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朋友送来一套丛书，当时没有翻看便随手置于书架上。最近闲时在书架上翻书，突然发现这套书竟然是写几位著名的中国近现代文人的最后十几乃至几十年的经历，书中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再现了这些中国文化泰斗的精神光芒、学术成就以及经历的沧桑磨难，令人不忍释卷，不由地逐本读完。
在这里，留下的是我所读所记，所思所想。
毁誉参半后半生（一）－－读《陈独秀的最后15年》
“毁誉参半后半生“，这是作者对陈独的后半生的概括评价。若是在三四十年前，我不会同意这个评价的。那时的我只知道陈独秀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正是由于他把持着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坚持右倾投降主义，放弃武装斗争，把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使得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不然的话，中国革命的胜利好象至少会提前二十年。而现在，我会赞同这个评价的，因为尽管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他毕竟是“四五”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自是有过亦有功。
过去，很少看过介绍陈独秀生平的读物，这本书虽然是讲陈独秀的最后15年，但也能使人对他那传奇般的一生有所了解。
陈独秀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那时的中国，国难深重，动荡不安，民不聊生，风云激荡，身处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会切身感受到跌宕起伏的时代带给这个国家和民族乃至个人生活的不幸与沧桑巨变。在这个时代里，有的人安贫乐道，困守一隅，成为蝇营苟之辈；有的人愤然而起，奔走呼号，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因而成为时代的骄子和风云人物，陈独秀，就是后一类人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陈独秀出生于破落的封建家庭，早年也与封建朝代的读书人一样，走的是考科举、求功名的科举之路。但是，生性叛逆的他，在中了秀才并参加完院试后，认清了科举制度摧残人性、扭曲人格的黑暗本质，毅然告别科场，逐步接受了新思想。随即，他又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投身到反抗腐朽黑暗清政府的滚滚洪流中。在不断的民主革命斗争中，虽屡经挫折，但始终矢志不渝，信仰坚定。
他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新青年》，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向一切陈腐落后的事物宣战，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奠定了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他积极领导广大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并亲身投入到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活动中。他率先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他没有到会的情况下，仍能被选举为总书记，而且从中共“一大”到“五大”，他连续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也足以证明在当时他在党内有巨大的威望。陈独秀不仅自己积极投身革命，而且教育引导自己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也参加了革命。在中共“五大”上，他与两个儿子一起当选为中央代表，在这一届中央委员会的31人中，陈独秀一家就占了3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然而，当国民党背叛革命，把屠刀举向共产党人时，他却坚持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放弃了武装斗争的权力，致使这场也倾注了他自己无数心血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当然，有史料证明，当时的决策也受到了共产国际及其派驻中共代表的指示和影响，但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陈独秀因此就永远离开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岗位，他开始从个人政治生涯的顶点跌落下来，走向了沉沦。尽管他仍有心再度奋起，但终究一蹶不振，再也难现昔日之勇了。
陈独秀离开革命，离开了党，但他仍在反省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并常因自责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中。他在《答国际的信》中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感觉无以自处，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对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应负的责任，瞿秋白曾有一比较公正的评说：“是否责任由他（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现在只能说他个人做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然而，陈独秀也找到了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自己也不过是在按共产国际的指令行事。他不由地道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此时，他也只能说说而已，但毛泽东却坚定地这样做了，便有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毁誉参半后半生（二）――读《陈独秀的最后15年》
陈独秀离开了领导岗位，就没有了革命的任务，这时，他便又重新拾起文字学研究的个人兴趣，开始了远离革命的文学理论研究生活。陈独秀原本就是国学大师，文学功底自不待说，做起研究自然驾轻就熟。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期，陈独秀却连续失去了四位亲人。先是由于叛徒告密，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在上海被捕，不久便被国民党用乱刀砍死，还五马分尸，并下令不准收尸。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一年多后，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也在上海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但他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终被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26岁。陈乔年牺牲后，陈独秀的女儿陈玉莹从老家赶到上海料理后事，看到弟弟牺牲的惨状，悲痛欲绝，因伤心过度而死，年仅28岁。不久陈独秀的发妻高晓岚（也是这三个子女的母亲）也终因受不了三个子女接连去世的沉重打击，追随而走。此时，陈独秀自己正遭国民党悬赏通缉，东躲西藏，不得安生，又在党内受到批判，难以得到同情和理解，家仇国难集于一身，让陈独秀真是欲哭无泪，但是，个性倔强的陈独秀从来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痛不欲生的样子，只是暗自垂泪，默默地独自品尝这份苦痛。
这个时期的陈独秀从“五四”以来意气风发，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权力巅峰，沦落到几乎四处躲藏、销声匿迹的地步。政治上的失意，让陈独秀有些消极，同时也让党内一部分人对他的际遇产生了同情，这些人以后慢慢地由同情、支持，发展到没有陈独秀亲自参加的小派别——“陈独秀派”，并在中共党内开展不公开的派别活动，最后发展成了中国的托洛洛茨基取消派，完全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
陈独秀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从莫斯科回来的外甥吴季严那里看到了几篇托洛茨基的文章，不曾想这些文章不仅改变了陈独秀的思想观点，而且改变了陈独秀的未来人生道路。陈独秀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后，把自己一些原先不失正确的思想抛弃了，反而把托洛茨基的只言片语当作宝贝，视作真理，并且经过自己的加工整理，逐渐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从而完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陈独秀由于其过去在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中国的托派组织和成员也都以他为旗帜，聚集在他的周围。成员中有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彭述之等一批中国托派分子，他们自称是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对于陈独秀等人的托派活动，共产党内许多人进行了警告和挽救工作，但陈独秀仍一意孤行，继续组织人马，加紧活动，铁定要搞党中党，成立反对派。此时，中共如果不采取措施，将导致中共内部的大分裂。随后，在中共中央致函陈独秀，向他发出“书面警告”无效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做出了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党籍的决定。此后，陈独秀不遗余力地组织协调国内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此时正流亡在国外的托洛茨得知中国国内竟然也有托派组织，便也经常来信发出各种指示，终于1931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托派组织统一大会。但由于各派之间矛盾很大，并没有结成真正的统一体，至后来陈独秀被捕入狱，中国的托派组织自无法形成气候，便慢慢地消失了。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群人，在共产党打击和国民党追杀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还自以为是在为真理而苦苦追寻、努力奋斗，亦可令人稀嘘不已。
毁誉参半后半生(三)――读《陈独秀的最后15年》
陈独秀作为一个革命者，总是与风险相伴着，他一生漂泊各地，奔波革命，并因此屡遭反动当局的通缉与追捕。他先后被捕五次。前四次是他作当民主领袖、革命党人被反动当局抓捕，均为各方努力营救出来。最后一次被捕是在1932年月10月，此时，他虽然已被中共开除，但国民党并不知情，仍将他作为“共党重要分子”，悬赏3万大洋予以追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此时，陈独秀被并非勇夫的叛徒费克勤发现，立即被逮捕。
尽管已被中共开除，陈独秀的被捕，仍是当时轰动一时的爆炸性新闻。只是他前几次被捕时，全国一片抗议和营救声，而这次却是要求当局宽大处理，刀下留人。蔡元培、杨杏佛等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南京，请求释放陈独秀。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给蒋介石发来电报说：“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予以释放。”蒋介石在确信陈独秀已与江西的共产党没有关系后，便“网开一面”，将陈独秀交法院审判去了。
在法庭上，陈独秀再次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大义凛然。在法庭审判时，陈独秀请来他的好友、著名大律师章士钊为他辩护。章士钊为了开脱陈独秀的“罪责”，在辩护词中列举了陈独曾鼓吹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是没有矛盾的；陈独秀曾与国民党“合作”；陈独秀的托派是反共的等事实，把陈独秀描绘成民国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鼓吹议会政治的政客和反共的急先锋，真是煞费苦心。然而殊不知，从陈独秀的观点来衡量，所有这些，在陈独秀的历史上都是耻辱，不是光荣；都是败绩，不是功绩。因此，陈独秀在听完了章士钊辩词后，立即拍案而起，当庭发表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于本人的政治主张，应以本人的文件为根据。”陈独秀本人的文件就是他认真准备好的《陈独秀自撰辩诉状》。他的《辩诉状》约4000余字，观点鲜明，结构严谨，精悍锋利，气势雄健，是一篇既辩护自己又攻击敌人的杰出文章。他的辩诉状慷慨激昂，义正辞严，历数了国民党奴颜婢膝，卖国求荣，压迫民众，独断专制，搜刮人民，杀戮异己的反动黑暗统治，把自己的被告身份变成了原告。他把法庭当作战场，把国民党对他的审判变成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揭发和控诉，证明犯有“危害民国”和“叛国”罪的不是陈独秀而是国民党政府自己。他傲然挺立在国民党的法庭上，痛斥国民党政府卖国腐败和专制独裁，在法庭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陈独秀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立场，不仅不同意章士钊为他曲为巧辩，也拒绝了很多老朋友为了使他减轻罪责，要他修改供词的劝解。可以想象出来，如果当时陈独秀不义正辞严地自己辩诉，接受章士钊的辩护词，修改自己的供词，也许他就不会受那几年的牢狱之苦，但陈独秀绝不会这样做！这就是陈独秀！
最终，法庭判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权15年。
毁誉参半后半生（四）－―读《陈独秀的最后15年》
陈独秀毕竟是陈独秀，他的监狱生活也显得与众不同。入狱后就不满于监狱对政治犯的严格管制，以绝食斗争赢得了甚为优越宽松的牢狱条件。他独住一个单人牢房，各方朋友都可来探监，还给他送来了大量的书籍，供他读书、写作。他利用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外界干扰的环境，又开始了他的研究与写作。
陈独秀进入监狱不久的一个夏日，突然有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女士来探监，典狱长问她与陈独秀是什么关系，她回答是：“学生”。当典狱长带她到了陈独秀牢房里时，陈独秀立刻惊呆了，原来她就是与陈独秀在上海同居的潘兰珍。
陈独秀一生与三个女人结下姻缘。结发原配是父母为他订下的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高晓岚，她是陈独秀一生中唯一一次明媒正娶的女人，他们1897年结婚，高晓岚为陈独秀生了两男一女。陈独秀后来于1910年与早年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妻妹高君曼相恋，为亲友乡邻所不容，便双双出走，一起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安然自得的美好岁月。以后，高君曼积极支持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奔走各地，尝遍流离之苦，但后来却因一些生活琐事生产矛盾，感情逐渐疏远，最后竟偕女儿离陈而去。高曼君离去后，陈独秀独住时，潘兰珍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住在陈独秀的楼后，两人隔窗相望，一来二去，便产生了感情，接着就同居在一起了。当时陈独秀51岁，而潘兰珍才23岁，相差近30岁。从此以后，这对老夫少妻便携手走过了陈独秀的终生。
两人同居时，潘兰珍并不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陈独秀被捕时潘兰珍因与陈独秀为一件生活小事发生争吵，一气之下回了娘家。所以，陈独秀被捕时潘兰珍正好不在。陈独秀被捕后，各大报都竟相报道，还配发了陈独秀的照片。潘兰珍看到照片才知道，自己的“老头子”原来是共产党的大官。潘兰珍亦可称得上是一位奇女子。在陈独秀最落魄的时候，能来到陈独秀的身边，并一直相伴至陈独秀出狱。
潘兰珍就在监狱附近租了房子，每天到监狱里来照顾陈独秀的生活。
由于监狱管理宽松，又有各位朋友的全力帮助和潘兰珍的悉心照顾，使得陈独秀有了一个难得的研究和著述的时光。陈独秀原本就博学多才，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都有精深造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语等多种外语。他也深深懂得天才在于勤奋、学无止境的道理。在监中，他紧紧围绕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博览群书。陈独秀在狱中的阅读量相当大，政治理论方面有：《列宁的组织论》、《伦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经济与赋税之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经济政治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等；传记方面有：《马克思传》、《达尔文传》、《我的生平》、《托洛茨基》等；文字学方面有：《殷墟书契》、《汉晋木简汇编》、《说文解字》等，还有《英德字典》、《德语文法教程》以及日本出版的蒙古语、西藏语、缅甸语、暹罗语、朝鲜语、安南语、马来语、土耳其语小丛书以及几本甲骨文研究的著作等；其它方面的还有：日本近代文学名著《不如归》、《玉函山房辑佚书》、《世界地理新字典》、马克·波罗的《东方游记》等。
陈独秀在狱中勤奋读书，潜心研究，这一时期成为他一生学术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他隐居上海时，就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草案》中，他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一共43个，在他看来大致是比较完备的国际音标。他还根据音理参照国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9个结合声母及3个单声母。他在音韵学方面的成果有：《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连语类编》、《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广韵冬钟江中之古韵考》等学术论著；在文字学方面的成果有：《干支字母说》、《实庵字说》、《识字初阶》、《小学识字教本》等。最为可惜的是他最重要的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当时没有出版。此书交出版社出版时，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以此书名出版发行，怕会使读者误会为“小学生”用的识字课本，主张把“小学”二字改掉，或用《中国文字说明》。但陈独秀是坚决不肯，他十分生气地说：“陈立夫懂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个也不能改！”仅此一事，陈独秀性格的刚烈、倔强已跃然纸上。此外，陈独秀在狱中写了组诗《金粉泪》，他站在革命和进步的立场上，对曾经与自己一起进行革命活动的国民党要人，极尽戏弄、嘲讽，无情地揭露讽刺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毁誉参半后半生（五）――读《陈独秀的最后15年》
原本陈独秀离刑满出狱还遥遥无期，但全面抗战的爆发，使陈独秀提前获得了人身的自由。
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陈独秀这样有名望的政治犯自然也在其中。蒋介石曾想让陈独秀写出“悔过书“后释放，但陈独秀坚决拒写。这样，蒋介石与汪精卫商量后，不得不令国民党政府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即找一个能使自己体面下台的台阶。
1937年8月21日，南京政府司法院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呈送给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林森于当日就把呈文批下，向司法院发出“国民政府指令”，同意释放陈独秀。这对当时向以腐败和低效著称的国民党政府来说，已经是办事效率极高了。
陈独秀出狱后，蒋介石曾想以高官厚禄拉拢他，被他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他斩钉截铁地对前来游说的胡适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
共产党也希望他能够借此机会重新回到党内来，并提出了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陈独秀却对此十分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这样一来，陈独秀便注定了此生再也难以回归到中共的阵营中来了。
其间，张国焘也曾找到陈独秀，想拉他一起再发起组织一个党，被陈独秀以“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为辞拒绝了。
陈独秀出狱后，正值日本全面进攻之时。陈独秀先从南京转到武汉，在武汉没有住太久，就于1938年6月乘船入川。由于陈独秀在重庆经常口无遮拦地发表演讲，朋友们怕他“惹事”，加之陈独秀的高血压日益严重，重庆天气又太闷热，便安排他去离重庆90公里的江津县城居住。
至1939年入夏后，日机轰炸重庆、成都加剧，江津正处在日军飞机往返的途中，日夜轰鸣的飞机声令陈独秀无法休息，便有人介绍他去了离江津20多公里远的山区小镇鹤山坪。那里夏天凉爽，避暑比县城好，也听不到飞机声。
在江津期间，在重庆的周恩来曾亲自去江津看望陈独秀，并诚恳地说：“历史旧账，我们都不必纠缠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请你去延安，这也是润之的意见。”然而，陈独秀固执地回答：“我不去，我绝不去延安。”
如果当时陈独秀不感情用事，并且有点儿自知之明，接受周恩来的劝告，到延安去看看，面对抗日根据人民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当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去延安看到了这情景象就被深深地感动了），看到他所梦寐以求的中国革命复兴希望之所在，那么他那对政治形势一直有敏锐观察力的头脑，就会得出相应的结论，他晚年的思想，也许不会那样糟糕。
但是，历史不是可以假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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