独秀研究资料。安庆市图书馆发现了他的第一篇论文《扬子江形势 论略》和他的家谱。在上海藏书楼找到了他主编的《安徽俗话报》第1 至22 期。在四川发 现了他晚年写给杨朋生的41 封信。有关单位编辑出版了《陈独秀文章选编》3 卷、《陈独 秀著作选》第 1 卷、《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陈独秀书信集》、《陈独秀被捕 资料汇编》，重印了《独秀文存》，还出版了两种版本的《陈独秀年谱》，所有这些都为进 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同时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不再像三中全会以前那样只限于研究他 在五四运动至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的问题，而是扩展到研究他在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第三次 武装起义中的作用，研究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失误与他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关 系。更引人注目的是开始了对他一生的全面系统的研究，有相当数量的文章论述了他在辛亥 革命时代的思想与活动，肯定了他在安徽地区革命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革命失败以后， 关于他对中国革命的主张、与中共中央的分歧，以致被开除出党，后来成为中国托派的首领，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托派的关系，他的抗日主张和晚年对民主革命问题的见解等问题，也都 有文章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1990 年出版了《陈独秀传》上、下两卷。随着研究的深入， 想必不久会有专家研究他的音韵学和文字学著作。
陈独秀为人刚强直率，知识渊博，思想敏捷复杂，一生跌宕起伏，坎坷多蹇，有功也有 过。史学界对他有不同的看法，完全是正常可喜的事，倒是“文革”期间由一种极左的声音一 统舆论才是可悲的。据我所知，自三中全会以来，除了推倒康生等人对陈独秀的栽诬—— 日 本的间谍外，几乎在每一个重大问题的评论上都有分歧。至于对建党时期陈独秀的评价，更 是众说纷纭。归纳各家之言，不外有下列4 种意见：
（1）从理论到实践已基本上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成为中国早期 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2）只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知识分子的转变，并没有实现向 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3）没能真正跨入马克思主义的门槛，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改良 主义者。
① 王树棣等：《陈独秀研究综述》，《陈独秀评论选编》（上），河南人民出版社。 ② 这个数字，只包括标题上有陈独秀名字的文章。
（4）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成为中国革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为什么对建党时期陈独秀的评价会产生如此大的分歧，对这个问题我发表一些粗浅的意 见，与同行商榷，并祈求指正。
有几篇评述陈独秀的文章，都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当时的历史特征主 要有两点：一是思想界非常活跃，非常复杂，真可谓百家竞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当时任何一位先进人物都同时受到多种外来思潮的影响。二是建党时期非常急促和短暂。这 就要求在分析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应根据他们的思想变化划分为几个阶段， 即民主主义阶段，从开始转变到完成转变的过渡阶段和马克思主义阶段。
关于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是在五四前夕起步的。当时《每周评论》发表了大量的关 于十月革命的报道，宣传它的伟大意义；摘译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开始报道本国劳农的 状况。这些当然不是陈独秀一人的功劳，但至少是得到他的支持和同意，因为他是这个刊物 的主要负责人。1919 年4 月20 日，他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一文，指出18 世纪法 兰西的政治革命，20 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陈独 秀本来是个典型的民主主义者，曾对法兰西文明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推崇备至，现在他把眼 前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历史上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提并论，说明他开始觉察到这次革命 的深远意义。6 月8 日，他在《立宪政治与政党》一文中，明白宣称要破除对资产阶级立宪 政治的迷信，说“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 他罢”。②3 天之后，他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坐牢98 天。 出狱后，于1920 年春回到上海。从此，陈独秀在思想上、实践上都迅速地转向马克思主义。 他编辑出版了《劳动节专号》—— 《新青年》第7 卷第6 号，全面地介绍中国工人状况； 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于同年 8 月创立中共上海发起组；把执舆 论界之牛耳的《新青年》改为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创办《劳动界》，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组织工会；并积极参加同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9 月1 日，他在《新青年》 第8 卷第1 号上发表《谈政治》，这篇文章观点鲜明，是当时具有较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 战斗论文。他明确地认识到国家和民主的阶级实质，“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 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 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并公开宣称“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 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篇文章可 以看作为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实现的标志。
根据以上的分析，建党前后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可分为三个时期：（1）1919 年4 月以 前，属民主主义时期；（2）1919 年4 月至1920 年上半年，是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 者的转变时期；（3）1920 年下半年转变实现，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这三个时期的划分是基于他的思想变化，而划分时期是为了便于细致地分析他的思想， 如实地作出评价。如果不划分时期，引用他在1919 年4 月之前的言论，以论证他是否马克 思主义者，自然是牛头不对马嘴；即使引用他在转变时期的言论，也必定是各执一词，莫衷 一是。因为在转变时期，他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既有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同时也或多或少 受到了杜威实验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劳资协作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例 如，被经常引用的1919 年12 月1 日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认 识到“社会的经济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 基础”；用资产阶级代议制“表示民意”，人民的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因而期望 “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
① 《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512 页。 ② 《每周评论》，1919 年6 月8 日。
但他又错误地认为“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体内，甚 至“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① 然而，就在同一天他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里则明确地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 克拉西是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那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 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 身的共同利害，对于那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并进而指出“商会是店东 资本家把持的机关，和店员伙计们没有利害关系，各店铺掌柜以下的伙计是要另外组织一个 商业联合”。②陈独秀在同一天发表的文章，其观点之差异竟如此地明显。
对于这些互相矛盾的言论，如果片面地静止地加以引用，自然要得出陈独秀是改良主义 者、劳资合作者、人性论者等等的结论，这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反之，若只强调其正确的 一面，则必定过早地评定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也同样是没有说服力的。若以全面的发 展的观点去考察，则不难发现这时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正在逐步增长。对陈独秀的思想演 变是否必要划分时期，尤其是怎样看待和分析他在转变时期的言论，这是评定他是否马克思 主义者的分歧之主要由来。
当然，在1920 年下半年，陈独秀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之后，他的 思想言论也并非是完全正确的。他有些文章为了强调某一方面的问题，带有片面性，行文用 语不确切，有原则性的错误，甚至流露出轻视人民群众的观点。在分析这些缺点，并论证他 是否马克思主义者时，应详细地占有有关的全部资料，把握他的思想实质和主流。否则就会 产生以局部代替整体的片面性，或是误解他的原意。这是对他的评价之所以发生严重分歧的 又一原因。下面列举两个事例以说明我的意见。
第1 个例子。1920 年11 月21 日，陈独秀在《劳动界》第15 册上发表的《此时劳动 运动的宗旨》一文，完全同意戴季陶的观点：现在上海劳动运动“暂时不用什么‘政治的罢 工’来运动工人”，因为“工人最要紧的就是‘生活的改良’”。而且还认为“此时劳动运 动效果带来了政治的臭味，不但劳动者不能了解，而且恐怕政客利用”。③这些言论有明显 的片面性，以至使人认为他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陷入了改 良主义泥坑。如果全面考察他这时关于劳动运动的全部言论，便立即发现这一论断是站不住 脚的。
陈独秀从1920 年下半年到1921 年7 月约发表了20 篇专门论述劳动问题的短文和通 信，其内容有的侧重于劳动者的生活改良，有的则侧重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 这里且不引证他那些著名论文中的观点，如被毛泽东评为“颇不愧旗帜鲜明”④的《共产党》 月刊创刊号的《短言》，即使在与费哲民讨论妇女青年劳动问题的通信中，也已指出解决这 些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劳动问题，更可以说除阶级战争外 都是枝枝节节的问题”。⑤在《告劳动》一文中，他再次说明工人“第一条大义是阶级的觉 悟”，“第二条大义是革命的手段”；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这等枝枝节节的要求，决不是 免除劳动困苦之根本方法”。⑥观点如此之明确，足以说明陈独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原 则的。
① 本文写作于1919 年11 月2 日，见《新青年》第7 卷第1 号。
② 《晨报》，1919 年12 月1 日。
③ 戴季陶的原文见《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星期评论》，1920 年5 月1 日。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 页。
⑤ 《新青年》第8 卷第1 号，1920 年9 月1 日。
⑥ 《共产党》第5 号，1921 年6 月7 日。
⑦ 《此时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劳动界》第4 册，1920 年9 月5 日。
但对于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言论，却需要进一步地分析。陈独秀曾说过当前劳动运动“不 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⑦是针对一些青年空谈主义而发的，他劝告一些青年，“与其高谈 ① 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的实际运动”。 所谓“政治的臭味” 和“恐怕政客利用”，这句话是对当时上海一些假大空的招牌工会的揭露与指责，紧接着在 这句话的后面，陈独秀写道：“上海工会由于小政客发起的居多，所以开起会来总是穿长衣 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他认为：“工人团体，须完全由工人组织，万勿容 资本家厕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②批判招牌工会，清除资产阶级“政治 的臭味”，组织真正的工会，才是这时陈独秀真正所想所做的事。
第2 个例子。1920 年11 月1 日陈独秀在给郑宗贤的复信里说：“终极的理想是什么， 我们似乎不必作此无益的推敲。我应努力去做有益事业……建设最近的将来比较善良的社 会。”又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 的消灭下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的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更不是单单在理论上笼统 的否认他，他便会自然消灭的。”③
这两句话有原则性的语病。第 1 句，使人不禁想起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名言：“最终 的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第2 句，又使人联想起胡适的改良主义名句：改造、 解放、进化都是“一点一滴的”进行，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解决”。④但根据这样的理 解去批判陈独秀，不免有点望文生义。
陈独秀的复信是针对郑宗贤的来信而写的。而郑的来信是针对陈独秀那篇阐述无产阶级 专政必要性和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谈政治》而写的。因此必须根据来往信件的全文，去 理解这两句话的精神。郑在来信中表示他既反对现在的国家，也反对未来的“无产阶级独裁 政治”。但又说把劳农政府当作“一种过渡时代的暂时办法，我也很赞成，但我所主张的终 极目的，总在于无国家、无政府、无法律，这便是我不敢苟同先生的所在”。从这种前后矛 盾的观点来看，郑是个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而又爱夸夸其谈的人。他的“终极目的”是指无政 府主义的“三无”社会，还是指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
陈独秀在回信中针对郑的糊涂观念“终极目的”，说“终极的理想是什么，我们似乎不 必作此无益的推敲”，“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又如何，就 不是我们所应该包办的了”；并批评郑不要“单单空想最远的将来及终极的理想”，而把“现 在及最近的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努力放弃了”。把陈独秀的回信与郑宗贤的来信联系 起来看，由陈的措词不当而引起的误解是可以消除的，至少可以澄清一部分。这次陈郑二人 不过一来一往各1 封信，而他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论战，来来往往有6 封长信，更应联 系起来分析研究，做出准确的论断。
第2 句话，是一句带有政治性的败笔，当时就引起反应，于是陈独秀写了《主义与努 力》一文，解释这句话“本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而发的，……但现在有一班妄 人误会了我的意思，主张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接着写道：“改造社会和行船 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⑤有错误，解释纠正是可以的，也符合他的本意。他 虽然说了类似胡适说过的话，可胡适却从不曾说过陈独秀“扫荡不劳动的资产阶级”一类的 话。陈胡两人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的界限还是分明的。
上面两个事例都说明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尤其是对一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那怕是评 述他的一个问题，也应尽可能占有有关的全部资料，进行冷静的细致的分析研究。同时还要 进行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因为评论有代表性的人物，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他所代表的一 批人物。他们活动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历史舞台，要一视同仁，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他们， 若贬低或拔高了其中的一个，也将影响到正确地评价其他人物。
① 《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新青年》第8 卷第1 号。
② 《在机器工会成立大会的演说》，《申报》，1920 年11 月22 日。
③ 《新青年》第8 卷第3 号。
④ 《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 卷第1 号。
⑤ 《新青年》第8 卷第4 号。
事物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民主主义者在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之后，仍然带有一 些旧的痕迹，陈独秀有，他的战友也有。陈独秀说过重视工农革命作用的话：“中国劳动（工 农）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 ① ② 中国独立之目的”， 也说过卑视中国人民为“一堆蠢物”的话。 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 者李大钊于1919 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传播这一学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在1922 年5 月，他却签名于由胡适起草的“好政府”的政治主张。对于这种矛盾的现象， 只有在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可以得出正确的答案。
（原载《文史哲》1991年第 3期）
① 《关于社会主义讨论》，《新青年》第8 卷第4 号。
② 《卑之无甚高论》，《新青年》第9 卷第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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