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独秀研究著作出版难说起
王福湘（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教授）
所谓“敏感问题”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所谓“敏感问题”成了某些人力图封杀一些思想和学术话题的理由，以此禁止人们对一些重要的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现实问题发出他们不愿意听到的声音。笔者近日就遭此厄运。想把十年来所写的研究鲁迅和陈独秀思想的文章汇集成书以利传播，为了省事委托中介公司联系出版，结果数家出版社都以“陈独秀是敏感问题”而拒绝。口径如此一致，实在引人深思。
这种对于异己思想言论的过敏反应，从症状上看应该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其本质则是源于大脑的变态以至病态反应，反映社会中枢神经系统存在危机。用封禁手段处理“敏感问题”，可以治标决不能治本，只能使危机更加严重，导致系统崩溃、瘫痪，最终脑死亡。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人类——包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设置“敏感”带严加封禁，也只能奏效于一时一地，有效然而有限。言论自由是不可阻挡的。不论“过敏反应”如何荒唐，也必封而有漏，禁而不止。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自由的世界。五四时期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说得很精彩：
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抑制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1]
陈独秀逝世已经66年，早已是历史人物。明年是他诞辰130周年，据说有关方面也准备“郑重纪念”。陈独秀当年的思想，无论是真理还是谬误，今人是赞同还是反对，应该都不构成什么危险。然而某些人仍然如此“敏感”，却证明了陈独秀的思想岂但没有过时，还在焕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鲁迅认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他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这正是我所悲哀的。”[2]所以他希望他的文字“速朽”，“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3]正如鲁迅所说，也和鲁迅一样，并且超过鲁迅，陈独秀的思想非但没有“速朽”，今天还保存着生命，还使某些人“敏感”，即证明着陈独秀所攻击的时弊尚在，社会的精神疾病在加重，这不仅是陈独秀的不幸和悲哀，也是我们这些陈独秀研究者的不幸和悲哀。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陈独秀至今还使人“敏感”之处究竟或主要在哪里？回望陈独秀的人生及思想历程，其功过是非可大致做如下分析。进行思想启蒙，参加辛亥革命，提倡民主和科学，领导新文化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些都是他的功劳，众所周知，已有公论，不致构成“敏感”问题。在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中，被动地执行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中共的失败，其责任主要不在陈独秀，随着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当年斯大林嫁祸于人造成的历史迷雾已经澄清，而中共早已反败为胜，故也无“敏感”可言。接受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见解，参加并一度领导中国托派组织，这确是陈独秀的错误，但其性质并非反对革命，乃是对于革命的方法道路的分歧，而且他自己逐渐认清了托派“小集团”的“极左派倾向”，[4]并在1937年出狱后积极宣传各党派合作抗日，宣布自己“不隶属任何党派”，[5]脱离中国托派组织，进而“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6]更何况苏联的托派早就正式公开平反，这本来就是斯大林制造的大冤案。托派问题的历史真相已大白于天下，所以，陈独秀的托派问题应不成其为“敏感”问题。然而，正是这个“重新估计”愈益显示出历史真理的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不仅标志着陈独秀个人的思想发展达到了光辉的顶点，并且树起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探索社会进步人类解放道路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也许某些人的“敏感”就是由此而来。《青年杂志》创办伊始，陈独秀就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表达了他心仪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认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7]他概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源流，但并未独尊马克思一派，也不能说已是社会主义者。陈独秀的社会主义者身份是从建党开始直至生命的终点。而他的最后论文和书信，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经过初期的列宁主义阶段，中期的托洛茨基主义阶段，进入后期的民主社会主义阶段。虽然三个阶段仍有连续性，他似乎一直没有从欧洲直接摄取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资源，最终也没有完全抛弃对十月革命列宁主义的认同和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误解，但已经通过自己对事实的研究，独立地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各种思潮和体制的竞争中取得最大成功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先知先觉者之一。这一点正是某些人在谈论陈独秀的时候讳莫如深的地方。
陈独秀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陈独秀的科学研究是在诸多限制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他缺乏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的哲学思维的高度，也不可能像二战后的社会党国际那样提出系统的纲领，他是“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6]特别是“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8]这些意见显然并不成熟，但其基本思想无疑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体系，要点可撮录如下：
一，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决定采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制”，但“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中国此时“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决定的”。[9]
二，维护思想信仰多元化，反对统一思想信仰。“对立的统一，本是全宇宙普遍的规律，政治也不能例外。”“譬如宗教上有儒、释、道、耶、回之分，哲学上有唯物唯心之别，政治上有集权分权之争，如此等等，何时才能够统一呢？”中外古今，“历史的教训是很严酷的”，“统一思想信仰，根本是一个荒唐无稽的幻想。”[10]
三，民主政治具有普世价值，民主主义没有过时，将来更要扩大。“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11]我们要加紧主观努力，彻底击溃希特勒党徒，“以民主自由的巨大潮流，淹没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人类的进化史走向光明前途，即“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直接走到未来世界更扩大的民主制”。中国“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不应该“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12]
四，坚决反对任何独裁专制，认为十月革命式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建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能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十月以来，拿'无产阶级民主’这一空洞的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有今天的史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话。”[13]“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11]
五，在国际关系和世界革命问题上，既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反帝国主义的目标，又认识到人类社会正走向国际化即全球化的新形势。仍然高举自第一国际以来“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解放被压迫的民族”两面大旗，但认为落后民族必须依赖先进国家，“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化的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14]尤其重要的决定世界前途人类命运的大事，是必须划清民主国和法西斯的界限，保护“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推翻“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8]
六，对国内革命战争虽不一般地否定，但更不一般地肯定。“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十九世纪新武器之发明，使恩格斯不得不重新估计巷战之价值；二十世纪新武器新战术之发明，将不得不更加减少民众暴动与巷战之可能性，如果统治营垒内部不崩裂。”[11]
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出，晚年陈独秀的思想是对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教训的总结，主要针对中苏两国，同时指向全人类，实事求是，高瞻远瞩。他重申“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8]虽然未能提升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仍有列宁和托洛茨基思想的余波，但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是符合或接近的。陈独秀至死确是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乃至亚洲的伟大思想先驱。
请从言论自由始
和陈独秀特别强调民主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一样，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就是民主。1951年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兰克福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就规定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与文化进步、国际民主的四大民主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继承和扩大了资本主义民主，其首要的一项即是人民普遍享有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当年陈独秀正是把思想言论出版是否自由作为民主制和法西斯制的“显然限界”之一。[8]这同样是判别真民主与假民主，民主社会主义与暴力社会主义的最显而易见的也是最基本的标准。其中出版自由乃是思想言论自由的重要表现方式即外在的实践形态。十九世纪中期的杰出思想家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成为后来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资源。仅举两例，权作代表。
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撰写的“第一篇论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不是谈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类，而恰恰是以人道主义的天赋人权为依据论证出版自由，抨击普鲁士政府仍然坚持的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从法学观点指出，“书报检查制度和出版法间的差别就是任性和自由间的差别，就是形式上的法律和真正的法律间的差别。”“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它是法的表现，因为它就是自由的肯定存在。”“书报检查法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15]马克思说：“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出版物是个人表现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法”，“每个人都在学习写作和阅读，同样，每个人也应当有权利写作和阅读。”“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15]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是每个人作为精神存在物的特权，是人之所以为人。书报检查制度就是剥夺人的这种自由，使人不成其为人。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把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列为人类自由领域的第一类即最基础的一类，“引论”之后，用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充分论证了“意见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对于人类精神福祉的必要性”，而“人类一切其他福祉是有赖于精神福祉的”。“人类应当有自由去形成意见并且无保留地发表意见”，“这个自由若得不到承认，或者若无人不顾禁令而加以力主，那么在人的智性方面并从而也在人的德性方面便有毁灭性的后果”。[16]陈独秀把民主制与法西斯制的斗争提到人类进化史的高度来认识，道理就在这里。上个世纪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对暴力社会主义终于不战而胜，原因和意义也都在这里。
回到陈研著作出版难的题目上来。书报检查制度继承和发展了从秦始皇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文化统制传统，又激活和利用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媚俗心态，演化出一种极其特殊的表面上行之有效实际上弊病丛生的书号管理制度。在一元化意识形态威权领导下的市场框架内，以总量控制、行政分配、内部自律、报批备案、统一编码、多层审读、年检登记、赏罚过关等一整套由出版行政部门制定和执行的政策，把国际标准化组织用以处理书籍订单及盘点存货等用的技术性代码，作为限制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统一国人思想信仰的政治性手段，使本来无偿取用数量不限的图书编号，变成资源垄断数量有限的有价证券，使一些本来有希望成长为出版家的文化人，堕落为鲁迅当年所嘲讽的审查官，造成了图书市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畸形繁荣的偏枯状态。正如青年马克思所说的，这种书报检查制度是“想把精神变成叫化子”，“就像损害主体的权利那样，也损害了客体的权利”。[17]于是也如约翰?穆勒的警告：“在人的智性方面并从而在人的德性方面便有毁灭性的后果”。[16]一些出版社以“敏感问题”为理由拒不出版陈研著作的荒唐现象，就是在这种败坏了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土壤中滋生出来的。他们要“自查”、“自律”，还要“审稿”、“把关”。怕担风险不敢出，赢利太少不愿出，知识缺乏不懂出。出版界的没有独立人格是和没有思想言论自由的制度互为因果的。这是国民精神貌似过敏癫狂实则萎靡堕落的一个侧影，书报检查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顺从者都是难辞其咎的。
当前，由谢韬文章发起的社会主义讨论在民间方兴未艾，据说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在上层沸沸扬扬。听其言而观其行。“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解放思想，就要重新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启蒙教育，复活三十年前兴起而不久夭折了的思想解放运动，让全体公民通过自由讨论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模式。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18]真正的思想解放，真正的改革，真正的民主，真正的社会主义，都请从言论自由始！
写完此文，感觉就像鲁迅写《我之节烈观》时说的：“寒心”！时候已是二十一世纪了，人类已进入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我们却还在争辩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19]而且，我这篇小文章，似乎也不会对书报检查制度有丝毫的触动。对我们个人来说，首先要做的和能做的，就是克服卑怯的劣根性，尽量发出自己的声音。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此而已。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18]
注释：
[1]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2]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3]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第164页。
[4]陈独秀：《致托洛茨基》，《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531页。
[5]陈独秀：《给陈其昌等的信》，《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432页。
[6]陈独秀：《致S和H的信》，《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67页。
[7]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36页。
[8]陈独秀：《给西流的信》，《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53-557页。
[9]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15-519页。
[10]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471-473页。
[11]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60-562页。
[12]陈独秀：《再论世界大势》，《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99-603页。
[13]陈独秀：《给连根的信》，《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47页。
[14]陈独秀：《被压迫民族之前途》，《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606页。
[15]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3-95页。
[16]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5-59页；严复1903年中译本书名为《群己权界论》，第2章名为《释思想言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7]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8页。
[18]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页，第35页。
[19]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第121页。
写于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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