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天和黑交替的傍晚，那个含着独立黄昏的孤凄，满怀生命惆怅的老人是谁呢？历史的痕迹在这里拉长，弥漫，面对历史无情的扑面而来的巨网，我无路可逃，他那风雨沧桑的生命引法了我无尽的思绪。
他将自己孤独的身影定格在夜幕中，然而历史终将有将他定为于何处？“是一位失败的书生政治家，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一位特立独行的叛逆者，一位命运坎坷的孤独英雄，抑或是一个不依附任何势力的社会活动家？”一切的评价用在他身上似乎都不为过。“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者，莫如陈独秀。”蔡元培曾这评价他。当我带着“超历史”的意念和设身处地的心态，与他一起走进历史的风尘，走进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领略他一生的孤独的境遇和他博大的精神世界，在那里，我的心一次次被深深地震撼。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一位失败者，然而那种失败是一种悲壮的美，一种具有生命震撼力的美。惠特曼曾经写道：“当失败无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虽然在政治上他失败了，但作为思想家，他的人格，他的信仰却又足以光照千秋，流芳万世。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宝山路上尸体横满街道，几千鲜活的灵魂在暴徒们的枪弹和屠刀下烟尘般地飘散，横溢的血水和着倾盆大雨汇入河流。
作为中共方面的主要领导者，出于对革命失败应负的重要政治责任和对共产国际盲目遥控指挥的不满，他向中共临时中央政府提出辞职，理由是：“（共产）国际一方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方面有不允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是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他辞职了，在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里，万方有罪在其一身，陈独秀既是众矢之的，他自己也在痛苦地自我反省，经受灵魂的拷问。他为丧失了革命的领导权，葬送工农运动的成果，所负的责任而自责，也对那些扼杀革命群众的幽灵们深感痛恨：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玛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宵，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波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涛涛。
那畜辈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众做肉食血饮。
他离开了中共中央，但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思索，更没有停止对反革命军阀政客的论战，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一生，都在为自己每一丝希望和理想挽争到最大的极限。他的“反对派情结”，他的孤傲，特立独行和不肯盲从的个性使他屡次怀疑、抵制共产国际的权威和“最高指示”，拒绝服从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们的瞎指挥，他先后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裂，后来又与托派中央闹翻，抗战中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误国卖国政策和专制独裁，成为一个彻底的终身的反对派。他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但他又是一个有着光明磊落的君子风范的人，他与所有的人的交锋都摆在桌面上，“他是我们党早期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李维汉客观地评价到。邓小平在以后谈到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时，也认为，“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陈独秀作为五四时期冲锋陷阵的领导人物和“精神领袖”，他“舍我其谁”的自负和勇气真是豪情干云，势不可挡，贯穿其一生。
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爱走极端，拒绝中庸之道，“我不懂的什么理论，我绝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意说不对不错的话。”这掷地有声的心语使他的偏执性格暴露无遗。他思维敏锐而锋芒毕露，总是以非凡的激情拥报新生的事物。在他的万丈豪情、鲜明的性格之下，支持着的是一颗死不悔改的率直之心。他是思想领域的的一匹不羁之马，坦诚爽直，对自己的一生奋斗的事业他有过反思，却未曾悔悟，带着“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将自己置身于“终身反对派“的境地，成为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思想者。
走进他跌宏起伏，风雨交加的最后岁月，我又想起了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期里的一条随感录：“我们的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进入了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命。从这两处发出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他的一生就像在履行这一判断， 他的一生中，屡遭通缉、逮捕、入狱的坎坷，民主先驱者天上明星搬的生命价值，闪耀着不可遮掩的辉泽。也许我们不能把他与盗得圣火的普罗米修斯相提并论 ，但他追求理想和主义信仰的光辉却使我们不够无动于衷，那种激情和勇气酿造的理想如山花一般在荒芜的原野灿烂地开放。他的某些思想不能容于社会，但他愿意牺牲自身，而推行他本人认为足以拯救民众的主义，这种品格足以光照千古。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一时舆论高涨，各界采取各种方式营救。10月24日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联合请释；胡适、柏文蔚、柳亚子也为营救陈独秀极力奔走呼吁；北大，燕大师生举行演讲集会声援；律师界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均表示愿免费做他的辩护律师；10月31日宋庆龄由上海抵达南京，又乘飞机到武汉想面见蒋介石夫妇营救陈独秀……“救陈运动”声势浩大，波及海外，杜威、罗素、爱因思坦等国际名士也致电蒋介石，对陈独秀进行营救。各方面的压力及陈独秀在国民党中的重要影响，蒋介石被迫由军事特别法庭审判改为法庭公开审判。五四前就力倡法治的陈独秀，心情坦然地面对法庭的审判，他决心变被告为原告，改法庭审理他为他清算国民党，“行无愧作心常担，身处艰难气若虹”，陈独秀坚信自己能开脱“罪责”。
1933年4月14日，江宁地方法院里，当年在“文学革命”发难时“愿拖四十二声大炮为之前驱”的陈独秀，没有丝毫囚徒的气象，俨然是将要远征的将士登上祭坛，神态自若地勇斗法庭。“陈独秀你们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以特有的政治思想答道：“这是事实，我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为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以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抗战'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你为什么要组织共产党对抗政府？”当法官问到这句话时，陈独秀开始抑扬顿挫，锋芒毕露地慷慨陈词，“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惟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陈独秀说，这就是他“五四”以后“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陈独秀傲然挺立在法庭上，展现出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和泼辣酣畅的语言神采。他是不是英雄，由于阴差阳错的原因，我们无法给陈独秀是不是英雄下个准确的判断，但在他的精神底蕴里，他觉得自己生命的价值在于扯去一切罩在正义上的虚伪的外衣，拂去一切蒙在理想上的尘埃，他要毕其全力，义无返顾地扫除这些阻碍社会进步的伪善和丑恶的东西。
在法庭上，他对假民主，实独裁的国民党强加给他的罪名批判道：“自辛亥革命以来，共和招牌之悬，实则是一事无成……国民党吸尽人民的脂膏以养兵，挟全国人民以搜刮人民，屠杀异己。周幽王有监谤之诬，汉武帝有腹诽之罪，彼时固无所谓共和民主也。千年以后之中国，竟重兴此制，工农劳苦大众不如牛马，爱国有志之士尽入囹圄，民死之不瑕，何以言生？国家现状如此，国民党腐败、反动所致，如此误国的党误国的政府，若不早去，则必定会丧失过家的前途。国民党才是真正的危害民国者！”在必要的蓄势之后，他将犀利的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强加给他的危害民国罪，“国者何？土地，民权，人民之总和也，此近代国法学者之通论，决非'共产邪说'也。以言土地，东三省之失于日本，岂独秀之责也；以言主权，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岂独秀签字者乎？以言人民余主张建立'人民政府' 岂残民川逞之徒耶？若谓反对政府即为危害民国，次种逻辑难免为世人所耻笑。孙中山，黄兴曾反对满清和袁世凯，而后者曾斥孙黄为国贼，岂骂论乎？故认为反对政府即为叛国，则孙黄已二次判国矣，此荒谬绝伦之见也。“在他的辩诉状中，他总结道“余固无罪，罪在拥护工农利益开罪于国民党而已余末危害民国，危害民国者，当朝衮衮诸公也。冤狱世代有云，但岂能服于后世。余身许工农，死不足惜，惟于法理之外，强加于罪，则余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之声抗议也…….法院欲思对内对外，保持司法独立精神，应即宣判余之无罪不。并责令政府赔偿余在押期间物质上之损失。”历史呼吁英杰扶岌岌大厦之将倾，他为自己肩负的使命和付出的代价而自豪，他为自己没有流于全躯保妻之徒而欣慰。他曾致力反封，又心仪改良，着手于启蒙，又鼓吹革命，宣扬“民主”和“科学”在他的心中，没有不可犯之上，千年受拜于祭坛的孔上，历代让人跪伏于脚下的皇上，翻手为云，霞干为语，玩弄各派于一手的袁上，都被他涂抹得面目全非。现在他又犯独裁专制，腐败残暴的国民党这个上。国民党的党旗，在他的驳斥声中一生声声地响，又一片片飘落在地上，被鄙夷的脚杂乱地践踏。
此时，义务为他辩护的律师章士钊，为开脱他的罪名，修改了部分不利于他的供词，又都被他一一改过，对章律师的辩护，他又补充道：“章律师等人的辩护，全系其个人之意见，并为征求本人同意，且亦无须征求个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辩论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依据。”此举令法官们也大惑不解，感慨其顽固不化。他不愿别人歪曲自己的思想，哪怕别人是全身心的爱与智慧为他开脱的权宜之计，在他心里，没有什么比曲解自己的思想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似乎已在他的生命之外。
在掩人耳目的审判结束后，几经曲折，他最终被最高法院判处有期徒行八年。诚如胡适之言，“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监狱于他而言何惧之有，然而带着燎铐的革命终归不是革命的常态，牺牲一已之自由，换取人间锦绣的浪漫只是诗人的幻象。他为自己的每一丝希望和理想都抗争到了最大的极限，他遭受强制和监禁，但他没有悲伤，没有愧疚，有的只是对审判戏剧的嘲讽与激愤。陈独秀天生不是一个专制者的顺民，他是山林中一只被拘的猛虎，随时都会发出震撼人心的怒啸，为了理想中的正义、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自由，他只愿骨为灯草，肉为油脂在漫漫的长夜里为追求幸福光照的人们点亮一盏灯。然而正当他要重新奋起之时。却身陷囹圄。
牢房里运行着的地火将会给它的承受者一种怎样的精神凝练，狭隘的空间没有钳制住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在海洋般广阔的心灵中伸展、奔腾。
他一生不追求功名利禄，但却与政治紧密相连，他总将自身置于革命的浪尖上。在激荡的政治风云中，大儿子延年于1927年龙华塔下被杀；1928年次子乔年又在龙华塔下，桃林畔刑场就义。“怜子如何不丈夫”，他在监狱中为失二子痛惜，而他自身也百病缠身，苦不堪言。
牢房的隔绝使他不能够再以原有的激情投入政治，但也为他研究学问，提供了条件，他开始了文字学研究。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恰如李白自去政仗剑云游，寻章觅句，这是激情遭到冷遇的一种心灵的独守，是寻求精神蔚籍的一种空白填补.
在监狱研究学问的过程中，他没有放下对民族前途的忧虑。面对抗日的烽火，他写下荡气回肠的诗句：“此身犹未藏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迈”，对统治者的凶残本性，他以犀利的笔锋直指，“严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迟亦大方”，忧国忧民的伟人情怀何其沉重。“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出生。”惟其如此，纵观他一生，我们只能感慨陈独秀不幸而在中国，中国有幸而有陈独秀。
侯河之清，人寿几何？孙中山这样回答严复，陈独秀也以这样一种迫切的心情在理想主义的新领域里不断地猎取，又不断地被抛弃，他似乎同这个世界永远抵牾不调。他洗练的诚实使人感觉孤傲，他在八方树敌，又努力同已被他抛弃的势力对峙着。周围虎视眈眈，他又何曾示弱于人，理想与现实的错位没有使他产生“老之将生，前路茫茫”的迷茫。
国民党将他比作洪水猛兽，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他一手创建的共产党在他落难时，将他骂作“叛党的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当他寄希望于重树与各种政治势都不合作的托派时，他又被骂作“国民议会狂”，“无耻的机会主义者”，最后又被刘家良，斯朝生为首的托派中央开除。一个不见容于社会的孤独者，一声声沉重的空谷足音，一阵阵孤愤的感慨，一个各种政治势力公共的反对派。“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颠狂舞太空”，这是对他个性的鲜明写照。
1937年黑云压城，暴力战争在中国大地上迭起中国的政治格局急剧的变化，国民党在形势逼迫下 无奈中减刑释放了陈独秀。
陈独秀出狱后，各派政治势力处于形式的需要，几乎又同时向他敞开大门。蒋介石先是许诺提供10万元的活动经费，让他组织新共党，对抗中国共产党；被拒绝后，又让他当劳动部部长，但亦遭拒绝。有人帮他与延安之间建立了联系，但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被他认为是“归顺式的合作”，愤然拒绝。拖派组织依旧希望他回上海统一托派内部思想，但他知道这种严重的分歧难以短时协调，他断然拒绝。
是的，他感到生命越来越短暂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已激发了他的震怒，他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拼去余生勇力，用最后的呼声为这个他恨由爱生的国家和民族开辟一片光明，在他这个有限的空间内以不再彷徨的激愤为血泪中的人民呐喊。
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这是陈独秀所主张的。民族危机在即，各党派的纷争及各派系内的互耗，使他痛心疾首。终于他抛弃许多的纷犹，拒绝了一扇扇向他敞开的大门。此时，他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任何团体。诚如其言“我只注重于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一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自责。”他不愿做一个卖弄风骚的特立独行者，他只是一个深沉犀利的民族主义者，一个执着忠实的民族主义者，为了民族的振兴，为了民主的实现，他始终表现了一种殉道者的精神。
现实的社会已没他的容身之处，武汉，重庆到江津小镇，他辗转旅途，中间的行程他经受多少的伤痛与辛酸、寂寥与失望，我们已无从知道，今天我们再看他的思想又不得不为他击节叫好。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能驯”，他在这个似人间的世界跋涉，却又始终葆有意志难夺，桀骜而又不可驯服韧性。
陈独秀是20世纪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的风雨沧桑和经验教训，陈独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警钟，他的思想行为，人生轨迹和悲剧命运，发出穿透历史的沉重而悠远的回响，足以惊醒来者，发人深省。只要不怀政治的恶意和党派的自私，这位老人都将得到客观公正深怀敬意的评判。千古评说，历史不会忘记曾经用爱和激情奉献了全部真我的人,若被缚在高加索悬崖上的普罗米修斯，若终身反对派陈独秀。他曾叱咤风云，朝着封建主义猛烈冲击，孜孜以求地探索着中国社会的出路。他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他的思想不因他曾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而失去智慧的光芒。今天，当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重新审视他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思索，借鉴其真知灼见部分，将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
1942年5月27日夜9时40分，这位孤独的老人病逝于四川江津。现在是这位老人逝世60周年，让我们用诚挚的心情向这位二十世纪最勇敢的思想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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