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传国编撰，杨宏雨指导、修改
选学妖孽
1879年10月9日，在安徽安庆的一个小户人家，一个小生命呱呱堕地，他就是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
“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旧时流行于社会上的这句俗语，生动、逼真地勾画了科举制在传统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少年陈独秀天资聪颖，记忆超群，家里的人自然希望他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将来好“中进士、点状元”，光宗耀祖，但陈独秀偏偏讨厌束缚个性的八股文和儒家经典，总是偷偷地读《昭明文选》之类的“妖书”，因此很吃了不少苦头。
陈独秀三岁时，父亲就死了。祖父陈章旭承担起对陈独秀启蒙的责任。此人素以严厉出名，绰号“白胡爹爹”。据陈独秀回忆：“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望孙成龙”的急迫心情，使他对陈独秀的严厉近乎不可理喻。陈独秀回忆说：“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偶尔陈独秀未能把书背出，祖父便会生气，用板子打他。但陈独秀倔强得很，总一声不哭。这对一言九鼎的祖父来说，无疑是一种最无礼的挑战。于是，一般的体罚也时常变为毒打，他想用毒打把一个本不属于6岁孩子的“威风”压下去。不过，常常是祖父败下来，这位一贯信奉“棒头底下出才子”的白胡爹爹面对倔强的陈独秀，也没了辙，只好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陈独秀的母亲查氏也希望自己儿子考科举、中举人，但她不打也不骂。她总是流着泪规劝陈独秀：“小儿，你务必好好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见到母亲流泪，陈独秀忍不住哭了。这时母亲为他揩干眼泪，以慈爱的口吻责备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爷爷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地哭了！”母亲的感化教育方法，对“吃软不吃硬”的陈独秀来说，则产生了效果。陈独秀后来说：“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权威，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是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1896年，陈独秀参加了家乡的院试。到考试时，发下了卷子，陈独秀一看，试题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便马上决定“对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这种毫不考虑后果的玩世不恭的态度，简直是跟科举开玩笑。他“把《文选》上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陈独秀回到家里，“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这时候只因为他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才觉着有点“难受”了。可是连陈独秀自己也没有料到他“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师”。考试结果，陈独秀中了第一名秀才。他虽然中了秀才，从此却更加鄙薄科举考试了。
1897年，18岁的陈独秀开始“用心读书”，准备参加江南乡试。陈独秀如此认真的对待，并不是想沿着科举的阶梯一级级地爬上去，而是觉得既然乡试“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往后好“正经做点学问”。他“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这次考试中，陈独秀名落孙山，但一个被科举折磨得近乎发狂的大胖子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成为陈独秀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他后来回忆说：“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正是这位摇头晃脑、丑态百出、“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陈独秀“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一连串的联想便是陈独秀“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从此，陈独秀开始与科举决裂，迈出他人生的重要一步。
“康党”分子
1894年，陈独秀15岁。这年，中国和日本发生了一场决定两国命运的战争——甲午战争，结果，中国意外的失败了，甲午战争惊醒了许多沉湎于“四书”、“五经”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甲午战败后，陈独秀经常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大国为何被小国打败？如何才能使国家富强？”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络在北京参加会试的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大主张，以及设立学堂，开办报馆等制度性变革的意见，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标志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开始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1896年8月，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倡导变革。他们指出：“变者，古今之公理也。”维新变法是时代的要求，是大势所趋，在民族竞争与发展的大势中，绝没有守旧不变的余地。中国的前途是“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主动地趋时而变，适时而变，便是中国最好的选择。《时务报》以其鲜明的变法态度，新颖、活泼的文风大受知识界的欢迎。陈独秀自幼就有叛逆思想，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乡试失败后的陈独秀不仅不感到懊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他与科举彻底决裂，决不再进“矮屋”应试。回到安庆以后，他“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结果，乡里瞀儒以此指斥陈独秀等“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1897年末，他撰写了近万字的政论文《扬子江形势论略》，提醒清廷和海内一切有识之士，认清国家危在旦夕的严峻形势，及时采取相应的救国措施。
就在陈独秀接受维新思想的第二年，戊戍六君子的鲜血便浇灭了陈独秀心中刚燃起的改良火焰。“庚子事变”更使陈独秀思想受到极大的刺激。陈独秀于是决定赴日留学。他后来回忆说：“到了庚子年，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人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
革命派
《辛丑条约》签定以后，国内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应运而起。
1901年11月，陈独秀自费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如饥似渴地研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西方资产阶级政治著作，开始了他由维新派向革命派的转变。
1902年，陈独秀二次赴日，进成城学校学习陆军军事，并加入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中国青年会。通过加入该会，陈独秀结识了邹容、汤尔和、苏曼殊等革命志士。陈独秀彻底转变为革命派。1903年，因沙俄拒不撤出中国东北，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战场，当时清廷要求日本政府解散义勇队，陈独秀十分气愤，和邹容、张继、翁浩、王孝慎五人闯入学监姚文夫家中，挥剪剪掉了姚文夫的辫子，因此招祸，被迫回国。
回国后，陈独秀积极投身“拒俄运动”，倡导成立安徽爱国社，创办并主编《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31日，《安徽俗话报》正式创刊。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宣称：“我开办这报，是有两个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叫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安徽俗话报》兼有报纸和杂志的特点。文章短小精悍，面向社会中下阶层。从创刊到翌年9月14日停刊，共出版了22期。与此同时，陈独秀还组织了革命团体“岳王会”，自任会长，准备以武力反抗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岳王会在辛亥革命时期，为安徽和江南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建立，清王朝统治被推翻，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袁一上台，就打击革命势力，废除国会和约法，并大肆提倡“尊孔读经”，企图复辟帝制。极端仇视民国的陈焕章、康有为等也成立孔教会，鼓吹“定孔教为国教”，掀起一股复古逆流。面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黑暗的政治状况，陈独秀再次陷入了沉思：为什么英美资产阶级革命及日本的明治维新后，改革能顺利进行，社会能逐渐进步？而中国社会却仍停滞不前甚至走向倒退呢？通过对中西变革史的深入比较和研究，他找到了答案：中国人民还未觉醒。“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制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动心。”
思想界的明星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横空出世，如平地惊雷般震撼着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陈独秀指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他希望青年人“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新青年》“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新青年》影响了中国一代甚至几代人。它为现代中国的变革播下了种子。毛泽东，这位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走出湖南，走上革命道路，进而逐步登上中国权力巅峰的一代伟人回忆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新青年》在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可略窥一斑。《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武器是民主和科学，陈独秀高举这两面大旗，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对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作了坚决的斗争。他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首先举起民主大旗。他说：“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要达到此目的，首先，人必须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每个人都应认识到：“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陈独秀呼吁国民要自觉地居于国家主人之地位，自己建设政府，自己议定法律。
陈独秀举起的另一面大旗是科学。他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他历数中国不重视科学的种种现状：“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唯识罔取近利。”因此，欲要根治这种“无常识之思”、“无理由之信仰”的弊端，只有大力宣传科学，宏扬科学，“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
陈独秀连放重炮，大有排山倒海之势。他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善于从高处看问题，“一览众山小”，气度非凡；他铁骨铮铮、光明磊落，具有独特的人格力量。因而，一时间，他成了中国思想界的耀眼的明星，为众多青年知识分子所追捧。1917年，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人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思想，开发新思想……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20多年后，虽然陈独秀已脱离共产党，毛泽东仍没忘怀陈独秀对他的影响。在延安，他对斯诺说：那时“我特别喜好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他们替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由于受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刺激，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学校1000多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上街游行。学生们火烧了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5月4日当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当局疯狂地镇压学生运动。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处境十分危险。李大钊劝陈独秀南下避难，陈独秀坚决不走。他说：“我是不怕的，我主张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也是文明的发源地。”他在自己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中提出“强力拥护真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和北大的教授、同学一块儿分头到街上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不幸被捕。消息传出，社会各界纷纷营救。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北京政府代表许世英说：谅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每周评论》每天收到许多读者寄来的声援信。有个读者还寄来一首诗，诗曰：
“依政府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为我们痛苦。”
北洋政府当局的镇压不仅未能阻止五四运动的发展，相反，运动从北京发展到各地，从学生波及到工人、市民，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陈独秀的被捕，也未能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相反，新文化、新思想以陈独秀的被捕为契机，乘五四运动的狂飙，迅速在中国社会推进。经过这次被捕，陈独秀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更大，声望更高了。
总书记
陈独秀引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对陈独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援助李大钊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中。陈独秀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离京的途中。李大钊、陈独秀一致认为，中国应该仿效苏俄，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于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抵达中国以后，建党步伐加快。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在上海这个工人最集中的地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创办工人刊物、印刷《共产党宣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此时正在炎热的广州满腔热忱地大办教育，抽不出时间参加“一大”，他指派包惠僧携带他的意见出席会议。虽然陈独秀没能参加中共“一大”，但由于他在新文化时期的显赫声望与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重大功绩，大会选举他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作为首任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却缺席中共“一大”，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大”结束后，包惠僧把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的事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笑了笑说：“谁当都一样。”
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五大，陈独秀连任党的总书记。在就任总书记期间，陈独秀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使党有了很大的发展。陈独秀以巨大的理论创新勇气，带领全党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开始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他撰文批判“联省自治”，“好人政府”等观点，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还亲自指挥了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他的领导下，共产党由几十人发展到数万人，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建立了党组织，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与中共建党时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师生关系。不过由此也滋长了一种负面效应，那就是造成党内家长制作风，这给革命带来一定的危害。他动不动就摔茶碗，拍桌子，李达等人就曾因不满陈独秀的“恶霸作风”而退党。他还压制党内的不同意见，不允许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向导》上发表，后来，又腰斩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之不能在《向导》上全文发表。他还过分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弱小，不可能立即取得革命的成功。中国只有资本主义发展了，无产阶级才能壮大，才会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最终形成了“二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尽管在理论上也包含了不少真知灼见，但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实践起了消极作用。
“除却文章无嗜好”的陈独秀是天生的文化领袖，在政治方面却是一个不善于政治斗争的白面书生，当他遭遇到把政治生活看作“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的蒋介石时，其结果可想而知了。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面对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蒋介石的节节进攻，陈独秀则步步退让，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隐患。“四一二”事变等一系列事变爆发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托派”头子
陈独秀在中共“八·七”会议前夕被共产国际勒令停止了总书记的职务。共产国际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陈独秀，从而使党内一些在大革命时期和陈独秀持相同或相似观点的人十分不满，他们逐渐结合起来，自称“陈独秀派”，为陈独秀鸣不平，反对共产国际和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起初他们的活动遭到陈独秀的反对，陈独秀不赞成用他的名义反对新中央。在这一段时间里，陈独秀整日闭门思过。他自己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反省期间。”他痛恨国民党的疯狂屠杀，痛骂“那畜辈良心早泯，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他不满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他的组织处理，认为是在排挤他和谭平山两个老人。正当陈独秀处在苦闷、彷徨之际，他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深受托洛茨基影响的吴继严向陈和盘托出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1929年4、5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又把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革命问题》给陈独秀看。看后，陈独秀茅塞顿开。他觉得托洛茨基的观点和自己不谋而合，为他找到了大革命失败的真正责任人——共产国际。他曾多次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又要求退出国民党，而托洛茨基在1923年也持这种观点。陈独秀赞叹说：“托洛茨基同志所提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种思想感情上的共鸣使陈独秀逐渐接受托氏观点，踏上了“视歧路为正途”的不归路。
正当陈独秀向托洛茨基主义转向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中东铁路原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是中俄间依据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由清政府出资，沙俄政府修建经营的。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曾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不收任何报酬”。1924年，苏方出尔反尔，宣布中东路暂由中苏“共管”。1929年，国民党政府出于内压共产党外亲帝国主义的需要，用武力强行接管了中东路，率先挑起了中东路事件。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制造的这个事件，表示喝彩和鼓励。中共中央认为中东路事件是整个帝国主义向苏联的进攻，并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个毫不顾及中国民族利益的“左”倾口号。陈独秀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自己在中东路事件上有不同意见，提醒中央说，“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在浓厚的“左”倾气氛下，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分歧被上纲上线为“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陈独秀被指责“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于是，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裂痕进一步加深了。他下定决心以“托派”面貌改造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内组织了反对派，并与党外的“托派”联合，成立“托派”中央，陈独秀被推为“托派”中央总书记，成了“托派”头子。针对陈独秀的分裂活动，中共中央1929年10月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
被共产党开除党籍后，陈独秀仍积极反对国民党当局，遂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这是他第五次被捕了。10月19日，陈独秀被押往南京。在京沪列车上，陈独秀“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到南京时，还未醒来。陈独秀处危不惊，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一时传为佳话。25日，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传讯陈独秀。传讯毕，军政部的青年军人团团围住陈独秀，向他索求书法作为纪念，他欣然应允，挥毫题赠这些素昧平生的年轻人，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等，直到墨汁写尽，方才解围。
1933年4月，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三次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陈独秀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魄，傲然站立在国民党法庭上，把法庭当作战场，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把国民党对他的控告变为对国民党政府的揭露与控诉。他在《辩诉状》上写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主义两重枪尖之下而不挺身奋斗也。”他明确宣称：“予唯有为民族、为民众忍受一切牺牲，以待天下后世之评判。若以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
尽管社会各界想方设法努力营救，尽管陈独秀本人英勇不屈的抗争，尽管有章士钊大律师为他进行极其出色的辩护，但国民党出于对一切共产党人的仇恨和恐惧，仍然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
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企图亡我中华，人民在血泪中挣扎，而这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达官贵人们置国家民族的存亡于不顾，整日纸醉金迷，到处歌舞升平，陈独秀在狱中愤怒写下《金粉泪五十六首》。
诗中谴责了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屈服退让：
“飞机轰炸名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
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澹流；
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诗中揭露国民党政府杀害革命志士罪恶行径：
“法外有法党外党，继美沙俄黑白人；
仇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诗中还反映人民苦难：
“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
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最后的岁月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来，蒋介石让胡适劝陈独秀当国民参政会参议员，陈独秀对胡适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此后蒋介石还准备让陈独秀当劳动部长或组织第三党，都被陈独秀拒绝。陈独秀还拒绝了胡适让他去美国的邀请。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怀念旧谊，表示希望陈独秀去延安。中共代表还提出了三项条件，核心的一条是：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王若飞深情地呼吁：希望陈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林伯渠也表示：“陈在文化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之功绩，在党的历史上，亦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他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还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
在与“托派”的关系方面，陈独秀反对“托派”临时中央提出的“既反国民党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并且一怒之下，将“托派”的《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扔进字纸篓。他认为中国“托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与“托派”渐行渐远，已基本上没有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联系了。
不愿同国民党合作，不能同共产党合作，不屑同“托派”合作，陈独秀只好宣布“不隶属任何党派”，成了一名“无党派人士”。
1938年夏，陈独秀避难入川，寄居于四川江津，贫病交加，乏人照顾，晚景十分凄凉。但他的个性仍疾恶如仇、清高廉洁，不愿接受一些别有用心或“素无知交者”的捐赠。就是一些在川老友的资助，他也再三推辞不要。这些老朋友只得诡称：某某向老先生求字，这点钱是笔酬，实际上是变着法子资助陈独秀。陈独秀就是在这座偏僻的县城，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去世，享年63岁。临终前交代妻子潘兰珍“今后生活务求自立”。
陈独秀治丧期间，共产党方面三缄其口。国民党中央社只发了一个三句话的消息，对其一生事业只有一语，即“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的老友静尘大师发表文章说：“假使陈独秀死在10年或20年前，噩耗传来，无疑将引起全中国或甚至全世界的大冲动。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死不过象一片小小的瓦片投入大水里，只是水面略略掀起几圈微波，死非其时，这情景对于一位怪杰的陨落真是最凄惨不过的。”
但陈独秀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瓦片，更不是小小的瓦片。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翻检陈独秀在最后的岁月留下的著述，我们不能不为他思想的深邃和远见而感叹。陈独秀不是先知，但他留下的许多思想遗产是值得人反复深思的。
陈独秀是中国历史上集大毁大誉于一生的人物，认真读一读陈独秀，客观真实地认识陈独秀对现在和将来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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