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独秀大传》有感（散文）
欧阳斌
在信息化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种信息已经充斥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的妻子和儿子近期就被一个叫做“快乐男声”的选秀节目深深地吸引了，他们每天跟我的谈论的就是谁又进了前十名，谁又在关键的时候被刷下来了。可是，近日，我却被一部书深深地吸引了，这部书我其实在好几年前就购买了，但一直没有认真读过。我是近期看到另一本书中说起了这本书的传主后再反过来读这本书的，读着读着，就深深地沉入了书中。这本书叫《陈独秀大传》。
就像我们这个时代大家一谈起“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就津津乐道一样，对于上个世纪的人们来说，陈独秀绝对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就是现在，只要稍微有点历史知识人都能对陈独秀的生平说出个一二来：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他是五四运动的指挥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并连任了第一至第五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可他最后却被他亲手所创造的党开除出去了，成了最早的、也是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他后来被国民党抓去关了几年监狱，再后来，客死他乡。不过。一般的人对陈独秀的了解可能也仅此而已，很少有人会去探寻陈独秀的内心世界。说句实话，如果不是我手中的这部《陈独秀大传》，我也不会对陈独秀有过多的了解，不会去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不会知道这个上个世纪的伟人、奇人、怪人，当误解、冷漠、批评、指责、围巢、背叛乃至贫穷纷纷向他袭来的时候，他的内心经历着一种怎样的痛苦；不会知道这个我们以前只是将其与“右倾机会主义者”、甚至“投降派”挂钩的人，其实拥有着一种怎样孤傲而又倔强的个性。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清光绪五年已卯 八月二十四日（公元1879年10月9日）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陈独秀的父亲叫陈衍中，字象五，是晚清的一个秀才，但在陈独秀不满两周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陈独秀五岁的时候就过继给了他的叔叔陈衍庶为继子。陈独秀的继父是个生意人，但后来，在陈独秀离开原配夫人高晓岚而执意要娶与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姨妹高君曼为妻之后，继父认为这是有违封建礼教，是大逆不道之事，遂公开宣布与陈独秀脱离了继父继子关系。不过，陈独秀后来对生母、继母都很不错。陈独秀的出生地安庆是个风景秀美的城市，它南临长江，北依大龙山，在春秋战国时属皖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开始在这里设立郡县，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安庆城西南60里许，有一座异峰拔地而起，“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为众山之祖，无所依附，故称独秀”。陈独秀这个名字即取于独秀山。陈独秀一生用过许多笔名，但他自己最喜欢，外界最通常的称呼还是“独秀”之名。
都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而人的姓名与人的命运也同样存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作为唯物论者，我对这些说法当然持存疑的态度，可是，当我们将陈独秀的一生与他故乡的那座山峰，与他自己所取的那个名字联系起来的时候，又不能不承认，它们之间似乎确实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独秀山一山独立，我行我素，全然不顾忌其它山峰的存在与否，全然不在乎当风雨袭来之时，自己的势单与力薄。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其性格、其命运也正是如此啊。陈独秀自小就有着倔强的性格，凡是他看准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凡是他自己认为是错的，他可以很快改正，而只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你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承认半个错字。陈独秀小时候，有一次因为不愿意背枯燥的经书而被爷爷罚打，爷爷要陈独秀承认错误，而陈独秀偏不认错，最后，爷爷就狠狠地打他，可他越打越不认错，最后还是爷爷打得没劲了，才结束了这场“战斗”。爷爷也不得不感叹：“这个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陈独秀从小受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的影响，对国家因弱小而受外国列强的欺凌有一种切齿的痛恨。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政府的丧权辱国，在陈独秀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成为了陈独秀的人生追求。1901年，陈独秀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际，东渡日本留学，并很快加入了激进组织励志社；1902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到安庆后，就开始传播进步思想，并在安庆藏书楼多次举行了爱国演说。陈独秀是最懂得利用舆论唤起大众的革命家之一，早在1904年，陈独秀就在他的家乡安庆创办了一份《安徽俗话报》，宣传革新思想。正是这份报纸的创办，为陈独秀后来创办《新青年》打下了基础。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陈独秀满心欢喜，以为革命真的成功了，高高兴兴地做起了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可是，袁世凯的称帝很快破灭了他的梦想。清醒过来的陈独秀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艰难性，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这本在1916年9月改为《新青年》的杂志的创办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一开创就以凌厉之势，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讴歌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呼唤民众的觉醒。陈独秀在第一期开篇就写样写道：“青年如初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了青年一代。《新青年》的创办掀起了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狂风巨浪，从而也把陈独秀推上了中国革命的风尖浪口。因为《新青年》的创办，1917年1月，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从此，如鱼得水，《新青年》也办得更加红火。《新青年》作为一面思想解放的旗帜很快聚集起了李大钊、胡适乃至于鲁迅、毛泽东等一批思想解放的先锋，给沉闷的中国大地吹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新青年》创办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进行了思想上的准备。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爆发之前，陈独秀就开始接触并宣传共产主义学说，1920年初，陈独秀与李大钊就开始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陈独秀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凭着他的声望和他在建党初期的贡献，仍被选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随后，他连任了五届党的总书记。我之所以罗列上述史料，是想说明，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不可否认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中国革命事业是有过贡献的。
可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在日趋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前，陈独秀迷惑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先是强烈地反对国共合作，继而又主张一切服从国民党，放弃党的领导权。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再一次陷入了悲观、苦闷与迷惘之中，逐步滑入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泥淖，认为中国无产阶革命时机尚不成熟，应该在资产阶级革命完全胜利并建立政权之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至于对党领导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持公然反对态度。1929年11月，陈独秀这位党的创立者，终于被开除出党。陈独秀在党内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是悠关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对于陈独秀所犯的错误本身，党史已有定论，我不想多说什么。我要说的是陈独秀的错误虽然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这只是他思想上的错误，他这个人的为人和性格其实是一点都不“机会主义”的。
“我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爱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这是陈独秀曾经对人说过的话语，也是他自己的思想与行为的真实写照。陈独秀敢想敢干，敢爱敢恨，他决不遮掩自己的思想，也决不推诿自己的过错。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因其思想与党的路日益背离，党组织也曾经对其进行过挽救，希望他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可陈独秀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拒不认错，硬要一条路走到底，终于导致了被党开除。陈独秀最后被开除出党，与他那种强硬甚至偏激的个性也是有关系的。陈独秀的一生曾经四次被捕入狱，第一次是1919年6月，他因在北京街头散发传单遭北洋军阀政府被捕，坐牢98天；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是1921年10月和1922年8月，这两次都是被上海法租界巡捕被捕的，两次都是经过审讯后以判决罚款和封闭进步书籍而获释；第四次是1932年10月，他因叛徒的出卖，而遭国民党当局被捕，这次，陈独秀在监狱里坐了四年多牢，直至1937年8月才被释放。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国民党希望利用作为反对共产党的筹码，要他发表反共言论时，但此时，陈独秀的强硬个性又促使他坚决地回绝了国民党的反共诱惑。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入狱后，著名画家刘海粟先生曾去看他，他书赠了刘海粟先生一副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体现了陈独秀面对艰难的坦荡与乐观。1937年8月，国民党当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决定释放陈独秀，前提是要他具结悔过，陈独秀又拒绝了。他说，我本身无错，是你们以党代法，将我关进了牢房，错的是你们而不是我，国民党方面无奈，最后还是释放了他。抗战爆发后，基于陈独秀的影响，他成了日本方面、国民党方面和共产党方面三方都想争取的对象。对于日本方面的争取，陈独秀想都没想就严词拒绝了，“我决不做汉奸”，这是陈独秀的严正立场；对于国民党的争取，陈独秀同样严正拒绝了：“我们信仰不同，而且，国民党跟我有杀子之仇（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是我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但都被国民党杀害了），我们不是同路的人”。对于这位党的创始人，共产党也发出了团结的信号，共产党的要求只有一条，就是陈独秀一定要对自己以前所犯的错误有清醒的认识。可是，陈独秀的个性再次误了他，他谢绝了党组织的好意，公开声明自己是一个“独立派”，不受任何党派的约束。陈独秀真在向一个“独立派”方向发展，但他在仍以一个“独立派”的身份呼吁各方团结抗日。陈独秀在此时的表现，与那些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恐吓面前摇尾乞怜者不知要高尚多少。日军在一步步逼进祖国的大好河山，上海沦陷了，武汉又沦陷了，陈独秀抱着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决心，带着全家先是逃到武汉，继而又逃到重庆，再接着又逃到重庆下面的江津。此时，陈独秀的生活已十分窘迫，国民党再一次向陈独秀“示好”，让人送去了大洋。然而，陈独秀依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陈独秀这位前北大文科学长、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面对窘迫的生活当起了小学教师，编起了小学教材。一句话，不管生活有多艰难，他都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奔波与劳累日益摧残着陈独秀的身体，他的身体状况每日愈下，终于，1942年的7月25日，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了几十年的倔强的男人，在走完了他63岁的生命历程之后倒下了。《陈独秀大传》说，陈独秀因为生活所迫，1941年就开始为出版社编写《小学识字课本》，他是在写完一个“抛”字时突倒下去的。这个倔强的男人生前如此地执着，许多事情都抛舍不下，最后却还是在写完那个“抛”字之后，无可奈何地抛下了。
陈独秀这位曾经轰动中外的人物死后却十分的冷清，他的死没有引起社会的震动，当时的媒体也只是很简略地作了报道。陈独秀死时已经家贫洗，身无分文，守候在他身边的只有在他第四次蹲监之前与他相识，此后始终对他不离不弃、他的第三个夫人、工人出身的潘兰珍。陈独秀的后事都是几个要好的朋友凑钱才得以办理，给其送葬的亲朋好友不足20人。他先是被草草埋葬在江津的鼎山，1947年，才由其小儿子陈松年将其迁葬到故乡安庆。一代人杰就这样走完他曾经轰轰烈烈、风风光光，最后却孤苦寂寞、凄凄惨惨的一生。
个性即命运。一个人的个性常常是其成功的法宝，也常常是其失败的根源，陈独秀也不例外。陈独秀就是凭着那种执着、坦荡而又偏激、倔强的个性铸就了他前半生在事业上的辉煌；也正是因为他那种独特的个性，而铸就了他后半生在事业上的失败。在陈独秀所处的那个时代，革命本身是在摸索中前进的，思想的一时迷茫甚至犯下严重的错误，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有的人犯了错误自己及时地发现了，及时地改了，可陈独秀偏偏不是那样的人，他对自己的有些错误偏偏就是要认死理，任何人也说服不了他，改变不了他。他的好朋友胡适曾评价他是“终身的反对派”，汪孟邹评价他是“无法无天”，章士钊评价他是“不羁之马，奋力弛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鲁迅曾经说过：“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苍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这些评价都是十分中肯的。对于陈独秀的个性，我不好以对错来衡量，但我要说的是正是因为有了陈独秀这种独特的个性，才成就了陈独秀独特的一生，否则，陈独秀就不是陈独秀了。
尽管，陈独秀是个有着种种缺点的人，因自己的个性招致了许多厄运、吃了许多苦头，但如果你要问我：一边是坚持了自己个性、因而变得有些不近情理、且注定要摔很多跟头的陈独秀，另一边是改变了自己的个性，因而变得维维诺诺，摇尾乞怜的陈独秀，你会作出何种选择？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宁愿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前者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为。
斯人已去，功过自待后人评说。毛泽东早在1942年就曾经说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陈独秀因个性而注定了自己思想和人生的许多残缺，陈独秀也因自己的个性，而铸就了自己人格的完整与光芒。
独秀山因山峰的独立而独秀，陈独秀因人格与个性的独立而独秀。
个性独秀，个性永存。
2007年5月10日凌晨1时一稿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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